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全国头号经济杂志编辑和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主席之一的加夫里尔·波波夫，斥责了雷日科夫的中央指挥的渐进主义：
过去5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他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波波夫当时指出，市场体系不能一鳞半爪地引进，因为各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汽化器就不能起动汽车，同理，基本的市场机制也不得不同时引进。根据他的分析，有五方面的法律必不可少：所有制、土地、企业、各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及地方自我管理（这些基本都是萨哈罗夫提到过的），他指责人代会在那次会议上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强调更多的是有必要赋予人民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力：
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年前9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182个蛋，1989年同期平均产183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
然而，议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的计划，否决了为各共和国争取更多经济独立的要求。这次会议使许多代表的幻想破灭。乌克兰基辅理工学院院长佩特罗·帕兰丘克在当地电台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
共和国拼命工作，中央却把一切都搜刮殆尽，然后又逼迫你向中央作揖乞讨这乞讨那，这还算是什么鬼联盟？..我无法相信政府想要做的事能靠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社会灾难的旧的部委得到贯彻..我们需要立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我们共和国辛苦劳作，然而95％的收获都缴给了中央，只有5％能留下来，这种做法必须废止。
一位改革殉道夫
当我们惊悉萨哈罗夫逝世时，丽贝卡和我正在布鲁塞尔出席美国驻欧洲大使会议。国务院问我是否认为布什总统应派一名特使参加葬礼。我说，法定程序并不要求非派使节不可，但是派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政治上也是需要的。“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因此恼怒？”有人问我。我回答说他可能更喜欢不派任何高级代表，但我感到这对决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不仅已成为苏联人权和民主的代言人，而且是民主变革的重要象征。
我希望布什总统派一位高级官员或私人助手代表他来参加葬礼。我认为萨哈罗夫应该因他代表的事业而不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受到礼遇。如果尊崇萨哈罗夫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舒服，那将是令人遗憾但却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他还希望得到世界的尊敬，就不能不考虑到他从事的正是萨哈罗夫支持的事业。给萨哈罗夫的葬礼以特别关注正好能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戈尔巴乔夫。
几小时后，我得知美国已经决定不派使节，而是指定我为总统的代表参加葬礼。这当然是我极为欢迎的荣誉，但我不禁怀疑做出此决定是否由于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想法的过分关心。难道华盛顿有一种过分倚重某一个人的危险倾向？但愿不是这样，但又不能排除这种担心。
12月17日，星期日，我们飞回莫斯科，从机场直奔萨哈罗夫遗体安放的青年宫。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但已排成了长长的人流，有的并排而立，沿共青团大街延伸了几个街区。大多数人不得不站几个小时才能看一眼里面的棺材。作为外国的官方代表，我们被让到了队伍的前排。等待我们的是催人泪下的一幕。
萨哈罗夫的灵柩放在平常供展览用的、可升降的平台上。四周摆满了鲜花，每一位凭吊者都在向已经拥挤而有序的花丛锦上添花。我们从敞开着的棺材前走过，驻足默默地祈祷，并向其遗孀叶琳娜·波纳及其他家属表示问候。随后，我退后静观场面。
来人自然各种年龄的都有，但是年轻人的人数确实引人注目。不管萨哈罗夫的活动在警察、将军和共产党的党棍中间激起多大的仇视，但他显然已经抓住了那些将主导国家未来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心（而且我希望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啜泣伴随沉闷的脚步声缓缓通过灵柩。许多人向花丛抛撤手写的挽联，有的大如标语牌。挽联几乎都不出三个主题：“原谅我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决不会重演”，“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之花”。
第二天，萨哈罗夫的遗体安放在科学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党政要员出场并在吊唁册上签名。我和其他外宾也都如此照做。公共葬礼原订于下午进行。叶琳娜·波纳坚持仪式安排在一个有意者均可参加的场所，但没有一个场馆能容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群，因此，尽管气温低于冰点，葬礼还是改在莫斯科邻近的鲁日尼基体育馆的一个露天场地里举行。
根据讣告，葬礼仪式安排在从下午1点到2点举行，3点钟到莫斯科郊区沃斯特亚科夫斯克叶公墓安葬。叶琳娜·波纳要求只准家属和亲友去公墓，因为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
丽贝卡和我由使馆一位办事能力最强的政治官员塔季亚娜·沃尔科夫—格福勒陪同，中午一过就动身前往参加葬礼。我们知道人一定很多，很想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可是，鲁日尼基人山人海，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开始，我以为仪式将在体育馆举行——讣告也没有说清楚，但我们被引到了一个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空地里。我们从人群中钻来钻去挤到前面，因为我知道让其家属知道我的到来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认出我之后，纷纷让道，把我引到了一个约有1/4公顷大小的方地里，那里已经圈起来，中间架好放棺材的平台（一个更大、更高一些的讲台），还有几排椅子。当我们走近隔离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穿着制服，庄重地站立在人群中间。我们目光相遇，频频点头示意，但他没有要走近我们的意思。
