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议的辩论相当激烈。因为我们几乎每晚都很忙，我就设置好录像机，让它自动录下白天的会议实况，以便晚上回来再看。因此，我常常熬到深夜，但我觉得这么辛苦价有所值。许多议员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新宪法秩序的关键问题，其中的能言善辩之士也决不在少数。对他们在原有体制限制下能保持如此高的素质和迅速适应国会激烈辩论的能力，我只能感到惊奇。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白天总是花大量时间来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并因此加强了这个新生立法机构的权威性。后来，由于其他事务缠身，他把会议主持工作交给了副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曾同时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据此很多人认为他俩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成为密友。无疑，那时他们都彼此相识，并一起在共产党青年组织（共青团）里共过事。但卢基扬诺夫比戈尔巴乔夫大两岁，他们的关系也并不亲密。但不管他们学生时代是否关系密切，卢基扬诺夫现在是戈尔巴乔夫的接班人，他们一度似乎相处融洽，合作愉快。
卢基扬诺夫在中央委员会里工作的时间非常短，鲜为外界注目。只是担任了最高苏维埃的现任职位后，才开始在新闻媒介频频曝光。电视观众很快就熟悉了他那不苟言笑的表情和维持会议秩序时的粗哑嗓音。他严格地行使着他的职权。也许是因为改革者比保守者讲得多，也许是出于自己的偏见，总之，在限制发言时间方面，人们更常见到他中止激进改革者们的发言。
尽管卢基扬诺夫很少露出笑脸，但他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惊世骇俗之语。有一次我参加由他主持的交流会，交流的对象是来自新泽西和马里兰州的美国高中生代表团，这是双方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源于我为日内瓦美苏首脑会谈起草的一份计划。我非常高兴地应邀参加了他们与卢基扬诺夫的会谈。
当我发现这群年轻的美国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时，更是感到高兴。这项交流计划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非常成功。学生们说话言简意赅，而且，他们对苏联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一般美国国会议员。
卢基扬诺夫一一回答了他们关于新国会及目前政治形势的问题，这时有位美国学生突然对他的回答进行了反驳。这位美国学生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结识的苏联朋友却不能得到护照，访问我们的国家呢？”
卢基扬诺夫一时语塞，直视着这群美国学生，然后说：“这说明人类的愚蠢行为能够达到何等程度。我们将研究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护照去国外旅游了。”接着，又有人问：“那么，他们能用卢布兑换美元吗？”
“这我无法向你们作出保证，”卢基扬诺夫回答道，“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天，卢基扬诺夫的回答至少是诚实而又直率的。然而，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发现他的改革主张更接近于利加乔夫而非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萌芽期的反对党
尽管改革派没有能够主导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最高苏维埃，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少数。他们中有人曾横扫莫斯科市的选举，有人来自许多其他大城市如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其代表性非常有分量。他们在波罗的海的代表中形成了多数，还有分散在其他地区如高加索、乌克兰及远东的代表。而且，许多由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占主导的组织也都站到了民主活动家的一边。
由于这些代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再加上电视的转播，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往往能在公开场合制造出轰动效应。然而，他们的数量毕竟有限，除非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帮助他们拉选票，不然他们还是很难施加有效的影响。
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大多仍是共产党员，而党章又规定禁止搞宗派主义。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称他们的组织为“小组”，而不是“宗派”或绝对禁止的对象“政党”。
莫斯科来的代表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萨哈罗夫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上台讲话的。他们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开展活动，网罗那些与他们看法相一致的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
莫斯科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加夫里尔·波波夫都加入了一些年轻代表的行列，这些年轻代表里有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阿尔卡基·穆拉谢夫、加利娜·斯塔罗伏伊托娃、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们还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代表中找到了知音，如来自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盖叶尔，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叶利钦建立了牢固的联盟。
许多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改革承诺并不抱什么信心，即使在他获取了莫斯科选举的辉煌胜利之后，这种疑虑还是没有消除。他本人是个地道的非知识分子，给许多人的印象倒像个典型的党老板，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而非为了实现他政治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1987年对他的指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态度，而叶利钦本人则更愿与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不过，改革派与叶利钦还是互有需求。尽管改革派知识分子在选举中的表现也不俗，但他们还是需要与这位善于在选举中拉拢选票的叶利钦建立同盟关系。至于叶利钦，自从1987年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就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孤军奋战。这段时间，他合作的对象是列夫·苏哈诺夫领导的小部分报纸编辑人员，列夫·苏哈诺夫是他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里认识的，再加上少数几个同盟军，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学教师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莫斯科新闻记者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等，这位记者总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出谋划策。当时，叶利钦自己的纲领依然不系统，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加速推动改革。叶利钦要想对立法施加影响，既需要有系统的政策，也需要有组织方面的支持。
