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就迅速采取行动，全身心处理德国问题。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北约秘书长韦尔纳于7月份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我和各国大使们在用来迎接国家元首站台上等候着向他致意，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一排排北约的旗帜迎风飘扬。近五年前，苏联猛烈的宣传运动还把北约诬蔑成一个罪恶的、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侵略性联盟。而现在北约秘书长正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该联盟还被描绘成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终，德国做出了让步，满足了戈尔巴乔夫对签署协议提出的条件。当作为整体的美国和北约协力合作重新确定北约的使命时——这些决定在7月5—6日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正式成文——只有德国人能够提出限制他们的军队数量和提供各种类型的财政援助，以减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困境。6月15日，科尔总理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最初会谈在靠近戈尔巴乔夫家乡的基斯洛沃茨克举行，然后又转移到莫斯科，最终达成了协议。德国军队限制在37万人以内；德国支付12O亿马克（约80亿美元）以加快苏联军队撤离德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提供其他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这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东德选举中获得胜利之后的四个月内，德国统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几周之内进行了最后文件的谈判和签署：8月31日签署“德国统一条约”；9月12日签署“2＋4”条约；9月13日签署“苏德友好条约”；10月1日达成了结束四大国对德国和柏林占领权的协议。
迟至1989年夏，德国统一似乎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在1990年中欧的树叶枯黄落地之前却已成为现实。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许多西方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奇和不相信之后，开始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无疑，人为造成的东德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命中注定会走上逐渐崩溃的道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合法性：它显然是外部大国强加的一种组织结构。不过，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和结束欧洲大陆人为分裂的时机、做法和形式并不是必然的。我相信历史会把1990年3—6月间进行的谈判作为一种外交模式，也会把谈判结果看作是政治家们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因地位太软弱而无力反对呢？”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他的国家正在四分五裂，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此脆弱，这使他几乎无法与西方的要求对抗。西方国家必须做的唯一事情是决定他们想要做什么，其余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在国外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谈判中仍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从而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不能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井在东德重新强加一个傀儡政权，但他也无需为统一唱赞歌。他在东德有37万军队，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都不能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统一后的德国要想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同意这种统一的安排，同意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在德国和北约盟国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取消其对德国领土的所有特权要求，并承认德国有权自由选择其盟友。戈尔巴乔夫本来完全可以拒绝参与这种统一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或是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或是统一，但不会同时得到二者——至少当时不会。总有一天，要求接受中立的舆论压力将会增长。
在西方领导人中，对德国统一谈判的成功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科尔看准了时机，并知道当具备了有利于达成协议的条件时就应该抓住。贝克发起了外交努力，他认识到应该允许德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统一的内部安排，并抵制脱离北约的压力，同时他也认识到要使戈尔巴乔夫在条约上签字，还必须给他一些好处作政治“掩护”。
戈尔巴乔夫当时受到了指责，自苏联解体以来也一直受到攻击，说他在德国统一问题谈判期间没有充分地维护苏联（和俄罗斯）的利益。这种指责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许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又震撼了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时。但是，这些指责是错误的。德国统一的解决办法显然考虑到了当时苏联——即今天的俄罗斯——的利益。一个统一的德国几乎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条约只允许它保留不多的军队，其中的大部分处在北约的指挥之下。一个友好、繁荣的德国是苏联或俄罗斯有益的贸易伙伴和潜在的投资者。要明白这些好处，就要求用“新思维”来取代二战时的态度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并承认当一国不再试图用武力征服邻邦时，邻邦将会更友好和更有用。
当戈尔巴乔夫签署协议时，他是绝对忠于他的国家利益的。他抛弃了过去的成见，认识到国家真正利益之所在，抵制了国内要求走一条不同道路的政治压力，他的这些功绩应该载入史册。他面对的这些压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7月初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十分明显。直到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才与科尔签署协议并不是偶然的。
