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有资产转移给新的所有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工作。
——加夫里尔·波波夫
在改革中，我们唯一应该禁止的是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字眼。玩文字游戏将把我们带入到死胡同。
——拉里莎·皮亚谢娃1990年8月
你怎么能改革莫须有的事物呢？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
就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时间而展开的辩论在1990年愈演愈烈。雷日科夫政府、官方的或自行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以及苏联国内外的经济学者们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计划。虽然最高苏维埃同意了政府建议中的某些原则，但是它还是再三拒绝政府的建议，并把包括实质性内容的建议细节退回给政府继续修改。
早在冬季，我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仍需要克服过去的习惯和老一套做法，但是切实的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经济的官僚体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根据“国家委托管理”的理论，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都被没收充公，并将其交给官僚们进行管理。任何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企图都会被经济部门视为对资产的窃取，是对它们过去的“正当”特权的侵犯。
立法机关赋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实际上在莫斯科各中央部委的阻碍下失去了效力，从而加强了这些国家要求独立的力量。现在，它们又阻止以任何形式下放经济决定权，这种做法犹如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意识形态”官僚们——即职业共产党官员——正处于混乱和退却之中，然而“经济”官僚们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经济。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的国有化确实给苏联政权带来了灾难。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放弃当年开国元勋者们所攫取的大量资产，否则苏联势必四分五裂。由于绝大多数资产原来的主人都已过世，因此不再有可能把资产返还给个人；况且除了国家这个整体以外，别无其他合法的申请者能够要求获得苏联时期所创造的固定资产。如果苏联想要生存下去，它就需要找到一种途径，赋予国民直接拥有和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力。从理论上说，国家官僚体系是人民赖以托付的对象，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贪污腐败，不可信赖。
因为使用卑鄙手段窃取财宝而受到诅咒，许多背景不同文化都有这类传说。无论是偷窃的珠宝还是理查·瓦格纳巡回歌剧中盛传不衰的莱茵黄金或是其他类似的故事，一个始终不变的特点是，非法所有者们的贪婪往往使他们看不到占有这些财产的危险。
在1990年和1991年，我看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一再受挫，常常不禁想起这些传说。除非国家能够找到方法舍弃对收益最大的资产的控制，否则改革就不会站稳脚跟，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换。除非戈尔巴乔夫能找到一种途径来结束中央政府对苏联境内的绝大部分资产的控制，不然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在新近强大起来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崩溃。它们再也不愿意由莫斯科的官僚们来决定它们国家的经济命运了。然而，正如无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了解眼前的灾难。但他无法忍受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给他人的想法。他紧紧地抓住对资产的支配权不放，从而注定了他的权力宝座和所领导的国家将走向灭亡。
政府做事一团糟
雷日科夫和他的部长们从来不知道需要去做些什么以建立市场经济。尽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持教条态度或是个性贪得无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屏弃一些过时的教条，而对剩下的重新给予诠释。一方面，有些政府成员毫无疑问非常贪婪；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后的经济无疑会比行将崩溃的经济更能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市场体系。
即使是他们所运用的术语也令人十分迷惑。当刚刚开始允许以赞同的口吻谈论市场体制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但他们从未解释过社会主义的市场同其他市场有何不同。到了1990年，政府的目标成了“受管制的市场”，这个提法也没有人去下任何定义。它难道意味着要用类似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法来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还是像西方对待公共事业（例如，美国的糖业政策）那样来进行管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范畴，因为不管西方国家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市场控制作用如何，它们只有被当作为一种特例而不是规则的时候才能发挥出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它们施行的范围。除了行政控制以外，不存在任何“管制”整个市场的方法，但是行政控制已经在苏联被证明为无效，而且它正是改革发誓要消灭的东西。
雷日科夫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未能掌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也不了解没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就很难、甚至于无法产生市场关系。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会以真正造就市场的方式彼此进行竞争。然而，政治领导层中对私有资产（尤其是土地）的敌对情绪随处可见，甚至连那些承认在当地服务业中应该鼓励私人企业主的领导人也仍然认为，“集体所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唯一能够适用于各种规模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对促使市场运转的因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也就无法设计出市场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市场导向的会计制度、既能够征收到必要的岁入又不会压制个人积极性的税收制度——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使市场体制正常运转的基本规章制度，而这些都是苏联所缺乏的。这些规章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都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所有改革计划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少一种战略来建立这些规章制度或者是促进其发展。
