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冷战还没有结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1月22日
1989年1月，乔治·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时的苏联明显已不再具有在境外维持一个泱泱帝国的能力。一旦东欧决定抛弃苏联的枷锁，戈尔巴乔夫除了接受事实之外，别无选择。任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企图都会使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生涯完结。刚刚从那场备受痛苦、不受欢迎的阿富汗战场上解脱出来的苏联人民，不会再容忍克里姆林宫再次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国外战场，去面临死亡的威胁。
我在1989年年初作形势回顾时，曾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年可为美国对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体制施加影响提供绝佳机会。我们的政策已经成功地使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成为苏联议事日程的内容；现在是我们施加经济影响的时候了。我们要摈弃以前在冷战时期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惩罚措施，代之以支持行动，把苏联带进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合作伙伴。
里根时期所设计的四部分议程有意识地忽略了经济关系问题。那时，在我们看来，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必须等到苏联结束对阿富汗的干涉，结束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预，欧洲结束分裂，一句话，必须等到冷战的结束才予以考虑。同时，我们也想看看苏联大规模裁军的诚意，确信苏联领导层愿意尊重人权，愿意让市民对他们的政府行为有所制约。
到1989年1月，苏联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当时我认为，在经济领域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会加速苏联朝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经济合作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继续贯彻他业已开始的改革的意愿，但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和必要时直接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所带来的经济回报，也将有助于戈尔巴乔夫做出他所面对的困难决定。
我不是说要把美国纳税人的钱大量投入到苏联经济中去。这种办法不但政治上行不通，本身也是不明智的。靠外部资金的涌入无法治愈苏联经济。一套马歇尔计划对于苏联来说没有实用价值。1946年战后的欧洲虽然一无所有，但经济复兴所需的基础设施还在，所以马歇尔计划能够拯救欧洲，这就如同有了一个水泵，才可以往里面注水一样，而苏联现在没有这样的水泵，实行马歇尔计划就如同往沙地里倒水。
不过，我相信美国政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鼓励苏联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以能源问题为例。70年代欧佩克石油组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震撼了工业发达国家。到1989年，虽然石油价格得以稳定下来，但整个世界尚未摆脱依赖中东石油的危险局面。实际上，已知的世界最大石油储量是在苏联，只是苏联管理不善和技术陈旧，它的石油产量已开始滑坡。
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在能源生产领域改善外国投资环境，那么它就能吸引国外大量资本，不是作为外授，而是作为投资的资本。这对各方都有好处：苏联会赢来高效的能源生产和不断增加的外汇收入，西方投资者可获得丰厚利润，世界会保持更加稳定的能源价格，使所有消费者受益。
然而，只要苏联政府继续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实行中央控制，上述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应该劝说苏联政府使其石油工业从生产、加工到分配由富于竞争力的企业来管理。一开始，它们的性质可能还是国营的，但如果将其改组为合资股份公司，将来就会很容易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再拿农业来举例说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要向苏联出售800万至2000多万吨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的谷物。我们的农民已越来越依赖这项贸易。卡特总统上台后，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项贸易受到了限制。
然而，卡特政府的行为却引起了农业州的政治抗议。这项谷物贸易当时由短期信用贷款提供资金，政府“商品信贷公司”提供担保。虽然苏联一直是准时偿付所欠债款，但如果他们违约，这个损失就得由美国纳税人来弥补。这种贸易充满了危机。首先，所有的这类贸易都要通过苏联中央机构进行，如果改革成功，这些机构就一定要被解散。其次，苏联政府外债高垒，除非短期内它的出口创汇出现转机，否则将很快无力支付外债。而当时苏联出口创汇形势前景暗淡。因此，如果美苏继续维持这种已经实行了将近20年的谷物贸易方式，那么两国都将蒙受重创。苏联将最终无力支付它的债务，美国纳税人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农民也将失却一个重要市场。如苏联因此出现粮食短缺，不仅会使更多人陷入苦难，而且也会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严峻问题。
当然，机会与危险并存。只要苏联改变它的斯大林集体化时期的掠夺性政策，使生产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重新造就一个私有农场主阶级，它就能解决食品问题。只要苏联政府用一个私有的、开放的、富有竞争力的零售贸易体制来取代中央集权的、腐败的、官僚性的零售体制，它就能有效地分配粮食。在“社会主义”的官僚贸易机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往往已经损耗掉了40—50％。因此，一个现代的、私人经营的批发与零售贸易体制，即便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大大提高粮食供应。
