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如果你们对他（叶利钦）的话作认真的分析，你们就会发现，他在恢复俄罗斯主权的幌子下要求瓦解联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23日
我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以前的提法：一切为了强大的中央。只有各加盟共和国强大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联盟才会强大，如果各加盟共和国更加强大和更加独立自主，中央和联盟才会更加强大。
——鲍里斯·叶利钦1990年5月31日
1990年6月2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参加其第二次美苏首脑会议的第三天。正式的会谈在前一天已经结束，两位总统在马里兰州布什总统的戴维营休养地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晚上，双方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两位总统所设的晚宴。
仅仅在四天以前，刚好是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来美国之前，我在戈尔巴乔夫到来之前赶往华盛顿、简要汇报情况后的第二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我没有机会试探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当选有何看法，这一定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尤其是他曾公开阻止出现这一情况。我希望晚宴搞得比较随便些，使我有机会把他拉到一边聊聊天。
晚宴正像我所希望的。宾客们混杂在中心楼随便选取白葡萄酒和桔子汁（没有烈性酒，令一些苏联官员感到失望），闲聊着戈尔巴乔夫如何第一次玩掷蹄铁套柱游戏，以及开高尔夫机动车时他几乎撞在了树上，这时戈尔巴乔夫走了进来。
我是那晚唯一不用翻译可与戈尔巴乔夫交谈的美国人，这使我们不用担心别人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内容。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将来是否能与叶利钦共事。
“你告诉我吧，”戈尔巴乔夫耸耸肩说，“近来，你与他见面的次数比我还多。”
他的话，一半是真话，一半是恭维，这是戈尔巴乔夫惯用的一种谈话技巧，当他不想多说什么时，便用这种办法来转移话题。他的话暗示了我是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其中既有恭维，又有警告，对一个大使来说，置身于所在国的国内政治是危险的。撇开影射嘲讽不谈，我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与叶利钦见面的次数确实比他多。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不是因为我过于主动热情，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判断失误。他应该去面对叶利钦，不管他本人是多么讨厌叶利钦。不过，我决定从表面上来理解他的话而不让他回避我的问题。
“好吧，他跟我说他想与你合作，”我回答他，“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但我的看法不算数。你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完全取决于叶利钦是否愿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有些爱玩政治游戏。但是，如果他能脚踏实地，办事认真负责，我们是能在一起共事的。”戈尔巴乔夫补充说，叶利钦近来的言论给了他一些他们将来能够共事的希望。但他喜欢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声明”，结果助长了“平均主义”，为建立一系列改革需要的经济激励机制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争辩，但是我认为他最后一句话是不公平的。叶利钦对共产党特权的攻击是针对不正当的特权，而不是一概而论。戈尔巴乔夫用“平均主义”这个字眼来描述叶利钦言论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讽刺。叶利钦在1987年与我第一次会谈，当他谈到改革要想成功就有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时，用的正是这个词。事实上，他并不反对经济激励机制，但显然，有人让戈尔巴乔夫确信他反对经济激励机制。叶利钦之所以越来越喜欢在讲话中宣传平民主义，据我看，是因为他必须为自己赢得选票以重返政治舞台，而不是他对改革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尽更大的努力把叶利钦保留在他的领导班子里，并且推行更激进的改革进程，叶利钦就失去了他正利用的某些问题而大做文章的机会。
俄罗斯选举
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劲并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3月份，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使得该机构发生了严重分裂，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其中成为少数派。
不过，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民主改革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赢得了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些当选者许多人已经脱离共产党而打着别的旗号，也有一些压根儿就不是共产党员。70年代，一些非常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曾作为政治犯长期在监狱呆过，也在这次选举中当选。生物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朋友，他因编辑地下刊物《当前大事记》而于1974年逮捕，该刊物多年来是了解勃列日涅夫政权滥用人权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当选为莫斯科一个区的代表。格列勃·亚库宁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名传教士，他曾因为宗教自由辩护而受到监禁，当选为莫斯科一个郊区的代表。德米特里·沃尔科高诺夫上将，曾写过批评斯大林的传记，因为他支持民主改革而被迫从苏联军队退出现役，他当选为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乌拉尔山以东一个叫奥伦堡州的代表。《论据与事实》的编辑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当选为莫斯科我所居住的那个区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当初曾试图撤换他。
在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选举情况大不相同。“民主派”与“民主俄罗斯”运动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没有一个范围广泛的全国性组织，甚至在许多选区没有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在那些地区，当地共产党组织因为其他组织缺席而在选举中占优势，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被选进了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垄断权，但是它在国家的许多地区仍旧掌握着权力杠杆。
直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5月份召开之前，我像其他的观察家一样，无法推断各种政治倾向间的力量对比。政党、集团和联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一个星期前的联盟在下一个星期就土崩瓦解了。许多新当选的代表在政治上是难以预测的人物，我们无法预测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足以使我们感觉到，改革派当选的前景将比去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要好一些。“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虽是一个少数派，但却是一个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少数派。共产党对大会的控制要达到其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程度显然是有困难的。
