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苏联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86年3月6日苏联共产党第27届代表大会
让那些喜欢玩弄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偏见的人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期盼任何松动。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宣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已经导致了人们公开的不满，并不时升发为冲突。
——1988年7月4日苏共第19次大会
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苏联国内的民族冲突不得不暂置一边。他不得不巩固他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国家元首的位置，他不得不迫使他的同僚同意他的基本改革方案，他还不得不规划一条痛苦的经济改革路线。当然，他还不得不通过谈判赢得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并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他最后需要考虑的事情才是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反叛问题。
他本人也希望最后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毫不奇怪，他一开始并没有力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努力，直到民族问题开始摧垮他的时候，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一年，民族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在乌克兰，由于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高压统治，法院仍然继续给人权活动分子治罪判刑。4月份，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穆科拉·霍尔巴尔被判8年徒刑，外加3年流亡期；8月份，伊奥西普·特雷尔亚因为替乌克兰天主教徒（他们的教堂曾被斯大林封禁）的权利进行辩护而被判7年徒刑，外加5年流放。
长期以来，无数乌克兰人因为维护民族与宗教权利而遭到逮捕，这种严酷的判刑已不再令人瞠目。莫斯科所控制的机构一直在实行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实行的措施，只要有人胆敢怀疑其权威，它们就会把他们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
然而，在1985年下半年，这种局面开始有所转变。遭监禁的著名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在年底前从雅库特地区的劳改工厂被释放出来。他已三次因政治罪或被指控的刑事罪被捕入狱。到了1986年，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接受而共同努力期间，被释放出来的人更多了。
在苏共称之为“边缘区”的共和国，反对莫斯科的情绪迅速高涨。这不仅是因为释放了一些被定性为“捣乱分子”的人，也是因为几项重要进展使以前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提倡公开性，这是一个窗口，使得有勇气的编辑、记者和学者敢于涉足以前列为禁区的话题。一开始，只是零星的一两篇文章对党的一般性教条进行质疑，后来，当发现天并没因此塌下来时，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大胆了。
“多一点曝光”变成了这些新近获得了自由的记者们和学者们的口号，这是1987年一部有影响的电影的片名，影片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劫难。人们要求对过去的历史多一点曝光，对奥维廉“回忆”中不让进行公开讨论的黑暗角落多一点曝光，对执政党所犯的罪行和其推行的制度多一点曝光。
尽管有利加乔夫不断升级的警告，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企图控制他们的零星努力，但仍有一小部分意志坚决的编辑、导演、作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他们没有遭受什么麻烦时，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我怀着惊讶的心情开始注视这种变化，长期以来，苏联的新闻媒介一直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对此我已习以为常。
我是在70年代被派到莫斯科工作的，那时我很少读报，只是偶尔翻一些文学杂志，以增加对审查人员予以放行的作品的了解。如果报纸上出现什么重要文章暗示着苏联政策的变动，我的工作人员会及时提醒我注意。要不然阅读这种报纸简直是浪费时间。它总是登载一些人人皆知的东西，而且这些报道往往误导读者，文笔也单调乏味。
我于1987年4月返回莫斯科时，惊喜地发现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苏联报纸在世界上虽然还谈不上最客观、最全面，但已变得生动有趣，非常耐看了。到了1988年和1989年，新闻媒介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激烈辩论以及所辩论的话题都予以了报道，令人欢欣鼓舞。
这种新出现的新闻透明度使得公开性突破了原先的限制，开始向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令他们对现行体制极度不满的信息。教科书中被删除的整个历史片断逐渐公布于众；以前没有公开的斯大林的具体罪行大白于天下；人们开始讨论政府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措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连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成了争论的话题和历史研究的对象。
就这样，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民族开始恢复他们各自历史的本来面目。