有些人疑惑不解，为什么苏联解决粮食问题会符合美国利益？他们也许会发问，让苏联依赖美国的粮食出口，让美国农民从中获利，不是比鼓励苏联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更好吗？如果苏联改革真的成功了，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市场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鼠目寸光。首先，如果苏联改革失败，它的经济就会迅速恶化，也就无法长期支付同我们的谷物交易。这意味着目前这种局面也不会一直维系下去。其次，即便苏联农业产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因为消费者饮食结构的需要，它还得大量进口谷物饲料。苏联的气候不足以让它充分生产它所需要的粮食饲料，而美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农业生产国。这就意味着，当苏联生产面包的粮食满足了需求时，我们小麦的出口将因此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饲养鸡和牲畜的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将为之增加。
在我看来，问题不是美国帮助苏联改革农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我们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在农业、食品加工业、市场销售业方面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着重重的阻力。这些部门一贯奉行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是其理论基础；它们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的利税高得惊人；它们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需的银行系统，没有投资资本来源，缺乏市场管理机制。一夜之间是不可能清除这些障碍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于是否要取消其中的某些“障碍”还举棋不定。但是，若有人向他解释市场的运营规则，我想他的态度是会有所转变的。
我认为有种方法似乎值得考虑。我们目前是通过提供信贷担保资助粮食出口，为什么不可以作这样一个调整，即美国直接在苏联以卢布出售农业产品，然后把卢布直接存放到由美国监督经营的投资银行里，再向从事食品加工业的农民和企业家提供资金呢？虽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坚定地承诺在食品加工和分配领域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促使这方面业已开始出现的新思想取得进展。
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困难是，当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时，美国联邦财政必须对农民有所补偿。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利大于弊。因为，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贷款担保——在没有替代计划之前还得继续维持下去——从长期甚至中期来看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久而久之，我们的纳税人就会中止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我们就会丧失这个市场，美国在苏联也将不会得到公平机会，最终也就得不到当初投资的回报。
再以空间技术为例。苏联有兴趣参加世界太空运载市场的竞争。他们尤其想获取发射通信卫星的订单，也有意出租航空站。出于安全和商业的考虑，传统上我们总是试图把苏联从通信卫星市场（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卫星体系）上排挤出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贯政策进行一下反思。如果苏联同意大幅度削减他们的弹道导弹，与我们一道加入国际社会，共同控制导弹技术的扩散，开放他们自己的火箭工业让外国人参观甚至合作，那么，允许他们参与民用市场开发不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吗？他们在卫星发射领域参与竞争可降低通信公司的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益，而且，共同利用他们业已建立的空间站，就不必重复同样的技术，为此也可节约广大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上述仅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支持苏联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实际利益的少数几个例子。除非美国拿出我上面所叙述的那类建议，否则，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或者其他改革者能否成功地领导苏联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他们需要从西方得到前后一致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使转轨的痛苦可以承受，他们需要西方对具体的合作承诺给予支持。但为使这种承诺富有成效，并经受得起时间考验，它必须是一种合作关系，一种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而不单单只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我都不是专家，我深知这些领域错综复杂，需要比我更有知识的人经过仔细研究才能提出可靠的建议。我无意强求实行一些一旦失败只能招致不满的不成熟、不切实际的计划。但令我担忧的是，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国迄今还没有开始考虑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以使我们大家都得益于一个非军事化的民主的苏联。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官僚机构至今仍然陷在冷战时特别重要但现已无足轻重（实际上有时还起反效果）的问题上而不能自拔。
