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31日的新年祝辞
奴隶不是被戴上镣铐的人，而是虔诚地亲吻自己的镣铐的人。我们要解除自身的束缚和镣铐。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在戈尔巴乔夫到达维尔纽斯当天在公众集合上的演讲
假如（戈尔巴乔夫）打算依靠右翼的力量，他将失败；相反，如果他与进步的力量合作，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全力支持他。
——叶利钦1990年1月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叶戈尔·利加乔夫1990年2月2日
每年12月31日午夜，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最高领导人向全国人民致辞已成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通常，这些致辞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所取得成就的庆贺和对来年取得更好成绩的期盼。
但是，在1989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中，传统的祝辞已不合适。这一年中积压的问题太多，试图掩饰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激起公愤。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点，并且换以清醒而镇定的口气对其国民致新年贺辞。他承认1989年是“改革最困难的一年”，也承认经济改革“处境艰难”，但是他声称1989年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痛苦，但却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冷战的结束使90年代有可能成为“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最需要的是“理智、友好、耐心和容忍”。
我和丽贝卡以及堪萨斯州来访的朋友在斯帕索住所的楼上书房通过电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我试图给朋友作同声翻译，因此我得更加注意新年致辞。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们拔掉香槟酒瓶的瓶塞以示庆贺，但我总感到祝辞中缺少一点什么似的。
当我们为新年而干杯时，我忽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祝辞中没有提到列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些东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这种场合的发言通常是必须提及的话题。会不会是这一切被忽略的第一年呢？
家里的客人安睡后，我查遍自己所有的录像带，找出了一年前我录制的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重新放了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1988年12月31日，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复兴”以及“列宁主义政党的职责”。
那天晚上，宗教取代了列宁而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转播围桌而坐的牧师们讨论信仰的社会和人文价值，并由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布道。过去大众媒介提及宗教只是为了攻击它，而现在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过去在复活节时安排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已成惯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使年轻人到教堂去，而把他们吸引在电视机前。
除夕之夜的电视节目是未来事情的预兆。一个星期后，根据公历，俄罗斯东正教在列宁格勒举行圣诞仪式，一座教堂整整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以及牧师对仪式的解释全部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一年后，那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开始在节假日参加礼拜。
进入1990年，节日的气氛变淡并很快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从1989年的烦恼事中缓过气来。在党内，他面临着一场因立陶宛人退出苏联共产党并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而引发的危机；日益衰退的经济；日益增长的反改革势力；东欧剧变以及德国重新统一引起的动荡不安；对外政策第一次遭到批评而不是称赞。以前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季节的大型抗议性示威游行已成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冬季活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地区的暴力冲突仍继续不断，并且开始蔓延到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
戈尔巴乔夫最迫切的政治使命是出访立陶宛。中央委员会12月25日的全体会议谴责了立陶宛共产党要求独立的企图，但是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访这个共和国时推迟了采取最后行动。显然，他希望说服立陶宛共产党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并希望立陶宛人在坚持分裂之前给予“真正的联邦”一个尝试的机会。
立陶宛之行必定是他艰难的政治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戈尔巴乔夫喜欢出访，也喜欢与友好的人们融为一体。但是这次出访所受的礼遇，尽管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三天出访期间所进行的对话大多数是聋子式的对话。
萨尤季斯在戈尔巴乔夫1月11日到达维尔纽斯这一天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组织者还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市内一家更为友好的工厂作为他露面的主要场合。同时，教堂广场上人山人海，甚至街道两边也挤满了人，他们积极参与这一要求独立的集会。苏联中央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因而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大型的集会，但是我们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的代表当时在场，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局通过立陶宛电台的广播把集会的演讲都翻译了过来。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去年夏天会见我的立陶宛人之一，于下午2点宣布集会开始，并宣布“不独立，毋宁死”。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走到主席合上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劝告立陶宛人民不要仓促和慌忙”。这些人应该到苏联来并在苏联生活，以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他们的忠告意味着什么。在兰茨贝吉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同时，台下集会的人们反复地高呼着“自由、自由”。兰茨贝吉斯在演讲中指出，莫斯科假装没有听到发自立陶宛人民的清晰呼声：180万人联名要求在立陶宛只能实行立陶宛法律的请愿书；150万人签名要求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请愿书；六个月前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要求谈判独立问题的一封信。“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因此莫斯科不能假装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兰茨贝吉斯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而深感遗憾，但是他又说他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善意。“他是我们东面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的领袖，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新政策的象征。我们希望与这个国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友好和经济互利的关系。”
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愿意如此这般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梅德维捷夫说：“我非常愿意相信戈尔巴乔夫，但是我知道他的后台是谁..我记得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是如何被唾弃的，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愿承认在布尔什维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由于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神圣的俄罗斯仍然存在着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流毒。”