阿拉木图：被误读的预兆
态度上的变化和所讨论的具体话题，各共和国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抵制莫斯科政策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1986年12月，莫斯科派遣外地官员统治少数民族的做法第一次遇到直接对抗，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年轻的哈萨克人抗议在该地区毫无根基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代哈萨克族的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就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党主席一职。骚乱持续了两天。
当时，大多数莫斯科官员没有注意到这种警告，都认为是地方上对当时的反腐败运动的一种抵制。库纳耶夫之所以被撤换，是因为莫斯科认为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内编织了一个腐败网，当一个外地人被派遣来这里清除腐败现象时，这些贪官污吏们就煽动年轻人上街抗议。因此，这种民族问题虽然存在，但让位给了当时更为紧迫的腐败问题。
戈尔巴乔夫政府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原班人马，他们当时认为若想使得党或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清除腐败现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这种腐败现象已经侵。蚀到了党的最高层。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分歧正在消失，一个涤除了不同民族特性的“新苏维埃人”已经塑造出来。
在1986年2月份的党代会上，利加乔夫强调有必要“在各共和国内实行干部交流制”，这意味着委派俄罗斯族官员去非俄罗斯族共和国担任要职。他委婉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同已经“大权在握”的“地方裙带主义”作斗争。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因为利加乔夫是代表负责人事政策的整个领导集体发表这番讲话的。
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同僚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地方裙带主义”和“腐败现象”在地方上却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当地的民族希望用它来对付帝国中央的霸权野心。事实上，在自以为是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许多非俄罗斯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设法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来改组地方共产党组织了。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党组织靠宣誓效忠党中央，靠奢华礼金的贿赂来收买中央，使中央放手让它们按照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旨意开展活动。这在法制国家里被看成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这个苏维埃帝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作为民族领导人，他们自然对遥远的、可憎的中央企图用异族来取代他们的亲信的做法感到不满，因为异族的领导人会搜刮走本该在当地进行分配的资源。而且，当中央派遣俄罗斯人来取代他们的腐败官员时，这些当地的民族精英们只要觉得有必要，就很容易靠呼吁民族团结来煽起他们的“群众”的情绪。
这就是1986年12月在阿拉木图所发生的一切。
库纳耶夫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党领导，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有着一双曾被德国总理科尔所特别强调的浓眉，外表酷似勃列日涅夫。他们两人的友谊要追溯到50年代，那时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工作，库纳耶夫成了他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成了一国之主之后，他让库纳耶夫作为他个人的心腹统治哈萨克斯坦。
1986年的阿拉木图事件过后约6年，我在库纳耶夫宽敞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寓所里访问了他。他对自己的“政绩”感到自豪，如数家珍般地摆出一系列的数字来夸耀在他当政期间工农业产值的迅速增长。
谈话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我们坐在一起。他的这个书房里摆满了整套整套的文学名著，数目可观的作装饰用的打火机点缀其中（无疑，他的朋友们对他的爱好非常了解）。谈话中，我不时出现幻觉，怀疑我是被带到了神奇地存活到现在的勃列日涅夫面前。勃列日涅夫的藏品及他对书的品位可能与库纳耶夫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展示所受礼品以及炫耀塞满书架却没有翻阅过的书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得意如出一辙。勃列日涅夫的俄语讲演比起库纳耶夫的雄辩也显得弊脚一些。他讲话的主旨与以前一样：戈尔巴乔夫他们从来就不欣赏我们的成就，他们把我们推到一边，把整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在哈萨克斯坦，库纳耶夫一直很受人尊敬，即使在了解1986年将出现变化的人中间，亦是如此。在他执政时期，哈萨克民族开始恢复元气。以前的集体化政策、强迫合并政策以及成千上万的非哈萨克民族在哈萨克传统的土地上定居的行为，曾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一系列的打击。
