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制的施行应该是新的民主宪法中的一个完整、统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唯其如此，它才应该施行。超出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宪法背景，总统的权力将是危险而无法预测的。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3月12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我将在民主的基础上运用总统权力，使它在全面改革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3月15日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
自从得到中央委员会原则上的同意，事情就已清楚，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对试图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先发制人，他便能够确保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设立总统职位。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赞成总统制表明他控制了这一组织——在中央委员会正式支持他的态度时至少如此。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召开一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他实施行动计划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根本性胜利，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
1990年3月12日，大约在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两周后，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于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尽管会议的结果人们都已预料到，但它仍将成为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因此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实上，我所亲身感受到的火药味比我估计得更为浓烈。
改革派发作为“地区间集团”的代表，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草率地”推行总统制是“一个明显而且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要求政府考虑把总统制推迟到缔结新的联盟条约、选举出新的立法机构和建立多党制之后。另外，他强调指出，新的苏联总统应该通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并且不允许在担任总统的同时还担任党的高级职务。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观点如下，即国家出现了许多问题是行政权威削弱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反复无常和危险的”领导削弱了群众的信赖。他进一步要求摈弃“陈旧过时的共产主义观念”，并列举了斯大林的罪过以及勃涅日列夫的腐化堕落，其言下之意是总统制会使这种现象重现。这时，他被告知发言时间已到。他请求延长发言时间，但作为主持人的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被迫离开了讲坛。
我预料到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地区间集团”的成员会强烈要求在建立总统制之前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他们已公开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对戈尔巴乔夫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确实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改革派怀有偏见的批评以及他对2月25日示威游行的公开敌视已经在他们之间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敌对情绪。几个星期前，“地区间集团”的领导人（也许叶利钦除外）仍然愿意对戈尔巴乔夫的良好愿望做出让步，但是现在他们显然像兰茨贝吉斯一样与戈尔巴乔夫疏远了，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谋求更大的权力只是为了收拾他们。
我为他们之间的分裂感到痛惜。我觉得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民主主义者”的同仁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策略带有指导性错误。如果苏联最终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们的五个条件将会得以满足，但是首先应允许戈尔巴乔夫确立他的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在此之前就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是自我拆台。要想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必须冲破共产党对政治进程的束缚。除了设立总统职位或名义不同但实质相同的职位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修订宪法第六条，即删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提法以及允许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在我看来，这是实行总统制的基本前提条件。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地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民主改革派似乎对戈尔把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毫无颂扬之意，这些成就仅在几个星期前还是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
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五点建议，那么他想在共产党之外建立政治领导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取消了共产党的控制而共产党仍旧能阻挠政治变革时尤其如此。在他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前，他必须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套统治体制。总统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庇护，我认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整共产党，以使共产党将来不再能通过控制正式的政府部门而直接统治国家。
当我私下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太轻信、太天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至少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这样——他知道如何应答以投合来访的外国人。我们之间正保持着日益信赖的私人关系，这一点肯定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我回想起我的前任之一、最知名的前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他因受到与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的影响，忽略了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削弱并可能被他的同事们赶下台的种种迹象。
