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实是从1989年开始的。自此，实际上开始了既转变我们的经济体制，又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1990年1月
联邦主义的观念在苏共体制下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报1989年9月20日
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一年一度的休假，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这时他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这仅仅是令人沮丧的画面中的一个亮点而已。经济继续滑坡，商店里商品短缺日益严重，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消费者日益不满；新议会里，势力颇大的反对派与党和政府背道而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政治家开始大谈分家散伙，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在集聚力量，东欧也摆出改革架势。莫斯科还不清楚华约能否经得起冲击。面对诸如此类的压力，共产党明显地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派别活动虽然仍为党章所禁止，但已明显存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开始怀疑总书记制定的路线。
最急需认真对待的还是风雨欲来的民族分离情绪。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度假时花了很大精力思考这些问题。
什么样的联合？
几年来，不断传闻苏共中央将召开全会处理“民族问题”。问题正积弱成疾。1988年，几十年来党的文件首次开始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问题的解决似乎遥遥无期，莫衷一是。全会推迟，推迟，再推迟。
到1989年秋季，事态发展已明显超前于苏共决策。如果共产党还想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的话，就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选择。期盼已久的“民族全会”最后于9月19日召开，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结果，谁也不满意。
全会通过的冗长文件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革新的联邦”，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
有一个德国谚语，大致可译为“既已说A，必将说B”。看到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民族政策草案，不由得想起这句话。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似乎是要设法说出“A”，但却排斥“B”。文件中含糊地表示，可能有某种“A’”之类的方案取代“B’”，来完成字母顺序的排列。
不管怎样，该文件毕竟承认斯大林开创的“行政命令体制”“忽视了民族发展的要求”，“把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压缩”到了极点，使宪法赋予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形式”。文件进一步指出，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压制”现象，整个民族被迫重新迁徒，知识分子被错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迫害”。文件承认，许多经济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这严重损害了民族的价值观和传统。文件还谴责了那些认为民族间分歧日益缩小、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观点。
走到这一步，已算不错。这与1986年党代会发表的溢美之词大相径庭，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写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的判断也大不相同。然而，它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彻底，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文件还（事实上不止一次）断言，现存联盟是“完全自愿的”。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因为文件辩解道，事情弄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也只有恢复真正的列宁政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故而不可能承认列宁下令武力合并这些共和国是错误的。
如果救治处方合理，这种不诚实也可算作必要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得到宽恕。然而，尽管文件大谈“新联邦”将是如何截然不同，但却排除了任何可能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公开宣布，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绝不可能存有联邦主义的想法。
苏联宪法依然保留着众所周知的第六条款，该条款确立共产党为国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并享有全社会“领导角色”的地位。如果唯一的合法政党不能建立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联邦”宪法都将是一种耻辱。
此外，文件还特别否定了各共和国提出的如下更重要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其法律的制定无需同苏联颁布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可限制其他共和国的移民，居民享有投票权。文件还强调继续执行征兵制，没有任何拒服兵役的规定。各共和国的财产属于共和国也属于苏联，但谁能得到主要份额，谁有权力处置财产，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全会一结束，谢瓦尔德纳泽就赴美国华盛顿和怀俄明开会，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似乎对苏联最终面对这一问题谨慎乐观，感到现在不得不考虑有关分离的宪法权利。他预言说，苏联当局将制定程序，以使分离有序地进行，但他又怀疑，如果当局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问题，事情能否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向大家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都不会动武。他还特别提到，无论在哪里动武，都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且极有可能导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
民族全会结束后，委员会开始认真地为苏联界定一个新的宪法结构。几篇学术文章发表，有的暗示正在考虑一种灵活的联盟，其中包括加盟共和国可以不同的方式确定跟中央的关系。有的作者援引沙俄的占领地区为例，说当时芬兰便享有与各地不同的宪法地位，他们还注意到波多黎各、密克罗尼西亚同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州就不一样。