恰好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那一天，我邀请两名新当选的代表共进午餐：一位是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沃尔科夫，他是莫斯科地区的代表，曾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另一位叫瓦列里·基塞瓦尼，他是来自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前采煤工人。两人都是“民主俄罗斯”联盟的成员，但是他们关于经济改革的观点有分歧：沃尔科夫认为改革会带来痛苦的调整和改组，而基塞瓦尼坚决反对可能会增加失业和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任何改革措施。不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趋向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相信“民主俄罗斯”最多能获得40％的选票。要想使“民主俄罗斯”占上风，它还必须从共产党的自由派别中吸引相当多的代表过来。
我问他们，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回答说，叶利钦当选是有可能的，但远未肯定。不过，共产党候选人亚历山大·弗拉索夫比叶利钦当选的可能性还小，因为人们觉得他过于被动而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毫无生气的演讲增强了他给人们留下的过于软弱的印象。虽然民主派从他们早些时候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将给叶利钦以坚定的支持，但是这两位代表认为，只有当叶利钦能够获得共产党代表10—20％的选票时，他才会获胜。否则，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可能被候选人中的黑马获得，诸如苏联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举行，它证实了这些预测的第一点。尽管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强有力支持，但弗拉索夫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能当选。第一轮竟选共有七人。叶利钦得到的选票超过了弗拉索夫，但也不足半数。弗拉索夫和其他三名候选人的名字在第二轮选举中被抹掉。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强硬派共产党头头伊万·波洛兹科夫，他已经公开宣称反对改革。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又得票最多，但仍缺少28票。与此同时，强硬派通过支持波洛兹科夫而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所得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一样多。
当我离开莫斯科去华盛顿参加美苏首脑会议时，我觉得叶利钦所得的选票可能已经达到最高记录了，这也许给新的候选人诸如巴卡金留下了空缺。但是，波洛兹科夫退出第三轮竟选后，弗拉索夫又想杀回来。对波洛兹科夫强硬路线的忧虑和确信弗拉索夫不能胜任这一职务，使大量的中间派选票转向叶利钦。叶利钦得以侥幸获胜：在1000多张选票中，他仅以4票的优势而当选。
这是一次非凡的但又是微弱的胜利。那些投他票的代表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集团，叶利钦立即宣称他与任何政党或派别都没有关系，而是代表整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他拒绝作任何努力来控制正在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拒绝组建他自己的政党。当时这一决定显然在策略上是非常精明的，但这一点最终损害了叶利钦有效地处理他与他的立法机构关系的能力。
他需要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2/3的选票同意他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和进行直接总统选举，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十分令人怀疑。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开始谈论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叶利钦可能在直接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多数，从而使戈尔巴乔夫难堪，因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时，戈尔巴乔夫曾避免这样做。但是在1990年夏秋之交，叶利钦想推行总统制却得不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不过，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他已直接同戈尔巴乔夫对抗并且获得了胜利。当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开始下降时，他的威望正在上升。
具有独立主权的俄罗斯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大约两星期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票表决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当然并不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早已率先这样做了——但是俄罗斯宣布主权独立在政治上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俄罗斯的行动引起其他加盟共和国争先恐后地仿效，到年底以前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通过了“主权独立”声明。
早些时候，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议会通过的声明显然是朝着脱离苏联的目标迈出了一步。但就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其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主权声明是多余之举，苏联宪法中已经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主权”，宪法这样写道：“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具有独立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随着苏联统治的逐步发展，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就像脱离权一样变得有名无实，通过主权声明或主权的恢复，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确认它们有权根据它们自己的条件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条件来重新谈判“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答应建立一个以自愿为基础的“真正联邦”，但到1990年夏，事情已十分清楚，他所设想的谈判是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谈判，而中央政府对权力分配有最后的决定权。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觉得戈尔巴乔夫出尔反尔：他们开始支持叶利钦的观点，即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应该自己决定它们所希望的联盟形式，然后再把它们的意愿强加给中央政府。