1963年，我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年轻官员向汤普森报告说，很可能是由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正准备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事实上，我当时就感到汤普森对此极为不快。作为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的高级顾问，汤普森给莫斯科的美国官员发了一份电文，指出我们不应沉溺于对“克里姆林宫的推测”，这可能会破坏华盛顿对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信任。1964年10月，我们描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由列昂尼德·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从赫鲁晓夫手中夺过了权力。
60年代早期的经历告诉我，因个人的爱憎而影响决断是危险的。我经常向我手下的人详细讲述我早期的经历，并请求他们如果发现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倾向，要坦率地向我指出。
在分析局势时，我清楚地知道，同苏联本国的人——他们消息更加灵通，其判断力也为我所尊重——相比，我对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有更多的信任。我将此视为一个警告，我应重新思考得出结论的理由。我这样去做了，但是，无论我多少次反复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只能理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是为了做他声明要做的事情——加快改革进程，以及做一些他不能够说的事情——排斥共产党以使他能最终废除共产党。
我得出这一结论主要不是根据他公开或私下的言论。我知道这一结论即使正合他的心意，他也会表示异议。我是根据他的行动以及分析他面临的选择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有时反复无常——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均说明，他对改革是认真的。
无疑，他喜欢权力。确实，他一想到失去权力就毛骨悚然。的确，他脸皮太薄，对批评过于敏感，把善意的批评看作是对他的背叛。不过，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动就缺乏逻辑性。如果他的目的是要镇压立陶宛人和把矛头对准改革派，他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总统职位呢？如果这些是他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他利用现有的政党、警察和军事机构将更容易、更有保证地达到他的目的。如果权力是他唯一或主要目标的话，他不用改变他所继承的现有体制就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权力。为了试图改革这个国家，他正在冒很大的风险，我找到的唯一能解释他冒此风险的理由是：他确立了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且，我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暂且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改革派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虽然总统制的基本立法没有包括各种制约机制，也没有为完全实行民主提供必要的平衡机制，但它的确对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这与对权力毫无限制可言的现有体制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绝大多数改革派应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夫有解除共产党权力的任何希望的话，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总统制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任何其他方式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总之，我认为对于改革派来说，眼下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权宜之计，支持尽快推行总统制，同时宣布新宪法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这一制度从长远来看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最好是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之后再做出判断。如果他没有利用这次党代会来削弱保守的共产党组织，他理应受到更直接的反对，但是时机不成熟的反对只能削弱他的力量，使他无力对付那些真正想阻挠变革的人。
避免直接选举
因为这些原因，当我看到“民主主义者”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日益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深感苦恼和悲哀。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双方都会受到损害。然而，阿法纳西耶夫提出的五个条件中有一条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即总统应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显然，如果新总统由人民直接授权，会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威。事情很清楚，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取得他所谋求的改革成就，他将需要他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权威。不过，提交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草案规定，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总统任期为五年，以后总统通过普选产生。
戈尔巴乔夫的名望仍然相当高，尤其是与其他的政治家相比。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如果立即进行总统普选的话，他可能会赢得绝大多数选票。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是逃避选举这一关，从而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里，我与许多苏联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讨论了这个问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认为，他避免直接选举只是因为他怕落选。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则指出，选举会浪费和分散时间，如果戈尔巴乔夫想继续改革进程的话，时间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当立法草案最后出版发行时，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逃避竞选运动。根据立法草案的规定，总统选举由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多数票决定。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避免俄罗斯控制总统选举。如果只管票数而不管是否得到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那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多数支持，俄罗斯也可以选举出一个总统来。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不会接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宪法。