戈尔巴乔夫那天下午在一个电气设备厂发表讲话，强调他在整个访问期间再三重复的一个话题，苏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出现分裂，整个国家将受到破坏；分裂企图会导致种族冲突和流血；立陶宛人民在一个新型的民主联邦中可以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应该保持中央集权体制，为新的联邦提供一种凝聚力；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的主张犹如要求拆去支撑一座大桥的支柱。
显然，甚至从有关这次访问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立陶宛人并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他们认为独立不是割断经济和人员联系，经济联系和开放边界仍要保持。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不存在种族冲突的基础。而且，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尤其是如果他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建立联邦体制的话。他反对立陶宛80％的共产党员要求自治的要求表明将来任何形式的联邦都是一种虚假的托词。
1月13日，在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准备回到莫斯科时，他对这次失败的出访强装欢颜。他说，“我们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希望已与莫斯科断绝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重新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并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会。布拉藻斯卡斯在送别仪式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作了强硬但又不失礼节的答复，他重申，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已不可挽回。双方的对话不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条件进行。
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两天后，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在加盟共和国享有戈尔巴乔夫给予他们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进行这次注定失败的出访。任何一个了解立陶宛人态度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话在立陶宛民众中缺乏号召力。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去那里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他可以出访立陶宛，在那里尽量争取好的结果，然后在返回莫斯科时他可以说，立陶宛给他的教训是将来只有实行联邦的政党体制党组织才能生存下去。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在他离开立陶宛之前，他已拒绝考虑作出这个唯一可证明他此次出访有必要的让步。
他心里可能有许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他有可能打算利用这次访问证明立陶宛人是如何的“不可救药”，并用这一点来作为其后镇压的借口。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符合事实。在整个访问期间，虽然他碰到一连串带侮辱性的强硬言论和问题，但他从未发出过一次威胁。他没有像去年8月那样大喊大叫。而且，对立陶宛的镇压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他显然是要推进改革，而不是要放弃改革。
那么，他为什么要访问立陶宛，并且甘冒民众反对其请求从而使他的个人权威受到损害的风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克格勃关于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只是一小撮的报告使他蒙骗上当，因此，他完全相信他可以利用当地的力量来对付“分裂主义者”；其二，他进行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党内的保守势力证明他决不纵容那些分裂党的人。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改革党和政府体制的主要提案。这些提案要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会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他在民族主义势力面前过于软弱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也许会落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下场。
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在克格勃内和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试图制造暴力事端，并期望迫使他进行干涉——一年后他们正是这样干的，甚至强迫他下台。因此这次立陶宛之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赢得时间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把反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看作是对国家忠诚的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们看到了东欧剧变和德国正迅速走向统一时苏联所面临的处境，决心以抵制分裂加强苏联自己的边防。实际上，所有了解苏联政治内幕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让立陶宛、更不用说所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继续留在台上。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当时对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后来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了。
阿塞拜疆流产的革命
正当戈尔巴乔夫还在立陶宛进行毫无意义的访问并告诫人们分裂主义将导致流血斗争时，阿塞拜疆发生了骚乱和屠杀，数十人死于非命。然而，这一事件不是分裂主义的结果，而是种族仇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郁积的结果。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在1989年间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定期地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少出现导致人员伤亡的冲突。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不是由阿塞拜疆当局来管理，而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派遣的专员——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官员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来管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不满意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安排，但是亚美尼亚人比阿塞拜疆人更能接受这一现实。亚美尼亚人希望这是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第一步，而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是对其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
1989年11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加关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要求把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掌权者们的深切关注。但这一地区领土的变动显然会引起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亚美尼亚共产党新的第一书记苏连·哈鲁丘年私下告诉我，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处在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担心不仅阿塞拜疆不能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
