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1989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在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他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足社会的需要”。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学报》编辑，这是一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1989年秋还反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2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间之前，也就是在1991年的2月或3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他没有强调党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过。
这一策略成功了。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
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消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说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使其通过了这一将导致他们自己走向毁灭的提案呢？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
其次，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地莫斯科的舆论强烈地转向支持激进改革。2月4日，大型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布加勒斯特12月的回忆”在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干部的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第三，戈尔巴乔夫谨慎地与党内“保守派”妥协，并在他们反应最强烈的一些问题上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的强硬路线，继续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体制。他不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合法化。他继续为“社会主义”辩护——虽然要求重新予以界定——反对土地私有化。
这些妥协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力度，但在1990年1月时，戈尔巴乔夫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为总统职位的设立和在宪法中增加承认多党政治体制的条款是先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在他摆脱党内上层人物把他赶下台的危险之前，他不能在所有的方面推进。
实际上，2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争论是激烈而广泛的。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指出国家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有一种潜在倾向：国家需要更强硬的领导来恢复纪律，尽管这些言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但同时也使得反对他设立总统职位的提案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含蓄地说：“好吧，你们想要一个更强硬的领导，这正是一个机会。”
利加乔夫无疑说出了许多与会者想说的话。他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失职和错误”。他反对把共产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并抨击了私有财产合法化的企图。他还用警告的口吻谈到德国正走向统一，并把“二战后边界的修订”比作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条件问题上还没有与西德总理科尔达成协议，利加乔夫在公众场合提醒他注意：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将在国内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但利加乔夫并不反对对宪法第六条的修订，也不反对设立总统职位，显然政治局事先在这些方面已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叶利钦却不受政治局纪律的约束，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改革共产党的10点计划——基本上是“民主讲坛”观点的概括。他要求删除宪法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已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对所有共产党官员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专职的共产党官员；废除任命制；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由基层控制党组织经费；在共产党内部采用自愿的联邦体制。
他的大多数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单独投票反对改革草案。立陶宛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2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推迟对脱离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做出决定，以等待戈尔巴乔夫1月访问这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次又是12月全体会议的重演。双方都坚持他们以前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中央集权的共产党体制，而分裂主义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拒绝改变去年12月在维尔纽斯党代会上投票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决定。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唇枪舌剑，但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却显得比较温和。
它在谴责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同时，表扬了一小部分仍然忠于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员。因此，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在立陶宛的财产置于这一小部分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中央委员会请求立陶宛共产党重新回到苏联共产党的怀抱，并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
“民主主义者”叛变
我无法估计反对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听说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我惊叹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保证正式通过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使他摆脱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如果他最终的打算与我想象的一样，我是不愿意在事后对他的手法加以评说的。然而，国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如此厚道和仁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感到惊诧，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代表时，党内的保守派将占上风。尽管他们原则上愿意支持总统制，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讨论便企图强行通过它持保留态度。