对戈尔巴乔夫及他的政治顾问来说，要得到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支持显然是有困难的。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7个（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三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以及摩尔多瓦）已经严重与苏联疏远，戈尔巴乔夫想赢得其中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都极端困难。这意味着他必须得到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支持，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则会趁机在自治的要求上加码，以此作为支持的价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方式，提议总统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月份在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建立总统制的鲍里斯·叶利钦此时宣布，他只支持民选的总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想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人们来选举总统，我不赞成并将反对这种选举方式。”然后，他又补充说：“这将改变通过普选制选举总统的日期，可能是四年，或许甚至是一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变选举方式的话，便有必要取而代之。”
关于总统制的争论在3月12日仍在进行，第二天早上接着辩论。但两个小时之后被强行停止，并开始举行投票。建立总统制的提案以1817票赞成、133票反对、61票弃权得以通过。
接下来的议程是选举第一位总统。除戈尔巴乔夫外，总理雷日科夫和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由于他们两人都退出竞选，戈尔巴乔夫成为唯一的候选人。
设立总统制的法律是以记名投票的办法通过的，总统选举却不同，它是无记名投票。由于代表们是进行无记名投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让人感到吃惊。他以1320票对495票赢得大选，但还有313名代表要么弃权，要么投了无效票，这意味着他赢得的选票低于60％。
天空中已布满了乌云，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其中的一块。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但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论改变政体结构的可能性以来，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帝国的政体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虽然这种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要贯彻落实仍将是未来的事情。
立陶宛人的挑战
立陶宛人宣告独立并没有引起谢瓦尔德纳泽所担心的政变，但是它肯定给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带来一些紧张气氛。戈尔巴乔夫显然曾希望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能够成为他的总统就职仪式。
从第二天早上起，代表们开始要求讨论立陶宛的局势。来自维尔纽斯的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代表立陶宛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发言。他指出，在此次代表大会上立陶宛代表只是观察员而不是与会者，他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已投票通过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呼吁代表大会促成立陶宛与苏联当局间的谈判。
虽然爱沙尼亚人还没有正式宣告独立，但其代表已向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就爱沙尼亚独立问题举行谈判的请求，并宣称他们将不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这将会影响爱沙尼亚的地位。
针对要求谈判的呼声，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与立陶宛、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举行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结束之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恢复独立的行为无效，并要求苏联总统、最高法院和部长理事会保障立陶宛所有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和那里的苏联财产。
兰茨贝吉斯毫不妥协，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橡以往一样，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僵，他公开表示：“我们不指望苏联明天就会接受立陶宛的立场，他们也不应指望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最后他忿忿不平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告了侵略者有统治其受害者的权利。”
那个周末，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城市举行了相互对立的集会。在立陶宛人庆祝他们独立的时候，俄罗斯居民被动员起来示威游行，反对立陶宛独立。所有示威游行井然有序，但苏联民众从苏联中央电视台得到的印象却不是这样。
那个周末，我正在中亚地区旅游，并认真看了莫斯科的电视新闻。以前，关于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报道尽管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抱有偏见，但有时也对他们的活动和要求进行一些客观的报道。留心的电视观众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报道，去掉歪曲的部分，比较准确地看到事情的全貌。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显然莫斯科发布了命令，只报道莫斯科对事件的看法。