巴库共产党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亚美尼亚人可以永远居住在阿塞拜疆并且永远受欢迎。苏姆盖特的骚乱是地痞流氓聚众闹事引起的，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他觉得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家园是不幸的，并决定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居所，希望他们能尽早返回家园。那些从亚美尼亚地区驱逐出去的阿塞拜疆人也应该被鼓励重返家园。他建议，亚美尼亚人放弃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要求。
他认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激怒了阿塞拜疆的民众，结果在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导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双方公众舆论的要求（不幸的是，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在给这些要求火上浇油，他们以扭曲的和夸张的历史观煽动人们的情绪）很难有妥协的余地，事态正朝着一触即发的方向发展。
11月28日，我回到莫斯科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结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特别管理的决议，决定把它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莫斯科当时这样做是为了迫使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事实证明莫斯科这样做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亚美尼亚人立即聚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抗议将他们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谴责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并于12月1日批准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则利用从莫斯科运往亚美尼亚的所有燃料和大多数商品都要经过其领土这一有利条件，作出了反击，对亚美尼亚进行物资封锁。
两个加盟共和国民众的骚动情绪不断发展，在阿塞拜疆尤为厉害。早在几个月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书记维吉罗夫就同意给予其合法地位的阿塞拜疆国民阵线利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争端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强迫共产党官员让权。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维尔纽斯的这一天，示威游行者封锁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连科兰的政府办公大楼，在巴库的市中心也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两天后，阿塞拜疆的首府发生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骚乱。
暴徒们攻击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大楼，屠杀居住在大楼里的亚美尼亚人。妇女和儿童被暴徒们从楼上的窗户中抛下来，惨死在公寓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领导人维吉罗夫逃亡到莫斯科，“人民阵线”控制了首府的所有要害部门。1月15日，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但是直到1月19日军队才大规模进入巴库。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保持冷静与和平，并指责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政府官员未能团结合作。维吉罗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这说明他对这次骚乱负有责任。
1月21日，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库，但是这座城市并不平静。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占领该城市，那么阿塞拜疆将就退出苏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些令人震惊消息时都深感恐慌。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做了许多可信的报道，尽管播音员只描述了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而没有把它们在电视屏幕上曝光。1月21日，我看完了电视新闻后，匆匆记下以下一段文字：
昨天采取了军事行动后，巴库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全体居民的情绪仍很激昂。一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局势“紧张到了极限”。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到100人，但是人人都觉得远不止如此。整个事件在今晚的“七天”——星期天晚间的“一周评论”——这一新闻栏目中有详细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纳戈尔诺地区已宣告从苏联分裂出去。
我注意到苏联的媒体没有说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明天进行总罢工，并举行纪念大会。显然，宵禁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似乎已别无选择，只有动用军队，并下令遇到抵抗时可以开火。但是，如果这次行动不迅速，或者这次行动拖延太久，或者死亡人数过多，都将增加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该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溃了。在某种程度上，该地区有序还是无序都取决于“人民阵线”和苏联军方。它们二者起着同样的“领导作用”。当我看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在1月26日《消息报》上的声明后，我意识到我最初的关于武装干涉是必要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亚佐夫宣称军方逮捕了“大约80名”“人民阵线”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并对逮捕行动作了以下说明：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扣留所有这些非法分子，而是要摧毁他们在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设立的政权组织机构。
我并不是信口雌黄，我的意思确实是指政权。他们正准备夺权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自己宣布1月18日晚11点，也就是军队进入巴库的前一天，全城处于紧急状态。当时，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在该市的许多地区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号召在1月20日举行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并打算届时宣告由“人民阵线”掌权执政。
因此，军事干涉的最初意图不是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而是为了夺取“人民阵线”的权力。的确，从中可以推断出，既然“人民阵线”在苏联军队干涉之前就已宣告处于紧急状态，那么它可能已制止了骚乱。
几天以后，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任书记安德烈·吉连科请教了这些问题。当他还是克里米亚的党书记时，我就已经认识他。最近，他调到了莫斯科的共产党书记处工作。阿塞拜疆发生骚乱后，他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一起被派到了巴库，他说他们于1月14日，即骚乱发生的第二天抵达巴库，并试图“寻求政治解决”。但是，他们发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进步成分已经丧失”，并转化为“恐怖主义”。1月18日，“人民阵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早晨，“人民阵线”占领了政府和共产党所有的办公大楼。1月19日，莫斯科发布戒严令并动用军队。
像亚佐夫一样，吉连科指出，在苏联军队干涉以前阿塞拜疆的秩序已经恢复，军队干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共产党的统治。这是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苏联穆斯林所得出的结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强调说，1月13日所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是由那些被亚美尼亚驱逐而无家可归的阿塞拜疆人挑起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回避给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永久性的重新安置，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共同安置这些返回的难民。“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同时强调，在暴乱开始时，政府当局处于瘫痪状态，“人民阵线”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并且稳定了局势。