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会明白：1926年，哈萨克人占共和国总人口的57％，但到了30年代，集体化的直接后果是每3名哈萨克人中就有1人或因饥饿，或因红军镇压反叛而死去。约有20％的人为躲避杀戮而逃离哈萨克斯坦，其中许多逃亡到了中国。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时，该共和国的非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增长了300万人左右，超出了哈萨克本民族在那里的总人口。
到了1959年，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已降到了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30％，而俄罗斯人却占总人口的45％，比哈萨克人多120万。不过，后来哈萨克族所占的“人口份额”慢慢地有所恢复，到了198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哈萨克民族再次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里形成了多数：哈萨克人占了40％，而俄罗斯人则占38％。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哈萨克族人口的上升：哈萨克家庭的高出生率和大规模移民的减少。
库纳耶夫也许与人口变化的关系不大，但他却为哈萨克共产党的“哈萨克化”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与本地俄罗斯居民维持轻松的关系，抑制任何宣传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另一方面，他使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权悄无声息但却富有成效地转移到占共和国党员绝大多数的哈萨克人手中，并使他们担任了其中大部分的重要职务。
1961年我第一次访问阿拉木图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这个委员会是赫鲁晓夫为管理共和国的经济而建立的。当时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中没有一名是哈萨克人。但到了80年代，我们所接触的高级官员中哈萨克人有3/4或者更多。
库纳耶夫一面向莫斯科大表忠诚之心，一面却在培植哈萨克人担当政治领导，他的这种策略为精力充沛的哈萨克年轻人创造了机会。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机遇，他就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出身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出世的那一年正是希德勒大举入侵苏联的1941年。他记得战争爆发以后，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看见很多人从苏联其他地方逃难来到他的村子，他第一次听到了异族的语言。上小学的时候，他与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父母由于放牧集体农场的羊群，赶着羊群去了高原牧场。
高中毕业后，他决定在阿拉木图的大学里学习化学，但由于受党的高级官员子女们的排挤，他虽然是高分，但仍被拒之门外。他只好改学冶金学，并被派送到位于乌克兰的一所技术研究所去学习炼钢技术，准备学完之后到哈萨克斯坦北部铁米尔套城一家新建的大型钢铁厂去工作。这家钢铁厂是赫鲁晓夫庞大的“发展工程”之一。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家钢厂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委派专职做党的工作。紧接着，他很快又晋升为铁米尔套市党委书记，之后又被认命为该省党的第二书记。他曾陪同前来该地区视察的库纳耶夫。此次视察之后，库纳耶夫提升他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党的工业书记。
在那种“萧条”的年代里，提升的机会很少，纳扎尔巴耶夫神奇般的升迁只是个例外。尽管他本人富有才华，但他如此快速的擢升离不开库纳耶夫对哈萨克人的偏爱。到了1986年，他成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理，是苏联最年轻的共和国总理。这时，他已经有资格竞争该共和国党的领导职位了。
可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鲁莽行事。他打着1986年改革精神的招牌，在莫斯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提醒人们注意哈萨克斯坦党组织的“严重缺点”。
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他的批评使库纳耶夫的领导形象受到了损害，因为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毕竟工作了20多年。有人猜测，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这样做与利加乔夫或戈尔巴乔夫或两者的唆使是分不开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库纳耶夫起初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表现出了他这样经历丰富的人不应有的天真，他竟然试图劝说戈尔巴乔夫解除已从忠诚门徒变为潜在对手的纳扎尔巴耶夫的职务。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请求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了个中缘由。后来，库纳耶夫和他的朋友们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异口同声他说他准备自愿退出党的第一书记之职。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年12月，他曾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打算退休。他的朋友们说他打算在1987年1月搞个退休仪式，同时也庆祝一下他的75岁生日。在此之前，他还在他寓所旁边的公园里竖立了一座他本人的半身像。