对立陶宛当选领导人所作的歪曲和诽谤的报道，使我感到震惊。他们仅对反对独立的示威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电视镜头还夸大了示威游行的规模。最近从立陶宛搬迁出来的俄罗斯族人在电视上用激烈的言词谴责立陶宛当局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尽管他们没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随后我们得知许多示威游行者并非来自立陶宛！）。然后，电视演播室里请来的评论家们一本正经地告诉电视观众，宣布独立的“极端主义分子”仅仅是一小撮立陶宛人，他们实际上是曾与希特勒狼狈为奸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徒子徒孙。这种苏联老一套诽谤方式的重现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公开化的成果很快在电子媒体中被取消了，它仍处在比报纸更有力的中央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发布了法令，要求立陶宛人上交所有的武器，执法机关“保障立陶宛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边防士兵“加强保卫”立陶宛的边境，安全机关“制止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如果从字面意义来看，有些法令似乎不可思议：既没发生立陶宛人引起的骚乱，也没有武器广泛流散的证据（与外高加索的情况截然不同）；没有证据表明立陶宛边境已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也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人没有签证便进入了立陶宛。这些法令明显带有挑衅性，为执法部门搜查民宅、没收财产和驱逐外国人提供了借口。立陶宛政府立即宣布这些法令无效。双方法律上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若其中一方竭力坚持自己的要求，法律的冲突就可能逐步升级成流血冲突。
实际上，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已开始显示其力量，他们增加了战斗机的数量和地面军事演习的次数。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于3月21日给雷日科夫发了一份电文，抗议这种行为方式，并指出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定下来。
到了3月22日，莫斯科对维尔纽斯的恐吓变得更加严重，立陶宛议会发表了“告世界各国书”，指出“另一个国家正在准备用武力侵略立陶宛共和国，这一点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明显”，议员们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用抗议来阻止对立陶宛可能的侵略”。
3月23日，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通知，要求在立陶宛的所有外交官必须在12小时内撤离。虽然我们在立陶宛没有固定的办事处，但近几周我们临时安排了至少两名外交人员呆在维尔纽斯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苏联外交部还“告知”新闻记者“暂时”不会批准去立陶宛采访（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旅行一直是受到控制的，尽管去波罗的海诸国首府的旅行通常会得到批准）。驱逐外交官的命令太突然了，以至于发通知的那些人没有去核查一下交通条件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驻立陶宛的代表是从列宁格勒总领事馆调去的，他们既订不到飞机票，也购不到火车票，为了在最后期限撤离，只得租用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车离开那里。
把所有的外国人（外交官、新闻记者、普通公民）赶出立陶宛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是莫斯科迄今为止采取的最可怕的一个举动。它表明莫斯科方面认为暴乱可能迫在眉睫，它准备采取的行动不是使用武力，就是挑起一场冲突。莫斯科之所以把外国人从立陶宛驱逐出去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既可消除“外来的煽风点火者”，又可以排除这场镇压的目击者。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驱逐命令立即表示抗议。不过，外交官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结果表明莫斯科也无力驱逐所有的外国记者和平民，其中一些人在立陶宛当局的保护下仍滞留在立陶宛。
我于3月24日星期六结束了中亚之旅回到了莫斯科，并立即召集大使馆的高级官员讨论最近事态的发展。我指出，戈尔巴乔夫正试图恐吓立陶宛人，但可能仍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但是问题在于，立陶宛人受到的挑战愈直接，他们可能愈加好斗。虽然立陶宛人尽力想避免武装冲突，因为他们知道用武力的方式他们不会获胜，但是苏联官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不住为挽回面子而采取武力行动的诱惑。军方高级官员已被要求为了防止立陶宛分裂，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到特别不安。虽然两个星期前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担心毫无根据。
华盛顿方面担心的是，立陶宛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冲突将会中止美苏关系的总体改善，破坏我们之间裁减军备的谈判，并使中、东欧遗留问题的解决复杂化。虽然一些愤世嫉俗者会怀疑美国可能“牺牲”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保证这些“更重要的”目标，但没有一个美国政府会与一个使用武力控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苏联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苏联出现了镇压之后，国会将限制试图与它照常往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虽然我猜测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对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是极力反对的，但我不能肯定他们领会到了我们反应的强烈程度。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好几个苏联高级官员向我抱怨，他们没有得到美国反应的预先警告。1981年，有人对我说：“当阿宫汗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时，你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我们做我们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时，你们大发脾气，破坏了10年来在我们之间建立的所有关系。”
1979年，苏联领导人可能不会被警告所威慑，但到了1990年，他们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改善对它已更加利害攸关。重要的是，要让戈尔巴乔夫不抱这种幻想：即使在立陶宛实行了武力镇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仍将会保持下去。我认为给戈尔巴乔夫一个清醒的警告正是时候。
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考虑与我不谋而合。我刚起草好一封建议白宫高层领导人发出警告的信，就得到华盛顿方面的通知，国务卿贝克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正在传递途中时。贝克的信星期天的早上到达，我们马上予以转达，因为事态发展太快，我不想等到第二天再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同一天抵达莫斯科。他很少出访，但每次总是很有成效。他把他与政府所有可能的政治分歧都抛在一边，不断地将他的活动详情通知给我们，并努力确保他的所作所为是在支持两党共同的对苏外交目标。在敦促解决人权问题时，他尤其有影响力。
当我到机场去接他时，看到他正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他要我向他简单介绍一下立陶宛的局势。我告诉他那里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事件，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然后，他走到记者面前，强调和平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发生了暴力事件或镇压，将会危及美苏关系。