对于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戈尔巴乔夫无法反对。他在1990年5月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他对他们提出的主权问题表示赞赏，并宣称他全力支持“你们要求增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努力”。然后，他提出了他认为应采取的增强主权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增加经选举产生的各个层次的议会（苏维埃）的权力；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经济资源使用权；提高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水平。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建议中没有一条能够增强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会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是他认为他的主权概念与叶利钦的主权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他觉得叶利钦是要让各加盟共和国放弃社会主义，甚至摆脱苏联的领导，并指出叶利钦已提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简化为“俄罗斯共和国”，把“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两个词省略。他断言，这种对主权的解释只能导致联盟的瓦解。
这些言论作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言词，无疑是针对叶利钦的建议的，但它似乎并不是很有预见性。放弃“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政府形式并不会自动导致苏联的瓦解。就在这一年之内，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建议把苏联改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放弃了仅在一年前他还为之辩护的两个基本目标。同时，他维护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成为他建立一个自愿联盟的障碍，而他一直宣称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愿基础上的联盟。
不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在两方面对随后的局势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这两方面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方面，也是较为深刻的方面，即暗示了俄罗斯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加以界定；第二方面与当时的政治更直接相关，即对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地位产生影响。
纵观苏联的历史，俄罗斯在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尤其作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式的联邦，但它本身的机构非常软弱无力。在大多数方面，它直接由苏联各部部长管理。像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共产党”没有正式分离出来。苏联科学院掌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学研究，而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苏联文化部控制着俄罗斯主要的影院、歌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并不控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这类设施。在理论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实际上其大多数机构与苏联的机构合并在一起。
这使公众对“俄罗斯”的自身特性产生了混乱的概念。尽管名字不同，但它实质上能等同于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吗？或是它的范围更小一些，仅限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以内？苏联在法理上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实践中常常指的是另一回事。对那些赞许第一种解释的人来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观念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俄罗斯的一部分脱离俄罗斯怎么仍旧还是俄罗斯呢？不过，对那些赞成第二种解释的人来说，如果俄罗斯有必要摆脱共产党中央集权的控制，或有必要解除支持苏联其他欠发达加盟共和国的义务的话，脱离将是一个理智的办法。
当俄罗斯发表它的“主权宣言”时，它含蓄地承认了俄罗斯国家与整个苏联相比只是一个更有限的实体。从逻辑上讲，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主权声明，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也要求同样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不是俄罗斯固有的组成部分。从政治上讲，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想以同等的地位谈判新联盟条约的话，俄罗斯人的行动便要求它们也声明自己的主权。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以及他赞成通过主权声明，使他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相对不重要的立法委员会主席，不再仅仅是仍很弱小且未形成组织的反对派假定领袖，而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以前，他的目标旨在迫使戈尔巴乔夫让他重返苏联的领导班子并对他的建议给予注意。现在，他拥有独立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基础。如果他能控制已与他发生分裂的立法机关并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达成共识，他可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让出许多权力，如果不能成功地控制立法机关，他可以对联盟本身表示非议。他们之间的政治游戏与从前相比更带有“零和”特征——尽管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以来似乎就持这样的看法。
在1990年，通过破坏联盟来攻击戈尔巴乔夫的可能性仍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叶利钦再三——我认为他是认真地——指出，俄罗斯不应强迫联盟解体。支持叶利钦的大多数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叶利钦竟选的胜利和俄罗斯的主权声明可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压力，迫使他下放经济决策权，并与叶利钦携手进行经济改革。
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以及刚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民主俄罗斯”成员中的改革者们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促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似乎已转向反对党内的改革派，他对那些批评他设立总统职位的人发起了怀有偏见性的个人攻击，并支持中央委员会发布要求他们脱离共产党的通知，这使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有必要进行政治和解。
