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改革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我们的国家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党在选举中失败了。
尼古拉·雷日科夫1989年对政治局的讲话
1989年5月25日注定成为莫斯科的历史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这种选举还不完全公正，还不是完全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将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厅里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俄罗斯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代表议会。
外国大使们也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我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事务挤得满满当当，不过，幸运的是我总能按时赴约，当然提前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次我让秘书取消了9点以后的所有其他活动安排，我想早点到克里姆林宫去，这不仅是为了能在外交人员座席中占个好位置，而且还为了能有几分钟时间会会己到的代表，与他们聊聊天，体会一下那种氛围。
临行前，我很周到地在我的卡迪拉克车的右前侧插上一面星条旗。我的车顺利通过布罗维茨基大门，然后，驶过修饰一新的雄伟的克里姆林宫和环绕在皇宫广场四周的宏伟的15世纪的教堂，向左拐，又经过政府大楼，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的办公室就在里面，接着来到了20世纪的国会宫面前，四周的墙面都是用清一色的大理石和玻璃砌成的。
这座国会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思想产物，其建筑风格与紧挨着的克里姆林宫很不协调。我和丽贝卡在1961年第一次游览莫斯科时还参加过它的奠基典礼。对这座建筑的出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至今还在扼腕痛惜：在俄罗斯，怎能容忍最古老的历史古迹受如此武断的现代建筑的玷污？！密斯·范德罗厄和埃罗·萨里宁拙劣的模仿品怎能在俄罗斯历史灵魂的圣地有其容身之地？！
这种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不是一座一气呵成的建筑。国会宫容纳了五个世纪的风格，其各部分的结合还算和协，但无论如何，这个粗糙的长方形盒状建筑还是与其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俄罗斯在20世纪把它的首都从彼得大帝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迁回到莫斯科，批评者说，尽管20世纪的建筑可在这座历史圣地赢得一席之地，但它也应体现出对过去的足够尊重。
俄罗斯的爱国者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建筑美学的批评上。他们说，如果20世纪的建筑非要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旁边拥有一席之地，它也不应是一座为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悲剧即布尔什维克革命歌功颂德的纪念堂。毕竟，这座国会宫是为召开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而建造的。
然而，今天，这里召开的大会却不是共产党的大会，实际是要召开一次制宪大会，是一个负责为苏联创建一套全新体制的新机构。
我原以为应邀而来的外交人员将被安排在楼厅上就座，就像以往邀请外国客人来参加庆典活动一样，然而，令我惊喜的是我被带到了礼堂观众席左侧位置较高的地方就座。这里角度极佳，我既可看清正式讲台，也可看清与会的代表，他们在大厅里的就座位置相当于美国剧院的“乐队席”。
在我坐候10点钟的会议议程开始的时候，我出生前11年所发生的一件事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立宪会议在1918年被粗暴解散。当时的那个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历史上由普选形成的第一个机构，其目的是为后沙皇时代制定一部新宪法。颇令人深思的是，1917年11月选举之前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们在那次选举中的得票率还不到1/4。经过了一天的考虑之后，军队解散了议会，因为在这一天，大多数议员不准备支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迹象已很明显。解散议会期间，有两名议员被打死。
列宁带着对他遭到失利的选举的蔑视，终止了所有民主程序的伪装。他的态度明确显示，不管他是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都要牢牢握住统治权不放。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合法性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而非基于人民主权之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个靠武力来维持的警察国家。
有时我想，如果列宁是个讲求民主的人，那么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他愿意承认他的党派属于少数，只有说服大多数民众在投票中予以支持，他的党才有资格统治国家，那么，列宁就可能在建立国家宪法秩序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从而就可能避免那场内战，避免来自西方的敌意，避免依靠恐怖来治理国家，以及避免那种把斯大林变成暴君的独裁政体。
每当我的思绪这样信马由缰时，我的儿子戴维14岁时所说的话就回响在我的耳边。那时，他对军事历史着了魔，尤其是二战史。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希特勒入侵苏联一事，我当时说，如果纳粹在所“解放”的苏联地区没有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当成劣等民族，如果纳粹没有对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那么他们就可能牢牢地占据苏联，并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