然而，戈尔巴乔夫决定在他辞职之前先发制人，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1986年12月11日，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库纳耶夫是政治局的全权代表，尽管他的辞呈还没被正式接受，但他却没有列席会议。与此同时，这次会议在明显没有与哈萨克斯坦的任何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就选定了库纳耶夫的接班人。政治局会后派遣了一名代表到阿拉木图向哈萨克党组织传达了它业已作出的决定，完全是一派中央帝国的作风。这位新委任的第一书记就是根纳基·科尔宾，他是位职业共产党官员，俄罗斯人，在此之前他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决定于12月16日在阿拉木图宣布，很快，示威群众便聚集在党的新建的总部大楼前面的宽阔广场上。总部大楼矗立于阿拉木图市中心的小山上，建得雄伟壮观。当时示威群众都是年轻的哈萨克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像是学生。一开始，他们只是四处走动。后来，示威者越聚越多，足有好几百人，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语言。
库纳耶夫回忆说，他当时被叫到总部大楼，要他与学生们进行对话，可后来科尔宾又决定不采取这项措施（据科尔宾说，当时库纳耶夫拒绝向示威人群讲话）。不管怎样，总之，事情一直拖延到下午，党的主要领导人才决定派几个年轻一点的党的书记去与学生们对话，纳扎尔巴耶夫就是其中一员。
但示威活动没有中止，第二天，示威者已壮大到了好几千人。渐渐地，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示威者开始向派遣来的警察以及总部大楼的窗户抛掷石块和其他物体。最后，政府下令驱散示威群众。在驱散过程中，许多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丢掉了性命。由于监狱一下子装不了这么多被捕的示威群众，只好用大卡车把其中好几百人运到四五十公里外的荒芜的大草原上，哈萨克斯坦的这块地方12月份寒冷异常。最后，许多示威者被判处长期徒刑，1000多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因为当时公开性还没有在全国完全普及，在阿拉木图也没有外国记者，因此，人们除了听到一些零星的和歪曲的消息外，对这场骚乱一无所知。苏联新闻媒介只简单地报道了这场由“流氓、寄生虫以及反社会分子”所造成的“动乱”。
有关这次事件的真相一点一点以口耳相传的形式透露出来，直到年底，才在外国报纸上出现了较为翔实的报道。这些报道当然取材于道听途说，难免对伤亡数字有所夸大。《消息报》后来在1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斥责外国报道的失实。不过，莫斯科新闻媒介决意要忘掉这次动乱，此后再也没有文章提及此事。在当时的总理雷日科夫访问芬兰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嗤之为小事一桩，说只有“一两百人”参加，而且都是一些“堕落的年轻人”。
莫斯科认为此次动乱库纳耶夫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它委任科尔宾以取代库纳耶夫这一决定无关。1987年，库纳耶夫由于领导不善而遭到了猛烈攻击，他本人也因此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过，莫斯科也从这次阿拉木图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再也没有任命像科尔宾这样的俄罗斯人去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担当党的第一把手。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当决定撤换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时，必然是选择一位当地民族的领导人。
科尔宾本人似乎也从中有所收益，尽管哈萨克斯坦的政客们否认这一点。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科尔宾是个全然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专横跋扈的人。
事实上，科尔宾在赴阿拉木图就任之前就已具有在非俄罗斯地区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格鲁吉亚当过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他身材很高，态度和蔼，脸上常挂着迷人的微笑。至少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他应该在60、70年代就担任过党的高级官职，而且，他没有那个时代高官们典型的武断、粗暴和颐指气使的官风。科尔宾对哈萨克民族所关心的问题井非麻木不仁；而且，出于尊敬和学习哈萨克语的目的，他在公开场合用哈萨克语向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居民发表演讲。对他来说这种委任是不幸的，他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被派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地方。
尽管他在职只有两年半时间，但哈萨克人对他的任命仍然耿耿于怀。
乌兹别克斯坦及其“腐败现象”
在1986年和1987年哈萨克斯坦政局波动期间，人们对腐败的指责并不强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邻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反腐败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反腐败运动就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展开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该地区党的领导职务的沙拉夫·拉希多夫于1983年逝世。他的死，使令人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渐渐地暴露出来。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伊纳姆宗·乌斯曼霍孔耶夫为转移人们对他个人的注意，在抨击其前任的同时，表面上也配合执法官员进行调查工作。审查出的一些案件令人发指，涉及成百上千的官员，他们狼狈为奸，虚报棉花产量，从子虚乌有的商品中攫取钱财。乌斯曼霍扎耶夫想蒙骗警察的企图终究是徒劳的。1988年1月，他被革职，并因多项重大罪行受到指控。