尼古拉·雷日科夫在1990年年底以前一直担任总理，他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最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比戈尔巴乔夫更敏感，而且没有他那么不可一世；他在个人关系上也更加灵活，总之，雷日科夫没有什么恶意。他知道整个制度需要改革，但是他认为可以一步步地来。假如国家计划委员会下令军工企业每年把若干比例的产品转为民用产品，那么在若干年后所有的商店就会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人都会高兴。但是，在苏联官僚体制的现实世界中，这不可能发生。这个制度天生就是为了扼杀个人的创造性。把市场的规章制度零零碎碎地移植到现有的经济体制中来显然会遭到拒绝，如同一个病人拒绝移植一只黑猩猩的肺一样。
这个事实导致了雷日科夫理解上的另一个失败。无论是当政时期还是卸职以后，他最喜欢说的是他希望“创造，而不是摧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如果旧事物原封不动，新事物就会因受到压制而无法成长。
在苏联政府内——其各个机构只维护本部门的狭隘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概念混乱和官僚程序是一种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政府的计划往往使本来就十分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最令人吃惊的错误就是宣布在未来几个月中许多消费品将要提价。议会反对这个计划，但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商店的货架立刻被抢购一空。人人都希望在价格上涨之前做好储备。工厂和农场也开始停止外运产品，希望它们的货物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许多苏联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些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明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产生了“货币倒挂”，不可避免地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向市场体制迈出的任何实际步骤都不得不伴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为市场创造条件时势必引起价格（和工资）的上涨，以适应市场的内在动力；这与简单地宣布涨价并提前很长时间通知公众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每次这样做都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仍然一再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雷日科夫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方法的特点。事实上，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以改革的辞藻为掩护，维持经济官僚对经济的控制。
俄罗斯分离主义的蔓延
尽管叶利钦希望加快废止中央各经济部委，但他所采用的措辞不能帮助公众了解其前景。政治上的本能使他演讲时一味迎合公众的希望而不加节制。他争辩说，必须进行激进的改革，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决不能让公众受苦。他提出只要把经济决定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繁荣将近在咫尺。1987年和1988年，他曾经正确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因为后者暗示用不着作出牺牲就能够实施改革。现在，他取得了权威，但看上去却正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又有哪个政治家会打着“提高价格”、“减少福利”、“增加失业”的牌子去竞选呢？
一名以私有资产政纲参加竞选的政治人物在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为叶利钦的副手后，开始崭露头角，这就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是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学院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祖国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部）。过去，他还在格罗兹尼（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首府）的时候，就已经被选入了俄罗斯人民代表会议。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所以他当选之后不久我便请求进行一次礼节性拜访。
哈斯布拉托夫40多岁，相貌英俊，他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法吉尔·伊斯康德尔，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来自离格罗兹尼不远的阿布哈兹，但是那里属于格鲁吉亚共和国而不是俄罗斯。然而，他说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对他的相貌更深刻：他的思想比当时的叶利钦还要激进。在俄罗斯高级官员中，他第一个告诉我俄罗斯将很快成为苏联的继承者。他预测苏联将会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不需要统一的宪法，因为它将不带有国家的属性。它将由一个简短的联盟条约来定义，这个条约将在联盟各共和国之间商定，可能会包括10到12项原则性条款。只有各共和国有权征税，它们将决定向联盟预算作出多大的贡献，这非常类似于联合国成员国的做法。
他表示他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也愿意看到他走好运。但他觉得雷日科夫政府是“套在（戈尔巴乔夫）脖子上的沉重负担”。他认为，经济决策权应交给各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我们可以帮助他，办一些他在中央无力办的事。”他说，俄罗斯迫切希望实现经济私有化，但现有官僚体制阻碍了任何真正的进展，只有将权力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才能够绕过各官僚机构，实现私有化。
他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戈尔巴乔夫掌握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但是俄罗斯将坚持在苏联驻外大使馆中派驻自己的代表，因为它希望独立地处理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后，它将逐步采取与苏联有所区别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它主张采取比戈尔巴乔夫更为强硬的立场——最终，海外的苏联大使馆将变成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俄罗斯将是继承国。
事实上，哈斯布拉托夫认为不管建立何种联盟，它都将只具有极少的几项职能：对核武器的控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对常规军事力量的控制将转给各个共和国。它将取消目前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而由创始国选出的10名代表组成参议院进行治理。哈斯布拉托夫估计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将承担苏联债务的75％。