对我来说，这种方案作为联盟的基础似乎是不切实际的。19世纪的芬兰和20世纪的波多黎各的方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们例外于国家大部分地区一致遵循的宪法原则。换言之，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仅有几个地区享有特殊地位的苏维埃联邦，但却难以想象在一个联邦中各加盟共和国都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可按各自的意愿对其加以改变。最终，灵活（或按俄语直译为“多变”）联邦的想法由于行不通而被抛弃。
除有关新苏维埃联邦性质的争论之外，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工作进展缓慢，总是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许多观察家后来惋惜道，如果1989年能为各共和国提供一个具体、宽松的联邦方案，它们将会心存感激地予以接受，并很可能阻止那种刚露头的分离主义——不过，谁能说得准呢？
“卫星帝国”的崩溃
正值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压力逐步加大之时，苏联在欧洲的“联盟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崩溃。
该地区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于8月份在波兰成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紧步波兰后尘，虽然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灵活些，但也未能扭转乾坤。
苏联公众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巨变，明显持消极态度。一些知识分子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波兰的局势以及西方的反应，大多数居民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居民并不关心外围帝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
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在此种情况下，苏联在欧洲边界的退让将会造成战争恐慌。但是，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在西方看来是富于侵略性的政策。
早在四五年前，苏联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导弹，因此它可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但到1989年，气氛就大不相同了。
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想到华约会这么快解散。不过，他的国内政治改革进程使他完全可以放手处理此事。他明智地决定找出必要的理由，以理解的心情，体面的方式，接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做出的选择。
不过，德国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的事态漠不关心，但对德国却是个例外。对苏联民众——尤其是对军方来说，德国的分裂是谁打赢了二战的最好明证，也是德国再也不会威胁苏联或俄罗斯的最可靠保证。戈尔巴乔夫易于接受在东柏林出现一个“改革的共产党”，甚至——虽然困难——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但其前提必须是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受触动。1989年秋，出于对维持这种局面10年或10年以上的幻想，莫斯科坦然接受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就戈尔巴乔夫而言，德国统一肯定是未来的问题，也许要由以后的领导人来加以解决。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在苏联外交学会作演讲时语惊四座。当时他评论说，一个分裂的德国能立于一个分裂的欧洲之中，但却不能存于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如果苏联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不久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统一问题。在座的对外政策专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好像他们从未做过如此设想。即使有过这种想法，他们也必定会将其毫不留情地抑制下去，而不会公开讲出来。
等到苏联领导人领会到布热津斯基讲话的真实含义时，已到了年终。12月初，刚从马耳他首脑会议归来，我就与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了东欧的局势。他重申，无论发生什么，决不会使用武力，他似乎对北部地带的局势表示满意。他还预言保加利亚不久也会改革，但对罗马尼亚表示悲观，因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走向压制而非改革。具体到东德而言，他说他对新领导人就其“国家的地位”作出的承诺印象很深。换言之，德国统一还需等待时日。
但是，不出几周，苏联决策者就开始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他们正面临德国统一不可抗拒的压力。11月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边界开放。面对泛滥的移民潮，没有人再相信边界开放之后，一个分立的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在新年前夕，我见到了当时苏共国际部的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首席”专家瓦连金·法林。他评论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
这确是事实，而且这也成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继德国之后，在祸不单行的苏联阵营中，对苏共和克格勃挫伤最大的是年底在罗马尼亚发生的血腥革命。对于针对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和受到憎恨的保安部秘密警察的暴力事件，苏联新闻界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电视也唯恐观众错过任何一个暴力镜头。但当反齐奥塞斯库的武装请苏联介入给他们以支持时，莫斯科拒绝了，它要以此显示，军事干涉东欧事务——哪怕是在西方可以容忍的情况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震动。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派认为它说明了现存体制抗拒变革将会造成的后果。但是，克格勃和苏共保守派明白，在反共革命中，秘密警察和党魁们的下场将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公开化受到责难
群众要求改革的压力与新闻自由的扩大越来越呈相互推动之势。《莫斯科新闻》，一份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在雅各·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下，一跃而成为全国性反对派力量的喉舌。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机关报》描述了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披露了浪费巨大的国防开支。费得罗·布尔勃拉茨基的《文学公报》刊登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章，揭露了过去对外政策因无知而造成的恶果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谢尔盖·扎利金在《明天》上刊载了描述生灵惨遭涂炭的系列文章，并且自70年代索尔仁尼琴遭流放以来首次发表了他的作品。伊万·拉普托夫也使《消息报》成了一份很受欢迎、报道客观的报纸，让读者了解全国局势的发展，积极推动农庄的私有化和自由企业制度。