乌斯晏霍扎耶夫的继任者拉费克·尼萨诺夫在1988年宣布说，自1983年下半年以来，在乌兹别克有100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起诉，有3000人被革职，另有1.8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有两名罪大恶极者被处以极刑。
不管这些指控多么有效（似乎大部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乌兹别克的反腐败运动最终并未击中要害。乌兹别克人认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腐化现象是整个体制的错误，而单把这些官员拉出来作为替罪羊，令他们深为不满。毕竟，除了一些针对勃列日涅夫亲贼的指控外，许多被指控收取贿赂的人住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塔什干，但当局并没有做出努力，对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莫斯科派来的最成功的调查人员（指取供与定罪）中，有两名后来被指控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榨取供词，并转稼到无辜者身上。他们就是来自莫斯科的亚美尼亚人特尔曼·格德连和来自列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伊万诺夫。直到他俩在指控莫斯科的高级官员时故伎重演，莫斯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外来者（主要是俄罗斯人）被委派到乌兹别克斯坦担当因乌兹别克族领导人被捕而空缺的行政职位时，乌兹别克人所受到的伤害与侮辱也接踵而来。外来的领导对这个地区及其习俗知之甚少，更别说是对其语言的了解了。在许多乌兹别克人看来，整个“反腐败”运动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诡计，目的是使这个地区处在莫斯科更加严格的控制之下。
我在1988年2月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氛围与70年代没什么两样。外国来访者仍然无法接近党的高级领导人。我们美国人虽受到了肴撰和优美舞蹈的热情款待，可当我在一个由美国情报局发起的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户外演讲时，看到只来了一些专门由当地政府机构特准的客人，并且，50码开外的一辆卡车的噪音吞没了我们的喇叭声。政治领导层的气氛那时依然很紧张，不过，对此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针对“乌兹别克事件”而开展的检举活动仍然方兴未艾。
不过，我还是尽力作了两次值得回顾的访问，一次是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总部，一次是拜访它所管辖的那所大学。
那里的清真寺和它的综合图书馆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看起来毫无生气，甚至有点死气沉沉。这所图书馆藏有3000多卷手稿，近三万册图书。当主人领着我参观这两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有种荒凉的感觉。那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才刚刚开始有点松动。虽然穆斯林团体于二三年后在处于萧条的清真寺里组建了几所新的宗教培育学校，但在1988年这个时候，人们对未来还把握不定，与外来者进行讨论时也是顾虑重重。
那所大学显得很拥挤。就其建筑风格，特别是就其教员的种族构成而言，与其说它具有中亚风格，还不如说它更具有欧洲特色。甚至从学生的构成来看，似乎非亚洲学生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来自当地的学生。
那年有两名美国研究生被录取到乌兹别克国立大学的塔什干分校学习。
他俩的专业都是突厥语言文化，他们主要与乌兹别克学生以及其他说突厥语的学生来往。他们要求大学的行政部门开设一门乌兹别克口语课程，并请求我给予支持。正常的课程表中没有安排这门课。我当然乐于帮助他们，只是惊异于学校的管理人员为何在宣传民族文化上如此迟钝。宣传民族文化本是大学这样的机构所应尽的职责。毕竟，如果一个人想进一步深造当代乌兹别克语，不在乌兹别克国立大学学习，又能到哪里去呢？
塔什干的政治当局仍然抵制组建一个突厥学中心的建议。斯大林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仍然大行其道。莫斯科拒绝支持任何这种研究，因为担心它有可能引起说突厥语的各民族意识到他们之间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害怕这种研究会给地方的联合提供讲台，从而损害帝国中央的利益。
共产党官员的担心还在于，不只是哈萨克人和大多数中亚人，甚至连俄罗斯联邦中也有不少民族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雅库特人也都属突厥语系，对这种同源同根的注意可能使他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亲近。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说突厥语的独立国家。而土耳其不仅是北约的成员，其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南边的主要对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一些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就曾在泛突厥口号下展开过斗争。然而，由于这几个相邻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如此的明显，官方对突厥学的压制非但没有淡化他们之间的民族情结，反而激怒了突厥知识分子。
高加索的暴乱
1986年阿拉木图的骚乱过后，虽然地方上对莫斯科推行的过时政策表现出了强硬态度，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中亚相对风平浪静。可是，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情况却大不一样。1988年，这里的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发生冲突，开始了一连串持续好几年的暴力活动。