我儿子看着我，很是迷惑不解，他问道：“换句话说，爸爸，如果纳粹不是纳粹的话，那么事情不就不一样了吗？”
真是太精辟了。如果纳粹不称为纳粹，如果布尔什维克不称为布尔什维克..20世纪史无前例的悲剧的发生，其原因也正在于纳粹就是纳粹，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皆本性使然。
一个代议制政府
我现在就坐在这幢由布尔什维克人为这个党的执政机构建造的建筑里，但今天我将目睹一个全然不同的议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选举出来的；它握有正式的权限以建立一套全新的宪法体制；它是在党的领导人授意之下产生，并由这个党组织起来的。
我能否目睹戈尔巴乔夫为列宁反民主的原罪赎罪的情形呢？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吗？
我脑海里一边翻腾着这些思绪，一边看着代表们川流不息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着熟悉的面孔，一旦四目对视，就会忙不迭地相互致以问候。大厅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在分享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正在参与一个历史将为之改观的盛会。
大会于10点整正式宣布开始，先由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宣读选举的结果。这份宣读结果的报告长得超出了必要，有些代表已面露不悦之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大会主题。选举结果念完之后，大会第一项是投票通过主席团成员名单，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拉脱维亚的代表走上讲台，他建议在此之前先默哀几分钟，以纪念第比利斯4月9日和平示威游行中死去的人们，他们是在军队驱散的过程中丧失生命的。他继而要求正式向代表大会公布究竟是谁命令军队使用有毒武器来驱散人群，这些有毒物质又是什么。
这是大会所始料不及的。难道这次大会的代表们能充分左右这次聚会？这看起来有点不太可能。戈尔巴乔夫无疑自有打算，尽管他允许大会有些许的偏差，但一部分人可能期望他把整个大会纳入早已设定好的轨道。
主席团成员内定名单按时获得通过。但在大会对具体议程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我看到驼背高个子安德烈·萨哈罗夫健步走上讲台。这也出乎大会组织者意料之外。我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萨哈罗夫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但现在大会正式辩论还没开始，我对他此时究竟想说些什么更是感到好奇。但对我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作为一名大会代表，他是否真正有权积极参与大会的每项议程。哪怕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只是确立了萨哈罗夫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萨哈罗夫从高加索回来之后，我只拜访过一次，时间也已相隔近两年了。尽管苏联媒介对他很少报道，但他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首都以外出现麻烦的地区，仍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戈尔巴乔夫对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他看成是难以捉摸的远房亲戚，但又不能把他从整个家族中完全排除出去。因为他喜欢招惹是非，所以戈尔巴乔夫对他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不鼓励他来参加大会，当他来参加时也不对他过分亲热。早在1989年，乐观的萨哈罗夫就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失去往日的光彩，这比戈尔巴乔夫下台早了两年。虽然如此，他当时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他自己的建议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选择正确的道路，同时尽他所能给戈尔巴乔夫以支持。
现在，这位萨哈罗夫就站在讲台上，作为这次神圣的大会的一名全权代表，他要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演。尽管戈尔巴乔夫面露愠色，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发作。
萨哈罗夫说他要代表“一部分莫斯科代表”讲几句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条莫斯科代表们认为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条，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不应把它看成是低一级的最高苏维埃，它应享有全权的立法权威；第二条，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国家新元首的选举不应像事先安排的那样在会议之前进行，而应在会议结束时，也就是在完成所有议题讨论并考虑了所有潜在候选人之后进行。在提出这条建议时，他表明立场说他本人支持戈尔巴乔夫当选主席，但他认为在讨论之前进行选举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
萨哈罗夫讲话时，大厅里一片噪杂，以致最后无法听清他的讲话内容。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发言，说每位代表只有五分钟讲话时间，萨哈罗夫应该结束他的发言了。紧接着在进行投票表决时，他的建议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内心很复杂。一方面，允许萨哈罗夫甚至在议程安排的辩论之前发言，这是令人鼓舞的；可是另一方面，大厅里的对立情绪却是一个不祥征兆；代表们的精神状态表明他们的思想并不开放。