不久，新一届政府将在华盛顿上台执政，我希望新政府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加速那些在我看来业已非常明确且又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
乔治·布什接任
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在处理美苏经济关系问题上布什政府将会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富有创造性的面目出现。乔治·布什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两人都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有一大批商业界的朋友。他们都很讲究实际，不甘心成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俘虏，因为他们两人都了解由此带来的危害。但是，又不可能若无其事地忽视这种官僚机构，政策的执行还必须依靠它来进行。政府的官僚机构有一种惰性，总是喜欢墨守成规，因此，在执行新政策时，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我希望新总统将注意力集中在富于创新的政策上，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布什尽管在里根政府里已是位副总统，并直接参与了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制定，但他会希望在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打上他自己的烙印。他不可能简单地沿袭里根的政策而没有一点变化；他将不得不采取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重大举措。
但是，在涉及苏联问题时，布什有一个里根没有遇到的不利条件：许多右翼共和党人对他不信任。里根不会受到来自右翼的阻挠，但布什就可能遇到麻烦，在某些条约需要参议院投票表决时尤为如此，他必须获得2/3的票数才能使他所签订的条约得以通过。他与右翼脆弱的关系，使他不得不扮演硬汉形象，以取悦他的潜在批评者。
在互相接触的过程中，苏联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与里根打交道，做交易，而且1988年他们与里根发展了令人愉快的个人关系，他们甚至还希望里根再连任一届美国总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很高兴，布什赢得了1988年大选的胜利。他们希望布什的胜利意味着美国政策的延续，而这一点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12月在纽约总督岛会见里根和布什时所强调的。
甚至在布什上台以前，我就意识到美国的政策势头可能有所收敛。尽管布什曾是里根政府美苏关系政策小组的成员之一，但他上台后仍将致力于寻找他自己的对策，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得小心翼翼，避免潜在的右翼批评家说他被苏联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有人说所谓的苏联改革只不过是个天大的骗局，旨在削减美国和西方的军备，从而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虽然事实上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因为改革是在削弱、而不是在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但这种争论的背后所暗藏的政治因素必须认真对待。
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华盛顿新政府在一开始的几个月会表现出强硬态度，同时拿出调整对苏政策的姿态，以向苏联获得更高的要价。如果这些努力能为新总统赢得今后从容处理对苏关系的自由，这种暂时的耽搁也是值得的。
尽管我没有接到与苏联人讨论这类问题（不会得到期望的结果）的指令，但我认为有益的做法是告诉苏联人，他们应做好准备，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可能会放慢，新总统上台伊始的一些强硬声明是为了消除某些人对他的批评，并不预示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我认为，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的最佳方法，是取得一位对美国政策多少有些了解的苏联高级官员的帮助，让他来把我们的做法解释清楚。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部的重要帮手、曾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会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知道如何向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解释，且有足够资格接近他们。
就这样，大选过后不久，我在斯帕索别墅邀请别斯梅尔特内赫共进午餐。当话题转到布什政府时，我告诉他说，我有些心里话要跟他讲。我说我确信布什总统上台后会在我们之间寻求扩大合作。但是为了淡化“布什软弱”之类的批评言论，他有可能会不时地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如果真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不应认为布什总统对建设性的会谈失去了兴趣，而应理解为这是他为了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而做的准备活动。同时，我也希望苏联领导人避免采取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同美国公众相对抗的措施，因为，这样做会使布什很难推行即将出笼的政策。
别斯梅尔特内赫向我保证苏联领导人无意搞什么对抗。相反，他们把关系的改善看得至关重要。他似乎明白我刚才所提的“可能的强硬声明”的含义，便提醒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面临着政治问题，从我们美国这边发出的任何不谨慎的措辞也会增添他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困难。