在横跨高加索山脉的几个共和国归入苏联版土时，曾重新划分了各共和国的边界，亚美尼亚人一直对边界的划分不满。他们认为划归阿塞拜疆管辖的土地中有两个地区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一块是纳希切万飞地，除一边与土耳其接壤外，其余均由亚美尼亚环抱；另一地区俄语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完全位于阿塞拜疆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希切万地区的人口中阿塞拜疆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占了多数。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亚美尼亚人一次又一次地为此抱怨呼吁，但莫斯科却对此置之不理，好像在说，这些形式上的边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过，随着公开性开始深入民心，人们对大胆讲话的恐惧心理也有所减轻，这时住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以及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的骚动情绪开始升温。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带头揭起了运动的大旗，在1987—1988年的冬天，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团体三次选派代表到莫斯科，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多少得出点印象，即戈尔巴乔夫有可能同意他们归入亚美尼亚的愿望。在1988年2月，亚美尼亚人主导的纳希切万议会投票赞成把司法权移交给亚美尼亚共和国。
然而在莫斯科，政治局却否决了这一要求，并指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使局势“正常化”。自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对所有亚美尼亚人的要求都变得愤怒异常；虽然在亚美尼亚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比在阿塞拜疆问题上更加苛刻，但有一段时间亚美尼亚人仍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最终能接受他们的立场。
由于莫斯科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和这种局面，局势很快失去了控制。在亚美尼亚，示威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声势浩大，不久，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壮大到好几千人。当在阿塞拜疆大街小巷出现了如下传说（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称有两名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杀之时，苏姆盖特城（位于工业城巴库之北）的狂热分子暴跳如雷，肆意报复。虽然这些动乱的消息受到封锁，但在亚美尼亚有谣言说，好几百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集体屠杀，苏联塔斯社最后还是发表一篇报道，称有31名不同民族的人在这场动乱中死亡。几个星期以后，《消息报》刊登文章说有26名亚美尼亚人以及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于骚乱。这次屠杀给亚美尼亚人带来的震颤是难以抑制的，他们至今还没从一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东土耳其的骚乱中惨遭血腥屠杀的悲哀中舒缓过来。这一次，亚美尼亚人似乎又要面临大屠杀了。
1987年，有50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阿塞拜疆，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农村外，其余的主要居住在大城市里。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里生活的阿塞拜疆人超过18万，主要是居住在农村地区。苏姆盖特事件后，大批大批的亚美尼亚人逃离阿塞拜疆，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政府也作出反应，迫使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政府常常派卡车把整村整村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家什一同运出亚美尼亚共和国。
而莫斯科对此却含糊其词。有时它竭力封锁消息；有时它又发表一两则报道，以降低一些不切实际的谣言的影响；有时批评亚美尼亚“极端主义分子”，然后又许诺“公正”处理事端，改正过去的错误。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局势，提出相应的建议。
5月份，两个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均被撤换。新上任的两位第一书记都与现行党的系统没有紧密关系。在选任党的新领导过程中，莫斯科吸取了1986年哈萨克斯坦的教训，选派了一名阿塞拜疆人去巴库，一名亚美尼亚人去埃里温。
到巴库赴任的阿布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曾任住巴基斯坦大使，他与统治了阿塞拜疆长达20年的海达尔·阿利耶夫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维吉罗夫虽然50多岁了，但仍精力充沛，与他墨守成规的前任相比，他宁愿以劝阻代替镇压，对民间组织及其和平游行活动的态度也比较温和。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戈尔巴乔夫的风范：态度鲜明、比较直率、善于与人搞好关系。
到亚美尼亚上任的苏连·哈鲁丘年（俄语名叫阿鲁丘年）比维吉罗夫年轻九岁，也是与亚美尼亚政府机构无关的局外人。他长期生活在莫斯科，在莫斯科长大，并在那儿读完了高中。
有一次，我访问埃里温，哈鲁丘年向我提起了他当时还在埃里温大学读书的儿子，说他在服兵役之前亚美尼亚语说得不好，不过，参军后他学得很快。我对此很是不解，因为苏联军队里完全使用俄语。哈鲁丘年向我解释说，在军队里，亚美尼亚士兵常在一起活动，相互之间用亚美尼亚语交流，这就使得他的儿子得以提高其母语水平。他们全家一搬到亚美尼亚，他的儿子就成了卡拉巴赫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并参加了1988年春以来几乎连续不断的游行和静坐。
