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纲要的基石是从苏联的一个完全加盟共和国一步步转向一个不依附于苏联，即不依附一个同盟的国家；下一目标是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独立国家。
——爱沙尼亚《国家先锋报》“选举论坛”1989年10月
如果民族主义者试图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对他们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波罗的海国家自身的生存也将打上问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告1989年8月27日
新的最高苏维埃还在开会的时候，我应邀去会见一个立陶宛代表团，他们代表着萨尤季斯这个威震3月份大选的政治运动。作为驻苏大使，我总是拒绝会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官员，因为这种会见有可能被理解为美国接受了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强行吞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会见作为个人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事实上，我们渴望与他们接触，以表明我们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并跟上那里的事态发展步伐。与私人公民会见并不违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因为他们并未在苏联认可的加盟共和国政府里任职，与这些人见面也就不具官方性质。
萨尤季斯明确要求举行官方会谈，我在同意之前考虑了它的影响。虽然该组织成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以此种身份举行会谈。他们以萨尤季斯代表的身份而来，而且我知道该组织在立陶宛的确深孚众望。更重要的是，即将来访的代表已经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因此做出见与不见的决定并不困难。与他们举行正式会谈，将显示出我们对其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对他们作为被占领国家的合法代表的尊重。
我邀请他们到我的寓所，斯巴索别墅，而不到我的办公室，是因为我要保证苏联当局看到我们的会谈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活动——一旦局势有变，这可能对我的客人不利。
萨尤季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共产党以外的党仍遭禁止），而是一个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支持改革的运动。它组建不到1年，在3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竟选36个席位，获得了其中的33席，而且大都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当时，我也渴望会见一些新当选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六位代表结伴而来，鱼贯进入我取名为音乐室的斯巴索客厅。他们作自我介绍时，一个个表情庄重，甚至有点严肃。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捷斯教授，以其密集整洁的白胡须而独具特色，他是一位森林生态学专家，还是立陶宛“绿色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卡兹米拉斯·安塔纳维丘斯，50刚出头，但显得更年轻，经济学博士，是维尔纽斯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布罗尼斯拉夫斯·根泽利斯教授，虽然不到60，已经谢顶，只剩下一绺灰色的头发，在立陶宛国立大学教哲学。该小组中唯一的律师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是立陶宛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在维尔纽斯开展业务。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参选时为维尔纽斯出版社的编辑，是萨尤季斯的副主席，他那满头黑发和杂草一般的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萨尤季斯的总书记维尔吉利尤斯·休帕提斯没有到场。
奥佐拉斯首先讲话，解释说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要求举行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向美国政府通报他们的计划。但他有事外出，故让小组代表他及整个运动转达这层意思。
经过一番介绍，成员们轮流阐述该组织现行战略的方方面面，看得出，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取得经济自治，使立陶宛文化免遭俄罗斯化的灭绝，而是到1990年中期取得彻底独立。
这些计划将分阶段付诸实施，同步处理有关法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将宣布1939年纳粹一苏联条约的秘密协定无效，并推翻1940年以武力强迫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进入法案”，从而消除并入苏联的法律依据；自1990年1月1日起把立陶宛的企业置于维尔纽斯或地方当局的控制之下。如果可能的话，在1989年底之前，但无论如何不迟于1990年初，选出新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如果萨尤季斯赢得多数——这似乎不成问题——最高苏维埃将按照立陶宛独立的模式建议起草新的宪法，并不迟于1990年6月交由全民公决通过，此后将选出一个全新的被称为塞马斯的议会，其名称系沿用20、30年代旧称。在独立国家里，苏联操纵的选举全部无效。
听着这一大胆的计划，首先想到的就是事态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立陶宛会在一年内取得独立。甚至两三年也算是一个奇迹。
但是，关键不在于客人们的时间表是否现实，而是他们都严谨而有经验，不受传统说教的束缚，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场就有效地组织了政治竞选。在苏联统治下所受的苦楚和经历使他们对现行制度失去了幻想。这时，他们明确期望获得成功。