今天，他亲临鲁日尼基参加葬礼，令我困惑不解。他曾是萨哈罗夫最尖刻的批评者。如果他感到有必要表示一下尊敬，那天早晨在科学院就理应在吊唁册上签名。而今，他迎着寒风，站在萨哈罗夫最狂热的支持者中间。这是何意？我后来问叶琳娜·波纳（她并不知道他的到来），她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来凑一下热闹。不过，我怀疑并不这么简单。他的好奇心完全可以从新闻报道或从下属的报告中得到满足。我揣摸他的敬意实际上是献给作为苏联氢弹之父、而不是后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萨哈罗夫。或者，他是出于对一个捍卫自己信仰的人的敬意，而不管他是谁。我后悔阿赫罗梅耶夫还在世的时候，没有去问一下他当时为何而来。那时我只顾感慨于人际关系是何等微妙，常常要碰到出人意料之事。
到了“内圈”之后，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灵柩和送葬队伍——事实上超过了一小时。我们紧裹着厚厚的外套、皮帽和手套，但是冷风开始穿透我们的衣服。站在冰冻的雪地里，首先感觉到冷的是脚。很遗憾，俄罗斯农夫们穿的靴子硬邦邦的，实际上既不防潮，也不御寒，万万不可当作外交服饰。但是，我们周围的人群却在一个劲地增加。多少？10万？不止。20万？只多不少。50万？可能不到。但人数之多足以为我们挡风御寒。
最后，殡仪官抬棺而来，家属和致悼者相聚在台上。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致悼词时，我们这些在圈内的人得轮流举起点燃的蜡烛，仁立于棺木四角。但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悼词并不仅仅是对亡者的溢美之词；大多数还是政治演讲。跨地区集团的领导人都来了——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以及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萨哈罗夫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对他逝世的哀悼将各个民族团体团结了起来，这是政治问题所办不到的。
由于演说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呼吁采取政治行动，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把葬礼变成政治示威。但接着我认识到在这种场合谈论这样的内容是合适的。这正是萨哈罗夫的遗愿：以死为动力，促发一场运动来实现他确定的目标。
我们起身送葬之前，短促的冬日已近黄昏。叶琳娜·波纳把我们挑出来劝我们陪同家属参加仪式的时候，她已友好地排除了有关丽贝卡和我是否被视为“亲朋好友”之疑。在烛光下，她亲吻死者，殡仪官合上棺木，将其降至最后的安息地。我们每个人轮流铲土填坟。这位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忧国忧民之心的伟人已经永远告别人世。
当我们通过公墓小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车里时，已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与下午的演讲不同，葬礼仪式富有人情味，冲淡了政治色彩。萨哈罗夫留给他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政治计划，尽管这方面也令人仰慕，而且还在于一种态度、一种道义力量。我想起前天人们拿到青年宫和那天下午带到葬礼上的传单，脑海里力图完整解释那些挽联悼词。“原谅我们，当他们折磨您时，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再也不会没有勇气面对独裁”，“您为我们指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不，最后那一句不十分正确。我怎么能把俄语词语所表达的情感完全翻译出来呢？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本身也是从拉丁语（intelligntsia和intelligent）借用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词不行。在英语里，知识分子用来指人时含有一种冷漠尖酸的意思。在俄语里，ИHTeЛЛИГeHT（智者）发音时带一个辅音“r”——有不同的意思，因为它带有不容推卸的道义意味。智者（ИHTeЛЛИГeHT）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ИHTeЛЛeКTyaЛ），而且是一个既博学多闻、又致力于社会公益的人。他不是一位“行善者”，而是一位握有道义指南的人。
正是萨哈罗夫准确的道义指南给他的同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其承诺郑重鲜明。但我不禁想问，果真经受考验时，他们会作何实际反应。答案直到1991年8月才揭晓。
立陶宛共产党的分离行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各种压力在整个秋季继续增加，而1990年初地方选举的前景更是推波助澜。其趋势日益明显，如果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不能更好地顺应民意，就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扭转颓势的唯一举措将是保证实现独立。
立陶宛的分离热情最高（在三个共和国中，这里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支持独立的）。越来越多的党员要求，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沿着联邦路线重组，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由行动的权力，立陶宛共产党应该与其一刀两断。如果继续依附于莫斯科，党在大选浪潮中必将被淘汰无疑。
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立陶宛领导人召至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举行前所未有的联席会议，但他威逼这些立陶宛人的企图并未成功。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向戈尔巴乔夫解释道，在立陶宛，党组织如果不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它就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驳斥了这一观点，同时也打消了任何按照联邦路线重建政党的幻想。在莫斯科控制下的一元化领导将继续下去。
顺从戈尔巴乔夫等于政治自杀，逆风而上则可望在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两种选择，立陶宛义无反顾地沿着分裂的道路走下去。布拉藻斯卡斯从与苏共政治局的对抗赛回到了维尔纽斯之后，立即宣布立陶宛共产党开始筹备一次代表大会。分离现在已在所难免。民意测验显示，立陶宛只有16％的党员反对分裂。由于非立陶宛人占该加盟共和国16％以上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一些俄罗斯和波兰裔人也加入到了立陶宛人的独立队伍之中。
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在维尔纽斯召开，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不同意、退席或宣誓继续效忠莫斯科的代表还不足1/5。