但是，这些编辑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其中一些较大胆的编辑同苏共的意识形态部门进行了较量。如果他们的越轨言行被认为特别严重，就会被瓦季姆·梅德维捷夫召来训话，后者取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管了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长职位，有时戈尔巴乔夫还会亲自训斥他们，多数人受到训斥后在一两个问题上会收敛一些，但此后又回到他们所喜爱的题目上。他们在党的压力下如履薄冰，但谁也没有掉下去。
科罗季奇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不时地训斥他们，是为了向利加乔夫、亚佐夫和鲁茨科伊显示，他已让他们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正期望他们改变做法。这一推测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中也间接地得到了证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不能理解科罗季奇如何能够不断地保证“改过自新”，然后又不断地从事他发誓不再做的揭内幕活动。不过，其他人则发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有一种情况令戈巴乔夫感到无法忍受，那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对他的声望表示质疑的文章。1989年10月，《论据与事实》刊登一篇短文，说在其读者中间；萨哈罗夫比戈尔巴乔夫更孚众望。就是这篇报道使苏共最后下决心要把印刷媒体重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事件的主谋并不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1986年、1987年间提拔的编辑，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斗士。是他把一份默默无闻的简报办成了一份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论据与事实》几十年来一直是内部发行的大事综述，供知识协会主办巡回演讲时参考。该协会是苏共控制的民间组织，致力于成人教育和宣传。直到1988年，这一刊物才向普通公民开放征订。然而该报的老编辑弗拉基斯米拉夫·斯塔尔克夫决定放弃宣传，转而提供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客观事实。
在1981年，他就曾设法瞒过审查，披露出波兰独立贸易联合会即团结工会颁布的整套计划，但是这一周刊发行量太小，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论据与事实》向大众一公开，发行量猛增。1989年就超过2000万份，1990年将近3400万份。表面上看，该刊给人的印象并不深。8页的小报，单面印刷，对折之后也不切边，且只能按照页码顺序阅读。它备受青睐的秘诀是什么呢？首先，名副其实，提供给读者的是“论据与事实”，前看已充斥于苏联社会，但后者却显得贫乏，而斯塔尔克夫强调的正是后者。与大多数苏联报纸杂志相比，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而其他报纸杂志最多只是偶尔摆一下观点。其次该周刊便宜，报亭售价2戈比，年订价仅1卢布4戈比，按当时贬值的官方汇率还不到2美元。
1988年，我接受该刊采访时，斯塔尔克夫的不同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联刊物刚刚开始敢于采访美国大使（《机关报》是第一个），但往往要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斯塔尔克夫却单刀直入，触及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我们真的窃听了你们的使馆吗？”他问，“如果是真的，你有证据吗？”
“是的，你们的确那样做了。”我回答说，“而且我已掌握证据。”他的提问和我的答复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公众喜爱他的刊物，因为它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而且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
斯塔尔克夫尽管很勇敢，但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可能采访利加乔夫，也可能采访萨哈罗夫。民意测验的数据过去总是不予公开，随着民意测验的普及，《论据与事实》开辟专栏予以报道。
10月份的一篇文章显示，《论据与事实》的读者认为萨哈罗夫是国内最孚众望的政治人物。这一下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为实现更开放的政治体制，正在同党内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对其领导权威和威望提出挑战的行为，都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立即于10月13日召见主要编辑、记者和作家到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们诋毁改革。
第二天，梅德维捷夫传唤斯塔尔克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他辞去《论据与事实》编辑职务，接受一份别的工作。他可选择去编辑一份苏共资助的在布拉格发行的日报，或去卢基扬诺夫主管的《最高苏维埃公报》。
照过去的惯例，专门负责新闻事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必须服从。但斯塔尔克夫拒绝默默地离去，而将此事提交给了他自己的编委会投票裁决，结果是以47比2的票数支持他。形式上，他不是党的雇员，而是属于其董事会成员很少碰头的知识协会。
一连几周，他和那些与新闻自由利害攸关的改革派焦急地等待着迫使他离职的进一步行动。可是一直也未见动静。戈尔巴乔夫显然决定不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不过，这一事件促使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免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立法运动，以保证新闻采编独立于共产党控制。
戈尔巴乔夫虽未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但却相当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斯塔尔克夫曾经是改革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且始终不渝，但他绝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企图炒他的鱿鱼。1992年，斯塔尔克夫警告我说：“如果谁把开放的成果归功于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者的侮辱。1991年8月之前，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不是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了公开化，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