我认为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阵线”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为1月13日的骚乱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怎样，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占领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人员的伤亡，而且做出这一决定时，政治因素的考虑多于人道主义因素。
由军方取代“人民阵线”的决定引起了该加盟共和国国民的不满，并且只能增强将来要求分裂的呼声。它也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好几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巴库（不是因为对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同情，而是因为那些军人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冒生命危险）。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也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目标。迄今为止，大屠杀只是发生在诸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身上。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巴库后，为确保他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家属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撤离。
军事干涉作为将来恢复加盟共和国秩序的方式，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俄罗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为维持苏联帝国的生存而付出代价。
帝国主义者的讲坛
不管怎样，苏联帝国还有一批卫道士，当他们看到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崩溃、非俄罗斯民族要求独立以及中央集权削弱时，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最初是对这些变化表示关注，然后又感到恐惧。1990年1月初，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份保守的文学周刊成了那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苏联帝国的人们的讲坛。普罗汉诺夫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即社会主义信念，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他预言如果苏联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紧随着外来入侵的就是混乱和内战。
虽然普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是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的，但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为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的政治联盟进行了辩护，这些人大多数在感情上都依恋着沙皇的统治制度，因而本质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党的政治机器、军队和警察机关的。但统一这一话题与帝国密不可分，只有共产党能够把帝国团结在一起，那么帝国主义者也将支持共产党。这是俄罗斯爱国集团所遵循的信条，该集团到1989年年底时已有12个俄罗斯“爱国运动”组织，并力图在即将进行的加盟共和国选举中支持它们心目中的候选人。
我读了普罗汉诺夫的文章和俄罗斯爱国集团的宣言，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进一步坚定了我多年来的信念，即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性质相同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以武力的独裁集团统治。传统上，西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学者，总是受到下述观点的迷惑：法西斯主义是“极右”运动，而共产主义是“极左”运动，因而它们是对立的。本世纪30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没有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对希特勒有利，因此即使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协定，也没有动摇许多人心目中的这种信念。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法国学者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仍占主流，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些人还持这种观点。与此同时，“保守派”学者却经常为右翼的专制政权辩护，因为他们觉得右翼专制政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实际上，独裁者通常觉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更容易一些。所谓“左一右”二分法完全弄混了现实问题，掩盖了妄自尊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权力。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大多数是排外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如此公开宣称。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尽管他们痛恨俄罗斯东正教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无神论斗士的打击，传统乡村生活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破坏以及环境因无知的工业化而受到蹂躏，但他们愿意与这些维持俄罗斯帝国完整却糟踏过这个国家的凶手合作。
最初，普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避免指名道姓批评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的攻击是直接冲着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而来的。1989—1990年冬春之交，他们还希望能影响戈尔巴乔夫，尤其希望能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主义作出妥协。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克格勃以及苏联军队中的保守力量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内改革派的组建
改革派把他们的计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帝国缔造者们”更为迅速。来自78个城市的400—500名共产党员于1月20—2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末会议，会上建立了“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地区间集团”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民主集中制”；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鲍里斯·叶利钦，认为新建立的“民主讲坛”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而另外一些组织者，如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如果即将进行的共产党选举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应促使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公认是一位无声的支持者，他的得意门生、在中央党校部门任职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斯塔科夫斯基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还起草了改革计划的许多文件。