戈尔巴乔夫立即召开中央紧急全会，处理立陶宛引发的危机。虽然立陶宛党代会得到立陶宛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仍坚持反对他们的行动，无条件地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没有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人敦促他的那样按照联邦原则重建政党。他的话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越过这条界线（以联邦结构取代共产党一元结构），你们就可能会说我们故意纵容肢解苏联的行为，对所有苏联人民来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死胡同。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二天，当我在报刊上读到这一内容时，甚感惊讶。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在党内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公开支持联邦主义，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以这种绝对化的措辞来谴责它呢。毕竟，如果他打算创建一个真正的联邦，就应该为建立党的联邦结构的可能性敞开大门。进一步说，由于坚持立陶宛的地位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等同，他也就排除了那种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与其他12个共和国区别对待的可能性。而恰恰就在这一讲话的前一天，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宣布纳粹—苏维埃协定为非法。我当时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明智的做法就该是坚定地支持这样的主张，即由于已发生的历史不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该与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但是，他的讲话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冗长的讲话还有一个方面让我不安。他在斥责萨尤季斯和闹分离的立陶宛共产党时，谴责他们“叩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华盛顿白宫的“大门”，把问题“国际化”。早些时候，他在声明中曾指责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征求外国意见，但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我们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接触。这些接触显然使他感到不安。在我决心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把握。他的讲话增加了我对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在报告中是否做了篡改，以“证明”立陶宛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正按我们的挑唆行事。
事实上，鉴于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即使我们真的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供咨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咨询，因为如果莫斯科进行镇压，我们无法保护他们。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克格勃有关外部煽动的论证，将会减少他理解时局的能力，而且会增加他决定动武的机会。
尽管戈尔巴乔夫措辞强硬，但全会并未立即否定建立一个自治政党的要求，而是将最终决定推迟到了1月份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之后。不过，戈氏的讲话和全会的决议使他的回旋余地很少。他对立陶宛的访问很难成功，除非他设法说服立陶宛放弃其既定路线。
公开化取得成功
编辑，尤其是电视制作人仍然感到政治当局在“指导”他们的工作。新闻媒介仍不自由，党组织中的保守派正在加紧把大众信息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到年底，改革派已稍感宽松。斯塔尔克夫已挫败把他清除出《论据与事实》的企图，改革派仍在主编《莫斯科新闻》、《机关报》、《消息报》和《文学公报》。就连《真理报》现在也换了领导。其保守派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已经由戈尔巴乔夫的私交伊凡·弗洛罗夫取而代之。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和学者不断努力，成功地揭露了过去的许多暴行和丑闻，所有这些情况以前都要沉淀到奥威尔式的“记忆孔”里。
一年多来，苏联军方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受到批评。像《机关报》和《莫斯科新闻》这样的刊物都在抨击其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管理的混乱。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在70、80年代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在美国极负盛名。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苏联防务预算膨胀，军队人浮于事，军事装备远远超出了国防需要。
自从二战以来备受青睐和称赞的苏联高级将领对此极为愤怒。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与阿尔巴托夫的指责针锋相对，公众也因此能像美国人那样一饱眼福：看到就国防开支广泛地进行辩论。苏联人民从不知道在“国防”的名义下耗费了多少资源。随着真相大白，公众越来越认定他们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愚弄。
过去肮脏的秘密被曝光了。官方一开始半抵赖，接着不置可否，最后正式予以承认。内务委员会（克格勃化名之一）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一案就是这种情况。几十年来，苏联政府坚持说德国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后，盖世太保杀害了这批波兰人，追究内务委员会的责任纯粹是纳粹杜撰的反苏宣传。
1989年，《莫斯科新闻》发表的文章证据确凿，明白无误地指出斯大林应受到谴责。事实上，在苏军与纳粹瓜分波兰后，被苏军俘获的全部波兰军官团都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了，目的是防止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律师、医生、商人。
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工人国家”。在斯大林扭曲的心灵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
《莫斯科新闻》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要敦促当局承认已经酿成的悲剧。毕竟，波兰共产党已经行动起来。如果苏联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继续持否认态度，就很难与波兰政府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关系。
但是，苏联政府仍在犹豫。然而，到10月下旬，已有迹象显示，对所发生的不幸给予官方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达莫斯科之前，曾要求允许参观卡廷谋杀现场。苏联外交部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事实上，还为参观作出了安排。布热津斯基请我作陪，借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很感兴趣。我自然欣然同意。