那一年，安德烈·萨哈罗夫积极活动，试图解决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他给戈尔巴乔夫寄过不少备忘录，并写过不少信，他个人还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过商谈。12月，在雅科夫列夫的建议之下，他与妻子叶琳娜·波纳先后访问了埃里温、巴库以及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首府），与双方进行商谈，以期达成和解。
尽管他们努力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与理应比未受教育者更理智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双方之间的分歧仍是根本无法弥合。最后，他们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迈出了自认为是原则性的一步。他感到既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占了大多数，就应给他们以所希望的政治地位。如果这样做使阿塞拜疆人不安，那么政府当局就有责任使用武力来制止暴乱。
尽管我对他的正直深感钦佩，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正式允许领土转让，不管原则上理由多么充分（当然，这原则本身就值得商榷），这种转让必然要导致大量流血冲突。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苏联返回到警察国家的年代，这恐怕是萨哈罗夫最不希望出现的情景。
鉴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拒绝变动宪法所规定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他对亚美尼亚人的偏见甚至与日俱增。如果想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仍受阿塞拜疆政府的司法管制，如果想避免以后不再发生领土转让的争端，就应明确警示巴库，要求它必须保护居住在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合理的监督机构，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两个共和国各自驱除对方民族的居民。
如果放手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莫斯科给予必要的支持，像维吉罗夫和哈鲁丘年这样的官员是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处在持消极态度的莫斯科和满怀高昂政治热情的共和国之间，他们进退两难。两个民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旧恨又添新仇。
1988年，这两个共和国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而是分别忙
于寻求莫斯科对其各自领土要求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谁也没有对自己在苏联的地位或对“社会主义”所承担的义务表示过怀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负责处理该问题的莫斯科官员认为问题虽尖锐，但并不具普遍性，也不能看成是苏联总体民族政策失败的征兆。
波罗的海寻根
在苏联的西北边陲，一种来得更直接且不同于其他共和国的挑战在波罗的海3国正在加剧。20、30年代它们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人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话时颠倒黑白，彼此却又心照不宣。据说，当时选举出来的议会自愿请求获得并入苏联的特权。二战后，如果发现谁曾在战时被捕过，就会毫无例外地被定性为与纳粹勾结和犯下了战争罪行的“阶级敌人”。
为掌握自身未来命运的主动权，波罗的海三国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们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那份玩世不恭的交易迫使它们并入苏联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声称这是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1987年8月23日，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签定的纪念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没有进行过分干预。一年后，示威游行的队伍就扩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对莫斯科的抵制变得更有组织。爱沙尼亚首当其冲，最为活跃。1月份，他们为一个民族独立小组制定了一项计划，此计划提出了今后三年支配其政治辩论舞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以及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保证国际普遍认同的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作为国庆日，等等。
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尽管计划的起草人愿意“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在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这种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沙尼亚人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声称已达到4万名成员。7月份，立陶宛成立类似组织，此后以“萨尤季斯”而闻名遐迩。萨尤季斯的立陶宛语意思就是“运动”。拉脱维亚也不甘落后，于当年夏秋之交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计划草案。到10月份，这3个共和国都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系列方案，其性质类似于1月份爱沙尼亚知识分子起草的那份计划。