被排斥的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没有确立对新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权的控制，因而增加了几天以后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风险。虽然这次党代会打上了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失政策的烙印，但是党代会在选举高层官员时还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不过，选举的结果表明，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被改革派控制。
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由中间派组成。政治局以前的“左派”和“右派”的忠实成员大多已退出或被迫辞职：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都退出了政治局，一些不大被公众所熟知的人物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保住了他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有近1/4的代表投票反对他），他提名弗拉米基尔·伊瓦什科担任新设立的副总书记的职务，结果也获得通过。伊瓦什科在此之前曾接替弗拉米基尔·谢尔比基茨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书记。
利加乔夫并不是悄悄地离开他的领导岗位的。他不仅强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而且反对由伊瓦什科担任共产党副总书记的职务。虽然他的这些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也得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代表的支持。
党代会上的许多言论清楚地表明，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不再是纯粹的政治资本。事实上，外交政策已成为公众争议越来越大的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丢失了东欧，指责他们允许德国重新统一而丧失了二战的胜利果实。但许多人仍旧避开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而把他们的矛头集中指向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以他外交生涯中最动人、最感人的演讲来答复他的批评者。关于丢失东欧的问题，他说：
同志们..当我们1956年用武力入侵匈牙利时，当我们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当我们入侵阿富汗时，当我们在改革年代前与中国发生纠纷时，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波兰的危机不是伴随改革而开始的，而是在改革开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谈到德国，他否认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给波恩的任何“交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将自己来决定其命运，这就是事实的全部。”他解释说。
戈尔巴乔夫为其外交政策辩护时不是很积极，但这只是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谨慎，并不说明他将会改变其外交政策。
当我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结果后，我的感情非常复杂。党代会上的争论已经表明，在共产党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但这并没有阻止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达到他的目的。选举领导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这是一种创新，是自斯大林掌权以来第一次实行真正选举的党代会。
然而，新政治局中没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样重要的改革派人物。与前一届政治局相比，唯一的好处是它缺乏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在需要时可以更轻易地对它置之不理。这确实是他秘而不宣的目标。在党代会上，他的反对者对他指责最多的一点，就是他在做出决策前不同政治局商量。不过，尽管党代会上许多人强烈批评他的对德政策，但是党代会结束后刚过几天，他就与科尔总理达成协议。新的政治局并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
总之，党代会的结局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猜测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赢得对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的响亮赞同，但是他得以保住共产党领导的职务，并实际上降低了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权力。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适合与改革派结成联盟，将来如果共产党机器反对他，他便可以将其抛弃。
在1990年7月的时候，至少在我看来情况是这样。独立热潮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6月份宣布拥有主权的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达维亚；7月份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8月份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到10月底，所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要么宣布拥有主权，要么宣布完全独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仍试图与戈尔巴乔夫联合组成一个联邦，它们是最后宣布主权独立的两个加盟共和国。
1990年的春夏，我到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以及俄罗斯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如乌德穆尔特和布里雅特作了一趟旅行。与一年前相比，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基什尼奥夫以前是个静谧的省城，而我们5月初到达那里时却热闹异常。摩尔达维亚议会几个月前通过了一项语言法，规定其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这种语言已正式被称做摩尔达维亚语，但与罗马尼亚语非常接近，就像美国所用的语言与英语一样接近。该法律还要求社会公共部门（诸如邮局、储蓄所、医院等）服务人员在五年之内学会使用摩尔达维亚语。与此同时，传统的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取代了苏联的红旗。
