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似乎越来越脱离现实，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话题转回来。他显然已准备结束会谈，但忍不住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说，“并非事事都取决于我们，”又一次暗示立陶宛人应该做出调整，“我在访问立陶宛时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独立只是举手或投票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情远比这一切要严重得多。但是，许多人已在想方设法改变目前的领导人，因此可能还有希望。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宣布独立之前曾访问过马特洛克大使，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他们显然想从大使那里得到一些建议，但是我不知道大使跟他们讲了些什么。”
讲到这一点时，我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打断了他。我用俄语对他说：“他们不是来征求我的建议，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建议。”
戈尔巴乔夫微微一笑，表示他的话并无敌意，他接着说：“对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如同煎烙饼一样已通过了不少法律。”
他重申，如果立陶宛人希望就脱离联盟开始谈判，他们必须恢复到3月10日的局势。
他终于停了下来。米切尔参议员试图使他承诺不采取武力政策，米切尔机敏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希望他能对他所作出的以非武力方式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承诺发表一点看法。戈尔巴乔夫立即对他的话予以纠正：“我只说过非暴力方式是最理想的。”
米切尔不打算做长篇大论的讲话，但他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传统的不承认政策。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苏联管辖范围的内部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对话将把事件引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政府最近的一些行为发了一阵牢骚后，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其间戈尔巴乔夫几乎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话。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我停下来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说的关于我给立陶宛人出主意的话是没有根据的。立陶宛代表不时地向我们阐明他们的政策，我告诫他们既不要指望美国的自动承认，也不要指望经济援助。所以，虽然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怂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了解情况，有人向我汇报过。”
我回答说：“我相信有人向你汇报过，我只想确保他们告诉你的是准确的。”
加紧钳制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的“独唱”没有使我得到安慰，反而增添了不少忧虑。虽然他没有讲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但是他的言论表明，他1月份从立陶宛回来后对那里的局势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他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愿意作出明确的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证。这次会谈清楚地表明，他不愿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把“如果有必要拯救生命”作为使用武力的理由。但是，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可以以此为理由进行公开辩护。1月份对阿塞拜疆的镇压便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似乎仍被兰茨贝吉斯并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幻想所蒙蔽。虽然这两人彼此间的厌憎一段时间以来很明显，但在最近的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兰茨贝吉斯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事实应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话来讲——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相反，戈尔巴乔夫似乎相信兰茨贝吉斯自己的人民正试图抛弃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很可能是克格勃的假情报导致的，克格勃编造这些假情报的目的在于劝阻他与当选的立陶宛领导进行认真的谈判。
其他国家会受到立陶宛所开“先例”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是挖空心思杜撰出来的。我不时听到苏联外交部官员说“其他国家担心我们开创一个先例”之类的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表现出这种担心的证据。可能南斯拉夫除外。其他联邦国家的大使们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可能影响他们的国内问题而表示或暗示要加以反对。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属于苏联，声称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为瓦解他们自愿组成的联邦开了先例是不合逻辑的。立陶宛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与魁北克或旁遮普的地位都毫不相关。
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巩固其地位作最后的挣扎——作为一个狂热鼓吹者——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观点。在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文件中写着“许多联邦制国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到戈尔巴乔夫嘴里就变成了“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相信“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话，他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将会遇到许多的麻烦。
他显然确信所有居住在立陶宛的非立陶宛族人都反对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反映了他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在最近的选举中，大约有一半的非立陶宛人投了萨尤季斯的票，立陶宛东正教也积极活动，要求独立。戈尔已乔夫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一现实。
虽然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遵守宪法程序的重要性，但是他忽略了宪法赋予的“权利”与自称贯彻执行这些权利但实际上限制并可能取消这些权利的法律之间固有的矛盾，从逻辑上讲，宪法赋予的权利居优先地位。他也忽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观点，即它们不存在从苏联分离出去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被非法强迫加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是个律师，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现在扮演的角色不是律师而是一个政治家，当法律细节与政治目标不相容时，他会忽略法律细节。