莫斯科的改革派一度曾在党的政教大楼里聚会，但当最高苏维埃临时搬到离红场不远的莫斯科饭店办公时，其起草宣言与规划立场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改在了为叶利钦配备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当时任最高苏维埃建设与住房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以外的代表也住在同一个饭店里，它为建立同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对于那些以使国家回归真正列宁主义原则为己任的人来说，这里的景致也可提供某种灵感，因为从办公室窗户在外看就能直接看到马路对面用红砖砌就的宏伟的列宁博物馆。
到那年夏天，已有300多名代表表示对他们这个活动小组感兴趣。7月19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旨在组织一个“跨地区代表团”的协调机构已经建立，计划月末召开成立大会。地区间小组的目标是要“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将为实现这个加速采取更加果断一致的步骤。叶利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对”这个词，但他却明确了这个在最高苏维埃里属于少数派的小组将要发挥的作用：将作为一个反对派为立法机构起草供选择的建议。就这样，在苏联首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并获得了不止一个共和国的支持。它使自己合法化的方法是将自身定性为一个支持改革的组织，这也是此后各共和国民族阵线所使用的方法。
这一组织的创建者还采取了在竞选期间，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大选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在国会中有高票当选的优势，仅在莫斯科一市他们就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群众集会，随后，他们开始定期举行这样的集会，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尤为如此。由于“保守派”反对激进改革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不会支持这种改革，所以这些有能力聚集比其对手规模更大的群众集会的改革派，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和春天，越发重视发挥这个潜在武器的威力。
激进改革的支持者认为自己与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派格格不入，而戈尔巴乔夫当时却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反对派。事实上，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戈尔巴乔夫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公众对改革的支持，以使戈尔巴乔夫最终摆脱共产党顽固分子的束缚。有些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拒绝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改革者，现在也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以便能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支持。索布恰克和斯坦凯维奇就是这样的两位代表，他们分别于1987年和1988年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甚至叶利钦在口头上也坚持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戈尔巴乔夫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不是向他发出挑战或是反对他。3月份大选获胜后还不到几个星期，我问叶利钦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如何，他回答说，他们曾私下里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叶利钦希望他们俩能定期接触。“我认为他开始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了，”叶利钦补充说，“不过，戈尔巴乔夫仍然与利加乔夫和保守派过从甚密。大选也许会给他一些启发。”
为使戈尔巴乔夫对形势的领悟不致过于迟钝，叶利钦安排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提名他出来与戈尔巴乔夫角逐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尽管他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叶利钦知道他会输掉国会里的这场投票选举，但他想借此提醒戈尔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从自己的阵营中排挤叶利钦，他将会面临来自叶利钦的直接挑战。
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还没几天，叶利钦和他可爱的妻子奈娜·约瑟福芙娜一起来到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我问他对这第一次会议有何评价。
他回答说：“不太糟。完成了一半的预定目标。”接着，他回顾了一些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修正自己刚才的话说：“也许还不到一半，但至少完成了1/4。”当我问道对这次大会抱有更高的期望是否不现实时，他说，不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失望。
他当时态度很乐观，因为他已感觉到社会舆论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在大会第二周注意到了代表大会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他和他在“莫斯科小组”的同盟军，他将这归功于选民向其代表寄出的表达支持改革派心情的潮水般的电报。当时，大多数代表仍然关注自己家乡的第一书记怎样投票并紧紧跟随（叶利钦还比画了一个动作：向旁边扫视一下，然后抬起手臂），对此，他认为这种情况今后将会越来越少。由于电视的转播，会议辩论走进了全国各地，千家万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他们的代表跟着共产党亦步亦趋。
那一晚的谈话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叶利钦自认正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竞争。他仍然在与那些阻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势力进行抗争，其公开目标是要使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能够也应该加快改革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应将叶利钦看作是他的主要助手。也许从长远看，雄心勃勃的叶利钦并不会就此满足，但他当时的态度看起来是诚恳的。至于说随后两年他们变成怨家对头，则是戈尔巴乔夫不断压制他的必然结果。
那天晚上的谈话丝毫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诋毁。然而，这种克制态度在戈尔巴乔夫阵营里却找不到第二个。当谈到他访美的可能性时，我劝他成行时带上奈娜。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决不！我不会让她成为第二个赖莎·马克西莫芙娜！”
他的话对这两位女士都有失公允。尽管他或许永远也不会改变对赖莎的看法，但他会很快明白，他比他想象的更需要奈娜。