摩尔达维亚人因胜利而喜气洋洋，并且已计划好周末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普鲁特河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活动。那天，摩尔达维亚人与跨过边界的罗马尼亚人欢聚在一起，互送鲜花。甚至连当地的共产党也同意举行示威游行——去年夏天反对“波罗的海之路”的举措徒劳无益，他们可能从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共产党第一书记卢钦斯基告诉我说，他打算以个人身分参加这次示威游行。
但是，该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深切感受到当地民族主义浪潮的威胁。一天晚上，我和丽贝卡在当地一家餐馆的包间用晚餐时，我们亲眼目睹了双方之间激烈的争论。人民阵线的两位领导人伊翁·纳迪尔萨和伊翁·温古雷安努也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来了以后就提出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席，因为他们要接受一个电视采访。德涅斯特河东岸的两个城市捷尔诺波尔和宾杰里的地方委员会拒绝悬挂新的摩尔达维亚国旗。这两个城市的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这一行动是为了抗议摩尔达维亚人日益增长的武断行为。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当天进行了投票表决，宣布这两个城市地方委员会的行动违宪。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两位客人当天晚上被邀请对电视观众解释这一立场。进餐时，我问，他们觉得德涅斯特河东岸的挑战的严重程度如何，他们回答说，由于这两个城市企图从共和国分裂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后，他们详细他讲述了摩尔达维亚遭受俄罗斯移民歧视的情况，并辩解说，新的语言法基本上是公正的。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俄罗斯人将被给予时间学习摩尔达维亚语，并达到在公共事业部门用摩尔达维亚语从事工作的程度，如果他们不学摩尔达维亚语，将被解雇。在议会用摩尔达维亚语或用俄语均可，所有的议会演讲都将进行同声传译。
与基什尼奥夫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两人也向我提出了同一问题：我是否认为摩尔达维亚是苏联合法的一部分。他们知道，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并入苏联。既然摩尔达维亚也是纳粹一苏联秘密条约的牺牲品，摩尔达维亚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和罗的海沿岸诸国同样合法的对待。
波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我不得不解释，他们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现今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大部分领土属于罗马尼亚，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样是独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将这些领土正式割让给苏联。尽管这样做是被迫的——罗马尼亚是战败的德国的盟国，而且该地区处于苏联的实际占领之下——但领土割让已经写进了对罗马尼亚的和约之中，而且美国也是签约的当事一方。所以，我们没有根据对摩尔达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这种地位提出挑战。
“太糟了。”纳迪尔萨说。过了一会儿，他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争取独立。然后，我们才能考虑是回归罗马尼亚、保持独立还是与苏联谈判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摩尔达维亚高级官员提出把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目标。当时，纳迪尔萨不仅是摩尔达维亚人民阵线的领袖，而且是摩尔达维亚议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温古雷安努曾担任过舞台设计和电影制片人，当时是摩尔达维亚的文化部长。
当我们与邀请的摩尔达维亚族客人讨论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抱负时，我们邀请的俄罗斯族客人柳德米拉·洛勃佐娃则默默地观注着这一场面，但满脸的不高兴。柳德米拉·洛勃佐娃曾是一名英语教师，现在是当地的普希金博物馆馆长（普希金是俄罗斯人，19世纪20年代政治流放到基什尼奥夫长达两年之久），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前些日子的旅行令人着迷。在我们的谈话停顿的时候，她忽然提出用俄语背诵一首摩尔达维亚诗人米哈伊尔·埃米利斯库写的诗，并翻译成英语。其他的客人洗耳恭听，然后继续前面的谈话，柳德米拉又表现出满脸的不高兴。
当纳迪尔萨和温古雷安努离席去电视台而其他的摩尔达维亚客人在一边交谈时，柳德米拉突然向我流露出她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沮丧和担心。她觉得摩尔达维亚的“极端主义者”把俄罗斯人看成是“侵略者”，并打算将俄罗斯人驱逐出摩尔达维亚。她在基什尼奥夫居住多年却没有学摩尔达维亚语，对此她辩护说，她把时间都花在学英语上了，“英语对每个人都有用”。她工作勤奋，用13年的积蓄买了一套公寓房，与苏联其他地区没有任何联系。
她抱怨说，“民族主义者”正企图把普希金的雕像从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园中央搬迁到公园的一隅。就算是雕像原先就在那里，但是公园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雕像应该放在更显眼的地方。她还反对俄罗斯因1812年兼并比萨纳比亚（今天的摩尔达维亚）而被看作是侵略者的观点。她强调说：“我们保护了信奉东正教的摩尔达维亚人兔遭土耳其人的压迫。”
讲了这些话以后，她又详细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女儿，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生活在靠近太平洋海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父亲又转调到摩尔达维亚黑海海岸的一个港口伊斯梅尔。她在基什尼奥夫上了大学，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现在，人到中年之时，她在这个日益充满敌意的城市中感到很孤单，害怕失去她的工作和唯一的房子。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我们邀请的摩尔达维亚客人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保证说，她完全可以在五年中学会摩尔达维亚语，足以接待来参观博物馆的摩尔达维亚人。这个要求既非不合情理，也非难以做到，它将保证她在摩尔达维亚社会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柳德米拉本能地感到即使她愿意做出努力，她的问题也不会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她觉得冒犯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一种政策，即摩尔达维亚仅仅属于摩尔达维亚人，或许最终还将导致布加勒斯特的统治。真正的交流在大多数摩尔达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已不复存在。