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开除他呢，还是仅仅想吓唬他一下。他肯定说，戈尔已乔夫是真的要迫使他辞职。“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我问，“如果他坚持到底，肯定能做到。”
“不，他办不到。”斯塔尔克夫回答，“世道已变，今非昔比。”我没有问他是谁最初开创了那种变化的契机，因为很显然，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所作所为已使斯塔尔克失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抢先一步
由结果判断，9月份共产党全会公布的“民族问题”决议和8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强硬声明，是刺激而非阻碍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三国的独立运动在秋季和冬季获得了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到1989年底，当三国以不同的策略向同一目标前进的时候，立陶宛人从爱沙尼亚人手中接过了领导大旗。
8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的威胁。表面上，他们力图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但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传统上最保守的领导职位）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声明。人民阵线甚至更加无所顾忌：例如拉脱维亚人阵称声明是“不适当的和专横的”，并将其与50年前莫斯科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时的态度相提并论。
立陶宛并不限于批评“8月声明”。他们的领导人还向莫斯科提出进一步挑战，呼吁召开12月党代会，讨论如果苏共拒绝允许立陶宛共产党自治，该党将考虑退出苏共。
利用放松旅行限制之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加强了同外国人的接触，包括同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波罗的海社区的联系。爱沙尼亚人开始把到芬兰探亲当作很平常的事。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裔美国人也开始到此访问，有的还留下来提供帮助和咨询。
10月份，我接到了一份会见请求，发出请求的是将要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正式会议的爱沙尼亚代表。3人中有2人我认识。伊戈尔·格拉金，一位37岁的法学教授，高前额，留小胡子，笑容可掬，是斯巴索别墅社交性集会的座上宾。虽然他家住塔图大学城，但却是由帕鲁农区选出的代表。其父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他说俄语带爱沙尼亚口音，喜欢用爱沙尼亚语拼写他的名字而不愿用俄语名字格利亚琴。马留·劳利斯庭是塔图大学的哲学教授，头发金黄，态度严肃，生于爱沙尼亚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曾是爱沙尼亚独立时的一名共产党员，主持过“请求”加入苏联的议会。然而，她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代表之一。格拉金和劳利斯庭得到了哈尔多·阿斯梅的响应。阿斯梅作为塔林贸易联合会的地理学家后来当选为该市市长。
与7月份的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没有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大战略，但强调他们有决心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爱沙尼亚。虽然他们觉得爱沙尼亚是一个权利受到剥夺的被占领的国家，但他们更明白，仅仅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获得独立。他们将不得不去谈判，并采取灵活的策略。毕竟他们必须避免诉诸武力。正如夏天的立陶宛客人一样，他们很清楚，暴力将使争取自由的努力付诸东流，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解释。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不承认政策，但想弄清其内涵。特别是，他们不清楚，与苏联当局谈判的行动和参加苏联的某些政治机构是否会削弱他们认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是非法行为的立场。他们很可能已从拜访过我的立陶宛客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态度，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想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答案。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正如7月份曾向立陶宛人所做的一样。我强调，“不承认”政策不可能改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努力获得自由时是被迫加入到苏联机构中去的。只要他们没有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赞成加入苏联，他们加入该“体制”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苏联接管是合法的。与此同时，我解释说，宣布独立并不足以保证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认可：在可望得到正式承认之前，独立必须已是既成事实。
来访的爱沙尼亚人平均比萨尤季斯代表团成员年轻，这大概纯属巧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阵线运动汇集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也许是由于格拉金、劳利斯庭和阿斯梅会说英语，故被选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是二战后不久出生的——在1949年与1952年之间。他们并不是已过中年、仍怀念着已逝去的田园诗般童年的那种人。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苏维埃爱沙尼亚”的产物。另外，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人不久后退党，另一位也没有落后太久。
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这就是苏联公众的心态。虽然新闻界日益开放，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们认定当局故意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混淆是非。
到1989年秋，东欧已开始摆脱了苏联。夏天，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匈牙利共产党严重分裂，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式（即外柔内刚）的革命已遍布全国。东德的昂纳克下台，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解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途未卜，年底前就将死于非命。