同时，我觉得萨哈罗夫和他的同伴并未对其发言选定的主题作出准确判断。不管戈尔巴乔夫已经变得多么自由开放，萨哈罗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还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我怀疑他讲的两个问题是否真正就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就不能等一等，而利用他所得到的有限时间讨论一下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问题，我对此迷惑不解。
我明白为什么萨哈罗夫会提出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立法这条建议，他正是考虑到了这次大会是真正选举出来的大会这个事实。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至少从理论上讲更易驾驭，其成员的责任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选举人团体。
然而，我却深深怀疑这样一个拥有2250名成员的立法机构的办事效率，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其他的专门工作，因此很难聚在一起开会。另外有一点我不清楚的是，难道规模小一点的机构就比大一点的容易驾驭？我认为，机构不管大小，都应该由一批专职的立法成员组成。如果说他们只有放弃其他工作，才会充满热情地来维护这个立法机构的独立与特权，那么这样他们的热情程度难道不是比偶尔参加一次会议要高得多吗？
当时在我看来，这种由人民代表大会和经其选出的最高苏维埃组成的双层结构所带来的缺陷，可以由大会期间即将草拟并通过的新宪法得到最好的纠正。这也是一个最好在当场予以充分辩论的关键问题。
至于萨哈罗夫的第二条建议，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言。戈尔巴乔夫将当选这个有争议的职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的辩论也无济于事。连萨哈罗夫本人不是也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吗？然而，这么做也确实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我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可以轻松地接受这条建议而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害。
这场短暂的交锋使我进一步看清了两人的某些重要区别。尽管萨哈罗夫对政治手腕这门艺术有很强的领悟力——这往往能使一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如愿以偿，但他对重要原则的辨识力却不及他对政治艺术的领悟力，他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观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即戈尔巴乔夫，则是个执拗之人。一旦认定某条路，他就会坚持到底，而完全排斥其他可能性，并利用所掌握的全部操纵性技巧来获取某种东西，而对这种东西他本人并不见得有着浓厚的兴趣。戈尔巴乔夫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棋手，因为他不会为了几步之后能吃掉对方一个马而现在牺牲一个卒。5月份的这天上午，我确实浮想联翩。在进一步对这个新产生的国会进行探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剖析一下新国会的成员，以及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这种资格的。他们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与过去苏联国会那些掌握着枯燥无味的橡皮图章的人是不是一脉相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必须回顾一下这次大会之前的那场选举战。
1989年的选举运动
我确信，当1988年12月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新的选举章程、上一届最高苏维埃又将之制定为法律条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坚信下会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不错，他们在选举之前确实要通过一个提名过程，并受到强烈鼓励（尽管并非绝对要求），要他们为每一个职位指定一名以上候选人。但这些选举上的技术性处理当时在他们看来决不会失去控制。由于各地党组织将掌管各选举委员会，他们能够主导整个提名过程的走向，并选出一个即便是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也绝对不会失利的候选人名单。
在许多司法管区，尤其是在农村管区，一切都按其所料顺利发展。但在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主要的大城市，官员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大惊失色。
共产党命运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就发生在首都本身，在这里，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为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他不得不与党的机器以及戈尔巴乔夫进行较量。戈尔巴乔夫就置身党的机器之后，只是偶尔露露面，表明他在操纵这台机器。
叶利钦自从被赶出政治局之后，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他已经感觉到这次选举是他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因为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选举，它有可能通过无记名投票为否定共产党的统治打开通道。
如果提名是根据人民的支持程度而定，叶利钦可以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选区获取提名。然而，提名的过程远非这样的简单，确认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由当地党组织控制，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他们所喜爱的候选人不会遇到任何大的麻烦。
