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保证将尽我所能在华盛顿安排一些会面，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有些政要可能正好不在。他接着问，到达纽约时谁会到肯尼迪机场迎接。我说还不清楚，想必赞助方会安排好的。“不过，国务卿贝克会来，是吧？”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接着我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解释说，高级官员到机场会见观光客，即使是最重要的客人，也不符合我们的惯例，况且贝克正在华盛顿而不是在纽约。
“噢，要是那样，卡奥莫州长肯定会在那里吧。”他继续说。我不得不打消他的这种奢望，指出州府在奥尔巴尼，而且纽约有那么多显贵的外宾。州长哪怕只到机场迎接其中一小部分，也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哎，从奥尔巴尼坐直升机不过一小时嘛。”他嘟囔着。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压轴戏的前奏：至少，他期望在华盛顿时要与布什总统见上一面。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与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结论是叶利钦不可能与总统会面，但是国务卿贝克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倒有可能接见他。
我尽量安抚他，表示他无疑会在白宫和国务院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别期望非见总统不可。他坚持说，如果在最近的竟选之前他已经去过美国的话，就不会想要见总统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总统不是接见过来自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了吗？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会见偶尔会有，但不是惯例或者必须如此。我不好直说跨区域集团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反对派组织，苏联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也不是反对派组织中的唯一主席，而只是几个主席之一。他无疑已考虑过这些没有必然联系的技术问题，其逻辑有点像“如果你们想要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为何不先把我们视为民主国家来帮助”？
会谈后，我的心情反而比以前更为沉重了。叶利钦的期望如此之高，不让他失望实在很难。而且，如果他试图按照我看到的这个计划行事的话，到最后肯定会累垮，后果难以预料。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打电话与国内的人员联系，看形势能否有所改观。叶利钦曾提到，奥伯林学院院长、美国最敏锐的苏联问题观察家弗雷德里克·斯达尔参与了此行的赞助，他期望斯达尔至少陪同他部分行程。如果叶利钦没有搞错，我也就稍微放心一些。我跟斯达尔很熟，知道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比他更在行的找不到第二人。
弗雷德里克当时不在奥伯林。我的秘书从新奥尔良寻到了他的踪迹，总算与他接上了话。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令我沮丧的是，几个月前虽然赞助单位找过他，当时他也同意为叶利钦此行提供帮助，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起此事了，因此目前的计划他并没有参与。
我们下一步是敦促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争取一些高规格的会晤。我请他们重提与总统见面之事，这倒并非为了取悦叶利钦本人（我们能够应付他的任何失望），而是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看到总统与他打交道，这将是对苏联民主进程的支持。
与叶利钦的会谈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希望利用此次出访提高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样，外界就会看到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袖正在加紧活动。
当然，我了解，白宫的扭扭捏捏事出有因：谁都不愿意做任何冒犯戈尔巴乔夫的事。然而，我认为，白宫的态度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建议。苏联要想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允许反对党发展。其领导人必须明白，外国政府与反对派领袖接触是完全正当的。我认为决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支持原则，而非人情。
当然，如果叶利钦支持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避免采取助纣为虐的行动也是明智之举。但事实并非如此，叶利钦赞成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削减军备预算，加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自治进程。他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更接近于我们的期望。我认为，引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民主同盟合作有益无害。从长远看，这也符合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利益。
在叶利钦抵达华盛顿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不安排与布什总统的正式会谈，但是总统和副总统丹·奎尔在叶利钦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顺便去看看他。这种方式似乎合情合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接到通知让我通过外交部向戈尔巴乔夫作出解释。我依命而行，但感到多此一举，而且有悖常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玛·撒切尔首相解释总统为何会见了工党领袖内尔·金诺克；为什么没有注意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他希望创立一个民主政府体制？如果对我们的行动有何疑问，他可以提出来，至于是否做出解释要看有无时间。
叶利钦的美国之行进展顺利，我心中总算石头落地。新闻报道似乎持肯定态度。《今日美国》头版标题《鲍里斯·叶利钦：新《星升起》，其中这样写道：“独立的苏维埃立法者‘就叫我鲍里斯’叶利钦风靡美国——与乞丐、政治家和管道工握手，拍肩，交谈。”
不幸的是，叶利钦抵达华府之时，他已开始显得疲惫，在白宫留下的印象很不好。白宫负责欧洲事务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事后告诉我说，叶利钦进入西厅准备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突然停下来，挥挥手，宣布如果不是去见总统，他就不再向前跨出一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总统只是在会谈期间过来一下，不过他的举止也的确不讨人喜欢。据报道，会谈本身进展顺利，但在场人员感到他并没有讲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他口若悬河，斯考克罗夫特几乎睡了过去。列席会议的人谁也瞧不起他，把他视作夸夸其谈、无足轻重的政客，认为他在政坛上只会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新闻界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活动一开始显得漫不经心。《真理报》发表了塔斯社有关他与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与总统会谈的简短报道，并根据白宫的声明称：布什总统在会谈中提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对改革的支持。同期还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不透露姓名的“官方圈内人士”的话说，叶利钦的计划非常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真理报》对叶利钦出访的兴趣猛增是在意大利报纸《共和国》上刊登了一篇讽刺叶利钦的长文之后。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维多利来亚·朱可尼把叶利钦描写成一个醉醺醺的小丑，闹出一个又一个恶作剧，不断让主人感到难堪。他的描述与我所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据我了解，叶利钦有时，特别是在累了或者生气的时候，很可能在社交场合显得失态。但我也注意到朱可尼所讲的并非一律准确。例如，他把“杰克·丹尼尔酒的属性”说成是“肯塔基威士忌”，这足以在田纳西对立的各派美食家之间挑起争端。