不过，在1989年的整个春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对布什总统的政策走向深感担忧。虽然布什为了消除戈尔巴乔夫的疑虑，不时地向他做些笼统保证，并在执政几天后就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但美国的政策则倾向于裹足不前，并在某些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时值新总统评估形势、确定政策路线之际，苏联领导人对开始几个星期出现政策空隙能够理解，但对撤换里根对外政策班子的整套人马，并在1989年花好几个月时间搞“政策评估”深感不安。尽管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其他“美国通”努力使其上司相信，布什一定会恢复里根的和解政策，但是，那些对改进对美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如克格勃头目克留奇科夫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则抓住这种在莫斯科广为人知的“暂停”现象不放，以此证明布什无意同苏联进行公平交易。
1989年1月，政府的动向已清楚表明布什将近乎彻底地更换里根对外政策小组的成员。就人员构成来看，这种更换更像是反对党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非前总统所属政党候选人获胜后的惯常做法。这并不令我惊讶。我在白宫毕竟工作过三年，了解“里根的人”与“布什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与党派政治毫无牵扯，我与他们两派的关系都不错。
不过，尽管我对布什撤换绝大部分的内阁成员和总统顾问团的成员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对他的这种组阁方式感到意外，这看起来像是充满敌意的夺权，而不是合作性质的过渡。在这转变时期我两度去华盛顿，只是陪同安德烈·萨哈罗夫拜访了还未上任的新总统布什外，却没能按计划与布什新任命的外交政策班子的领导人安排会谈。新的外交决策人员尽管经验丰富，对总的局势通悉明达，但对苏联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影响苏联局势走向的日益增长的潜力估计不足。我对自己没有机会与这些将来的政策制定者进行思想沟通深感沮丧。
我回到莫斯科后，着手让使馆工作人员对最近苏联事态的发展作一个全面评价，并设计一套方案，以便美国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当布什总统宣布要全面评价涉及对苏关系的美国政策时，我们已经给华盛顿呈送了好几份报告。
因为我无法当面向新的工作小组成员汇报情况，我决定尽快地、连续不断地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以便它们能在新政府的政策评估中及时发挥作用。尽管我身边拥有一批任何一位大使都会羡慕的最优秀的使馆工作人员，但作为领导，我还应作出我自己的判断。我也知道，如果不在实质内容上、风格上以及措辞的差别上对所获信息进行我个人的处理，它就不能真正算作我的东西。
早在二战之前，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在一个名叫塔拉索夫卡的村子里拥有一块四公顷的土地，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度假之用，它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开车只需一个小时。我和丽贝卡都喜欢那里幽静的环境，在莫斯科工作的早期，我们常带孩子去那里欢度周末和庆祝特殊的节日。1981年我负责使馆工作时，到那儿度周末的次数就更勤了。大多数的周六夜晚以及周日都是在那里欢度的。
然而，自1987年我们重返莫斯科之后，就很少有时间光顾这座乡村别墅了。在莫斯科的公务或到各地的公务旅行，实际上占去了我的全部周末，就是节假日也无法休息。不过我明白，要想使我的建议在决策中产生实际影响，必须尽快将之呈交给新政府。于是，我停下1月份最后一个周末的所有其他活动，以便能去那座乡村别墅，在白雪覆盖、林木掩映的清静之地集中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星期五晚上，我与丽贝卡驱车向塔拉索夫卡驶去，带足了两天的食品以及一叠黄色的专用纸和一支自来水笔。我没带任何文件和读物。如果到那时脑海里对自己所要做出的分析与建议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话，再来填补已为时晚矣。
星期五晚饭过后，我在纸上写下准备建议的提纲，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每干两三个小时，就休息半小时左右，或在雪径上散散步，或用独轮车推点柴禾，或者干脆凝视着经过改造的壁炉里的火焰。这个壁炉是一位俄罗斯工匠按典型的俄罗斯式样改造的，已有几十年历史了。我的大部分建议就是在这样的休息中得以形成。
到星期日下午，我已准备好所要拍发的三份电报的详实提纲，并草拟了前面两份电报。当天晚上，我拿着一卷散步时揣在风衣里、睡觉时掖在枕头下、早已变得皱巴巴的黄纸回到了莫斯科。尽管我不相信苏联人能从阅读我的分析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我还是决定不公开它。
第二天，我的秘书奇迹般地辨出了我的草书，并把它誊写出来。接着，我把两份草拟的电报和我的建议大纲送给主要的人员过目。我需要他们提出修正和建议，并补充一些意见。我们先在使馆的密室里进行了探讨；接着每个处室的负责人给我提交一份手写的备忘录。一直忙到那个周末，送往华盛顿的两份咨文才准备好。又花了10天的时间总算完成了第三份电报咨文。所有这3份东西，不论是从风格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我自己的，但没有我的同事的众多帮助，我也独木难支。
这三份咨文分别是关于三个方面的内容：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正在演变的苏联对外政策；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我认为苏联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然要考虑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苏联国内发生的一切，然后才能分析它的对外行为。
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革命。1988年苏共代表大会确立了很多目标，如建立一个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按步骤创设一个拥有真正立法权的、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大家对新观念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大众传媒对新思想进行公开报道，正式抛弃与西方为敌的意识形态基础，等等。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正在付诸行动，而这些行动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的体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苏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力量在滋长，他未来的政治命运也取决于改革路线的连续性，但我感到当时他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局势。