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叶利钦首先在家乡乌拉尔一农村地区借偶然出席当地一次关键会议之机获取提名。而这一切都是在当地党的官员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所寻求的目标比这要重要得多。他把目标集中到了全国政治上最能有所作为的地区，即国家领土第一区，它包括整个莫斯科市600万之众的选民。在那儿开展选举运动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倘若叶利钦取得了胜利，仅就人们偏爱宠儿这一规律而言，这种胜利就不可能被篡改。更进一步说，在莫斯科获胜，还将使他尝到战胜该市党组织的快意，毕竟，是他曾领导过的这个组织将他清除并使他受到侮辱的。
最终确认候选人的公开会议就安排在圆柱大厅里召开，该厅在位于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外边的一座历史建筑物内。早先，这幢建筑是莫斯科贵族的俱乐部，后来被改为官方贸易联盟组织的办公地点，并由此得名为联盟大厦，但常常被派作政府组织的活动场所之用。30年代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曾在这里怒斥斯大林的的政治反对派，并最后以明显错误的指控判处这些反对派死刑：在这里也曾停放过许多领导人火化前的尸体，如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88年也正是在这里表演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曲》，那是自1917年革命以来这首浑宏的合唱乐曲首次公演：由于它有很深的宗教含义，直到提倡公开性时才被允许公演。
最后的提名大会于2月22日召开。莫斯科党的官员谨小慎微地仔细安排了此次会议，以期使这次会议既能体现民主气氛，又能实现预定的结果。虽然登台演讲者包括叶利钦在内共有10名候选人，但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经过了精心挑选，目的是确保吉尔汽车厂经理尤里·勃拉科夫和著名宇航员格奥尔基·格列奇科这两位候选人获得最高选票。如果一切顺利，莫斯科党组织就可使这两位候选人得到确认，同时，也将因为赢得了一场充满竞争的选举而感到自豪，并避免出现叶利钦获胜所带来的尴尬。这些党的组织者们对结果充满信心，并让莫斯科地方电视台转播大会实况。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羞辱一番叶利钦。
对当晚收看电视的莫斯科人来说，党的官员们将会如愿以偿，叶利钦面对的是黑压压的对他怀有敌意的代表们。那天，叶利钦首先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选择了一些最尖刻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上讲台，要求演讲者首先予以回答。许多演讲者痛斥叶利钦这种行为，并要求他收回提问，但他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之中岿然不动。他之所以毫不妥协退让，是因为他掌握了在座的代表们以及收看电视的观众们都不了解的情况而心中有数：格列奇科曾事先告诉他，说他将在投票之前放弃参加竟选。叶利钦当时请他等到最后一刻再宣布自己的决定，这样党的组织者就没有时间来重新确立一名候选人。
会议马拉松般召开了12个小时，连凌晨的电视转播也已停止（或许是因为转播人员已精疲力尽，或许是因为大会组织者发现会议有点失控），直到这个时候，代表们才开始投票。勃拉科夫如预期的那样获得了最多选票，但随着格列奇科的突然退出，叶利钦进入了第二名，这使他成了当然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再把叶利钦清除出去，那真是对整个选举的莫大嘲讽，戈尔巴乔夫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虽然共产党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大多数媒介来阻止叶利钦进行竟选宣传，但他的支持者总有办法来加强叶利钦的宣传攻势。宣传材料开始以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物的复印件，版面上赫然印着“推动者”，这个单词俄语与英语的拼法与意思都一样。这份宣传品共有四页，载明了叶利钦的竞选纲领。后来人们发现是闻名遐迩的莫斯科航天研究院的院长尤里·里若夫指使研究院的学生报纸《推动者》刊载这篇宣传品的（这个研究院不但是苏联高级航天工程师的母校，也是许多政治人物如叶戈尔·利加乔夫以及长期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的摇篮）。印刷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将这一期比平常多印刷了好几万份。
依其产生的效果，叶利钦也许根本不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竞选。随着共产党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公开化，他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如日东升。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共产党官员掀起的反叶利钦运动不仅无效，还成了叶利钦最强大的政治资产。
不过，他获胜的程度还是令人震惊。1989年3月26日第一轮投票选举之后，统计结果令当局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89.4％的选票，而勃拉科夫只得到了6.9％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当宣布选举结果时，我问戈尔巴乔夫的几名亲信他们是否感到惊讶，他们的回答众口一词：“我们知道他会获得胜利，但他以如此的优势获胜出乎我们的意想。”
对我来说，叶利钦大获全胜并没有令我无比惊讶，我感到更为吃惊的是选票的公正统计。尽管可以指责戈尔巴乔夫玩弄阴谋诡计，企图阻止叶利钦东山再起，但通过最后的分析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说明他不会牺牲自己改革苏联政治结构的目标，来换取个人报复心理的满足。这样，通向俄罗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竖立起来了。