事实上，莫斯科的社会话题像华盛顿长期以来一样，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4月份，我参加了维多克与奥克萨娜婚礼的庆祝晚宴。维多克是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当选为莫斯科我们大使馆所在地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我们的国会议员”。叶利钦是那天婚礼上最得意的人，并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他邀请所有在场的女士们跳舞，并频频向新婚夫妇祝酒。
不过，在频频的祝酒中间，话题一律是非常严肃的。奥克萨娜的客人是来自她所在单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馆员，而维多克的客人们则都是政治家。尽管事实上“民主俄罗斯”在3月份的选举中成为仅次于共产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但是潜在基调是不祥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斗如果不能制止就会导致混乱和内战。参加婚礼的客人们一个又一个跟我谈到有必要找到一种办法促使他们两人合作。
晚宴的主持人根里赫·伊吉济扬是一名苏联人代会代表，负责埃里温现代艺术博物馆，他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在嘈杂的音乐声中，他对着我的耳边大声喊道，“我们必须拯救戈尔巴乔夫和拯救立陶宛”，“那些强迫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一有机会就会把戈尔巴乔夫撵下台的。只有与叶利钦联合才能拯救他和立陶宛”。正如伊吉济扬和晚宴上的其他政治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的悲剧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俄罗斯共产党
当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倾向正在加强时，俄罗斯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要求也在增强。1922年苏联建立，共产党的名称从“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成了“苏联共产党”，从那以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一直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好像是要故意混淆两种“俄罗斯”含义间的区别，共产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类似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
早在几年前，我常常问俄罗斯的官员们，他们是否认为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员中的普通成员常常说，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的现有体制实际上是歧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高级官员站在现时的立场上，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例如，1989年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向俄罗斯总理亚历山大·弗拉索夫提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在谈到他自己的观点时，他比其前任们更加坦率，但是这一次他赞成官方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是不受欢迎的。他解释说，目前的情况是：一有问题他可以直接把它提交给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但是，如果建立了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他必须先通过它，然后再提交给政治局。他说，仅仅是增加了一个决策过程的官僚层，却减弱了俄罗斯政府的影响力。
1990年春季时，戈尔巴乔夫也反对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机构向中央提出挑战和非共产党政党开始在俄罗斯内纷纷建立时，共产党内部赞成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的人急剧增加。当时任苏联共产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该机构是苏联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民意调查的机构）的伊万·安东诺维奇后来告诉我，到1990年春季，俄罗斯65％以上的共产党员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5月下旬，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终于同意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6月份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党官员们开始疯狂地做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准备。
要么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要么是因为专注于其他事情（在此期间他花了近一个星期访问美国），要么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诸如他在5月份向中央委员会致函严厉指责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发展进程失去了控制。6月份，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集会，这次会议成为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当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明显占少数。实际上，似乎是最顽固保守的地方党组织领袖之一、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该地区邻近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伊万·波洛兹科夫将可能出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任书记。他是众所周知的对改革抨击最厉害的人。
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可为时已晚。伊万·安东诺维奇详细讲述了这一过程，那天午夜过后他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戈尔巴乔夫想立即见他，来接他的车正行驶在路上。他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大约是凌晨2点，戈尔巴乔夫非常憔悴，显然几天没有睡觉了。安东诺维奇回忆说：“他的脸色非常阴沉。”“戈尔巴乔夫非常疲惫时，他的脸上就黯然失色。”
戈尔巴乔夫告诉安东诺维奇，他作为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一名成员，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波洛兹科夫当选。安东诺维奇同意尽力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但是他发现支持波洛兹科夫的势头非常之大，此时离投票只有几个小时，已不可能阻止了。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任书记。这样一来，尽管安东诺维奇当选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但是新的共产党组织——迄今为止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单位——仍处于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的控制之下。