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治生命。
即使戈尔巴乔夫被某些强硬势力——我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所推翻，他们也不可能在东欧使用武力，因为，这样会在苏联境内引起广泛的、甚至难以控制的动乱。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教条已经死亡，因为不管莫斯科的统治者意愿如何，它已不再实用。
我知道，华盛顿有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建议新政府不要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与精力。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已经显示出他有能力战胜批评他的人，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显示他的实力。我们不应后退，而是应鼓励他朝着符合美国利益以及苏联人民利益的方向进行改革，毕竟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与我们的利益并不冲突。即使华盛顿的那些人是对的，我们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帮助他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对我们也是有益无损。
还有一种观点令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个诱惑西方的圈套，苏联企图借此恢复经济，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我们。当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方式是在削弱共产党和军工企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只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其政府由人民控制的开明社会，改革才会取得成功。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机会把其1/4或者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充作军费的。
尽管我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并不赞成给他个人以政治上的支持。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可以挑选苏联领导人，那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只有苏联本身的政治运作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某些个人表示好感，这实际上反而会给他们在国内带来麻烦。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支持要针对具体的目标和政策。如果某一位苏联领导人出于本人爱好，支持我们也赞同的事物，与我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并且还从中为自己获取了一定的好处，这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的支持应是针对政策，而不是个人。
我建议我们应继续就里根时期行之有效的四部分议程进行谈判，另外再加上两项内容。原有四点包括削减军备、一起解决第三地的冲突、保护人权以及通过允许东西方之间人员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来消除铁幕。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实质进展，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再加上两项内容，即经济合作和在处理恐怖主义、毒品交易及环境恶化等跨国界问题上建立一种更密切的伙伴关系，我认为就可使上述进展进一步得到深化。
我知道经济问题尤其复杂。我们的政策所依赖的基础是，为防止苏联军事机器得到加强而限制对它的贸易和投资，因苏联限制其公民的移民权利而否定它的正常贸易地位。虽然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与苏联的变化保持一致，但除了自由移民的要求之外，我们从未明确过取消贸易和投资限制所需的先决条件。
我在建议中说，我们应该对促使苏联融入世界经济所应采取的步骤进行紧急全面的研究，紧接着就要考虑我们有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去鼓励苏联形成一种消费者取向型经济。我希望我们能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加强同欧亚盟国的协商，以便使我们在处理这个日益国际化的重要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互相协调。如果我们能及时完成国内的准备工作，秋季我们就可让苏联领导人同我们商谈双方可能采取的合作举措。如果他们愿意减少对美国及我们盟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并以现实的态度加入世界大家庭，那么我们就可在关键时候给他们提供支持，使其预定进程得以顺利进展。
我的另外一项建议是双方每年召开一次峰会。这会使我们的领导人保持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给谈判进程注入活力。然而，这种峰会却一再推迟，其原因是政治领导人担心每次会谈若达不成某项重要协议，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