3月26日那天，叶利钦并不是唯一一位取得选举辉煌胜利的候选人，勃拉科夫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许多选区，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知名学者以成功的竞选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一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学者就是其中一例。他是在莫斯科一郊区参加三人竞选的。曾有一段时间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之一、当地党组织的一名负责人不但调动党组织为自己服务，而且还通过各种龌龊的伎俩，想方设法来丑化他。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博戈莫洛夫获得60％的选票，他感慨道：“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竟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
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也在莫斯科郊区一选区获胜，他在一个负责培训档案保管员的机构中工作。他看起来比他55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生就一张粗犷而迷人的脸，又有一副足球后卫的硬朗骨架——也许退出绿茵场已有多年。尽管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以激进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而著称，呼吁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政治体系，对过去滥用职权的现象予以充分曝光，建立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结束警察的镇压活动。他的演讲才能与他强硕的体格相得益彰，在规模盛大的游行队伍面前进行的公开演讲尤其富有感染力。
法学教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一个主要由工人阶级居住的选区获得了胜利。尽管他面临当地党的机构对他有组织的挑战，包括编织一些诸如生活作风败坏、酗酒、毒打妻子的恶毒谣言对他进行中伤，但他还是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因为公众很快就识破了事情的真相，对这种谣言不屑一顾。像阿法纳西耶夫一样，索布恰克也是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52岁要年轻的学者。他是位以法治国的热情拥护者，要求对腐败现象严加惩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最为活跃的一名成员。
获得大选胜利的候选人并非都声名显赫；一些人很年轻，在选举获胜之前默默无闻。比如，赢得莫斯科工人阶级居住区切廖莫什金选区胜利的美国史专家斯坦凯维奇只有35岁；两年前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在莫斯科市参议会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在这次选举中很轻松地在自己家乡取得胜利的物理学家阿尔卡基·穆拉谢夫仅32岁；还有当时未满30岁的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参加了莫斯科十月选区——为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命名的地区——的竟选，从未加入共产党，且自孩提时就身有残疾，不能长久站立，没有拐杖也无法行走。
斯坦凯维奇、穆拉谢夫、扎斯拉夫斯基这些人相继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了民主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既为他们的资深长者公开摇旗呐喊，也以自己的热情与组织才能筹划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宣传运动。斯坦凯维奇是众多反对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穆拉谢夫是示威游行和公众活动的组织者，而扎斯拉夫斯基则是自由经济和支持残疾人公共事业的最执著的辩护者。扎斯拉夫斯基对苏联现行体制的感受告诉他：一个宣称关心所有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只是为一小部分掌权者谋福利；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能够提高生产力，也将创造一个能更好地关怀那些真正需要关怀者的社会。
苏联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男人们的天下，只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现过一位女政治局委员，名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但即便在那时，她也没有成为领导核心中的真正一员。在中层政治机构以及中层管理机构中虽然有一些妇女官员，但与她们的总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上一届最高苏维埃里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委员，但吸收她们进去只是要补充为“挤奶女工和纺织女工”非正式保留的。代表配额，而且，她们既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力，也没有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
虽然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的妇女成员比上届少一些，但她们大都是选举的获胜者，有些还是打败了一些非常难以对付的竟选对手而进入代表大会的。比如，研究人种学的女学者叶夫多季娅·盖叶尔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选举中击败了远东军区司令员维克多·诺瓦兹洛夫将军，与莫斯科的叶利钦可说相互辉映。盖叶尔约55岁时成了寡妇，穿上鞋也不到5英尺高，来自纳纳伊这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她的胜利犹如一名阿留申部落或特林克特部落的妇女在阿拉斯加赢得了当地角逐美国参议员席位的胜利。所不同的是，她获得了好几百万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像在阿拉斯加那样只10万多张选票。随后，当共产党的一些坚定支持者向安德烈·萨哈罗夫发难时，只有盖叶尔夫人一人站到那个与她差不多高的讲台前，痛斥攻击萨哈罗夫的人无耻。