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阻挠波洛兹科夫当选所进行的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但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是，新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不会支持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改革，而且很可能会阻挠改革。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所不欢迎的，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剥夺共产党官员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的话，他的候选人的失败则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权力基础的欲望现在更加强烈了。
但是，改革派被激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仿效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纷纷宣布脱离共产党。
鲍里斯·叶利钦却并不在乎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在他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几个星期后，他和奈娜接受了邀请参加我们在斯帕索住所举办的晚宴，我问他俄罗斯共产党反改革的领导人是否对他是个问题。“根本不会是个问题，”他天真地咧着嘴笑着回答，“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打算掌管俄罗斯政府。”
我问他是否打算留在共产党内。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他打算参加只有几天就要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共产党改革其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
奈娜然后讲了一句：“当你毕生和一个组织密切相联时，马上就脱离它并不那么容易。”
几个星期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情冲动地大踏步离开了共产党代表大会，他脱离共产党这一组织看起来很容易。
波罗的海地区的僵局
在对立陶宛施加了不公正的经济制裁后，戈尔巴乔夫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经济和军事压力不仅没有动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立决心，反而增强了它们的反抗意识。苏联军队、克格勃与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正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果断的行动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他不能冒使用武力的风险。他决定在5月底出访美国，并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苏联经济比以前更加脆弱，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正在谈论国家的危机。他迫切需要西方的大量援助来减缓经济的衰退。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将会使得到西方大量援助的希望成为泡影。
5月份，当国务卿贝克为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做准备而访问莫斯科时，立陶宛是会谈的主要话题。贝克继续施压，要求苏联与立陶宛两党之间进行真正的谈判，并决定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将与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会谈。
当初，在私下讨论时，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我们要戈尔巴乔夫同意就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希望。实际上，他一反常态，教训了贝克一通。当贝克指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法律地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要区别对待时，谢瓦尔德纳泽反对说，高加索地区的人民完全像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一样强烈感到他们是被迫并入苏联的，中亚的许多加盟共和国也这样认为。他还指出他虽不喜欢以此作为“内政”问题而回避讨论，但美国应该理解苏联是个大国，有它的尊严。他和戈尔巴乔夫愿意尽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苏联的统一对他们更为重要。如果他们允许任何共和国脱离联盟，内战将随之而发。
他进一步指出，戈尔巴乔夫因这一问题而受到了强烈批评，有些人还提到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是比他更为有效的领导。如果这种情绪占了上风，过去五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付诸东流。
他讲的许多话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公开地告诫我们，如果被迫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和维护苏联领土完整之间选择，戈尔巴乔夫将会选择后者。谢瓦尔德纳泽的讲话和普里马科夫4月份所作的讲话如出一辙。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装出愿意和解的样子。他刚和立陶宛总理会谈过。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在去美国进行他的第二次华盛顿美苏首脑会晤之前，他将准备结束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他没有答应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他说，如果立陶宛人“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他立即成立一个对话委员会并结束他所施加的经济制裁。贝克知道立陶宛人可能觉得不去实行他们的独立声明要比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本身更容易接受些，因此就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满足了这一要求，他该怎么办，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直接回答。
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贝克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普隆斯基涅女士会谈。陪同她一起来的还有兰茨贝吉斯的两位副手：勃罗纽斯·库兹米卡斯和谢斯洛瓦斯·斯坦凯维休斯，以及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艾吉迪尤斯·比斯卡多斯卡斯。直到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普隆斯基涅和兰茨贝吉斯之间关系紧张，但是她所带领的代表团的构成表明，兰茨贝吉斯是派他的两名副手来监视她。她应该带她自己的副手或助手更合乎常规。几个月后，当她被迫辞职时，我已有所准备，因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与兰茨贝吉斯相比，普隆斯基涅也同样献身于立陶宛的独立事业，但她更是一个谈判的高手。她避免只是重复口号和装腔作势——这是兰茨贝吉斯的习惯——她知道如何去聆听其他人的建议和看法，并知道如何机智地对这些建议和看法做出答复。那天，她主要担心的是取消立陶宛独立声明的行动是否表明立陶宛自愿承认接受苏联的管辖。贝克向她保证说，在这一点上不论立陶宛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将坚决坚持其不承认政策。尽管他没有给立陶宛人提任何建议，但是他话中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立陶宛取消其独立声明，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