让我感到变化之大的并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求独立。那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之处在于他们在谈论这一目标时毫不畏惧。仅在三四年前，公开号召分离的人都会受到要么投入拘禁营，要么送入精神病院的处罚。40年前，则要被处决。
如今，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领袖，不仅敢于谈论和撰文呐喊独立，而且更以其事业和生命作赌注专注于这一目标。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与一名美国大使恳谈，把心里话告诉外国势力，而不怕被指责为叛徒。
这些行动来自心理自由的人们。自1989年的那一天起，我再也不怀疑他们终将胜利，这一天不会等到下一世纪遥遥无期的年代，本世纪结束之前就会实现。
他们必胜，但代价多大？会不会激起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克格勃和军界的武力镇压？几周前，中国已经表明血腥镇压至少暂时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企图弹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就可能触发内战，并在国际上导致冷战的恢复。这将增加对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你们认为苏联将作何反应？”我问。
“噢，他们会尽力阻止我们。但我们相信，只要不屈服于挑衅，我们就会成功。他们要阻止我们，就得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而如果他们那样做，改革就会终结，戈尔巴乔夫也会下台。我们认为他们清楚这样的后果。”
“你所说的屈从挑衅是什么意思？”
“以武力对武力。他们试图挑起我们动武，然后以我们的反应为借口动用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人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明白，只有采取和平方式，我们才能打赢。忍受愚弄、侮辱、甚至暴力，比持枪对准眼前的士兵射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你们真的以为这样行吗？”
“是的。每走一步，戈巴乔夫就将面临如下的选择，是允许我们逼近我们的目标，还是破坏他的整个政策，抑或葬送他的统治地位。一旦我们开创了事业，就不想失去它。”
客人们接着问我，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将作何反应，如果苏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能否得到美国的援助。
我解释说，对他们的问题，我不可能给予官方答复，我估计华盛顿也只会给一个抽象的回答。政府不喜欢假设的问题。我只能作出个人的评估。
关于第一点，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政府，事实上所有美国人都会予以同情。不过，不可能立即承认，因为这牵扯到该政府是否实际上控制了宣布拥有的领土。如果立陶宛仍然在苏联有效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多么地同情，美国政府很可能不会承认新政府的独立。
我还告诉他们，美国的立即承认可能会鼓励苏联强硬派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直接挑战，而且莫斯科知道，无论出于什么感情，美国都不会为立陶宛提供军事保护而冒核战争的危险。过早的承认，苏联温和派就不可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因为政敌会攻击他们屈从于冷战的“敌人”。
关于经济援助，我只能说，一旦苏联封锁，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德国、瑞典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苏联控制着他们自称是苏联领土的边界，如果他们禁止物资进入，外国强行投放无异于发动战争。一旦立陶宛的行动激起莫斯科的军事或经济制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幸，指望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提供直接帮助。
有一位客人（我忘了名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孤军奋战。你们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但我们只能靠自己。”
话中带刺。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你们完全不是孤立的，”我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并不承认你们在法律上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今后也决不会，除非立陶宛人民出于自愿做出那样的选择。只要有任何对你们动武或经济抵制的企图，我们将作出强烈的、尽管是非暴力的反应。
“我不敢对今后怎样事先打保票，因为那将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样的行动将打断刚刚开始的美苏合作。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对改革至关重要。如果在立陶宛——或波罗的海其他地方出现镇压行动，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此我并不是说我们会无动于衷，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的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分量就会加重。因为莫斯科知道，如果动用武力，必将面临西方的真正报复性反应。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办糟了，并且苏联动用了武力，我们也无法提供保护。你们将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一样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又的确是在孤军奋战。我希望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光拣好的说，就不是讲真话。”
沉默。10秒钟。也许20秒。似乎更长。接着有人开口了：“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也未曾指望他人为我们做好一切。”