当我们到达一个已竖起纪念碑的墓地时，目睹了一个动人场面。几辆载满波兰人的汽车已经到达，许多人是死难军官的亲属，在万灵节这天来悼念亡灵。苏联竖起的这块纪念碑称它是1941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有人用手写体“内务委员会”和“1940年”等字样覆盖在“盖世太保”和“1941年”上面。苏联看守并没有将其擦掉。
一位天主教牧师领着波兰参观者祈祷。我们立正颔首，心里为此地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悲愤交加。
我们正要离开墓地时，一位俄罗斯电视记者向我们走来，请布热津斯基接受采访。他同意了，并发表了一个富于雄辩的声明，呼吁苏联政府承认这一暴行。他指出，苏联和波兰都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承认事实将为苏波和解奠定基础。当我被要求发表评论时，只能重申布热津斯基的话，并补充说了一句，只有反省过去，苏联人民才能确保这样的悲剧不致重演。
那天晚上，电视一频道晚间新闻联播向全苏联播放了波兰赴卡廷悼亡团的场景、纪念碑上的修正字样的特写镜头以及对布热津斯基和我的采访。几周后，苏联政府发表公告，承认斯大林和内务委员会应对当时的暴行负责。
我一直不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承认斯大林的罪行符合他们的利益。很显然，其体制中的权力机关仍在企图掩盖真相。1992年，我找到了答案。为写这本书，我重访莫斯科去采访一些官员，并同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约见晤谈。约定的时间已到，一位助手来到前厅通知我会见晚些时候开始。主要由受害者亲属组成的一个波兰代表团当时正在与鲁茨科伊会谈，而且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
15分钟后，波兰人走了出来，我们一行人被引到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鲁茨科伊是职业军人，他似乎还没有从刚才会见的震动中恢复过来。“那些家属们希望得到一些既简单又合情合理的东西。”他不问自答，“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问他，他本人究竟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波兰亲属希望把遗骨挖出来，可能的话做一下辨认，然后再适当地重新安葬，而此事正在办理。但是，他们还要求从克格勃档案中了解有关暴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他正是怀疑是否能做得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
他解释道：“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时效的法令。参加那场屠杀的人依然在世。叶利钦总统和我都一再做出努力，想获得全部文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在努力。但正是‘机关’不愿透露消息。他们想保护他们自己，其他则不会考虑。我们将继续努力，但我怀疑全部资料是否还会重见天日。”
克格勃，国中之国。尽管其前任领导已经蒙受耻辱，解甲归田，组织也已改组成俄罗斯安全部，但它依然如此。1989年，官方之所以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想必一定是迫于来自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卡廷森林大屠杀只是官方对过去罪行所作证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圣诞前夜，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就在法律上无效。在此之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证实西方联盟在德国发现的协议文件是真本，不过俄文原件尚未找到。
并不是所有公开的罪行都发生于斯大林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还调查了4月份在第比利斯对示威者的大屠杀，并在12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力，下令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许多人认为其调查报告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报告似乎显示出苏联军方隐瞒了究竟是谁对动用武力的决定负责的信息。因此，这一立法调查在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的同时，也表明其调查委员会尚缺乏从一个不愿配合的官僚机构那里取证的适当权力。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1989年显示放射级别的精确地图首次发行。从中可看出，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甚至也没有得到警示。事实上，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
对许多人来说，1989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我曾问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统是何时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认定乌克兰必须独立的。他回答说：“是在1989年。”他接着解释道，尽管过去他对存在的弊病和暴行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在1989年以前一直未见到真凭实据。1989年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唯有独立，未来他的国家才能免遭此类劫难。
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的战略
从1988年春天起，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在认真追求苏联的政治改革，而这就需要其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协调与西方的关系。从那时起，事态的发展也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我也完全清楚，他在共产党内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可以肯定，虽然这一反对势力多数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但现在正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唱反调。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股更加紧密的反改革势力的前景有可能成为真实的现实。按我的理解，如果不能打破党机器的控制，改革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认识到，如不打破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束缚，其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仍在夸夸其谈，似乎他能把党变成改革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赢得时间而做表面文章呢还是出于真心。如果他真的相信共产党能够创造民主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