虽然没有要求候选人非得居住在本人参加竟选的地区，但是，大多数候选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喜欢在他们的家乡或在家乡附近的地区进行竟选。加利娜·斯坦罗伏伊托娃这位在莫斯科工作、专攻民族问题的俄罗斯族历史学家却是个例外。她在亚美尼亚开展了一次成功的选举运动，在其首府埃里温的一个选区赢得了一个席位。她后来成为大会改革派中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
有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大老板尤里·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一位苦命人。在总共24万张选票中，他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竟选中失败。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
根据新的选举章程，当一个选区出现三名或更多的候选人并且没有一位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多数的时候，就要在获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重新投票表决。当单一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或者在第二次投票选举中两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时，就得重新进行提名，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而失败的候选人没有资格再竟选。
很多原来的候选人都被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淘汰，这为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的候选人提供了新的竞争机会。《星火》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就是这样一名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被一次营私舞弊的提名会议强制性地从莫斯科一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当共产党的所有候选人在哈尔科夫选区失败后，他被提名参加该地区的第二次选举，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也是这样，在第二轮选举中取得了胜利。55岁的科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一选区的第二轮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共产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的选举中均遭淘汰，当时身为白俄罗斯州立大学副校长的舒什克维奇在朋友劝说下参加了新一轮竟选。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他经历了一段耀眼而短暂的政治生涯，两年半后，成为新独立的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达到了巅峰。
新人民代表大会2250个席位中只有1500个席位是在选区选举出来的。总席位中有1/3被分配给了一些“公共组织”里的代表们，如共产党组织及其各下属机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使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不必参加竞选，也不必冒失败的风险，就可进入新的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讲，戈尔巴乔夫有权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提名750名代表，因为法律规定共产党是所有有权“选举”代表的组织的“领导核心”。
然而，这些组织有些已经摆脱了党的严格控制，其他还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也在选举运动的刺激下努力摆脱其束缚。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试图沿用陈旧的方式选出代表，结果遭到了抗议，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科学院本身。
科学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所引起的争议，并非针对已列入名单者，而是针对未列入名单者，即科学院中最富盛名的两名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空间科学家罗阿尔德·萨格捷耶夫。两人以拥护激进改革而闻名，且都是当权的共产党信徒所憎恨的对象。当主席团公布候选人名单时，立即引起了学院内外的抗议。
选举章程规定主席团的提名必须获得成员总体上的支持，这在过去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次已行不通了。院里开始出现了示威活动，要求撤销这个官方提名，强迫主席团出示一份更能被广大成员接受的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至少要将萨哈罗夫和萨格捷耶夫包括进去。
几个选区的居民也催促萨哈罗夫出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他被允许列入这些选区的候选人名单，只要他不反对叶利钦这位受人欢迎的人物，就能毫不困难地赢得选举。几经犹豫之后，萨哈罗夫最后拒绝了在院外参加竟选，因为他整个成年期的生活都与这里密不可分，而且他还声明说，如果他最终成了议员，那也将是同事们成全的结果。
结局正是如此，科学院的成员抛弃了大多数原先提名的候选人，迫使院内进行了第二次选举。结果，萨哈罗夫，萨格捷耶夫以及其他不少改革者都获得了多数票。
科学院并不是唯一按自己的方式推选国会代表的组织。例如，电影导演联盟就递交了一份代表名单，全部由激进的改革者组成，这些人在其他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团体里也是引人注目的明星。