接着，我们转向了轻松的话题。我们需要相互了解，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在今后几个月还要与今天来到这里以及没有来这里的萨尤季斯领导人经常打交道。
民族主义者走向前台
早在1987年，爱沙尼亚就试图争取主权，虽然让戈尔巴乔夫压制了下去，但是仍坚持不懈，而且近邻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行动了起来。
到1988年2月，这3国都将自己的语言定为“国语”。以前俄语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但是俄罗斯居民很少学当地的语言，因此他们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交往时只用俄语。而今，经过一段过渡时期，所有人和公共机构都必须根据要求使用当地语言。
紧接着，一环扣一环，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经济自治，并开始限制移民。5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了一个主权宣言，几乎与莫斯科6个月前断然否定的爱沙尼亚宣言相同。7月，拉脱维亚如法炮制。
对纳粹—苏联秘密协定的怒火继续燃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苏联高级官员不再矢口否认有这个秘密协定，但声称原件找不到，因此无法证明确有其事。8月份协定周年纪念日之前该委员会没有拿出报告，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自行宣布秘密协定为非法，因此从即日起无效。
到1989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新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与人民阵线合作。2月份，爱沙尼亚举行独立周年庆典，独立的爱沙尼亚国旗在塔林古老的塔尔赫尔曼塔顶上高高升起，新党魁瓦伊诺·瓦利亚斯参加了庆典仪式。
在立陶宛，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更为激进。1988年末，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向天主教会做了很大让步，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但他却不能阻止立陶宛党委的强硬派翌年2月份对萨尤季斯加强反攻的企图。不过，这些强硬派人物在3月的大选中节节败退。6月份党的另一次全会上将忠于莫斯科的亲信从立陶宛中央委员会里驱逐了出去。到7月份，立陶宛共产党讨论了一个新计划，旨在从法律上减少对权力的垄断，将立法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大会，创造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法治的立陶宛国家。计划已经拟就，单等年底交党代会通过。这些议案即使按修正后的改革标准看也是异端邪说。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更是走到了党的前面。6月，立陶宛共青团正式与全苏共青团脱钩。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共青团组织控制的报纸成为传播人民阵线观点的喉舌。
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掌管的议会和部长会议从未来的新选举着眼，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公共思潮。1985年以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从没有进行过选举。直到1989年，这些机构都是按部就班地充当着傀儡，每年聚集两三天，一致通过共产党起草的立法议案。
觉悟的选民对面临真正选举的政客正产生极大的影响。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观察家们一定会为这种变化而吃惊。首先，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反对，立法者支持自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干脆转向直接要求独立。到1989年秋，3个从前的傀儡议会都已背弃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兄弟。
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带头为爱沙尼亚的事业奔忙。在拉脱维亚，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也是如此。
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获提名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职务。特别是在3月大选显示出民族情绪在广大公众中的强大力量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开始拥护民族事业。例如，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是萨尤季斯委员会的成员，曾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席位，7月被任命为立陶宛副总理。民众要求分离的呼声在1988年还微乎其微，而今已不绝于耳。
帝国反击
赢得大多数波罗的海民族支持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引起了莫斯科当局的警觉，而且震动了初来乍到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莫斯科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是苏联军人及其家属。
波罗的海，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其他地方高，而且工业企业很容易招到俄罗斯人。驻扎在波罗的海的军人经常就地转业而不是回到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共和国。
这样的移民，加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口出生率较低（二战时波罗的海人口损失惨重，使外来移民大批涌入，后又历经政治清洗），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例如，拉脱维亚人曾经占这个独立国家人口的77％，到1989年只占52％的微弱多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将成为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情况虽不那么严重，但势头也十分凶猛：38％的人口为非爱沙尼亚人，而在30年代还不到20％。另外，在爱沙尼亚东部，俄罗斯已成为主要居民。立陶宛人在他们共和国里仍占多数，达80％，但是他们也为外来户日益增多而不安。