我理解双方面临的那种潜在政治难题，但我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在于每年定期会面。如果出现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会谈，也可另行安排，但一年一次峰会决不过分。届时，公众就不会期待每次峰会都必须出现一次签字仪式，而会将之看成是处理外交关系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我的第三条建议源于苏联境内许多地区出现的严重分裂主义倾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以及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馆一直在密切注意这个多达100多个民族、横跨9个时区、民族与地区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的动向。就我们一个规模中等的使馆以及一个小得可怜的领事馆而言，要想给予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以必要的注意，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我建议在苏联各共和国首府开设几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安排4至5名工作人员。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踪事态发展，展示美国存在，并不需要什么秘密材料、保密会议室及密码咨文。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递送什么绝密报告，他可以到莫斯科来，从使馆寄发出去。
美国国务院负责苏联问题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咨文很受重视，很有实用价值；对新一届政府在对苏关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上都进行了一流的分析。然而，事实上，除了那条要求把一些跨境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外，我的所有其他建议似乎对随后几个月逐渐出台的政策影响很小。特别是，拒绝利用经济压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加快裁军和市场改革的建议遇到了强大阻力。
东欧
正当我忙着给新政府起草建议时，我从国务院的同事那儿获悉，国务卿贝克正在认真考虑与莫斯科就东欧的未来进行商谈的可能性。这种考虑源于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想法。曾有人告诉我说，基辛格认为东欧很快就要爆发反叛事件。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达成谅解，那么这场反叛就会直接导致混乱，或许还会导致苏联的干涉。
基辛格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并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尽管基辛格没有与我谈论他的想法，但我推测，他一定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得到鼓励。因为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把美国拉到一起来商谈东欧未来问题，不管美国的立场如何，这种会谈都会让东欧的“民族主义者”感到灰心沮丧。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基辛格并不想承认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是合法的，但一旦发生了这种会谈，也就恰恰从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点。这种会谈，往最好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在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往坏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企图重新瓜分东欧。
我完全了解那些赞成与莫斯科商讨东欧问题的争论。华沙条约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这几个“北部边层”国家，表面上仍然处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形势却是一触即发。一旦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并导致苏联的干涉，就会重现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事件；或者会出现由苏联支持的民族共产党政府当局宣布戒严的局面，就像1981年波兰出现的情形一样。这样，改〔191〕革的整个进程以及已经缓和了的东西方关系就会中断，就会出现大量的流血伤亡，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危险的升级。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出现。
不过，我反对同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协商，理由有两个。其一，我认为不可能再出现我们过去所见所闻的由苏联指使的那种镇压活动，这一点勿庸置疑。尽管苏联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莫斯科已无意在东欧地区恢复使用武力。入侵阿富汗已经证明这样做会在社会舆论方面付出惨重代价，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国家从这场失败的冒险中解脱出来。要继续贯彻他的全面改革计划并巩固其目前的政治地位，他就不可能再贸然于欧洲中心地带引起军事对抗。
其二，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将鼓励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沿着他试图在苏联推行的改革路线着手东欧国家的改革。如果他真地将之付诸实施，东欧各种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有可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但等到苏联领导人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实。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只会有损他们在国内的统治。