事件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时，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方发言人都宣布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计划于12月初举行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关于会晤的建议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在过去，当对结果没有把握时，他就会推迟会晤，而近一年来却迫不及待地要与布什总统举行正式会谈，以确保美国政策能继续里根确立的进展势头。进一步讲，他开始更热中于到国外旅行，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处理日益混乱的国内事务。马耳他之行很容易配合盼望已久的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对教皇保罗二世孜孜以求的拜访。
从美苏双方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举行马耳他首脑会晤。但是计划一公开，就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联其他地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时谣言四起。盛传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或将要做一笔交易，用东欧的解放换取默认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苏联民族问题。1989年初，有关基辛格建议与苏联领导人就东欧前途举行谈判的报道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谣言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治新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见我。这次三国都有代表，10月份见过我的那三位爱沙尼亚人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两名7月份见过我的立陶宛人（安塔纳伊捷斯和莫季叶卡）。新面孔中包括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他时年34岁，是维尔纽斯检察院的律师。满头黑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留着小胡子，喜欢芽黑色衬衫。他不久被提名为立陶宛常驻莫斯科代表（相当于大使），从而成为我的重要同行。另外，该代表团中最能言善辩的是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他最近被提名为立陶宛副总理，不久将成为总理。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拉脱维亚人，比舍尔斯·伊尔马斯和马夫里克斯·乌尔夫松斯。比舍尔斯是立陶宛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也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年近60），体魄高大健壮，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角质架的眼镜。我们早些时候见过面。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率一行要员访问过美国。他的俄语无可挑剔，但当我见到他妻子时，才意识到其家眷在家里都说拉脱维亚语。她的俄语口音很重，有时抱怨自己难以用俄语表达。乌尔夫松斯年近古稀，头发全白，在里加艺术学院教政治学，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是犹太人，由此使人想起要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并非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民族。
由于天已不早了，我们就在斯帕索别墅大餐厅的桌前坐定，这样记录方便，同时旁边还有甜点饮料。
客人们准时到达。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做了交易？虽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但这次我欢迎这种提问，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你们要担心的事很多，但这不在其中，”我说，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交易。从来不曾有过交易，而且今后也不会有”。
他们不相信，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一位客人询问：“但马耳他会晤中会谈些什么呢？”
我并不确切了解，尽管我期望双方就军控、东欧以及未来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我可以确定不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我们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要求以东欧自由为代价换取这种变化呢？”
“布什总统不会同意。我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与我们经常打交道，知道这样做行不通。此外，他怎么能使干涉东欧的威胁切实可信呢？他已无法在那里动武，几乎谁都明白这一点。”
话题接着转到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上，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我指出，即使苏联政府允许（而这一点也是难以捉摸的），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将使它难以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我向他们建议说，他们应假设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援助也是有限的，他们应该调动国内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政策，这样他们就将站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
会谈结束时，我还不能确定已使他们相信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印证了我对他们讲的话。
官方观点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浪潮成为许多场合的热门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布热津斯基来访时与雅科夫列夫的谈话。我们问了许多有关东欧的问题。雅科夫列夫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那些国家结束共产主义统治，苏联也不会使用武力。这也是我们从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听到的信息。
布热津斯基接着问，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宣布独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亚科夫列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将是改革的结束。”他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先尝试实行五六年“真正的联邦”，看是否可行。他补充说，它们可拥有“政治经济主权”。他没有确切具体他说明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会结束改革，但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执意独立，强硬派将上台。