在该地区的许多（但绝非全部）非波罗的海人为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如果波罗的海人掌管他们的国家，限制移民，他们还会允许俄罗斯人呆下去吗？即使允许，他们会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会不会被迫学习迄今为止可以忽略的当地语言？
莫斯科的要员们利用了这些担忧。经济部的官僚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的工业基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在克格勃、共产党保守派和军官们的积极支持下大力煽动反波罗的海情绪，并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组建受他们操纵的反对组织，以期阻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
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创立组织——其构成大都为俄罗斯族，一般称为“国际阵线”或者“国阵”，组织罢工、游行来抗议民族组织的行动。这些活动由中央新闻媒介予以报道，以便使波罗的海以外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相信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不能得到整个人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宗派活动仅仅使当地人口两极化，加剧了波罗的海人和外裔社区间的紧张。
1989年夏，莫斯科知识分子互开玩笑说：“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两种语言即母语和俄语的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呢？“咳，只说俄语的呗。”
分而治之在俄罗斯帝国传统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任何未得到莫斯科赞成的区域合作都被认为是可疑之举。随着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从莫斯科争得更多的自治，它们之间也开始开辟更好的合作途径。这些共和国在根本利益上生死与共，而且对于大多数爱国者来说，如果单枪匹马的行动，谁也不可能实现独立。
5月，立陶宛萨尤季斯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代表组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理事会，并因三方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中的人民阵线代表的大力参与而得到进一步推进。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走出人代会，抵制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个委员会由于权限不明，可能推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立法，限制分离的宪法权力。为了避免公开分裂，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问题上做了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8月。值此纳粹—苏联协定签署周年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1989年8月29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
200万多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500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
这天，暖风拂面、阳光灿烂（这在波罗的海沿岸夏季并不多见），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游行者拿着鲜花、一路高歌，走到指定地点。我没有机会直接看到这壮观景象，因为作为驻苏大使，组织纪律不允许访问被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打了折扣。不过参加者和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气氛祥和、良好。
一对当时正好在立陶宛度假的俄罗斯夫妇向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当时的激情所感染，并与立陶宛朋友结伴而行参加了游行。他们感到没有任何敌意；立陶宛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甚至在他们身上撒遍了鲜花。回到莫斯科后，他们已深信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事业是正义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独立，民主就不会光临俄罗斯。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当局来说，夏天的事态，尤其是“人链”显得目中无人。共产党总部对“波罗的海之路”做出迅速反应。8月26日，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强硬警告。
我看到新闻报道的声明时，正远在萨哈林岛旅行。官方的感情用事、前后不一让我吃惊。声明中提到“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利用“民主和开放”蛊惑群众。指责人民阵线建立类似“法西斯占领时期”的组织，利用它们进行“恐吓、欺骗和造谣”。还说“民族主义领导人”“滥用国际关系自由，与外国组织和中心接触”（如美国大使馆？），“把他们奉为高参和导师”。
“8.23”运动组织者的罪名是煽动“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军队的口号。声明接着老调重弹：“如果民族主义分子达到目的，波罗的海人民的命运将处在危险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本身的生存就可能打上问号。”
换言之，如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
