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表明自己正式的，官方的立场。他召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要求否决爱沙尼亚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还痛斥爱沙尼亚议会欲控制爱沙尼亚财产以及重新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
众所周知，私有财产是人剥削人的基础，我们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这种私有财产，所有的财产归于人民。这种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是倒退行为，因而，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
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依职责宣布爱沙尼亚的行动无效，戈尔巴乔夫赢得了这一轮与爱沙尼亚议会斗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欲限制退出权的努力不得不暂置一边。从戈尔巴乔夫对私有财产偏激的评论来看，他还远未接受这一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概念。
然而，他对民族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抨击既没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没在高加索地区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民族主义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那里获得了力量。他们将很快在戈尔巴乔夫筹划的那场大选中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西部边陲共和国
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这三个西部共和国，虽然没有发生震撼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那样的动乱，也没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那种来势凶猛的全共和国范围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也已开始从依靠不断的压制来营造和维持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过来。这三个并入苏联最晚的共和国自然倾向于带头要求变革。摩尔达维亚，连同西乌克兰及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只是在二战后才被完全并入苏联的。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这些地区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就被划归苏联管辖，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变成苏联领土之前并不是独立的国家。
在这三个共和国里，首先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要求，是给予民族语言一个更加显著的地位。在白俄罗斯，随着大批斯大林命令之下的死难者的坟墓被发现，要求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模式组建人民阵线的运动进一步扩展。
在摩尔达维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加入了“支持改革民主运动”的组织，该组织在1988年夏于基什尼奥夫组织了一次有5000人参加的集会。这一运动赞同把摩尔达维亚语宣布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用传统的罗马尼亚三色旗来替代共和国的共产党党旗。
在乌克兰，尽管强硬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竭尽全力制止共和国内可能对共产党政策产生疑问的政治运动，但莫斯科的新立场使他不可能阻止仅仅限于在当地开展活动的某种“非正式小组”的形成，这种小组当时主要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活动。
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于1985年被释放出狱，返回他的家乡利沃夫，被安排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当司炉工。虽然1987年他才直接恢复政治活动，但在此之前，他就组织了一个称做“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的小组（主要是与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合作），且恢复出版了《乌克兰导报》，该报在乔尔诺维尔被捕前还是地下刊物。
1988年，他和同事开始组建一个机构庞大的组织，以协调几个规模不大的在野团体的行动。7月份，他们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原则性宣言。宣言把现行政策称为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彻底清洗”的政策，要求恢复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并用独立国家邦联的形式来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作为回应，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谢尔比茨基对他们进行了（用乔尔诺维尔的话说）“围攻”。当局在利沃夫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来驱散示威人群。直到第二年，这些团体才得以组成一个全乌克兰范围的组织。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化组织中，包括乌克兰作家协会在内，要求给乌克兰语言的使用与发展以更多重视的情绪仍在高涨。
同样，在白俄罗斯，当明斯克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政府当局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然而，共和国的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学者仍组建了一个称做“再生者”的协会。正如其名称所示，它的主要目的是复兴白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一个名为“白俄罗斯殉教者”的协会里，该协会旨在调查斯大林对白俄罗斯人所犯的罪行。在明斯克附近一个名叫库罗帕基森林的地方发现了大批的坟墓，二战结束前夕，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曾在此地处决了很多人。虽然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次暴行，可市民们还是成立了一个市民调查小组。
这些民间小组还为10月30日筹备了一次盛大游行。尽管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政府还是召集了防暴警察，粗暴地驱散了示威群众，不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这一天，按常规允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游行活动，所以当警察干预这次游行时，组织者大骂政府当局卑鄙无耻。在莫斯科知名度很高的白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比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谴责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肆意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文章发表后不久，比科夫就参加了一个由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纽约和联大。他的参加是否得益于他对白俄罗斯当局的批评不得而知。他的知名度以及他与人民阵线运动组织的关系使他没有遭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人身攻击，但白俄罗斯当局对公共聚会的骚扰仍未停止，也不承认人民阵线运动是个合法组织。
在1988年底，虽然这三个西部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运动都没有形成有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规模与声势，但却为今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切勃里科夫的排外情结
1987年和1988年，莫斯科一直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日益增强的自信感到无所适从。有些事情得到允许，有些虽反对但姑且忍之，有些则遭到了禁止和镇压，但始终没有连贯一致的对策。
然而，克格勃自有其明确答案。在1987年，当许多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示威浪潮（以前这种现象都是个别的，且为数不多）时，克格勃首脑切勃里科夫认为有必要公开表态。当年9月份，他在一次讲话中即指责是西方情报机构在煽动少数民族的情绪。每当形势出现紧张时，这样的指责就会出现，虽然它毫无根据，但却是克格勃一贯的拿手好戏。
无论如何，切勃里科夫毫无根据的指责还是给他的组织带来了某种实际好处。通过把罪责扣到外国人的头上，就可使苏联情报机关首脑避免了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产党的尴尬。同时，他这样做也是警示那些批评政府的人，若他们“执迷不悟”，就有可能背上间谍的嫌疑。切勃里科夫1988年不断重复着这种指责，在苏联崩溃前夕他的继任者再次如法炮制。
不管民族骚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1988年夏，苏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两年前在第27届党代会上做出的如意判断证明并不明智。“民族问题”事实上并未得到解决。人们怨声载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正成为家常便饭。
莫斯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利用提倡公开性这一契机提出变革要求并不感到奇怪。他们的不满对我而言也并不陌生。当时的事态确实有所进展，但我一时还无法预料其走向。
首先，莫斯科的改革者们开始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要求，并将之看成是推动苏联民主化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社会学家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鼓励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组织起来，争取它们自己的权利。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的法学家鲍里斯·库拉什维利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建议，在各共和国里建立一些组织来支持改革运动。他们认为苏联要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就意味着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以选择的自由，对此我完全赞同。他们不仅知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获得自由并不会损害俄罗斯的自由事业，而且，他们还自愿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设想，对此我深感鼓舞。
其次，自治运动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这显然使戈尔巴乔夫处于困境。如果他允许地方共产党支持自治乃至最终导致独立的要求，不就等于让它们脱离党在莫斯科的权威机构而自行其是吗？如果他坚持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服从莫斯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那他的改革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只能在以后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1988年，戈尔巴乔夫似乎想兼收并蓄，两条腿走路。在联大会议上，他谈论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选择自由；但在国内，他则倾向于给选择自由附加一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