改革会取得成功吗？
已是6月下旬了。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最高苏维埃也已展开工作。我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盛顿去作述职汇报。在飞机上吃完晚饭后，我没有看电视，而是掏出电脑笔记本，记下一些事情。我怀疑克格勃在飞机上安了窃听器，但我知道我可以把这软盘存放在华盛顿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现在把在华盛顿期间有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先梳理一遍，也许很有帮助。我这样写道：
1.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个转折点。他说得对吗？也许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我们目前还确实不能这样说。不管怎样，即使在某些方面有倒退迹象，我还是推测他的说法确实是正确的。目前的确出现了向代表制政府过渡的趋势，这将是难以逆转的；如果这种趋势被暂时否定了，难道它以后就不会重新积聚力量，卷土重来？
那么什么是“新现象”呢？以前曾出现过试图建立代表制机构的努力，如1918年的杜马，即立宪会议，只不过流产了。也曾出现过一些普选的因素（比如第一届杜马中出现的共同代表现象）。但在过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来自下面，最高政治机构或多或少都成功地抵制了这种现象。而现在是最高政治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在推动宪制进程，并利用群众的激情和参与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活力。这就大不一样了。
2.消极趋势（如商店里空空如也的柜台、财政赤字、少数民族和民族骚乱等）能构成怎样的威胁？现在有些人甚至说，在随后的二三年里，有可能会出现内战；而另有一些人则预言说将出现饥荒现象。
上述消极现象的确正在形成威胁，而且，如果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开始与民族仇恨合流，那么形势紧张就会一触即发。在费尔干纳和新乌津实际上已出现了这种苗头。如果只是对付民族仇视现象，通过动用充分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加以控制的。这里的“充分”是指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各派往往导致以武力冲突的争执。但这些骚动的情绪确有合流趋势，随时都有失控的可能。
最可怕的情景将是：价格持续上涨，商品匮乏更加严重。各自分散的抗议逐渐汇合，随之爆发暴力事件，他们最直接的发泄对象将是当地少数民族、党或者警察总部——或者，只是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对此政府必将试图进行镇压。然而，镇压几乎将是徒劳的，反抗运动会有增无减，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接着会出现什么呢？会再出现一个天安门事件吗？也许这样。政府会镇压吗？也许，镇压至少有短期的效果，但却会为此使改革进程付出沉重代价。而且，没有什么人相信这种方式能真正奏效。镇压只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措施。但镇压极有可能发生，对我来说，这样想一想都令我不快，我将竭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努力说服我自己不去想这些。
但目前这只是一种最坏情况的分析，不一定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又是什么样呢？一种可能是行动犹豫不决，另一种可能是在骚乱发生时，将之各个击破，但尽量不动用武力。总之，将采取灵活迂回的措施，以免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暴乱本身也会产生一种厌烦心理，大多数人对暴乱所带来的暴力与动乱的恐惧远甚他们对目前形势的恐惧）。因此，这个国家有出现大量动乱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可能，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团体将确保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不要受到武力方法的威胁。难道这是白日做梦吗？也许。但我认为这种前景是具有实际可能性的。
3.戈尔巴乔夫真能坐稳这随后五年的江山吗？如果不能，是什么力量会使他翻船？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本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权履行完毕之前被赶下台的可能情形，我一时还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发生。但在现实之中，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克格勃忠诚不渝的话）？我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选，也许只有叶利钦最后有可能这样做。但他至少五年之内不会这样。对于整个党的官员来说，叶利钦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意味着他唯一的挑战方式要经由直接或间接的选举过程来体现。就是说从现在到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还有五年的时间。那时将有可能出现政治转折，其程度即使是按今天许多经过修改的标准看也将是惊心动魄的。
但请再想一想最坏的情形：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动乱；而政治局在处理意见上又各执一词，这时要么出现一位一呼百应的领导人（目前在政治局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其他领导人有此政治魅力），要么出现一位阴谋家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积聚力量，构成挑战。其结果是重新恢复传统的体制：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而其他政治机构则被迫赞同并通过这一决定。这种可能性之大也是不能忽视的。
4.戈尔巴乔夫若被赶下台会发生什么？
我以前的判断是这会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而美国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现在仍然这么想，因为任何继任者都会忙于镇压国内的异己分子和阻止国家走向分裂，而无力在军事上与我们或我们的盟国形成对峙。我认为没有理由重新修正这一基本判断（有必要注意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动向；他们将来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吗？我有点担心）。
5.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改革的现象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说是肯定的，是考虑到一些保守的或是反动的团体正在形成。最近在列宁格勒形成的以尼娜·安德烈耶娃哲学作为行动指导原则的（反犹太人的）阿米亚特和其他一些组织值得注意。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答案又是否定的。不会出现足够强大的能形成实际挑战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组织的反改革力量目前是不大可能形成的，但我毫不怀疑这种力量会最终出现，尤其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因此，现在不存在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
6.共产党机器会默认它们的衰落吗？
不愿意，但它们无可选择。
在华盛顿下飞机时，我已预感到苏联帝国的强权很快就要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