几周后，我见到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他的观点大不相同。作为中东问题专家，他已辞去了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是取代雅科夫列夫就任此职的），当上了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其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他相信，自1990年1月1日起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会了解到，没有联盟其他组成部分的支持，它们不可能有所作为。这一现实会使它们翻然醒悟，脱离的呼声也就自然会平息下去。
大多数苏联公民感到很难理解的是，即使因独立而导致经济恶化（并不一定会这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民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他们也难以理解民族独立不一定意味着打破现存的贸易纽带，中断人民的正常往来。这种困惑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苏联生活在铁幕之后，这一铁幕隔断了人民与外界的交往，也使所有的贸易离不开官方的对外贸易部的指导。许多本应懂得更多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把独立想象成了孤立的同意词。
部分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事业，甚至更不同情中亚诸国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错误地相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证明它们享有的资源和投资超过了应得的份额。
然而，1989年俄罗斯开始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尝试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起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采取民主联邦或邦联的形式也不愿看到苏联解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抓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放，违背它们的意愿，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
马耳他会晤
到12月1日，当布什总统抵达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开始酝酿已久的会晤时，他终于确信他能够而且也应该支持改革。美国媒体批评他缺乏创新和领导才能，受此触动，他决心改变在公众中的形象，先后宣布了一系列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就是经济方面的。
布什班底仍然感到担忧的是，戈尔巴乔夫会利用这次首脑会晤之机，提出一些轰动性的建议，来取得宣传上的优势。但我认为无需有此担忧。我们已不断地警告苏联要避免雷克雅未克式的意外之举。他们也对此做出了保证。我相信他们，因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与我方配合，而不是一味的哗众取宠。他在西方人眼里表现得还算不错，并没有玩弄宣传游戏。
布什希望赶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提出一揽子重要建议，但总统班底一般都要从华盛顿官僚机构互动的过程中取最大的保险系数。事实上，华盛顿已产生了一个拆除某些冷战贸易壁垒的进程表，其中的大多数措施本可以也应该是在6或8个月之前就提出来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终于还是前进了一步，允许建立一种更为积极的经济关系。
戈尔巴乔夫来到马耳他是准备抱怨布什政府在发展伙伴关系方面过于消极。然而，布什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拆除经济壁垒的计划，从而消除了他的疑虑，戈尔巴乔夫显然很高兴。不过，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会谈中，布什和贝克都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例如，他辩解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非常模糊，有时也不准确。
但是，布什忽略了他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是集体的这句话的意旨。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因此，这也标志着他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不过，这种误会在此次峰会上只是个例外。仅次于里根一戈尔巴乔夫雷克雅未克会晤，此次会晤比任何其他美苏首脑会晤的结果更富有实质性意义，尽管并没有签署什么重要协议。马耳他会晤最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拆除贸易壁垒以外，当数在有关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达成的非正式谅解。这些并非是背着第三者达成的“交易”——对此我们的盟国和东欧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反对——而是基于对形势的斟酌，相互做出的保证。
戈尔巴乔夫向总统保证不会在东欧动武，也意识到了苏联军队将不得不从那里撤走，并将允许东欧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仍然希望保住华沙条约组织，但不会为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布什则告诉戈尔巴乔夫，只要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试图利用东欧的变化，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戈尔巴乔夫在目前形势下所面临的困难。
戈尔巴乔夫在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的保证不像在东欧问题上的保证那样明确。他说，他决心尽可能避免进行镇压，因为使用武力就意味着改革的终止。
他真正在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寻找一切可能的联合形式，但不可能允许单方面的脱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
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美国从未承认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兼并，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但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不使用武力对付独立运动，美国就不会采取任何使局势恶化的行动。不过，他接着说，只要莫斯科诉诸武力，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并阻碍我们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在一次私下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我得到简报时，觉得总统定下的基调是正确的，他说得很明确，苏联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都将中断美苏合作的进程，但他又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利用迅速变化的局势。同时，他一直回避有关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未来地位问题的谈判，坚持戈尔巴乔夫也认可的自由选择原则。