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以及“很少有机动余地”的言论道出了他为何坚持一面之词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得到了错误的情报；另一方面，是他故意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最主要的是，这是他对强硬派所提出的以一切必要手段结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作出的反应。
一个多月以来，莫斯科对立陶宛宣布独立所作的反应只是施加心理压力而没有采取具体的强制措施。但是，4月15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决定加大对立陶宛的压力。
我花了一整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和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那天晚上吃完晚餐后，米切尔、比尔·布雷德利以及其他几位贵宾被邀请到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私人别墅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这既是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迹象，也是苏联高层政治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公开的迹象。传统上，外国人只在饭店或专门招待外国人的特殊“宾馆”受到招待。他们从来不会被邀请到苏联领导人的家里做客。
普里马科夫的别墅是一幢中等大小的带凉台的平房，离市中心几英里远，掩映在树丛中，别墅舒适而不奢华。普里马科夫向我们介绍说，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任所长时，就用他自己的钱建造了这幢别墅，总花费为三万卢布。大多数苏联高层官员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别墅里，这是国家的一项补贴，而普里马科夫住在他自己的别墅显然过得更加舒适，他非常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别墅。
普里马科夫长期以来一直是外交事务方面的学术专家，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专家，他现在又要调动工作了。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联邦院主席，但是刚刚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新的总统委员会成员。从70年代起，我就认识他了。在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议上，他是苏联方面有关地区问题的主要谈判者，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充当了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很显然，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许多人认为他正在窥视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部长职位。
那天晚上，整个别墅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用苏联的话讲，是两党合作，因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在被邀请的人数不多的贵宾之列。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改革者，索布恰克经常批评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主义的改革措施，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尽管当时还不存在正式意义上的反对派，而且他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普里马科夫的女儿成了我们的女招待，当我们看到他的家庭照片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时，想起了曾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在他妻子去世后不久，他才十几岁的独生子也夭折。普里马科夫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今他仍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心理创伤。他给我们看了他妻子生前的照片，并对我们说，虽然他妻子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他毫无再婚的兴趣。他现在显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尽管谈到了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但是那天晚上气氛轻松愉快，并谈了许多有关美国国会和最高苏维埃可能互换信息和携手合作的事。不过，那天早些时候，普里马科夫使戈尔巴乔夫和平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的全面承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当有人要求他发表一个直截了当的决不使用武力的声明时，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没有人”希望发生动乱，因而也不打算使用武力，但最终每个国家必须“保护其重要利益”而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在他心目中，留住立陶宛显然是一种“重要利益”，不过，他并没有暗示将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迫立陶宛就范。
米切尔和布雷德利两位参议员与我一起驱车回到城里。当我们的车停靠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门口时，我注意到许多电视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我怀疑出了什么事。两位参议员下车的时候，照相机的灯光忽然打亮，记者们一起拥上来，其中一个大声问道：“你们如何评价对立陶宛采取的经济制裁？”
布雷德利参议员使用了他在篮球场上曾多次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方法，急忙低头，从左侧溜进了宾馆。闪光灯一直照着米切尔和我。米切尔向我投来一个探询的眼光，我耸了耸肩，因为我对“制裁”的了解不比他多。然后，他老练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他不能对他还没听说过的声明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他真诚地希望尽快开始对话。重要的是不能用压力和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裁声明是参议员们与他们的贵宾共进晚餐时由莫斯科电台播发的。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已向兰茨贝吉斯发出威胁的信号，如果立陶宛议会不取消最近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限制公民行为、中止苏联军队在立陶宛征兵、以及企图占有莫斯科在立陶宛的财产，就会向立陶宛“停止供应”通常是卖给国外换取外汇的物资。立陶宛人被限定必须在48小时内按声明的要求去做。
目前尚不非常清楚哪些“物资”被看作是“卖给国外以换取外汇的”，但是石油显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实际上，立陶宛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而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苏联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正如立陶宛领导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最大的经济弱点是他们对莫斯科石油的依赖，因此戈尔巴乔夫现在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毫不足怪。不过，我对声明在时间挑选上的愚蠢和残忍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是在受难节向一个传统上而且目前仍基本上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而最后期限又是在复活节！人们几乎很难想象比这更愚蠢的时间了。兰茨贝吉斯毫不犹豫地要求注意这一事实，并答复说立陶宛人会照常过复活节，过完节之后才会考虑如何答复。