刚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200名主张改革的“莫斯科共产党俱乐部”成员（基本上是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讲坛”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并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政纲草案“混乱、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和要求”。声明中还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到了但没有解决多党制的问题，批评会议没有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实行总统制“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
后面的责难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这类言论足以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敌意，同时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将失败。这些改革的“理论家们”（如他所称）所进行的繁琐的细节争论，使党内保守派有时间组织起来阻挡任何真正的改革。
敌视改革的那些人比改革派更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性，强调了群众集会上“民主人士”发表的批评言论，或把非批评性言论歪曲成攻击政府的言论。例如，2月4日大型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戈尔巴乔夫促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但是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一次反政府的举动，因为他所收到的克格勃报告中强调了少数几个示威游行者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把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1990年和平的2月革命万岁”的口号错误地解释成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实际上，这次示威游行主要是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但是克留奇科夫歪曲的报告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当同一批组织者要求2月5日星期天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甚至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时，戈尔巴乔夫感到惊恐万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期的问题：2月25日（旧历）是1917年沙皇被推翻的日子，俄罗斯人喜欢历史性的纪念日；也许是由于上一次示威游行的假情报；也许是由于克留奇科夫孜孜不倦地散布的谣言，他谎称示威游行者计划冲击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的计划受到质疑所引起的愤怒。
不管是什么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这次示威游行，也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支持改革的证据，相反，他试图阻挠示威游行。谣言家们散布着计划发动暴乱的谣言，并警告人们不要卷进去。最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声明强调，只允许在被认可的地点进行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总理雷日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老百姓呆在家里不要离开。最后，允许示威游行者在高尔基公园举行集会，并沿着莫斯科宽阔的花园环形道到外交部前面的广场一线进行游行，但是，军队被调入莫斯科城以加强警戒，防止示威游行者进入市中心冲向克里姆林宫。
一般情况下，我都远离政治示威游行，因为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公开支持某个政治派别是不合适的，并且我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样做不可能不被人发觉。但是，这次事先安排好的示威游行刚好要从离我们住所仅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过，我和丽贝卡步行过去，站在街道边上观看示威游行，只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我们觉得官方的恐慌和预防措施完全没有必要。一切都很平和，气氛更像是节日庆典。10万名左右的示威游行者聚集在高尔基公园，然后平和宁静地沿着花园环形道向斯摩棱斯克广场移动，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搭起了一个演讲台。没有人试图冲进市中心，更没有人想冲击克里姆林宫。演讲的内容也没有特别革命性的：他们的要求完全与“地区间集团”和“民主讲坛”的改革者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一样。一个巨幅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72年走投无路”，这与戈尔巴乔夫后来所暗示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但官方对这次有计划的示威游行的反应激怒了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理解如此肤浅以致他要用武力来阻挠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吗？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以防止一场从来就不存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至少表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谁会喜欢一个强硬的表现出如此荒谬猜疑的总统呢？反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提案的人增多了。
示威游行两天后，当政府实行总统制的提案最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时，“地区间集团”的许多成员批评总统制有缺陷。大多数人同意总统制最终是应该实行的，但同时认为对授予合法权力这一问题考虑得太匆忙，而且授予总统的权力过大。
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首先对该提案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立法授权总统不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就可作出影响各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因此该提案带有“帝国总统职位”的特点。因此，他建议采纳该提案之前应该对提案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斯坦凯维奇对提案的发难引起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共鸣，同时还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被暂时授予特殊权力，然后修改总统职位法，明确和限制总统权。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我注意到当与会者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草案的不足之处时，他显得很不高兴。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投票表决之前，他站起来为他自己的提案辩护。他的脸色显得很疲惫，他的讲话更多的是出于防卫和感情冲动，而非出于必要。但是，他已知道他有足够的选票，他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他只需要说，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修改宪法之前，将给上述建议以充分的考虑。
在他那缺乏条理的讲话中，有许多讽刺影射和偏激的词句，我觉得更像爆发了一场情人之间的争吵而不是一场政治争论。他谴责批评家们“虚伪而蛊惑人心”并试图以拖延“葬送”他的提案。所有人的发言都暗示他正在寻求更大的权力，他因此而受到伤害。“这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合逻辑地反问，好像没人知道谁会“当选”为总统。
这种行为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与表决的结果无关。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决定在3月12日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了将创设政府总统制的立法草案作为修订宪法的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于他那些民主运动的许多同仁，他投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提案。他想讨好戈尔巴乔夫吗？或者他仅仅是希望他自己最终能担任这个得到设立的职位？确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但当时他私下里仍说他没有非分之念，只想加入到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