经济领域的主要学术出版物《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加夫里尔·波波夫是由科学和工程协会联盟选进人民代表大会的。波波夫中等身材，头发修剪得很短，几乎是个平头，留一撮小胡子。他平生对打领结很反感，常常在公开场合穿一件运动衣和敞领的T恤衫，甚至在正式场合也是如此打扮。以前他着重于理性思维，曾写过不少有关管理问题的文章，但现在正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与政治领域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上。
同样，隶属科学院的几个科学协会和社团将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选进代表大会的情况基本类似。她是苏联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民意测验专家。她的许多调查结果都要保密，以免公众了解到人们对党不恭的事实真相。但是，随着公开性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测验结果得以公开发表。改革派力量也更多地利用这些调查结果来加强他们加速改革进程的要求。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新国会得到了100个席位，是单一组织分配到的最多席位数额。可以肯定他说，戈尔巴乔夫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在代表的挑选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某种平衡处理：它既包括几名高层领导人，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也包括一些来自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如经理、军官、作家、农委主席等。
总的来说，其人员构成中没有几位改革家，更多的倒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官僚。
当选举结果陆续公布之后，戈尔巴乔夫吹嘘说，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因为选出的代表中80％是共产党员。雷日科夫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曾反驳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提醒他说共产党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有30名重要的地区领导在选举中失利，而且，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共产党，而是相反。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有此交锋，但我的判断与雷日科夫不谋而合。
虽然并非每个选区的选举都是公正进行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这样；虽然大选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宪政国家为职志的议会，其中的许多代表也还是保守的共产党，他们决不愿失去任何权力，但总体来说，整个大选的结果仍鼓舞了那些希望苏联实现民主的人士。
之所以说选举的结果令人振奋，是因为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经过选举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其中的许多代表面对顽固政治势力依然赢得了竞选的绝对胜利。同样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这次选举并非最后一次，它传达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运动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突然间，人民都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
当我收看1989年3月26日这一选举的晚间新闻时，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当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要等到第二天才会知晓，但电视记者采访了正要离开投票点的选民，询问他们赞成的是什么或反对的是什么。虽然电视中只编辑了几个片段，但这些被采访的选民无一例外他说他们是为了变化而投票。一位年轻的妇女干脆这样说：“我投票反对我们目前的一切，我投票赞成我们将来拥有的一切。”一位被采访的老人一开始对他们能否在电视上播出他的讲话内容表示怀疑，当得到保证后，他说：“嗯，我投票就是为了反对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对于苏联人来说，希望清除恶棍并不稀奇，熟悉苏联舆论的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人们开始公开地抒发自己的意见，甚至敢于在电视镜头前这样做，而媒介还播放这些言论。
一种新型的国会
尽管一开始出现了一些与会议计划有点偏差的情况，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总的来说还是按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预定的程序进行着。辩论非常热烈，且常常涉及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决定性的投票之前往往要经过一番幕后的交易，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明显占据了优势。
这次大会有几次险些使它自己名誉扫地。针对萨哈罗夫的一场有组织的诽谤失去了控制。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指责萨哈罗夫侮辱苏联军队，其用词大有斯大林痛骂对手的遗风。戈尔巴乔夫也许并没有指使他们这样做，但他也无意去制止这场诽谤。