苏联报纸尤其是《真理报》转载外国报刊的整块文章是非常罕见的。具体来说，此次例外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叶利钦的声望。通过引用非共产党的报刊，《真理报》的编辑们希望增加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窘态的真实性。
朱可尼讲述的故事出现在《真理报》上也可能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协助，是通过驻罗马的塔斯社分社电传过来的。不过，随后的事件显然是出自克格勃之手。叶利钦访美几周后，最高苏维埃委员们收到了美方组织人詹姆斯·加里森给其董事会写的绝密信的复印件。它以平朴的笔调描述了叶利钦万般丑态的花边新闻，与朱可尼描写的没有两样。
苏联政治家跟我提到，信的俄语译文神秘地出现在他们的信箱里。乌拉尔的一位代表送给我一份，让我鉴定其真伪。我感到复制得很内行，可能是激光照排，俄语翻译干净利落，从瑞士苏黎士邮出，却没有实际地址。
我给送复印件的代表回信说，无法确定一封私信译件的真伪，不过他可自己想一想，谁能够而且有意去截获私人信件、译出、复制并从国外寄回。
自1989年秋，发生了一系列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他开始收到恐吓信，有时是匿名的，有时好像是代表克格勃。他对此采取藐视态度，因为他不相信克格勃甚至会愚蠢到让他以身殉职的地步。他们的目标无非是想削弱他在公众中的威信，并吓唬吓唬他本人。
1992年，叶利钦能够接触到克格勃档案以后对我说，他自1987年离开政治局后，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本应免受这种对待，但就连他的厨房（苏联家庭常在此拉家常）也遭窃听。按他所说，如果把窃听材料的副本摞起来，准会堆起二三十英尺高！
难以置信的是，戈尔巴乔夫竟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经济上的灾难
正当一个针对戈尔巴乔夫共产党机器的反对派形成之际，经济方面的消息也完全令人沮丧。物资日益短缺，生产开始滑坡，犯罪率上升。改革的初衷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糟。谁也不再完全相信当局所说的变化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在大谈新政策、新思维的背后，官僚们仍然无视再也无法掩盖的缺点，仍在抵制一切有益的改革。由于了解到了更多有关国外生活的准确信息，大众已敢于直言不讳，而且传媒揭露出来的缺点越多，人民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
1987年通过的“国营企业法”许诺给工厂经理松绑，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终过渡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的指标大大简化，工厂经理有权在中央指令体制以外出售一部分产品，从而形成一种“国家订购”（政府机关完成认购合同）与开放市场自由买卖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与此同时，共产党官员停止瞎指挥，并减少主管经济的党政官员人数。如果相应裁减政府计划和中央部委人员，经营者会有更大的独立性。但这点并没有落实；相反，行政当局由于逃避党的已经很少的监督，变得更加专断了。
莫斯科围绕经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如果只听他们的发言，简直会断定正在发生一场工业管理革命。不过到各州去走走，跟经理们聊一聊，却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
在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我向几位行政官员询问了国家订购任务与市场自由买卖的比重。结果无一例外，国家订购占产量的90％以上。
萨哈林一个大渔场的主任说，如果让他自行处理，所有产品干脆由国家订购一包到底。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他虽然在名义上有权在市场上出售10％的产品，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接到国家订单，才能得到打渔船队所需的燃料供给。因此，他不得不将捕捞量削减了10％。
乌兰乌德羊毛场的经理骄傲地跟我说，她的厂子百分之百地靠政府订购。她坚持认为必须这样，因为没有政府计划调拨，她就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显然，在提法上将计划产量改为国家订购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企业经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党政官员事无巨细的监管，但仍像以前一样依赖政府计划和有关部委。但现行体制已处在问题成堆、修修补补、穷于应付的状态，比以前更难有效地运转了。
1988年通过的《合营法》为合营的小企业敞开了大门，其进展要好于《国有企业法》。许多从事贸易和服务性行业的合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这种通往市场经济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因地方官员的敌视、沉重的税收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量犯罪诱因而受到了扼制。不过，到1989年底仍有100多万人受雇于合营企业，其收入一般也远高于国营企业职工。
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领导层仍然敌视私有制概念。戈氏继续坚持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措辞语气与他谴责1988年爱沙尼亚议会尝试私有化时如出一辙。
自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将改革与革命等同起来。在政治领域里，他促成的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他发出的经济信号却混乱不清。他一方面不断地呼吁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从未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实质性内容。
总理雷日科夫是渐进主义的坚定信徒，对实施经济改革负主要责任。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尤其是从军品向民品生产转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只能循序渐进，并在上级指导下进行。他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就打破旧体系感到担心，他没有认识到，只要旧制度未受触动，并仍有强大的抵制力，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整个1989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双方都努力避免将其公开化。虽然雷日科夫不赞同利加乔夫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在经济问题上却越来越与他走到一起，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在敦促加速变革。然而，正如跨区域代表团中的改革者不断指出的那样，双方谁也拿不出促使经济复苏的锦囊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