星期六早上，我与参议员们一同驱车到机场时，我们讨论了美国该作出何种反应。我告诉他们我难以预测政府的反应：显然总统会尽其全力阻止向立陶宛施加如此压力，但同时他也会希望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增强苏联强硬派的力量。不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只要苏联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就应中止与苏联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戈尔巴乔夫5月份去华盛顿时，显然希望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我觉得如果他仍然对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的话，我们应该拒绝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在我们试图与苏联扩大贸易的时候，它却把贸易作为攻击立陶宛的武器，对我们来说，这是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一直赞成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美苏经济联系，但是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如果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实行石油禁运，那么现在是使用贸易武器的时候了。参议员们同意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反应。不管怎样，他们认为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制裁的话，参议院会拒绝批准任何贸易协定。
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莫斯科对立陶宛的惩罚性经济手段作出反应，但是我还认为避免过分的反应也很重要。那里可能会发生更糟的事情，诸如大规模逮捕或暴力镇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防止更严重的镇压行为的能力。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开始讨论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最后通牒的答复。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天，最后于星期三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一方面，决定对莫斯科提出的取消他们以前通过的法律的要求不予理睬，另一方面，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准备与莫斯科谈判，并宣布假如谈判能够开始的话，在5月1日前将不通过新的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法律。
莫斯科不顾立陶宛方面的建议，于第二天即4月19日开始限制向立陶宛提供石油和天然气。那天早上，通过输油管供给立陶宛炼油厂的原油停止了供应，天然气的供应减少了85％。虽然这些措施引起了恐慌，使许多立陶宛人抢先到汽油站购买汽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提醒了莫斯科，如果它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惩罚立陶宛的话，同样也会给莫斯科带来困难。立陶宛炼油厂提炼的原油同时也供应其他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供应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前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以后从德国手中获得）的所有石油都要经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些地区、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自身也要靠立陶宛核电站来提供电源。如果立陶宛失去了能源供应，那么势必殃及其他地区。
然而，局部的经济制裁持续数周之后给立陶宛带来了许多困难，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苏联军队趁机加紧军事活动，增加“军事演习”的次数，并频频地在各个城市间调遣部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立陶宛议会终止了武装征兵法，但莫斯科认为这是非法的，国防部明确表示，它计划在全国加强春季征兵。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许多文陶宛士兵离开他们的部队回到了家乡，国防部对此反应激烈，表示对这些“逃兵”要严加捉拿。
莫斯科也发布了强占办公大楼的命令，这是最终会导致流血的一种做法。就在发出经济封锁的威胁之前，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强占了立陶宛共产党档案馆大楼，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分裂出去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选择独立恐吓立陶宛的种种尝试也是为了防止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闹独立，但这些努力起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所有了解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所预测得那样。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不急于马上宣布独立，但他们正以坚定的信念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兑现了爱沙尼亚人民代表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警告，3月30日，它宣布苏联在爱沙尼亚的统治从其强加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并且宣告爱沙尼亚进入“重新恢复”二战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过渡期”。4月12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又以爱沙尼亚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为由，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终止爱沙尼亚人在苏联军队服役。
像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3月份的选举中赢得了该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新议会虽然有可能采取较少冲突的策略，但它跟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
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排除与任何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判”的可能性，并且拒绝与立陶宛派往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进行对话。但是，到了4月19日，即减少对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一天，他分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不是与他们谈判而是劝他们不要重蹈立陶宛的覆辙。他敦促爱沙尼亚人撤消他们的“3月30日声明”，并告诉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们的加盟共和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必须遵守苏联新出台的有关脱离联盟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就自愿联邦事宜进行谈判，并愿意留在重组的联盟中，他们可以取得完全自治的特殊地位。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爱沙尼亚拒绝做出让步，不到两周，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无效的，并且恢复了拉脱维亚的战前宪法。