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力。在法制社会——这也正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不得犯罪。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与外国组织接触就受到怀疑的话，还有什么“国际关系自由”（这也在宪法保护之列）可言。
苏共中央所述的“事实”与其逻辑一样难以令人信服：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人民阵线在使用威吓、欺骗、或者造谣等手段——事实上，这是“莫斯科中央”、克格勃和军方惯用的手段，这也不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运动的特点。他们的策略不是欺骗，而是直截了当。
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威吓和造谣，即使抛开声明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慌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
令人费解的是，声明的发表未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批准。即使该声明交到新闻界时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发生这种情况也难以想象。
格鲁吉亚创伤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挑战是和平的，但1989年在苏联帝国南部边疆却爆发了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对抗持续了整整一年，但是杀伤性的冲突只是时断时续，而且规模很小。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有大批人死于非命，在其他方面，这三个共和国鲜有共同之处。
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首当其冲。4月9日，军方野蛮地镇压了一次和平示威，打死或伤残至少19人。正值全苏联的改革派争取和平示威权的时候，却有人做出了弹压的决定。因此即使官方避免伤亡，任何以武力驱散和平示威者的行为也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镇压第比利斯游行算是提交人代会的第一桩公案。它是由拉脱维亚代表而非格鲁吉亚代表提出来的。
1988年入夏以来，第比利斯的游行从未间断过，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女学生在秋季宣布绝食。他们要求采取更迅速的步骤迈向格鲁吉亚自治，同时也抵制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获得更多自由的要求。一连几个月，地方当局虽敌视他们，但并没有认真干预。4月8日，星期六，天气温暖，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上助威。
午夜过后，军队挥舞着挖战壕的铁锹和气枪袭击集会群众。目击者描述了他们的野蛮行径。倒在地上的人被打死，毒气直接喷向手无寸铁趴在地上的人们脸上。几十人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中毒。
令人不解的是，负责这项行动的军方当局拒绝承认曾用毒气来对付示威群众。他们或否认用过毒气，或者说只是用了催泪瓦斯。但是受害人的症状表明用了大量的有毒气体。格鲁吉亚医生无法鉴别所用的化学物质，故不能对症下药。
事件发生后，安·萨哈罗夫立即飞抵第比利斯，察看情况，并提供帮助。当他和其他人在当地查不出用的是什么气体时，打电话向我求助，问美国医生是否能帮忙。我立即与国务院的苏联处联系，他们又向美国的毒气专家请教，然后分析出哪种毒气会造成所表现的症候，并答应派专家到第比利斯现场咨询。
华盛顿对萨哈罗大的请求做出迅速和有益的答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军方以恢复秩序为幌子采取的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而莫斯科当局对此事的处理着实令我吃惊。他们首先作出的反应不是去追查罪犯，而是隐瞒真相；此举未成，就栽赃于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朱姆贝尔·帕提亚舍维利身上。屠杀过后不几天，他就被解职了。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当局作出解释。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要动用军队。帕提亚舍维利承认是他请求调军队来驱赶示威群众，但是一口咬定地方军队总指挥伊戈尔·罗基昂诺夫将军向他保证会和平解决，不会伤害任何人。伊戈尔声称伤亡的起因是游行者自己先动武，然而目击者和当时的电视录相都反驳了这种说法。
现行“体制”决心保护那些本应对发布动武命令负责的人，这最终成为关键的问题。全苏联的改革分子加大了行动力度，为集会自由谋取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在格鲁吉亚，此事件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谁也不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指示，地方官员会采取行动。他们谁都知道，当时的总司令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
从1989年4月起，格鲁吉亚的政治气氛从期望在苏联内部加强共和国的自治地位转向全面的独立运动。过去在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总有一些紧张，但是相对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还算比较和睦。但现在它们的关系迅速恶化。到秋天，格鲁吉亚似乎与波罗的海在朝同一方向迈进。不过，格鲁吉亚的反对派不是团结在一个人民阵线的周围，是分散于几十个互相竞争的政治团体之间。
中亚的暴力冲突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力冲突更为血腥，但渊源不同。6月，乌兹别克人与一个名为麦斯凯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发生暴力冲突，100多人死于乌兹别克的福加纳山谷。几天后，在里海北岸发生了同样的骚乱。哈萨克斯坦人车臣和住在诺维乌赞这个仓促修建的油城里的其他北高加索人发起进攻。