普隆斯基涅与贝克进行会谈之后，我送她到大门口，我问她何时返回维尔纽斯。她回答说将乘立陶宛政府的飞机立即返回。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莫斯科一方面拒绝接受立陶宛的独立声明并对立陶宛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同时又允许立陶宛在许多方面从事独立活动。立陶宛“政府的飞机”无疑是指苏联在立陶宛发表独立声明之前就已分配给它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立陶宛领导人现在可以用它自由地往返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这再一次证明，戈尔巴乔夫尽管口头上敌视立陶宛，但并没有打算完全击败这些选举产生的立陶宛领导人，以保留某种谈判的可能性。
美苏首脑会议期间，对立陶宛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新的解决办法，但是戈尔巴乔夫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为美国反对使用武力提供了某种制衡力量。我早些时候就已建议当莫斯科4月份实行经济制裁时，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应该停止，但是现在谈判继续进行，条件是直到停止对立陶宛的制裁，贸易协定方可生效。但是，这不是唯一与贸易协定有关的问题。我们曾再三地告诫苏联领导人，直到苏联政府通过一项法律保证移民自由，美国总统才会签署一项贸易协定。立法草案几个月之前就已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但戈尔巴乔夫出访华盛顿时还没有通过。
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布什与他的顾问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他显然倾向于直到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可接受的移民法以及戈尔巴乔夫取消对立陶宛的制裁，他才同意签署贸易协定。第二天，当美苏首脑会谈开始时，国务卿贝克告诉谢瓦尔德纳泽，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布什总统可能不会签署贸易协定。谢瓦尔德纳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恼火，并指出协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如果布什拒绝在上面签字，双方的冲突情绪会重新出现。他强调与立陶宛人的对话已经开始，移民实际上已不受任何限制。
此后有关问题的谈判由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私下里进行，当双方高级官员6月1日聚集在白宫东厅参加签署首脑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定时，谈判仍未结束。裁减化学武器协定已准备就绪，等待签字了，但对于贸易协定，布什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
戈尔巴乔夫最后说服布什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是他不得不接受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已经公开宣布，即最高苏维埃通过移民法案后布什才把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第二个条件仍然是秘密不公开的，即贸易协定得到国会批准之前戈尔巴乔夫必须解除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
戈尔巴乔夫参加美苏首脑会议后回到莫斯科不久，对立陶宛的施压开始停止。6月12日，兰茨贝吉斯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第二天与雷日科夫进行会谈，并得到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许诺。兰茨贝吉斯回到维尔纽斯以后，普隆斯基涅向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建议，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独立声明处于“暂停”阶段。然而，这一建议虽然得到了总理和议会主席的支持，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却引起了比预想严重得多的争论，直到6月30日才得以通过。
这一决定带来了制裁的正式终结，并改善了维尔纽斯与莫斯科之间对话的气氛。但僵局仍未打破。莫斯科方面继续坚持谈判要么根据脱离法进行，要么在新的联盟条约的背景下进行，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则坚持独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唯一可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独立。
德国——欧洲——统一
到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抛弃了德国的统一是将来的事情的幻想。两人都曾希望等到他们的继任者来处理这一问题，可现在他们被迫应付这一现实问题。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已难以阻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倒向西方这一政治浪潮时，他们便希望能为这一进程规划出一个结果。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内的共产党保守派与苏联军方领导人一起，企图阻止德国统一，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东德。长期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诸如前苏联大使瓦连金·法林，现在是共产党国际部主任，意识到要阻止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应该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并发誓保持中立。
苏联领导人对如何实现统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同意东西德政府通过渐进的谈判过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话，在几年之内仍可保持分裂和各自的主权。这就允许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东德较长的时间，也许这一不确定时期将为苏联在外交上影响德国统一的条件提供机会。如果两德基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讲话、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实现统一的话，苏联就会失去这些优势。按照这种方式，东德单独遵循联邦德国的宪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完全消失了，它的宪法成分吸收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中，而后者的宪法结构没任何的改变。
苏联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汉斯·莫德罗于3月5—6日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对新闻记者说，统一后的德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北约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闻发言人宣称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德国统一不能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来实现，柏林的一家报纸引用谢瓦尔德纳泽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是，一些苏联官员很快做出暗示，苏联的态度不可能像官方声明所说的那样强硬。他们都知道苏联很想与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他们期望不要被看作是德国民族意愿的敌人。