莫斯科的施压促使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就在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以前，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海大市场的经济合作协议，并将在里加设立“波罗的海合作理事会”，协调地区投资银行、商业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但是，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经济控制权后才有可能。198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曾通过一项法律，同意从1990年1月1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经济自治”，但是到1990年春季，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莫斯科的部长们仍然认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业设备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反对由地方政府控制这些工业设备的所有尝试。这一教训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许诺。
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脱离联盟”法，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全民公决要求有2/3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
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
到了5月份，莫斯科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戈尔巴乔夫继续拒绝进行任何不符合“脱离”法的谈判。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也拒绝撤消他们已经宣布的独立声明。莫斯科继续加紧对立陶宛施加压力，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施加的压力稍微轻一些，施压以不引起全面暴力冲突为标准。甚至经济制裁也远非全局性的。尽管经济制裁引起了一些困难和许多的烦恼，但是经济制裁不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虽然军队和警察的耀武扬威显示出不祥，但还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显然把加紧施压作为安抚强硬派的一种方式，强硬派坚决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某些行动迫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不过，他本人也想“给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上一堂课”，让它们知道它们的经济完全依赖苏联。不论第一个动机起了什么作用（强硬的讲话和强有力的法令有可能确实制止了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企图），第二个动机却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上的施压不足以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屈服，但其引起的痛苦却足以增强它们要求独立的决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施压会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这一假设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组织总统机构
戈尔巴乔夫在竭力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同时，着手组织总统机构。他敦促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两个顾问组织：一是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一是委任的总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和责任并不清楚。显然，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可以随意地采纳或者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不过，这两个机构提供了一种集体决策的外表。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设立联邦委员会的意图是，让各加盟共和国议会感到它们在中央政府中有发言权。该机构能否产生这一效果将取决于它能否对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决定产生影响。至于设立总统委员会，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试图用它来取代政治局。如果他把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讨论从共产党机构转移到由他本人直接控制的总统办公室，他就可以远离共产党机构并最终忽视它的存在。
设立总统职位两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他任命的总统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几个主要政府部门的官员，诸如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政部长巴卡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尤里·马斯柳科夫。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两名他的亲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助理瓦列里·波尔金。总统委员会中还包括三个温和的改革派：物理学家尤里·奥西潘、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作家欣吉兹·艾特马托夫，为了保持平衡，委员会中还有三名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即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庭、乌拉尔地区的一名工人维尼亚明·亚林——保守派们认为他是潜在的“右翼莱克·瓦文萨”，以及拉脱维亚农场企业的负责人阿尔伯特·卡乌尔斯。
戈尔巴乔夫在挑选总统委员会成员时，显然对性格以及政策的协调考虑不多，更多的倒是考虑政治平衡。只有激进的改革派似乎完全没有被考虑，虽然沙塔林院士后来成为一名激进的改革者，但当时仍被看成是一名温和的改革者。我可以理解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一重要集团在总统委员会中都有其“代言人”的政治用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机构将如何协调行动。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过协调一致。
不过，戈尔巴乔夫尽力给总统委员会树立威信。总统委员会成员任命后的第二天，他与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确保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还让委员会成员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办公室，这是为苏联最高级官员保留的。到秋天的时候，根据协议草案，总统委员会取代党的政治局成为高层领导机构。在11月份正式的国庆招待会上，总统委员会的成员们接见了各国的高官显贵，他们所站立的地方在前几年只有政治局成员才可以站在那里。
设立了总统机构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联的政体不像美国总统内阁制，而有些像法国——部长理事会与总统职位分开，而且总理通常是另一政党的人。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想把部长会议置于他更直接的控制之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羞辱总理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曾支持设立总统职位，并且拒绝成为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希望戈尔巴乔夫缩小部长会议的规模，一旦政治上有可能时，立即把大多数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但是，最初总统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给部长会议的机构和人员带来重大的变化。