这些讲话是重要而有益的。我们已在私下里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有鉴于此，由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士传递与我们相同的信息是益的，尤其是他可以在公开场合传递这一信息而不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那个周末，我开始看出一些迹象：莫斯科新闻媒体缓和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坚持的反立陶宛立场。星期五晚间的电视新闻对维尔纽斯事件进行了反面的报道，但是，紧接其后播放了布什总统认为有必要对话的声明，并电视采访了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美国著名专家盖尔·拉皮德斯教授。拉皮德斯教授对电视机前的苏联观众说，他们的民族问题只能通过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解决，特别是立陶宛，它在获得自由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这些非常明智的话语并不是出自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之口。苏联中央电视台显然有人正试图对波罗的海事件进行比我们近来所看到的更客观的报道。
第二天，《消息报》刊登了一篇从立陶宛发回的报道。这是一篇比我们的期望还要全面一些的报道。该报道准确地引用了最近兰茨贝吉斯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短信，在信中，兰茨贝吉斯否认立陶宛正在组建军队。他把目前的局势称为一场“神经战”。然后该报又引用一位立陶宛议员的话说，现在是寻求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时候了。这是自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我在莫斯科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份以公道的措词描绘立陶宛局势的报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官方立场松动的信号还是主编伊万·拉普季夫自由化态度的反映。我注意到《真理报》没有刊载同样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发自于官方的新闻机构塔斯社。
实际上，苏联对立陶宛的压力并没有放松，接下来的一周我从苏联官员那儿听到的消息令人难以释然。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于3月26日设午宴款待肯尼迪参议员，立陶宛自然是我们关注的中心话题。我和肯尼迪向普里马科夫强调了与立陶宛开始谈判的必要性，他说立陶宛领导人使用的策略使得双方不可能谈判。如果立陶宛改变策略，讨论还是可以的，但谈判决不可能。我问他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是不是不可混淆的：为什么“讨论”和“谈判”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差别？普里马科夫问我美国总统是否会与国内的其他政治集团谈判，我回答说总统当然可以这样做：他与国会、州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谈判是家常便饭。
“但是，他不会与要求独立的州长谈判。”他指出。
“可能不会，”我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赋予各州脱离联邦的权利。”
“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但它们必须依法行事。”普里马科夫回答说。
在我正要问他使用“权利”前为什么还需要得到其他人同意这个问题时，有人转换了话题。正如他所知，当时最高苏维埃正在辩论的“脱离法”草案规定，做出脱离苏联的决定必须得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
虽然普里马科夫坚决拒绝考虑与立陶宛“谈判”，但他确实向我们保证他们不打算使用武力。不过，其他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很令人乐观。当时美国刚离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上将正在莫斯科访问，在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问及立陶宛局势时，他回答说，苏联边境的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反对外来威胁，“必要时”也可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显然，他的话证明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当然，苏联军队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根深的感情。他们在那儿有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防御基地，但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我专门倾听了专家的意见——认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独立后，只要它们没有落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苏联的防卫力量将不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如果莫斯科方面1990年愿意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它或许可保留其在波罗的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苏联军队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依恋可能有军事需要的问题，但更多是情感上的问题。苏联对军队的教导是：为保卫苏联所有的领土而献身，在军队看来，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办法
布什总统的公开声明，以及随后贝克国务卿传递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息，都是很及时的，但是双方似乎仍没有就缓和紧张气氛进行对话的意思。戈尔巴乔夫正面临要他“采取某种行动”的强大压力，迄今为止他一直避免直接使用武力，他在向立陶宛施加心理压力，但他这样做显然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一个小冲突会逐步升级，使局势难以控制。
我开始问自己，然后又问其他人，美国或别的国家是否能做些事情帮助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并开始对话。通常，我们波罗的海的朋友仅仅考虑面临的威胁，苏联官员则只是一味地建议立陶宛人放弃宣布独立，并加入到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来。后者肯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已竭尽所能地坚决反对镇压，但仍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克服所有阻碍有效对话的“原则立场”。
“脱离法”草案虽然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却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包括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条款，但它的确承认分裂在某种情况下是合法的，它规定通过加盟共和国的全民公决，2/3有效票就可以着手进行脱离联盟进程。在我看来，就全民公决本身而言，这一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立陶宛能够被说服同意举行全民公决，与莫斯科就谈判达成谅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同意独立的2/3多数。这将为莫斯科提供了一种挽回面子的解决办法。