这三个共和国的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进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
随着上述组织的建立，公开的示威游行已不再是偶尔为之，而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2月25日.大约4000名群众在塔林参加游行活动，庆祝爱沙尼亚独立70周年。在3月和6月，3个共和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纪念那些曾在放逐与清洗中受到摧残的人们以及追悼因此而惨死的亡灵。在8月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每个共和国的首府都出现了几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
在日益强大的公众压力之下，首先是爱沙尼亚，接着是立陶宛，相继恢复了独立时的国旗与国徽。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当地共产党本身的支持，那些共产主义强加的禁忌在这些地区接二连三地被打破。
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民族主义”的要求，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人的，还是来自波罗的海各国的，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都会给利加乔夫们以及领导层中的其他保守分子以镇压的口实，从而使改革半途而废。按戈尔巴乔夫的理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改革的完结，1989年经选举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目标将落空，建立法制国家的目标将变成笑柄。
但他又不得不考虑国外因素。毕竟，他正处在结束冷战的道路上，且在5月份要会见罗纳德·里根，下半年会见密特朗、撒切尔夫人以及科尔，年底将到纽约在联大上发表一个试图震惊世界的讲话，同时还要确保新当选的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合作政策。对独立运动的镇压，尤其是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镇压，势必使他苦心经营的关系趋于紧张，重新回到与西方对峙的年代。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对分裂主义分子表示同情。他尚未准备使苏联政府结构的上层去主动结束这一政治结构。而且，他也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中重建资本主义的第一人。
所以他采取的是推诿的态度，试图发现一种使问题自然消亡的办法。
首先，他试着使当地各共产党组织都有一个全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出现。在6月到10月之间，他撤换了3名思想保守的党的第一书记，换上了更能与崛起的民主力量合作的人选。在这三个共和国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为同化这种改革运动做了不懈的努力。
其次，他于8月份派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访问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试图平息那儿的局势。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雅科夫列夫对利加乔夫坚持阶级斗争的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尽管雅科夫列夫明白无误地拒绝了波罗的海要在海外设立大使馆以及另外发行货币的要求，但对其渴望自治的迫切心情则作出了理解和温和的反应。他的访问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看来等于是戈尔巴乔夫对其愿望的支持，从而使那里的民主力量也深受鼓舞。
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同情。当雅科夫列夫访问归来向戈尔巴乔夫私下建议不妨在一种邦联的框架内给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自治权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政治局其他成员，都不支持他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让步，还试图从宪法上限制它们退出苏联的权利，以对之进行钳制。10月份，苏联公布与新选举准备事项有关的宪法修正草案。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感到惊恐的是，这一宪法修正案规定，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不但有权废除被认为与联盟法律相冲突的共和国法律，而且有权同意或否决联盟共和国的退出行为。
三个共和国的反应证明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渗透到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内部。各民族阵线都对这一草案口诛笔伐，几天之内，好几百万人在抗议信上签了名（在立陶宛，签名的人占了整个选举人口的2/3）。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三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也对否决退出权的企图进行了谴责。要知道，这些最高苏维埃都是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且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走得更远。11月16日，它通过了一份主权宣言，宣称只要苏联的法律与爱沙尼亚宪法相冲突，它就有权推翻苏联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