4月份，接替普里马科夫担任享有盛誉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弗拉德伦·马季诺夫在我的斯帕索住处共进晚餐时对我说，“某些西方国家”（指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统一前景问题上的态度比苏联更加暧昧，但是在它们看来，苏联是强烈阻挠德国迅速统一的国家。马季诺夫说：“它们不得不感到惊奇，我们不打算承担阻挠德国要求统一的自然愿望的责任。”
1990年初，驻莫斯科的大多数西方外交官，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戈尔巴乔夫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立即消亡、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以足够的权威使改革继续下去以保证他政治上的存在不抱太多的希望。未来的北约将统一后的德国包括在内不会损害苏联的利益。实际上，从苏联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鼓励德国留在北约。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反对将来某些德国政府决定拥有核武器——对苏联领导人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噩梦——提供了保证。戈尔巴乔夫知道，美国在欧洲、特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存在，也是苏联的利益之所在，北约是这一点上唯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他希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少一些，但并不想让他们全部撤离欧洲。
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明白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对苏联安全不会有威胁，而在于他难以向自己的人民解释这一点。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北约扩大到包括所有的德国，苏联军队放弃了这一地区，苏联其他的“盟国”或保持中立，或成为潜在的敌人，公众仿佛觉得苏联打了一场败仗。
国务卿贝克认识到1990年初各方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主动带头创造一个谈判的框架，在减少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同时，允许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实现它们的目标。
贝克在1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了一个谈判方案，他把该方案称为“2＋4”方案。也就是说，两个德国谈判统一的内部安排，然后加上二战后对德国具有占领权的四个大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谈判有关统一的“外部方面”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而带微笑首先问道：“来一个‘4＋2’怎么样？”贝克回答说，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的顺序在数学上可能无关紧要，但在政治上就不一样了。外部大国不可留下是它们在安排德国统一的印象。东西德首先必须相互之间协调，只有那时其他四个国家才参与谈判。经过进一步的讨论，戈尔巴乔夫点头后，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了这一方案。
3月份，西德总理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所获选票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的两倍以上，这时，已经很迅速的德国统一步伐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东德基民盟领袖罗塔尔·德梅齐埃担任东德的总理后，与科尔总理密切配合，按照科尔的建议推进德国的统一进程。在3月初莫德罗访问莫斯科的两个星期之内，形势已逐渐明朗，德国统一将通过东德并入西德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两个主权国家的逐渐联合来实现。莫斯科操纵软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苏联的利益与波恩进行谈判的企图证明是一种幻想。这也加剧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面临的政治问题。消除东德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举刚好发生在立陶宛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即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几天之后。
在科尔总理的积极合作以及征得其他北约盟国同意的情况下，贝克提出了改革北约机构和原则的一揽子计划，并就此于5月份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磋商。他解释说，将会出现一个新北约和一个新德国。戈尔巴乔夫竭力寻找一种方法使国内政治兔受因德国问题而引起的爆炸性争议的影响，他尽力使北约看起来对苏联公众的威胁小一些。谢瓦尔德纳泽对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并对北约于欧洲安全的贡献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他还邀请北约秘书长曼夫里德·韦尔纳访问莫斯科。
但是，事态的发展是如此迅速，甚至外交上的急速调整都很难跟上形势的发展。5月18日与贝克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因为它意味着力量平衡的“根本改变”，并且看起来像是苏联的失败。当贝克列举了美国、德国以及它们的盟国试图考虑苏联利益的种种办法时，戈尔巴乔夫坚持说，围绕德国中立，欧洲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安全结构。虽然他没有确切详细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但他显然是认为西方也应采取与华沙条约组织解体相应的行动。当贝克指出北约绝对不会通过解散其自身来维持某种力量平衡时，戈尔巴乔夫说，他本人可能被迫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虽然他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的贝克保证他完全是认真的，他却没有对苏联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最后，戈尔巴乔夫承认贝克提出了一些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并表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从而结束了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我们强调的是政治因素，而他们对德国人谈论的是金钱。当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霍斯特·泰尔奇克于5月份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秘密会晤时，雷日科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详细地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强调需要大量的贷款。愤世嫉俗的人会蔑视这种敲诈勒索行为，但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惊奇，要使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就必须让他得到某些看得见的利益来平衡他付出的政治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