立陶宛毁了党
正如我的萨尤季斯朋友7月份所希望的那样，1989年底以前立陶宛没有组织选举，但他们在1990年2月25日举行了选举，这比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早一些。正如所预料得那样，萨尤季斯赢得了绝对多数。最后选举在3月4日和8日举行，立陶宛新的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宁愿不用西方语言中的“苏维埃”这个词）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3月10日举行。
事态似乎正朝着立陶宛人曾向我谈论过的方向发展。新议会2/3以上的成员是以独立的政纲选举产生的。人们认定他们将首先通过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何时宣布还不清楚。
立陶宛选举不久以后，萨尤季斯领导人要求与我们在3月7日见面，这一天他们打算来莫斯科。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讲一讲选举后立陶宛的局势。我邀请他们上午11点来斯帕索住所。
那天，我醒来以后感到头皮发紧并有些发烧，显然是莫斯科一年中这一时期很普遍的“24小时流感”在我身上发作了。这种流感来势凶猛但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以治好流感。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医生的意见，我的办公室便通知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有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在上午10点钟私下见我一面。外交部离我所住的斯帕索住所只有三个很小的街区，我经常步行过去参加约会，但是这一次我穿得严严实实，并驱车前往外交部。
一般情况下，我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时，房间里至少有两个别的人，即我们双方各有一名记录员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作记录。由于他经常邀请他的副手或一些专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经常有更多的人在场。然而，这一次却只有我们两人。
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但表情非常严肃，并为在顷刻间召见我而表示歉意。他让我坐在我平常所坐的地方、靠近他手扶椅的沙发上。一个助手走了进来，给他一杯奶茶，给我一杯清咖啡后，又出去了。我的来访相当频繁，因此助手也知道我偏爱的饮料。谢瓦尔德纳泽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我注意到纸条的字是用他的母语格鲁吉亚文而不是用俄文写的，显然这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并对我说他希望向我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想要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即3月10—12日，对苏联的前途将是“决定性的”。戈尔巴乔夫计划实行总统制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联邦，但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虽然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但比较容易处理，相反，民族问题解决起来相当困难。
他以前曾私下里跟我们谈到过民族问题的棘手性，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仍比引起公众注意的经济问题更严重毫不足怪。我当然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也知道存在强烈的反对。我感到奇怪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然觉得本周末事态就会向危机方面转化。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进一步向我解释。
他说国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特别是苏联军方。若一步走错完全会引发一场内战，导致军事独裁专政。他接着讲，立陶宛的局势尤其棘手。如果它的新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提案之前就试图宣布独立的话，一场内战将不可避免。他没有准确详细地说明内战将如何开始，但他指出立陶宛有很多防御工事，并驻扎了许多军队，其言下之意是苏联军方可能在没有取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情况下夺取立陶宛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我瞥了一下手表，时间将近10点30分，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时间是11点整。我觉得推迟这次会谈并不是很好，而且，即使想推迟也来不及了。在萨尤季斯领导人来我住所之前，我没法通知他们会谈的时间已经改变，而且不与他们见面也没法解释清楚。他们肯定会告诉新闻界，许多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不得不如期举行，但我并非没有考虑谢瓦尔德纳泽的提醒，局势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微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会毫无证据地猜测立陶宛人和美国大使间的任何接触都意味着美国正操纵着苏联的解体。对这些人而言，这将是支持用武力镇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强有力的证据。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欣赏他的坦率，我相信我国政府理解他对局势的阐述。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不承认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强行并入苏联，但我们不会怂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采取轻率的行动。实际上，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报渠道可以确信（我知道克格勃在我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一直在告诉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它们完全独立之前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承认，我还对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不允许的话，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不提供任何建议也不给予任何援助时，我们的政策相当于一个慎重的忠告。
我接着说，至于我会见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事，按事先计划将在几分钟后进行。我认为不应推迟。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我的住所，如果我不与他们见面，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我向谢瓦尔德纳泽保证，我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怂恿他们采取轻率急躁的行动。
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解释我不会推迟这次会谈时，他的脸拉得很长，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他仅仅问了一下会谈能否尽可能短一些。我告诉他说，我已感到很虚弱，会谈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相信我不会沉溺于冗长的讨论之中。
我开车回到斯帕索住所时，立陶宛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也正好到达。领队者是萨尤季斯的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他很可能在宣布独立后当选为立陶宛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诸如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