当我和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最初是犹豫不决的。第一，他们不同意他们是在脱离苏联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他们从来就不是苏联的合法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第二，如果要他们遵守苏联的法律，即使是部分法律，这不是等于让他们承认苏联的管辖权吗？第三，虽然立陶宛人相信他们能够获得2/3以上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他们开了同意举行全民公决的先例，这不等于背叛了另外两个波罗的海邻邦吗？特别是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不到拉脱维亚共和国人口的2/3。
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并非法律的细节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他们持有无懈可击的法律依据却仍没有获得独立。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正式宣布其全民公决是按照莫斯科的法律要求来进行的。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莫斯科所宣称的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不想独立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默认苏联的司法权会削弱其合法地位，这种担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他们是一个被强占的国家，他们为获得独立而被迫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应被理解成自愿接受苏联的管辖。
最后，我指出，通过一些明智的政治宣传，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应该能赢得赞成独立的2/3多数。我认为投票不会完全按照种族界线划分，许多非波罗的海民族的人也会赞成独立。例如，在拉脱维亚，倡导独立者如果能获得80％的拉脱维亚人和40％的非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他们就会赢得2/3的多数，如果进行计划周密的游说，目标应该能够达到。
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多次会谈使我相信，虽然立陶宛人最初犹豫不决，但他们确有可能同意举行全民公决，只要戈尔巴乔夫真的同意在2/3多数赞成独立的情况下开始谈判。
我们已对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可怕后果做了预先警告，我觉得以这种建议作为对警告的补充是有用的。因为它为当时双方摆脱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我计划周末回美国参加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的会谈，并参加我两个儿子的婚礼。我打算尽力使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华盛顿方面的想法与我们在莫斯科的想法仍然不谋而合，并且在时间上也相同。我于3月29日晚上飞抵德国的法兰克福，打算第二天飞回美国。但是，午夜以后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华盛顿方面打电话通知我天亮以后重返莫斯科，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到莫斯科机场接我，他不仅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大使馆繁重的业务，而且我不在的时候还独当一面。飞机到达机场时，我们只剩下不多的时间驱车前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去参加事先约好的会谈。迈克在车上谈了一下基本情况。布什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当天早上已由迈克转达给谢瓦尔德纳泽。布什总统在信中坦率地说，他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在立陶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并指出，如果双方事先都同意将尊重投票结果的话，全民公决为双方打破目前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天下午，苏联联盟委员会召开会议，布什总统想把信在会前交给戈尔巴乔夫，因为会上有可能就立陶宛问题做出决定。我的任务是与雅科夫列夫讨论这封信，并就总统建议的背景提供更多的细节。
我的使命可用两句话来表达：“向雅科夫列夫指出镇压立陶宛人的危险性，得到他对总统提出的通过全民公决解决目前僵局这一办法的反应。向他说明如果因任何原因而发生镇压，那么苏美两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将不会保持下去。”任何一个外交官，不管能力多差，也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的谈话者表明这些观点。
但可笑的是，我发现给我的指示写了满满两页纸：好主意完全被冗长的陈词滥调遮掩了。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官僚们试图向其同事和上司证明他们是多么地了解情况的。尽管有些内容一看就明白，但每一点都是罗罗嗦嗦地作了详细的说明。文件的起草者似乎担心收信人水平不高，理解不了，但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体制”太熟悉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起草文件的人。所有的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会受到不想留下任何余地的“跨部门委员”的同样对待。
这份长信有一个好处：我可以用俄语念给雅科夫列夫听，然后给他留下英文的原稿。这可表明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官方的，并不是我个人杜撰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对立陶宛抱有同情态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希望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丝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然而，他对立陶宛人最近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双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除非立陶宛停止宣布独立以及其他行为。如果立陶宛人想进行对话，他们可以在当天举行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出席。他们“大胆而挑衅”的立场使得任何对话的尝试都无济于事。
雅科夫列夫承认，全民公决可以成为脱离联盟的一个开始，如果立陶宛人这样做的话。他说，倘若现在要举行全民公决的话，立陶宛人应首先恢复他们宣布独立之前的局势。他指责立陶宛人不顾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歪曲历史。虽然“纳粹—苏联”的秘密条约是不合法的，但是1940年立陶宛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是有效的，现在的立陶宛领导人不能简单地以独立把这一切抹掉。