麦斯凯特土耳其人是斯大林民族迁徒政策的牺牲品。直到二战前，他们还生活在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里。他们说土耳其语，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远离山下的格鲁吉亚基督徒。战争时期，斯大林把他们迁到乌兹别克，因为他们有不忠的嫌疑。起初，乌兹别克人对他们很友善，在战时艰难岁月里甚至同吃同住。但是土耳其人与他们的民族近邻始终不冷不热，忘不了自己是寄人篱下——当然他们本来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允许部分背井离乡的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但麦斯凯特土耳其人仍不得不留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人早已占据了他们曾生活的地方，并拒绝让他们返回。
当局把仍与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一起的麦斯凯特土耳其人疏散到军事营地，然后又疏散到俄罗斯农庄，此时骚乱才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土耳其人对此并不满足，坚决要回到世代相传的家园。1990年和1991年，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无数次游行，但都无济于事。
官方对骚乱缘何而起，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从未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谣言也从未予以澄清。地方党政官员和克格勃煽风点火，借此显示民主化的风险，以迫使莫斯科武力镇压。不管这些谣言是否属实，很明显的是，在导致出现流血事件之前，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冲突。
第比利斯和福加纳事件的对比说明：首先，当局不顾血的代价镇压和平示威；其次，他们未能或拒绝阻止疯狂的暴徒滥杀无辜。
诺维乌赞的骚乱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显示出苏联对民族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工业设施仓促上马，不顾它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正常生活的侵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生率很高，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谋生。到城市后，他们只有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很难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许多不同的民族争夺有限的资源，小事也会突然引发大骚乱。
人民阵线集聚力量
西南部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时也开始效仿一年前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
5月，谢尔比茨基的强硬派乌克兰政权攻击“鲁克”和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为“反苏集团”。然而，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利沃夫，示威愈演愈烈。联合教会各派咄咄逼人，并得到梵蒂冈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如果不废除对乌克兰天主教的官方禁令，与教皇保罗二世的会谈就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鲁克”在概念上，相当于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两个词都是运动的意思，都打着改革的旗号，联合—些非正式团体）。该组织于9月初在基辅召开首届大会，推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负责人伊万·德拉奇为主席。德拉奇50多岁，身材矮胖，不仅以诗闻名，而且是乌克兰语的积极鼓吹者。有一次我在基辅发表演说之后，他曾写道，令人费解的是，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官员没有尝试说乌克兰语，而仅仅是来此访问的美国大使却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鲁克”在基辅有了根据地，但其主要支持力量仍在乌克兰西部，特别是利沃夫城和附近地区。在那里，从前的两位政治犯维亚切拉夫·乔尔诺维夫和米哈伊·霍尼正领导着方兴未艾的乌克兰自治运动。
9月底，谢尔比茨基被迫辞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来自卡吉大的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卡吉夫，乌克兰的民族情绪比西部弱。伊瓦什科的观点似乎接近于戈尔巴乔夫，虽在政策上比谢尔比茨基更能兼收并蓄，但他决心使基辅的政策与莫斯科保持一致。
不过，民族情绪正在滋长。年底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90年1月1日起乌克兰语成为国语，新议会选举定于1990年春。鲁克及其同盟运动蓬勃发展。11月底，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前，解除了对乌克兰天主教的禁令。联合教大会开始接管1946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的各教堂。
乌克兰共产党受到两面夹击。切尔诺贝利事件三年后，媒体最后揭露出事故引发的辐射量比公布的要大得多，更多的地区居民不得不疏散。显然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对核事故未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紧接着，在主要产煤区多耐盆地，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甩掉当地党政领导和党支持的工联，组织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比官方当局更有效地管理着这一地区，从而打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神话。戈尔巴乔夫许诺不久将进行地方选举和经济协调。
但西部的民族主义与东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盟。西部要求政治改革和乌克兰化；东部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对该地区逐渐俄罗斯化并不太在意。