在这种态势下，由美国提出就东欧未来地位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只会导致人们认为美国阴谋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东欧人一旦获得了对自己国家的控制，他们就不会再容忍任何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无权这么做，而且——回顾一下我们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这么做等于在出卖东欧的民主力量。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与苏联会谈时应完全回避东欧问题。我们需要表明的是，我们对该地区没有任何企图，我们也无意于在华沙条约国寻求独立后，向东扩大北约组织，我们同时也应让戈尔巴乔夫明白，如果他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的民主进程，那么一夜之间，业已改善的东西方关系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东欧的未来进行专门的商讨，这些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的接触中谈论。
鉴于这些理由，我加入了国务院东欧室与苏联室的大辩论，我竭力反对被标榜为“基辛格首创”的这个建议。我是4月下旬回到莫斯科的，当我听说国务卿贝克已经决定放弃与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
苏联对外政策的再生
正当布什还在全面回顾政府政策之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修正与他国关系的运动，目的是以真诚合作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取代传统的武力和威胁政策，运动最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他首先履行自己的诺言，于2月15日从阿富汗撤走了最后一批苏军。紧接着，频频向西欧抛出绣球。他发起了一场营建“共同欧洲大厦”运动，4月份出访伦敦，6月份波恩，7月份巴黎和斯特拉斯堡，10月份来到赫尔辛基，11月份又到罗马进行访问。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为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武器积极活动，加快北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谈判。事实是，他在谈判中对西方的要求尽量爽快地予以满足，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在我们盟国内部引起了相互协调的矛盾。因为有些西方国家原以为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他们的建议与要求，一旦苏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有些盟国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要价是否太低了。
正当东欧以及东西方关系之类的话题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时，戈尔巴乔夫还抽空出访了其他一些与之有问题的国家和地区。5月份他访问了中国，从而清除了20多年来因苏中之战而遗留下来的战争阴影。他还在这一年出访了古巴和东德。在国内，他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外国来宾。
与西欧和美国关系的显著改善得益于苏联早期政策的变化。然而，只要那道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还存在，谈论“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联大会议上承认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并且宣布，这种自由不附加任何条件。1989年，东欧使他的承诺受到了真正考验。
在自由门槛前的东欧1989年春，在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曾明确表示，期望他们在国内效仿苏联正在推行的改革。当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清楚这种表态所蕴含的意义。
我当时的推测是（现在仍然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在东欧的脆弱地位很不满意。当然，他知道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同莫斯科的体制一样，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他感到遗憾的是，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镇压了他们想建立“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同时也使苏联意义重大的改革延缓了20年。但他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可以得到改正，苏联镇压行为导致的后果证明了当时捷共总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发表的看法。对社布切克的看法，他不仅表示认可，而且希望给予充分肯定。
令戈尔巴乔夫无法理解的是，在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已失去了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希望，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政体，而且还因为它们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事实上，在从匈牙利到波罗的海的“北部边层”，他们之所以能掌握政权，只是因为他们有苏联坦克的支撑，一旦失去这种支撑，或使之失去作战能力，他们也将必然垮台。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之所以不理解他们在东欧的脆弱性，不仅因为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东欧人民普遍仇视共产党这一客观现实，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东欧实际情况的了解受到了可悲的误导。