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党实行“民主化”显然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事实上，大部分“讲坛”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们感到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显示一下改革者的力量十分必要，戈尔巴乔夫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赢得大选时才会果断地对党内保守派采取措施。因此，改革派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继续进行国内改革给予充分的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们清楚普通的共产党员憎恨专职的共产党干部享有的权威和特权。始于基层的民主选举的确能把只是因为讨好巴结其上司而成为共产党官员的那些人赶下台。大量裁减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也会削弱共产党官员控制或主导选举机构的能力。最后，还有共产党的大量财产问题，尤其是它对许多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改革派完全脱离共产党，这笔财产会落入保守派之手。无论如何，显示一下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在将来的派系分裂中得到共产党财产的一份。
然而，改革派组织起来的根本意图在于争取或强迫戈尔巴乔夫给予保护。尽管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改革计划如果不采取“民主讲坛”所开列的措施的话，就不会取得成功。
妥协与折中
整个1月份，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都在忙着起草将于月底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要政策文件。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全体会议推迟一周，到2月5日才召开。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改革派的态度与“民主讲坛”的那些人的态度一致，敦促他与保守派决裂。其中的一份文件被法国记者贝纳德·格特带到法国，稍作删改后发表在1月31日的《世界报》上。该文件指出，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现在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与社会上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不能够继续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寻求折中来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党内保守派决裂。这正是叶利钦近三年来采取的步骤。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在苏联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但对党内保守派而言，戈尔巴乔夫正在考虑与他们决裂已不是秘密。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的分裂活动。
在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利加乔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访，他对意大利记者说，他担心苏联正在失去其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整个国家正变得难以控制，事事都会引起争论和分歧。“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早期讲的一句话。但戈尔巴乔夫是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萧条”时讲这句话的，而利加乔夫却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讲这句话的。利加乔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新恢复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逆转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1月以来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进程。对谙熟苏联政治的观察家而言，利加乔夫的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公众场合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的。毕竟，他在1988—1989年间攻击叶利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指责叶利钦利用外国的传媒评论苏联的局势。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的传媒中曝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是走向政治开放和政治成熟的一步。这种状况确实与传统的苏联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秘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公众辩论来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实际上，他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他的计划。相反，他玩弄诡计和手腕，以确保控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尽管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露出对他的政策不满。另外，他事先还采取了好几个步骤以防止叛乱的发生。
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更换了好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这就提醒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快会带来痛苦的后果。
其次，他于2月2日接见了一群好斗的矿工，允许他们发表强烈批评党组织的言论，他自己就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那天早上刊登在《真理报》上。
第三，他对2月4日星期天莫斯科支持改革的大型示威游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涉，这刚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外地代表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至少20多万示威游行者，要求更加迅速地进行改革。
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老练地布置好了舞台。有关他的反对派的政治流言四处传播，他还在反对派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除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个步骤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体会议所有过程全部出版发行。我在日记中作了以下的评论：
那么，那些气势汹汹地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抨击当前政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书记能干些什么呢？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的更换“提高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星期天骚动人群。的场面是布加勒斯特市的翻版。戈尔巴乔夫对矿工们的讲话是对中层党组织开战的宣言，接着他（突然地？）意识到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明天见报。对改革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矿工们各自回家注意事态的发展。或者也许是..一种更谨慎的策略吗？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战略，我相信也正变得更加明显。昨天发表演讲时，他提到了研究总统制好处的必要性，反映出他确实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个有充分权力和权威的职位，从而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出他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无论怎样，如果共产党正迅速走向衰退，为什么他还想控制这个党直至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垮台的谣言