不过，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以智挫败其对手方面的纪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根据需要灵活应变的能力也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纪录，我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以及向莫斯科的美国新闻记者作背景介绍时指出，利用戈尔巴乔夫目前面临的困境拆他的台是一种冒险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夹击，却仍不失为全苏联最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如果他能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注入更多的民主程序，这种声望就将是一笔不可取代的财富。
我当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戈尔巴乔夫会努力保持住在苏联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成功则缺乏信心。事实上，这一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能否及时采取一项更激进的、更根本的变革计划。他似乎注意到了各方面的平衡，但对隐藏在种族和民族主义骚动背后的真正力量却视而不见。我怀疑他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不像他说服党的干部参加真正的选举时那样得心应手。对于竞选，他似乎知道需要什么，甚至知道何时该走迂回路线。至于民族问题——包括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族问题，他要么不知道需要什么，要么就企求一些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自愿同意的帝国控制。
越来越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正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所指责的那样，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对于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则不明确或者说不理解。就在离开莫斯科对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并准备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篇回应这种批评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1989年11月26日即周日的《真理报》头三版上。文章的署名为“米·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
一开始，他承认自1985年执政以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声称：“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事物。”接着，他解释道：
起初我们以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个纠正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个人歪风、完善已经发展了的制度的问题，而今我们要说，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改革产权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同时改变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风气。
接着，他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
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考虑到强硬派会反驳说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经济的）民主，他指出，虽然他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民主，但经验表明形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
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话，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得不同“经过时间考验”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相结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独立的司法明确分立。
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他坚持认为在“目前社会变革的复杂阶段”，维持一党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说，党本身必须发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竞争，并扩大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未称赞叶利钦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表达的那种思想，但却沮丧地写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正迈向民主，而党始终落在后面。
抚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气，少了几分气馁。我生性乐观，通常更多关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还有多大空间没有灌满。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给改革目标的瓶子注入了20％、还是40％、抑或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
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观念却相当混乱。充斥于他1987年“周年”讲话中的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公式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没有指出走向市场关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当然，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苏联领导人在1989年会撰文为资本主义辩护。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苏联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不会维持多久了。他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态在当时也许只能走到那一步。不过，我当时有一种感觉，他为一种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辩护远非一种策略；他似乎真的相信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优越。这些想法若不是为随后的经历所动摇，就会在未来一直在他的思想中游荡。