虽然我在摩尔达维亚看到的这种人心骚动的状况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处于压抑状态，但是，当地共产党当局也在采取行动以便从莫斯科争取更多的独立，并且企图吸引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
在撒马尔罕，当地的共产党书记帕拉特·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改变棉花单一经营，更多地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计划。他对加工当地产品的工业未能得到发展而感到恼火，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在那里尤其具有发展前景。不过，这一地区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央经济部门的严格控制，他抱怨说，现在仍然不允许乌兹别克人以计划外的产品进行自由贸易或者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硬通货。几个月前，法律条文便允许这种交易了，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做出调整来适应新的法律条文。
中亚地区的大多数大城市正在兴建新的清真寺，尽管穆斯林组织仍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当局拒绝给穆斯林的政党以合法的地位。沙特阿拉伯准备向中亚地区各国提供了100万套《古兰经》，但还未能得到落实，因为莫斯科方面没有发进口允许证。
但是，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已改变了长期以来禁止庆祝传统穆斯林节日的政策。1990年，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几十年来第一次欢庆纳夫鲁茨节，该节日是庆祝农业年的开始。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给我的印象与大多数已发生巨大转变的其他地区相比，旧式的苏联色彩更浓一些。我想找一些人谈谈，尤其是与学生、年轻人以及非官方人士，但都未能实现。与高层官员的会谈与前几年类似的会谈没有太大的不同。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伊斯兰·卡里莫夫在党的塔什干总部大厦的一间豪华的会议室里同我见了面（现在，豪华的办公大厦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狂妄举动，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共产党为谋求较低的姿态，已开始将新的办公楼转交给政府和其他组织，例如，基什尼奥夫的共产党大厦已改为一所儿童医院）。他以一副老派共产党领袖的命令口吻回答我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按照新的苏联法律给主要的反对党联盟“伯利克”“登记注册”时，他简单地回答说，之所以没有给它登记注册是因为它接受了不可靠的人员，这些人组织了有可能导致混乱的示威游行，在我结束访问几个星期之后，卡里莫夫使自己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是，中亚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急急忙忙地给自己戴上更堂皇的头衔。这种特别时尚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中亚地区。
卡里莫夫当时确实容忍了一个很小的反对集团的存在，该集团由一些从“伯利克”组织中退出的乌兹别克杰出的知识分子所领导。我和丽贝卡邀请他们之中的三个与我们共进晚餐。
艾尔金·瓦西多夫是一位50岁刚出头的杰出的乌兹别克诗人，他向我解释了他所领导的“艾尔克”运动。“艾尔克”是乌兹别克语“意愿”的意思，其宗旨是建立政治、经济自治的乌兹别克斯坦。该集团的成员准备以“议会道路”作为其唯一的斗争方式，而避免采用可能会引起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方方式。那天晚上与他一起来赴晚宴的另外两个人也都是作家：罗拉利·卡布尔写小说和政治短评——最近一篇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前途的短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还经营一家出版社；阿曼·马奇安编辑一本面向年轻人的刊物，尽管他本人还很年轻，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已经出版了20多本小诗集。
他们对环境恶化的关注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中亚地区，对于那些兴衰系于选票的政治运动来说，忽视环境问题无异于自杀行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但是，他们的建议已超出了人们通常涉及的范围，即结束棉花的单一经营状况；增加对咸海的排水量；采用浪费较小的灌溉技术；建立以当地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他们——不同于莫斯科的许多知识分子——还认识到，除非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否则便不能解决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问题。
他们希望说服乌兹别克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部新宪法。当我问他们在起草宪法时参考什么书籍时，他们抱怨说塔什干的图书馆没有太多的材料来源帮助他们理解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宪法。不过，他们有安德烈·萨哈罗夫起草的宪法草案副本和一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这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是他们集团中的一位成员在我的斯帕索住所与我见面时得到的。我们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发现其中有人实际上正在利用我们出版物时确实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艾尔克”的大多数目标似乎是要确保在苏联内部实现自治，因此，当我们邀请的一位客人宣言他的抱负是做独立的乌兹别克驻美国大使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现在还不是真的，我需要五年时间。”他大笑着回答。然而，他不是开玩笑。
我在6月份再次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它与其南部相邻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取代科尔宾成为党的书记，他非常坦率地谈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愿望。他说哈萨克斯坦想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全力支持他这样做，但是联盟必须重新定义，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完全的主权。他准备与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合作，使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当时他正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合作起草一个联盟条约草案，以取代由莫斯科提出的草案。