我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他们说明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因此只能与他们进行短时间的会谈，在我提前离开后欢迎他们继续与在座的大使馆其他官员会谈。按照谢瓦尔德纳泽的请求，我可能需要装病，但事实上我不用假装：脑袋正在嗡嗡作响，我感到面颊发烫，嗓子也开始发哑。
在提醒他们我很快就不得不提前离开之后，我强调我们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克格勃的窃听装置像来访的人一样多），以免这次会谈以及别的类似的会谈被人误解。我们美国人不会对他们一些具体的决定和行动出主意，我们本身不会给他们任何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两国很重要。我强调说，苏联的政治发展很快，这意味着所有的改革参与者应在采取行动时极度小心。然后，我问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兰茨贝吉斯解释说，他们是来告诉我们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很可能宣布独立。他们这次来主要带着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立陶宛宣布独立将做出何种反应；第二，美苏之间在民族问题上是否达成过一些共识。
我回答说，正如我在去年夏天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过的那样，宣布独立不会引起美国的自动承认。通常只有当该政府能有效控制它的领土时，美国才会承认。仅仅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控制领土，因此他们不应该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
至于他们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向他们保证说，美苏在民族问题上绝对没有达成过“共识”。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时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在我们相互阐明各自的政策时才这样做。我们始终一致地向苏联当局重申，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兰茨贝吉斯说，立陶宛绝大部分石油都是从苏联输入的，所以，如果石油供应被停止的话，立陶宛将会不堪一击。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停止石油供应，美国会援助立陶宛吗？我回答说，由于莫斯科控制了立陶宛的港口和机场，我不知道美国怎样才能提供援助。
其中一位来访的客人又一次提出承认问题：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承认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它一直认为法律上是独立国家的政府呢？我再次解释说，承认某一政府包括确认该政府已控制了它声称拥有的领土。另外，我补充说，美国立即承认立陶宛对立陶宛人是危险的。我们的承认不是为强硬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提供了借口吗？仅在几个星期前，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就被苏联军队用武力赶下台。虽然阿塞拜疆的形势与立陶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表示它有能力用武力恢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果它决心这样做的话。如果立陶宛出现了武装干涉，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实际上，美国推迟承认立陶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苏联军队会认为美国承认立陶宛是一种挑衅，从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兰茨贝吉斯没有反驳他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们为什么急于在本周末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兰茨贝吉斯回答说，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权力之前就宣布独立。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为了扼杀他们的独立运动正在谋求这些特别权力。
我说我不能对戈尔巴乔夫说三道四，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苏联官员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官员跟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使用武力，但是在代表大会确立总统的职位之前，宣布独立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从而导致武力冲突。我强调说，我们不能为这种解释作担保，但是我们没有驳斥它的任何证据。
“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力之后肯定会镇压我们。”
“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15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7点15分（华盛顿时间晚上11点15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3月8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6点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意向布什总统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考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感谢我提供了与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情况，并会去核实一下。他要我们不要再进行任何活动直到他允许我们“继续干”。我向他保证本周末，我会一直呆在家里，他可随时与我电话联系。
我感到他没有一天前那样担心了，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眼睛看着我，显得很激动，并对我说：“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出现了独裁专政，我打算辞职。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的政府中的一分子。”
我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因从一个政治局委员口中得知恢复独裁迫在眉睫这种荒唐的现实而失去平衡。当他在12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兑现。
整个周末，谢瓦尔德纳泽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维尔纽斯的事态发展正如兰茨贝吉斯告知我的那样如期进行。3月11日，星期天，凌晨，正好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之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124票赞成、6票弃权、O票反对宣布恢复立陶宛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地位。议会确定国家的名称为“立陶宛共和国”，取代以前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音乐学教授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当选为主席和国家首脑。
主席的选举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兰茨贝吉斯获得92票，从莫斯科分裂出来的立陶宛共产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获31票。投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表明了布拉藻斯卡斯的冒险是成功的，他和他的政党作为立陶宛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保存下来，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多数党。如果他听从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或屈从于他的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在立陶宛正在进行的这场政治选举过程中失败。几天以后，卡拉兹米拉·普隆斯基涅当选为立陶宛总理，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第一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