第二次与叶利钦有关。大会的责任之一是从各级代表中选出最高苏维埃，以作为常设议会机构。其成员构成约占代表大会成员的1/4，也就是从2250人中选出556人。叶利钦宣布他有资格成为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而且，以他在莫斯科获得的辉煌胜利，如果代表们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议会，叶利钦受到忽略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不可想象的局面几乎成真。
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共和国的代表团都决定按分配给的自己的名额向大会提交一份数量相同的候选人名单。人们期望大会批准各共和国选择的代表。俄罗斯代表则决定，来自俄罗斯的提名。数应超过大会分配的席位数，以便给大会留有选择的余地，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叶利钦是俄罗斯候选人之一，但当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时，他因得票太少而无法进入最高苏维埃。俄罗斯在最高苏维埃中拥有11个席位，投票结果是叶利钦得票第12位。这次投票进一步证实了已明显存在的倾向：大会中的多数代表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现有体系，而不愿支持有可能削弱这一体系的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叶利钦的抛弃就威胁到了戈尔巴乔夫孜孜以求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的信誉。
阿列克谢·卡扎尼克这位一直不引人注目的47岁法学教授挽救了这一局面。他来自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城，其刚硬的胡须、黝黑的面颊以及洁白的下巴使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从很远就能辨认出他。在俄罗斯争取最高苏维埃职位的候选人中排名第12位的他之所以被列入俄罗斯的候选人名单，只是因为叶利钦和其他人坚持要给代表们留有选择余地。卡扎尼克宣布，如果他对叶利钦没有选进最高苏维埃负有责任的话，将无法面对他家乡的选民，因此他要让出他的席位。
代表大会选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依过去惯例，他同时也成为国家元首。为追求这一结果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失去了为民主程序确立先例树立榜样的机会。第一次是他怂恿大会拒绝萨哈罗夫的建议，即先进行议题辩论，而后举行投票选举。第二次是他允许进行对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即非差额的选举。
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位哲学教授、后在叶利钦政府中成为知名人物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曾提名叶利钦为竞争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的候选人，但为后者所拒绝。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位来自摩尔曼斯克附近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45岁工程师亚历山大·奥波林斯基，以毛遂自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渴望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心情。
对此戈尔巴乔夫未明确表态，后由全体代表投票表决，结果以2比1的比例反对增列奥波林斯基为候选人。假如戈尔巴乔夫当时要求进行一次竞争性选举的话，这次投票就会带来另一种发展方向。
戈尔巴乔夫鼓励党内其他官员参加竞争性投票选举，而他们中有许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也应允许第二名候选人与他同台竟选。但戈尔巴乔夫显然无法容忍一些代表可能在无记名投票中拥护其他人的想法。这次投票结果是2123票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87票反对。即便奥波林斯基参加竞选，他的得票数也不太可能超过87票。可以想见，如果戈尔巴乔夫允许有人与他同台竞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票数只会少于87票，因为有些代表之所以投“反对”票，很可能只是对戈尔巴乔夫无对手竞选的抗议。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也并非完全像过去那样，不会遭到任何非议。在投票之前对此就曾有过广泛而相对开放的辩论。
例如，来自爱沙尼亚的马留·劳利斯庭就在辩论中向戈尔巴乔夫提了三个问题：有关保证各共和国主权的规定到底有何章何款已被纳入新宪法？在一个民主国度里使用军队来对付市民的游行到底能不能容忍下去？4月份在第比利斯发生血腥镇压示威群众之前政治局里到底有谁事先就知道？另有一位代表诘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正在挪用政府的金钱来在克里米亚营建自己的度假别墅。还有些人提醒戈尔巴乔夫，他的威信正在下滑，因为改革的进展过于缓慢。好几位代表要求，若戈尔巴乔夫当选了这个立法机关的主席，就应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戈尔巴乔夫在投票之前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给予了回答，但对劳利斯庭的问题则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公众日益喜爱（有些人甚至迷恋）收看政治辩论节目，并为此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欣喜。因此，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电台对最高苏维埃会议也进行了全面实况转播，不过都是在晚上，这样人们就不至于为了收看实况转播而影响工作。
新的最高苏维埃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它的独立性。总理雷日科夫公布的各部长提名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否决。到第11位时，我没有再继续数下去（总共约有60个部长职位）。晚餐时，代表们开玩笑说，他们坚持的标准比美国参议院高，在美国，参议院很少拒绝已经确定了的内阁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