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哈萨克所处的殖民地地位，并且决心改变哈萨克的这种地位。他反对莫斯科盛行的一种观点，即哈萨克接受的投资基金多于它产出的资金。他指出，如果用市场价格来取代由莫斯科指定的低价格的话，哈萨克共和国可利用它自身的丰富的资源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贸易。他相信中亚需要更好的地区合作机制，他在一个星期前主持了一次中亚地区领导人会议，尽管莫斯科对此持敌视态度。
尽管不像莫斯科那样自由和随心所欲，但是哈萨克的政治与塔什干相比似乎更少一些控制，更多一些自发性。几年以前，一位名叫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的杰出诗人组织了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协会，开展反对核试验的运动（苏联的绝大多数核试验在阿拉木图东北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进行）。该组织成功地推迟了一些事先计划好的核试验，并正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政治运动。苏莱曼诺夫本人是在任的苏联议会成员。虽然他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似乎正在为他自己的运动开辟一个独立的前景。
打破帝国中央控制的决心正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得到加强。一些加盟共和国，诸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摩尔达维亚，其主权独立的动力来自通常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运动。其他加盟共和国，诸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动力来自共产党官员。他们迫切希望维持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如果改革在他们的共和国深入人心，就会危及政治体制。甚至像纳扎尔巴耶夫那样既想改革又想保持联盟的领导人，也要求结束帝国的控制。
在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分裂主义情绪现在也正渗入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本身。俄罗斯好几个“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开始提出主权要求。8月份，与芬兰接壤的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布拥有主权。几个星期之内，九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从乌拉尔山的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鞑靼自治共和国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又名萨哈自治共和国）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都投票赞成主权独立。许多自治共和国还改换了它们的正式名称，去掉了“自治”这个词，就像加盟共和国那样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改换名称就要求与那些加盟共和国一样有同等的权利：对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控制权，独立的征税权，以及脱离权。
对中央集权的憎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追求主权独立的热潮开始扩展到越来越小的单位，包括一些人口很少的“自治”州和地区。
这些自治实体绝大多数集中在俄罗斯，但有两个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宣布了它的主权并在8月25日声明具有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因而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但是格鲁吉亚立即宣布其主权独立无效。9月份，南奥塞梯自治州苏维埃也宣布它是一个共和国，但也同样遭到第比利斯的拒绝。这两个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绝大多数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相比，反映了更深的分歧：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强烈要求格鲁吉亚把它们划归给俄罗斯——或者说成为苏联的一个有主权地位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地区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一触即发——实际上，南奥塞梯已经开始卷入战争。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大多数自治实体的主权声明都公开宣称，主权共和国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它们要求对其政治制度、资源和经济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希望削弱中央控制以及纠正过去的不公正而作出的自然反应。但是，有时候地方领导人仅仅是利用削弱中央权力之便来为他们谋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一些地方领导人——特别是格鲁吉亚内的那些地方领导人——从莫斯科保守的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在叶利钦的反对派中，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通过给俄罗斯制造困难，他们可以削弱叶利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协力反对中央官僚的努力。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苏联的强硬派人士，尤其是军方和克格勃中的强硬派，决心惩罚格鲁吉亚，因为它选举了前持不同政见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为总统，而且它还急于走向独立。一些观察家确信戈尔巴乔夫本人赞成这些冒险之举和破坏性策略。
叶利钦和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这些压力反应不同。加姆萨胡尔季阿拒绝谈判，他作出的反应是进行逮捕并以武力相威胁——在南奥塞梯就是这样。而叶利钦却相反，他决心继续支持权力分散。当选为俄罗斯立法机构的主席不久以后，他访问了好几个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鞑靼共和国是这些“自治体”（自治共和国的通俗叫法）中要求独立最坚决的一个，叶利钦在其首都喀山对听众们说：“你们将得到你们能够承受的所有主权。”
这些话后来就像鬼魂一样缠住了他，但在当时它显然是明智的政治策略。在1990年夏天，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可能还包括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很少有人认为苏联的任何一部分在认真地考虑脱离出去，更不用说俄罗斯自身的领土了。在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战中，叶利钦将竭尽全力保卫他的后方和侧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