虽然白俄罗斯活动家在1989年的大部分时间受到了更大的压制，但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揭露在那里产生了甚至更强烈的影响。其原因是它地处核电站的迎风带，受辐射面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也比乌克兰严重得多。
明斯克的知识分子继续揭发斯大林的暴行，复兴白俄罗斯语言文化，抵制破坏环境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当局不断阻挠他们，禁止党员参加相当于萨尤季斯和鲁克的白俄罗斯组织，即阿德拉真尼运动，拒不审批阿德拉真尼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大会被迫在邻近的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对之表示同情的报纸编辑们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报道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就会丢掉饭碗。
在3月的苏联人代会选举中，持不同政见者击败了几个党棍，其中有明斯克党组织领导人。某些阿德拉真尼的领导人，如瓦西里·比科夫，与莫斯科改革派党政官员交情甚好，在明斯克对强硬路线颇有微词，指责现行政策与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努力促使《真理报》7月发表社论，批评白俄罗斯领导层“不着边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隐瞒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愤慨日益增强，一份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受辐射污染地区正在扩大，但没有采取疏散行动，也没有向许多当地居民发出警讯。共和国20％的耕地受到影响。9月，灾区居民聚集在明斯克举行群众示威，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一个移民计划，将10万人迁出灾区。计划耗资几乎是整个白俄罗斯政府正常年预算的两倍。除非莫斯科一反常态，慷慨解囊，否则根本不清楚钱从何来。官方的敌视使阿德拉真尼受惠。到1989年末，该组织已发展到10万会员，其中60％是在该组织被迫在立陶宛召开大会之后加入的。
摩尔多瓦的运气不错，在恢复文化遗产方面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得到了共产党的更多支持，但他们也有难念的经：少数民族越来越反对他们的行动。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前后的一年中，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夏末，人阵召集了30万人的大游行，支持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恢复在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在这种压力下，最高苏维埃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罗斯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了同声翻译耳机。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声势激起俄罗斯族也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的反对组织，类似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国际阵线”。加告兹（基督教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等更小的民族也组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
有好几个月，当局不给这些组织办理正式登记手续，但它们最终还是于11月正式注册。同月，彼得卢·卢钦斯基被推举为共和国党组第一书记，接替保守派塞米扬·格罗素。后者神出鬼没地出国了，到苏联驻墨西哥使馆填补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农业代办的外交空缺。
卢钦斯基虽有斯拉夫的名字，却是摩尔多瓦人，曾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书记。他还不到50岁，比格罗素年轻，更支持改革。像他的乌克兰同行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一样，他的大政方针与戈尔巴乔夫接近，这就意味着最终他除了能讨得戈氏的欢心外，不会取悦任何人。比起前任，他给人阵一派以更多的自由，此举令主张统一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大失所望。但他反对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试图安抚分离主义的要求，调停摩尔多瓦民族主义和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他的努力最终却葬送于统一毫无妥协余地的争吵。后者连安慰摩尔多瓦多数派的象征性妥协都不愿意做出。
1990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反对派运动日趋强盛。戈尔巴乔夫将卢钦斯基和伊瓦什科召至莫斯科，把他们拉进改组后的苏共政治局。
民主还是独立
羽翼未丰的苏联反对派组织刚刚开始联合时，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各组织要求更民主、更开放，结束一党制，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强调的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
这种差异从1989年夏天起日益明显，当时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跨区域集团的创始人，试图把有民族头脑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代表拉入他们的组织里，有些人如爱沙尼亚的维克多·帕尔姆教授从一开始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但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犹豫不决。他们支持跨地区代表团的目标，也愿在最高苏维埃里投赞成票，但他们感到他们的议程已走在整个苏联民主进程的前面，因此想尽快与苏联脱钩。他们虽然站在反对派中间，但又提防着不过多地卷入其中。