4月份发生的许多事情显然与我所做的猜测完全相反，我曾猜想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削弱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共产党内部的激进改革者为党代会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当时党的纪律的“民主主义政纲”。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赞成这个政纲，因为它遭到了大多数共产党官员的反对，但我确实希望戈尔巴乔夫会鼓励政纲的发起人继续留在党内。没有这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党代会的辩论中改革就会缺乏有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参谋班子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在1月份就建议他与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达成共识。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态度，并批评了在总统职位上讨价还价的改革者，但是我认为他知道他需要他们——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为限制他的保守派同事。而且，改革派们正在进一步表明他们会在重要的地方赢得选举。3月份“民主俄罗斯”联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均获得了胜利。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胜利——像早些时候叶利钦的胜利一样——似乎冒犯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使他进一步确信民主运动对他有益。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允许“民主主义者们”在党代会的代表选举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反而试图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共产党。1990年4月11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开始选举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是要求“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试图“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然后，它又反问是否可以让“这种人留在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之中”，虽然它不承认这样做是在搞清洗，但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号召共产党所有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组织宗派集团的人”。
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点名批评过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告诉我，那封信发表以后，他觉得他没必要再留在党内了。4月18日，他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不过，其他大多数改革者则决心继续呆在共产党内，至少到党代会召开，以便使保守派不会因改革派缺席而获胜。
但是，官方对“民主政纲”的倡议者们施压并没有促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出现了一轮公开的争吵，其本质往往是个人之间的斗嘴。尼古拉·什梅列夫在《消息报》上撰文谴责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的定量供应原则。改革派经济学家拉里萨·波亚谢娃指责说，她被“民主俄罗斯”开除代表候选人资格，是因为她批评了伊利亚·扎基拉夫斯基的某些观点。总之，“民主主义者”的政纲一发表，有关它的争吵就接踵而至。
最初，“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们在联合起来支持候选人方面也是不成功的。当戈尔巴乔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而成为总统时，人民代表大会要选举一名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支持过去是副主席的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改革派们认为卢基扬诺夫感兴趣的是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促进改革。然而，他们没能就推举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的选票也因而分散在好几个候选人身上，包括法律教授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来自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他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位置让给叶利钦，以及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经济学家根纳季·费尔申。尽管反对派四分五裂，卢基扬诺夫也只得了56·3％的微弱多数，这意味着他的对手们倘若能够团结起来，胜利也许是属于他们的。
这一教训促使改革派在几个星期后俄罗斯新议会开会时团结在叶利钦的周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支持像留本琴科这样的温和派而不是卢基扬诺夫，我不知道改革派是否还会这样做。由于支持了一个以反对快速推进政治、经济变革而闻名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无意中帮助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联盟，并且增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两个机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卢基扬诺夫因其长长的马脸和粗哑的嗓音，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极糟，他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但要是遇到一个像康斯坦丁·留本琴科那样英俊、充满活力且能言善辩的人，情况就很难说了。
经济改革的标准
戈尔巴乔夫不愿或无力重组部长会议这一中央政府机关，既是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当时对春季形势所分析的那样，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前景只会非常暗淡。
真正的经济调整一拖再拖，成为一种长期的顽疾。我觉得除非能找到一种办法取消莫斯科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否则公众的士气以及对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的信任将一落千丈。
在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游期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决策权正从莫斯科向地方转移。尽管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和好处，但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步伐迈得极小，而且没有成效。这与政治体制急剧而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脱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束缚。
虽然最高苏维埃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仍旧严重不足。例如：
·财产法没有承认真正的私有财产。
·土地法没有结束国家和集体农庄对土地的垄断。
·租赁法没有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提供真正的奖励。
·有关银行、竞争和取消垄断的基本立法甚至还没有制定，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新法律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
·新税法征收的税率太高。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资和其他奖励，抑制增长，怂恿腐败。