并非所有的会谈都如此和谐。布什强烈谴责苏联向拉美出售武器并支持古巴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这些行动只要不停止，就将成为双方间的重要刺激因素。
戈尔巴乔夫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不满：反对布什认为“西方价值观”已经胜利的观点。一开始，布什不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反对他的这一看法，指出西方价值观体现的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同一原则，比如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各领域刺激增长的措施及自由市场。雅科夫列夫解释说，这个词暗指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或北方或南方价值不同，因此对许多苏联人来说将意味着是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根据贝克的建议，大家都同意接受用“民主价值观”作为共同宣言的基础。
如果里根还在位的话，有关军控的谈判或许会比实际达成的成果多。布什政府依然没有确定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立场，因此不能乘机利用谢瓦尔德纳泽9月份提出的倡议，倡议要求将削减战略武器与防御和空间系统脱钩。
华盛顿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国会能否批准新武器系统而不是寻找减少两国过剩的危险武库的途径。
不过，军控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苏联关注的中心。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特别是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对戈尔巴乔夫确实非常重要，但在马耳他，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议题。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地位迅速崩溃，他需要美国保证不要表现出正在利用他的弱点使他难堪。他需要显示他是以一个平等的而非懦弱的对手在与布什打交道。在他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时，他需要美国经济支持的前景。
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都得到了，但当他飞回到莫斯科时，这些成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等着他。
改革的议事日程
各共和国的选举日益临近，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跨地区代表集团的领袖们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制定了一个综合性政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修正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确立了共产党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性地位。那些共产党员——实际上除萨哈罗夫外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也都要求改变党的集中领导，允许党派发展。至于经济方面，该集团反对雷日科夫政府继续维持中央控制的做法，主张除了事关整个国家的少数几个部门外，管理职权下放给企业、地方和各共和国。此外，他们还迫切要求修正宪法，制定法律以使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企业得到经营自主权。许多人觉得苏联将不得不变成一个联邦，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将只行使共和国自愿让予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这些倡议，一则因为他无法让政治局赞成这些倡议（根据第六条）；二则因为他确实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取（如土地私有化）。在12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进入了高潮。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全面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许多改革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总书记位置，而不是完成他开创的改革事业。
最富有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12月12日，即人代会的第二天。萨哈罗夫建议修改议程，以便就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企业及第六条——即宪法中那些正阻碍着改革的条款——进行辩论。他主张，人代会必须废除宪法上的禁令，以便为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法律铺平道路。
作为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恼火，没等萨哈罗夫对其建议进行解释，就将其逼下了讲台。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下令就是否将这些问题加入议程的动议进行投票，并使之遭到否决，但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建议，它将很容易获得通过，但他显示出的固执比第一次会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萨哈罗夫因试图提出一个极为合理的建议而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此情此景，当晚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出来。知识分子改革家大为愤慨：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就像是个地方党的老板（当然这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半生的职业），而不像一个人们期待的、致力于改变国家的国家领导人。
两天以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安然死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对他的野蛮态度导致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人代会拒绝把萨哈罗夫的建议纳入议事日程，并未能阻止对问题的辩论。关于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坚持此问题应该在起草新宪法时解决，并指出，一党制并非是经宪法的认可才确立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删除宪法条文就将其予以废除。
其他问题与政府要求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的建议密切相关，该建议由总理雷日科夫于12月13日提交大会。它呼吁分两个阶段、各用三年时间实现渐进转变，一切都必须由莫斯科周密计划。雷日科夫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嘲讽了有关取消中央经济指导的要求：
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年，我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