大多数俄罗斯改革派原则上赞成民族自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上一般投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领导人。但是他们感到唯有苏联的民主进程才能开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大门。将民族主义置于民主之上最终只能在分崩离析的各共和国里产生苏联体制的翻版。另外，作为议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少数派，“民主派”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另起炉灶的倾向却日益明显。
其他共和国的民阵虽处在发展初期，却也正显示出同样的倾向。4月以后，格鲁吉亚代表绞尽脑汁在其共和国与莫斯科之间保持距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已习惯于将焦点集中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摩尔多瓦人也强调自我发展，但在试图寻找回他们的罗马尼亚文化之根时，遇到了来自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强大阻力。戈尔巴乔夫进退两难。尽管党内、军方和警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在增长，他仍然打算使现行体制实现自由化。但是，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权欲熏心的民族主义者”——他是这样来形容他们的——使他很难如期进行改革。
正是这种态度扩散到了8月份的中央委员会上，使其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发出了不祥的警告。
还有一个个人因素促使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跨区域集团推行的路线，并排除了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达成妥协可能性，那就是叶利钦打下向他挑战基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989年夏，叶利钦和改革力量的联盟已经形成。他虽然没有成为跨区域集团的唯一领袖（一些像萨哈罗夫那样的显赫人物仍怀疑他是打入内部的密探），却是该组织主席团成员和最孚众望的人物。如果说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地位如日中天、而叶利钦还是一个忠实小伙伴的时候，就已对叶利钦博得的民心大发醋意的话，那么，当他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而叶氏在选民中一呼百应之时，其反应不是会更加强烈吗？
不过，1989年夏，谁也不能绝对肯定戈尔巴乔夫会做何反应。他已显示出非凡的处变能力，他或许能继续把握自己。既然现在很难压服叶利钦，他可能会认识到再次联袂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他在伙伴关系中仍能略胜一筹。
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
与戈尔巴乔夫最终和解是跨区域集团组织者的初衷。他们自认为正在给他的目标提供关键的政治支持。大多数人明白，为了兔遭赫鲁晓夫的厄运，他几乎不敢公开支持这一组织。但他们希望他能提供间接的保护，以便集聚力量，一旦跟保守派摊牌，也好助他一臂之力。
就叶利钦个人来说，这些希望不久就破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保持不冷不热。到秋季，种种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对他新一轮的不信任又开始了。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在叶利钦访美之行后接踵而至。
6月间，叶利钦曾向我提到他想去美国考察。我已经就如何为他安排一次美国之行提出了一些想法。他很少出国，更没去过美国。我相信，如果他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不过，既然他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席，外交礼节就要求首先应邀请他的上司。我们在住房方面有官方的合作协议，包括人员互访。我想，等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访美之后，就可立即邀请叶利钦。
他后来被选入最高苏维埃就改变了形势。这时，他是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的主席，因而就扫除了程序上的障碍。我请求国务院促成一个国会拨款委员会来邀请他，但夏季里没有付诸行动。劳动节后，我从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旅行归来，获悉他已在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基金会的詹姆斯·加里森的协助下安排好了出访，将于9月9日启程赴美作巡回演说。
此时，我对叶利钦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情况令我担忧。他无疑希望引起官方的极大关注，但我没有把握访问的组织者是否有资格安排一些他想要的会谈。向国务院快速查询后，我得知并没有安排什么约见。我立即去见他，看一看进展如何。
我们的会面是在莫斯科宾馆的接待厅，那里是供最高苏维埃代表接见来访者的专用地点。他预定第二天飞往纽约，并给我看了美方资助人事先准备好的计划。按此计划，他每天要做两场、三场——有时甚至四场演说，常常不在同一城市。其中有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中午要在迈阿密做一个演讲，而接下来在晚餐之后还要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着把稿子还给他，“你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日程非累死你不可。我看谁也坚持不下来。你必须告诉赞助方把日程安排得轻松一些。”
他说他自己也有点纳闷，更让他生气的是新闻报道说，他此次访美是想从演讲中赚些钱。他强调说这绝非是他的目的。“演讲所得的款项将转交我们的组织用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他说，“我计划为我们的医院购买一次性消毒针（苏联医院仍照常使用旧注射针头。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医院最近发生几名儿童感染上致命疾病的事故）。不过，这也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去拜访你们的领导人，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