苏联情报组织为其分析专家收集的有关华沙条约国的情报堪称无双。每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克格勃样版组织，它们接受苏联官员的训练，对其莫斯科同行附首听命。每个国家都有付钱的与不付钱的线人网络。可是，这种体制却既不能向其本国的政治领导人，也不能向其莫斯科主子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什么？因为其领导人所提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还因为谁提供真实的情报谁就会大难临头。作为领导，他们认为谁怀疑他们的政策，谁就是不忠——怀疑者在这点上通常是正确的。同时，他们还自以为是，认为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至于这种看法，他们是大错特错。
对于这些傀儡领导人的好大喜功，苏联在东欧的代表们很少予以纠正，因为他们自己也置身于这种体制之中。苏联派驻华沙条约国的大使常常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党的官员，这与美国外交界出于政治原因而任命的官员类似。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业绩赢取了这份工作，而是凭着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治局发现他们呆在国内影响不好时，往往就会将其派到国外，过舒适的流放生活。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一技之长，但对于其他领域却难以胜任。可他们与上层有稔熟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是位才华横溢、工作勤勉的职业外交家，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之后他担任了苏联外交部长。
有一次，他对我说，1989年东欧巨变震惊了莫斯科，因为驻东欧的苏联外交人员没有向莫斯科提供有关东欧形势的准确情报。当外交部得到有关民众不满的消息并问及此事时，这位职业外交家解释说，苏联大使回来总是这样说：“我昨天还刚刚见过昂纳克（或胡萨克或雅鲁泽尔斯基）呢，他说一切都好，我们不要受西方宣传的蛊惑。”
苏联在1956年、1968年对东欧的干涉及1981年胁迫波兰宣布戒严，都给东欧人民留下了创伤。经过1989年最初几个月的时间，东欧人终于认识到，现在他们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了。当戈尔巴乔夫1989年春天访问东欧期间敦促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改革时，东欧人民看到了机会。
在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是于1989年8月在波兰成立的。苏联新闻媒介对它的反应非常客观，引人注目。有些评论员实际上是在欢呼这种变革。谢瓦尔德纳泽很快就出访了华沙，而且邀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这位新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并向他表明，克里姆林宫已不再坚持苏联阵营里只能接受共产党政府这个教条了。那种坚持认为在其他国家维护“社会主义”乃苏联之义务的勃列日涅夫教条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历史。
首脑会议的推迟
一二月份草拟建议时，我还认为，新政府会毫无疑问地采纳举行年度首脑会谈的想法。对于安排这种首脑会谈曾遇到的困难，布什总统是清楚的，他在里根政府时期就曾主张这样的首脑会谈要经常举行。我认为应把会谈安排在暮春或初夏，这既可使布什总统有充分时间完成政策评估，也可向戈尔巴乔夫表明，布什真心希望保持1987年与1988年由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
3月份，在回华盛顿述职期间，我拜访了布什总统，并在向他简要汇报了苏联选举情况之后提醒他说，确定一个首脑会谈日期，达成一年一度举行会谈的协议，对美国有利无害。然而，他的反应令我吃惊，好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事。他问道，难道苏联就不会利用这种首脑会谈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在军控谈判中作出让步吗？我当时安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当初他们就有这样的企图，但我们顶住了压力，现在我们仍然有能力顶住这种压力。
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民众的期望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会议没有达成一项重要协议，那么媒介就会给它扣上失败的帽子。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向人们解释清楚，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议。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定期召开首脑会议，民众就会把这种会议当成正常的外交活动，而不再期望每次都能达成某种重大协议。我还说，如果我们拖得太久，人们的期望值就会上升，而且，我们还会因此丧失在苏联处在剧变期影响其政策的绝好机会。
总统在结束这次会谈时说：“好吧，我们研究一下。”但他的口气表明他并没有理解尽早举行这种首脑会议的迫切性。
我6月份再次来到华盛顿。苏联室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察觉出任何迹象表明白宫考虑要尽早举行首脑会谈。因此，我找到国务卿贝克，再次重申了我3月份的请求。我对他说，我已经觉察到了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困惑，他们对我们花这么长时间来制定政府政策感到意外，对将要出现什么结局感到迷茫。尽管国务卿和总统不时作出一些泛泛保证，说我们也希望改革获得成功，并将继续努力改进两国的关系，但莫斯科一直都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建议。在我看来，目前存在着这样的机会，既可实现美国的许多目标，同时也可推进苏联的变化，从此结束冷战，发展更加广阔的伙伴关系。但这需要总统亲自来筹划，需要总统亲自与戈尔巴乔夫打交道。首脑会议拖得越晚，我们丧失的机会也就越多。
贝克明显对我的陈述发生了兴趣。可当我们离开国务院赶往白宫准备向总统本人作一个简报时，他却让我把话题限制在只谈论苏联的局势上，不过快到白宫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在进入西侧大厅门时，他说，“等等，杰克，何不把刚才对我说的有关首脑会谈的话也对总统讲一讲呢？”
我真的这样说了，这次，我的话看起来是确实引起了总统的兴趣。布什总统让工作人员好好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向他汇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