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白宫和国务院对我的扩大经济关系建议的反应却并不怎么积极。贝克似乎怀疑戈尔巴乔夫主要感兴趣的是如何努力巧妙地进入关贸总协定这样一些国际组织，一旦进入这些组织，他可能会扮演一个掠夺者的角色。他还担心，任何扩大贸易的主张都可能导致右翼反对派的攻击，批评布什政府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白宫有些人甚至担心，这样的主张将会削弱国会对政府国防预算的支持。
国务院苏联室的专家们明白，现在是我们能给形势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如果放弃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就会丧失扩大美国利益的一次机会。但是，这些专家们的辩论无济于事，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每个政策制定者似乎都有一个堂皇的借口来坚持冷战时期限制对苏贸易、投资及技术出让的传统。他们中没有人愿意冒险，哪怕是研究一下我们如何支持苏联的经济转轨，帮助它从一个国家经营的、军事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向一个以市场原则为指导的、以生产民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悄无声息，对苏联国内问题又麻木迟钝，令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愈发感到不安。在1988年12月的联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宣布准备削减军备，采取军事防御战略，但美国新政府非但没有在中途安排与他会晤，实际上反而在悉数接纳他每一个让步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要价。华盛顿的态度令人费解。一方面，布什和贝克常常说，他们愿意改进与苏联的关系，希望其改革获得成功；而另一方面，包括斯考克罗夫特、他的助手罗伯特·盖茨和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在内的其他人却强调美国要保持警惕，并不时在公开场合暗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这些言论免不了要在苏联的传媒中出现，从而给戈尔巴乔夫大规模撤军的努力制造了巨大障碍，当布什宣布他要出访匈牙利和波兰并将着手讨论是否有必要从东欧撤走苏联军队时，戈尔巴乔夫愈发焦虑。这么做当然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面临国内各种压力之时，公开宣布这件事只能适得其反，弊大于利。最后，在7月上旬，戈尔巴乔夫利用一次社交机会，让我给布什总统捎个口信。
1989年的7月4日是星期二，由于我们计划邀请苏联和外交界的客人前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单独抽出7月2日星期日的时间，先为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在莫斯科的其他美国人提前举办了一次传统的国庆会餐。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星期日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由范·克莱本公开举办一次个人音乐会，这是他近20年来第一次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音乐会。自从他在1958年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中获得大奖之后，他在苏联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他突然宣布准备返回莫斯科，并举办一次公开音乐会，这令莫斯科人和美国人都很兴奋。
除了一些应到的客人如国家部门或党的领导人之外，戈尔巴乔夫也来参加这次音乐会。他们这些人一般晚上是不参加公共集会的。听众把他们的出席看成是对一位卓越的美国钢琴家的尊重，同时也是一种支持苏美两国建立更加密切文化关系的表示。在音乐会间休期间，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助手前来邀请我和丽贝卡在音乐会之后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人聊聊天。
当演出结束的掌声还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们就被领到总统包厢后面的一间私人招待室，戈尔巴乔夫在那里接见了范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乐队的其他成员。他们用香槟、鱼子酱及其他一些小吃招待我们，我们为两国的友好关系举杯相庆。范问戈尔巴乔夫他能不能在莫斯科买幢寓所，戈尔巴乔夫说他要以个人名义同莫斯科市政府好好交涉一下此事。
大约这样轻松地谈了半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和赖莎先走了，因为在音乐会之前，他获悉安德烈·葛罗米柯去世了。他们想在回家之前慰问一下葛罗米柯的家属。当客人陆续离开时，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房间的一角。
他对我说：“杰克，我有话想让你带给总统。”我一口应承下来。他接着说，他们目前正处在“一段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时期”。他决心推动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反对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他认为他的改革将为改进苏美关系扫清道路，他相信布什总统明白并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然而，华盛顿最近发表的声明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你告诉总统，请他体谅一下我的苦衷。他说的话在这儿有影响。”
他在讲话中用了一个俄文词БНИМаТеЛЬНыЙ，除了有“体谅的”意思之外，还有“注意的”和“深思熟虑的”的意思，在这里，根据前后语意，我觉得“体谅的”一意更贴切一些。我一时确定不了他具体指什么，就试图探问出他的意图，我说：“我肯定会把话带到，不过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也好让我给他举出例子？”
“这没必要，你只对他说，有些讲话把这里的事情搅乱了。如果他真想帮忙的话，他应该努力体谅体谅他人。”
我向总统传话时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行动或是什么讲话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但我猜想可能是随着总统出访匈牙利和波兰的日期迫近，总统以前有关苏联从该地区撤军问题的讲话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不管布什主观上多么希望如此，但这种公开催促，不但不会使戈尔巴乔夫轻易同意，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也许，戈尔巴乔夫担心总统在访问期间可能会就这个问题与东欧领导人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
当布什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立刻保证说，今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时，他一定要多加注意。他授权我去更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样做的话。可是，当我向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这个意思时，他通过外交部传话说没有这个必要。是别斯梅尔特内赫给我传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可能在每天必读的简讯上看到了什么东西激怒了他，这几天他一有机会就对我大发雷霆，三天来一直是这样，目前看来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想进行这种交流。
不管怎样，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确实起到了他意料之中的作用。布什在东欧访问期间有关苏联在东欧作用的评论，是专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的，为此谢瓦尔德纳泽还让人传话给布什，对他在访问期间的“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满意。
在布什出访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我们终于说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一次首脑会谈。布什还私下里托人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他的建议，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正好在华盛顿拜访他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作为信使，因为他担心通过国务院来传递这个信息会泄露出去。连谢瓦尔德纳泽一开始也不知道，当他后来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恼火。
尽管这种失策没有造成什么长久的不利影响，因为布什总统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失误，但这件事暴露了布什一个令人遗憾的嗜好，他总喜欢给新闻界撒点“惊讶”的胡椒粉，玩些小孩子的恶作剧。有时他甚至连一些芝麻粒的小事也对他的工作人员保密，这常常弄得他们张皇失措，无法进行充分的准备。有关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晚些时候将要会谈的消息，其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连美国对其最绝密的武器所做的保密工作都自愧弗如。尽管我尊重总统对这次会晤进行保密的愿望，我知道总统希望直到正式宣布时才公开会谈消息，而且，我本人也尽力保守了这个秘密，但对保密的理由我还是很费解，早点让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谈计划对美国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损害？我不得而知。直到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一天，华盛顿才公布有关消息。
到了那年夏末，华盛顿似乎一改它早已习以为常的拖拉作风，着手为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工作，同时，美国还提出了一条新的重要建议，希望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力量，这表明靠总统的领导才能够产生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果。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他的领导权威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战略武器谈判问题早在里根执政的八年时间里就一直有人在研究，而且，布什任命的一些官员对这个问题也相当稔熟，但是，战略武器的谈判由于布什政府还不清楚它到底能从这项协议中得到什么而陷入僵局。当时，也没有一位高级官员认真思索过要活跃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直到谢瓦尔德纳泽9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催促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以及12月份的马耳他首脑会谈之后，经济问题才被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当华盛顿正在忙于理顺它的政策时，苏联的局势已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