·缺少适当的法律机制来使新制度走上正轨——我发觉人们也不太清楚怎样去创建这种机制。
同时，整个国家苦干缺乏真正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人才。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对莫斯科经济控制的憎恶情绪不断上升，进而加深了种族之间的不和。戈尔巴乔夫似乎仍旧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来规划和实施他的经济改革，这等于引狼入室。
我担心正在推行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恶化了局势，因为这些零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伴随着体制上的变革而出现的，只有体制上的变革才能使这些改革措施产生效果。
例如，农产品的“征购价”刚刚上涨，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体制还没有改变，这一措施很难改善粮食供应，相反有可能增大预算赤字和导致通货膨胀。农民们会把这仅看作是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开始，因而宁愿把他们的农产品囤集起来而不卖给国家。而且，在农村地区消费品奇缺，没有必要用农产品去换取毫无价值的卢布。
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明显，对于美国使馆来说，要描述这些问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虽然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能否给他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将苏联经济成功地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是苏联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每个经济学家显然都有他或她喜欢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往往忽视了政治上能否行得通这一关键因素。1989年，我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准”进行综合研究，但据我所知，这一研究还没有进行。在我们分析苏联经济改革成功前景时应注意些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不论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1990年，我已意识到使馆不能指望华盛顿告诉我们如何报告苏联的经济形势。要使我们报告的情况具有一致性，并使我们判断基于可靠的标准，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摸索。我要求使馆的经济和政治部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工作由对苏联非常了解的两位很能干的外交官约翰·布兰尼和雷蒙德·史密斯负责。我们定期见面进行讨论，这些会议很像在大学里举行的研究生讨论会，只有一点不同，“教授”实际上是学生。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以及通过我自己对日益恶化的苏联经济的观察，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可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取消中央经济部门，强迫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大多数职能移交给企业管理部门，某些服务性质的工作可由加盟共和国来完成。这些措施将在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取消垄断生产者、最终创造一个私有化框架的方向上迈出第一步。在短时期里，这一激进措施将是痛苦的，并易引起混乱，但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一种竞争经济。在我看来，迅速摧毁中央集权控制——剪断中央部门与企业部门联系的脐带——会产生几个不可避免的影响：
·企业经营者必须创造生存的市场。
·如果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权，那么戈尔巴乔夫可以避免对将来的错误负责。
·宣布独立的经济诱因以及种族冲突的根由将减少。
·一旦给予了机会，一些加盟共和国会迅速地使私有财产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合法化，这些均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这样将会创造一种竞争压力而迫使其他加盟共和国起而效之。
·权力下放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市拥有可靠的税收基础，因为如果莫斯科不试图对遍布全国的效益不佳的企业进行补贴的话，中央政府只需要很少的财政收入。而且，阻挠改革的官僚们必须去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中找工作，这也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这些激进措施给社会带来过多的混乱，那么它们肯定会失败。目前没有人能肯定它们的具体衡量尺度，因此必须同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它们对普通公民的冲击。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是伴随经济决策权全面下放而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
1.把加强卢布地位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方法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减少预算赤字——大部分预算赤字是由不必要的军备生产、对效益差的企业给予补贴和为大量的官僚机构支付薪水而导致的（减少“卢布过剩”的一种办法是把国有资产出卖给私人企业家）。
2.取消垄断并采取严格的反垄断立法。
3.鼓励主要国家机构之外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机构的发展，例如商业和投资银行、实施商业法规的机构以及发展所需新技能的培训中心。
4.主要的社会服务事业从国有企业向地方政府和市政府转移——这是私有化成功的前提条件。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可通过财产税和中央预算基金的再分配来解决。
5.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救济；最低固定收入指数化，例如对生活费用的补贴；通过食品印花税计划等给最穷的人以补贴。对固定的集团提供援助比目前体制下给每个人食品和住房补贴的预算开销要小得多。
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些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除非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来达到这些目标，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官僚机构不会进行变革，除非它们被迫进行变革，官僚们不会变成企业家，如果他们仍可以四平八稳地当官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选择余地，许多人会很快适应一个不同的环境。如果一个人体质上适合游泳而拒绝学游泳，教他学游泳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丢进深水中去。
我知道，对局外人来说，不论对情况多么了解，也不论动机多好，都没法为苏联人民做这些事情。苏联人民必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愿意在苏联人民面前装腔作势，或试图“兜售”我关于改革的好主意。但是到1990年春季时，我心里终于有了一套标准来衡量各种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将在以后几个月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设立总统职位之时，他显然感到政治环境无法承受我认为必要的这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当他巩固他的总统地位并在夏季的党代会上改组共产党时，他会准备采取这些措施吗？我至少必须等到秋天才会有答案。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取消中央集权制度对经济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