自1988年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对公开化以来，莫斯科的流言家们定期地放出一些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流言。我认为这些周期性出现的流言是共产党内部明争暗斗的歪曲反映，一般情况下不予理睬，因为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控制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运转。然而，当美国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于1990年1月30日报道了这种流言后，引起了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是参加了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举办的庆祝晚宴后回到斯帕索住所时才知道有线电视网的报道的。那是非常尽兴的一天，让我想起了伍蒂·爱伦所说的生活中的90％只是炫耀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大使，在适当的时候出头露面是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有时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令人厌倦，它被一连串生硬无趣的演讲搞得拖拖拉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
那天，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举办一个很有特色的海外镶珠法贝尔彩蛋展览。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主办展览，展览开幕后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增强新信任的象征。
接下来是为马尔科姆·福布斯和圣地亚哥的市长莫里恩·奥康纳（他帮助组织了这次展览）举行的欢迎会和午宴。苏联新任文化部长、演员兼戏剧导演尼古拉·古本科做东款待，使我有机会和他谈妥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一事。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他在本世纪70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当时他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交情很深。当他离开苏联时，他和他的妻子、歌唱家加丽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还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荣誉。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并把该乐团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自他被驱逐出境以来，现在是第一次打算让他重返莫斯科。我对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这件事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来访的是美国的乐团，而且还因为即将来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是我本人的座上客。当我还在白宫任职时，他曾跟我说过，只有当我做驻苏大使并允许带他的乐团的情况下，他才会重返莫斯科，因为我“会保护他”。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重返莫斯科也水到渠成。
我向古本科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民权问题。虽然没有把恢复公民权作为他重返莫斯科的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现政府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做的惩罚做一些小小的改动非常重要。
古本科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恢复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公民权，并恢复他们的所有名誉。
午宴以后，我们匆匆忙忙地参加了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开业仪式。看到店里俄罗斯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动作麻利，让人感到很高兴。苏联餐馆的服务一般都是慢腾腾的，男女服务员认为顾客令人讨厌，因为顾客的来到打搅了他们的闲暇。美国人经营管理的麦当劳快餐店培养服务人员把顾客当作受欢迎的宾客看待，这方面的成功使我真正确信：俄罗斯人给予适当的刺激和培训，也能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干得出色。如“巨无霸”面包，除了番茄酱外完全用当地的原料制作，其口味就像在美国制作的一样。
后来，我和丽贝卡回到斯帕索住所为主办克里姆林宫展览的美国同胞举行一个欢迎会。福布斯一家被允许乘坐其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家庭喷气式飞机来莫斯科，还允许马尔科姆·福布斯把他的热气球停放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而在一年前，苏联官员一想到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宣传”进入莫斯科市中心，就会吓得脸色惨白。
欢迎会后，我们直接去重新装修一新的萨沃伊宾馆参加庆祝宴会，这次宴会由马尔科姆·福布斯做东款待。我的座席紧靠着奥康纳市长，他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圣地亚哥在一年前举办美苏艺术节的情况。当时最大的问题出在格鲁吉亚代表身上。
4月份游行示威者遭屠杀以后，格鲁吉亚人拒绝参加苏联的任何节日，尽管他们早先签订了参加协议。我参与了调解，让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说服格鲁吉亚人派一支舞蹈队参加艺术节，他们最后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按照早先的承诺参加博物馆展览。在圣地亚哥，格鲁吉亚舞蹈队拒绝上台表演节目，直到所有的苏联国旗从演出大厅拿走。奥康纳市长认为，圣地亚哥市难以让格鲁吉亚人履行协议表明，第比利斯大屠杀后反苏情绪极其强烈，同时一些苏联机构开始脱离莫斯科而单独行动。
无论如何，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天充满了真正的和鼓舞人心的变化迹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开放；正扩大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与流亡国外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讲和。自由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格鲁吉亚人对所受暴行的反应增强了要求在将来形成一种机制以反对滥用权力的压力。
我们回到斯帕索住所的大门口时大约是10点30分，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话筒，听出对方是詹姆斯·多比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电话里讲，有线电视网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我们弄清楚这一报道的准确性。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在莫斯科还收不到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辞职的打算，但我会就此进行调查。
当时华盛顿还是下午的早些时候，显然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提供详细的材料。我打电话给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请他让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找一找有关有线电视网报道的情况，因为我可能很快要向总统或国务卿回话。五分钟内，我们的政治顾问打电话告诉我，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站的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别墅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开会考虑他是否应该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作为共产党全面重新改组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没来得及宽慰地舒口气（我们大使馆在消息方面毕竟不会很迟钝，我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这次是国务卿贝克打来的，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有关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报道显然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将来某个时候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足为奇。但是，我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还可以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辞职的。我确信他不会自愿地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他的对手在当时也无力把他赶下台。
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他最后的花招。
共产党独裁的终结
1989年12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