他饱含激情地强调，立陶宛的行为是“送给保守力量的一份厚礼”，将使改革进程受到干扰。他指出，苏联要求使用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呼声日高，同时要求立陶宛人用硬通货支付苏联的所有援助物资。不过，他向我保证，贸易还用卢布结算，因为如果使用一种可兑换货币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几个月前曾跟我说过，立陶宛宣布独立将是“改革的终结”。我也意识到党内的保守派因立陶宛人的背叛而责怪他：他们指责他于1988年夏天访问立陶宛时提出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引发了波罗的海各国分裂进程。虽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他无疑怕别人抓住他的政治辫子，并力图确保与我会谈时紧密地与当时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我告诉他说，由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争论立陶宛的合法地位问题毫无用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缓和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紧张气氛符合苏联和立陶宛双方的利益。显然，在对话没有进行时就要求一方投降，这样的对话将很难开始。但苏联领导人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不管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明智与否，他们显然不会仅仅为了进行对话而改变这一决定。
雅科夫列夫不停地重复他的观点，只有立陶宛人恢复原来的局势并且“停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全民公决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以现存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反对独立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向他指出，独立并不意味着必须断绝现有的联系。他应该考虑一下他曾呆过的加拿大：以前它曾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
他对我的提问未作回答，但是抱怨说，试图“恐吓另一方”是不合适的。苏联指责美国近来在巴拿马和菲律宾的行为时，从来没有暗示美苏关系会受影响。美国在立陶宛问题上的“恐吓”将会“起相反的作用”。我回答说，当我们表示镇压立陶宛将使两国关系不会继续发展时，我们并不是在恐吓。我们只是在阐明一个政治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立场被误解，我们就玩忽职守了。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很明显雅科夫列夫得到的指示是决不“妥协”。会谈结束时我指出，莫斯科目前的策略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可能会发现，全民公决将为他谈判独立的条件提供一个政治依据。
立陶宛问题犹如幽灵一直纠缠着谢瓦尔德纳泽此后一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会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确实达到了目的：确定了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底6月初来美国参加首脑会议。我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我确信每年的首脑会议都很有意义，此次首脑会议还将促使戈尔巴乔夫尽一切努力避免当年春天在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动武。他无疑知道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流血将会取消他计划好的与布什总统的会晤。
1990年4月9日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我们接待了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率领的由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访苏代表团。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试探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问题上态度的机会。
会谈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对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作了很长的介绍。他没有直接涉及立陶宛问题，但是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时，他指出，他对“美国国会对这里某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感到吃惊”。显然，他是指国会通过的支持立陶宛的提案。
米切尔参议员向他询问了有关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处理立陶宛问题的前景。戈尔巴乔夫简单地回答了执行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情况，指出国务卿贝克不久将访问苏联，希望能够解决遗留问题，虽然美国似乎仍在谋求某些单方面的优势。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立陶宛问题上，尽管他表示最近就立陶宛问题已讲了许多，不知道该补充些什么，但是他还是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他的观点。
他认为，由当前的政治领导人统治立陶宛人是不幸的。他们拒绝参加对苏联体制进行的彻底改革。他眼睛看着我说，他不知道谁在给立陶宛人出主意，但他们的政策也许是出于无知和政治无能。他们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苏联建立总统制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后来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是有耐心的。如果立陶宛人独立了，我们将与他们断绝关系，并把他们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他们的日子恐怕肯定不好过。但问题的症结在兰茨贝吉斯本人，而不在立陶宛人民，我们不想让立陶宛人民遭受痛苦。
像雅科夫列夫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立陶宛“恢复到它3月10日的局势”，也就是说，恢复到它宣布独立前的局势，才可以就立陶宛独立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他分析道，即使达到这一点，谈判也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有80多万非立陶宛人生活在那里，很多人将离开。然后，他强调说，如果人们明白这些谈判将会出现的结果，他们是不会支持“分裂主义者”的。
就他本人而言，他正承受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压力。人们正在指责他缺乏主见和过于软弱，但是他深信目前的局势要求克制和忍耐。不过，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他不会拒绝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和行使总统权力。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显然与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其他人所讲的仍然决定不使用武力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给别人提问和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对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尤其敏感，因此，他不会放过劝告这个由知名的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的机会。
他说，美国国会不应该出面干涉这些问题，或充当教训者的角色，这样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认为除苏联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都担心立陶宛脱离苏联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巴西、印度、加拿大、南斯拉夫等联邦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