比较而言，他对党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但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它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虽然呼吁党应是社会的先锋，但又指出社会比党变革得快。换言之，社会是先锋，党在拖后腿。如果党继续抗拒改革，阻碍国家，后果将是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但我想我知道。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
可以推测，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是既要推动政治变革，又要保住权力宝座。但我没有把握说，我理解了他在危机四伏的经济和：民族问题上的战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苏联的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控制在莫斯科的中央部委及其官僚们手中。这
不仅导致了效率低下，而且浪费严重。经理和工人都对这种无形的控制不满。在俄罗斯各州和各省，这种控制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其他共和国，这种控制被视为一种凌辱，一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整个改革时期，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把管理职权下放到企业，但这从未付诸实施。只要中央部委不革新，它就不会实现。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理解这一点，但他好像不愿也没有能力推动一项具体变革。
财产所有制问题对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国家占有全部生产手段，各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切实可行之时，谋求脱离中央。宣布独立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还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和财产。即使现行体制允许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存在，或者允许当地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存在，独立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要远远超过它们。戈尔巴乔夫不时地攻击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恢复私有制的企图，但他似乎忽视了中央所有制对联盟造成的威胁。
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抵制财产私有化、并拒绝给各共和国真正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政策带来了诸多难题。他也许不能转过来支持直接的私有化，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观念予以严厉的斥责呢。如果不能启动全国的私有化进程，他至少应该允许经济改革的决策权转到民选的各共和国领导人那里。否则，如果经济继续恶化，经济压力就会激起民族情绪，只要莫斯科一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国家将顷刻分裂。
就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而言，我当时感到独立已是势在必行。如果尽快地给予允准，并为其他共和国提供真正的联邦体制，戈尔巴乔夫也许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其他共和国之间建立一条“隔离带”。官方已承认纳粹—苏联条约从来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主权但同时又对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提供了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许不能立即同意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独立和再生，但他本可以为减轻这一进程的阻力做更多的事情。然而，他在整个1989年的做法似乎没有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甚至还在毁掉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信誉。
在1989年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在未来的几年里仍然能够保住权力，如果苏联本身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许能呆到1994年他任期届满之时。不过，我怀疑他能否实现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我期望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正像共产党一样日益落后于整个民意。除非他能在1990年拿出绝招，扭转乾坤，否则1991年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致命缺陷？
得益于事后的情况分析，我可以说，1989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控制机制已经受到破坏。
这很严重但也许还未到极至。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分裂共产党，使其失去有效控制，并努力调动各共和国和各州民选的领导人以及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去完成改革；他也可背弃改革，尽可能恢复旧制。事实上，后者正是利加乔夫鼓动的道路，只要是在改革辞藻的烟幕后进行，雷日科夫也必定会同意。这样也无需宣布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莫斯科只要后退几小步，就能重新控制局面。
第一种战略的问题是，如果戈尔巴乔夫采用它，就有重蹈赫鲁晓夫命运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战略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即使成功地重新控制局面，但国家却会比改革前还要糟，到头来发动另一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但到那时，就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能左右的了，他将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而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