我离开哈斯布拉托夫的办公室时感到十分震惊，正如我在3月份听到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的消息时那样。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改革者们都预测苏联将会继续存在。如果他们的预言正确的话，苏联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将会变得很小，但是将会保留外交政策的决定权，提供共同防卫，保持一种货币制度，以及实行对电讯、长途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控制。他们推测几个位于外围的小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可能坚持更大程度的独立，但是会把避免损害苏联占据的“经济空间”当成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它们就会在寻求加强共和国力量的同时又不使苏联解体。有些人认为美国式的联邦是最理想的；其余的人则希望建立某种更加松散的形式，以适应民族差异和满足国家的自尊，但是这种松散的形式仍然会拥有联邦权力，具有国家属性。
叶利钦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赞成建立起一个联邦或邦联的目标。他不但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指责，即他的言行将导致苏联的解体，并且还争辩说，一个强大的联盟需要强大的加盟共和国。但是，现在他的主要副手却在直言不讳地谈论俄罗斯将成为继承国的问题，在这个联合国的地区性翻版中，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将非常松散。
在我会见哈斯布拉托夫两个月之前，我曾经给华盛顿发出消息，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苏联解体。我并不赞成美国采取行动去促成这种解体（但是在坚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拥有恢复其独立地位的权力这一问题上除外），而是认为我们有必要做好应付这种后果的准备。尽管我看到可能导致苏联分崩离析的力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我仍然预测如果苏联真的解体，其原因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坚持要求独立，迫使俄罗斯解散苏联。我从未想到除了几个梦想家以外，俄罗斯的政治家们竟然也会认为俄罗斯会欢迎并将促成苏联的解体。
哈斯布拉托夫并非一个古怪的梦想家，而是在俄罗斯议会中赢得第二把交椅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戈尔巴乔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改革目标上表现出无能，一些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的人开始谈论起同样的观点。米哈伊·波察罗夫就是其中之一。
波察罗夫是从一个经理转变成政治家的，他同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近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议会高级经济委员会的主席。6月份时，他曾作为候选人竞选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但是没有获得过半数的选票。
自从1989年年初以来，我就定期与波察罗夫会晤，所以比较熟悉他的观点。他坚信，要建立起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激进和迅速的行动来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解散国有企业并从而形成竞争。然而直到1990年夏，他仍然是从苏联的整体来考虑问题的。
但是在8月份当我们闲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所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变了。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最终做好真正的经济改革的准备满怀希望，但是他感到如果有必要的话，俄罗斯也完全有办法独自进行改革。因此，假如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在进行根本性改革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他预计俄罗斯将会牵头，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这将导致产生新的结构来取代顽固的中央管理体制。他认为向市场关系的转变将会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发生了就应该迅速进行。他预测其结果是，苏联将类似于1993年马约生效之后的欧洲共同体：一些主权国家拥有共同的“经济空间”和统一的货币，并且拥有行使管理功能或者建议功能的机构，例如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和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因此，哈斯布拉托夫绝不是唯一认为俄罗斯将成为苏联的继承国的人。像波察罗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得出以上的结论，并不是因为他们抽象地拥护俄罗斯分离主义，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无力对经济改革作出全面承诺，令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人数将不断增加，除非戈尔巴乔夫朝着解除中央经济控制迈出切实的步伐。
从未到来的500天
从7月中旬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证明了我对戈尔已乔夫的意图的直觉是正确的。在剥夺了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谈到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同意与叶利钦合作出台新的速成计划，并和叶利钦一起指派了起草该计划的委员会。苏共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他就迅速离开，同德国总理科尔签订了历史性的协定，显示出他与苏共强硬派大相径庭；而且他似乎也准备在国家经济转变方面作出同样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挑选了一些专家，他们将起草一份改革计划，以取代雷日科夫政府杜撰出来的那些流产了的计划。他们选择了总统委员会的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院士来担任这个专家小组的主席，同时从两人各自的阵营中挑选了大约12名经济学家：例如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他同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一样也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鲍里斯·费奥德罗夫却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府。虽然由叶利钦提名的人选比来自戈尔巴乔夫阵营的人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但是出于共同的需要——即迅速采取措施解除中央对经济的控制，正是这种控制压抑了经济活动并且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分离情绪——这个群体似乎团结得很好。
他们从8月6日起集中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内工作，为的是避免办公室及家庭的打扰。他们把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研究数月的计划作为草案的基础。这个草案在经济圈和政治圈中被称为“500天计划”，因为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500天内建立起一个市场体制。
虽然时间表似乎过于乐观——在短短的18个月里就建立起市场体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所阐述的步骤看来正是以内在的力量走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开创民主政治体制所必需的，因为民主政治体制最终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分散经济力量。它认识到国家有必要放弃对经济决策权的垄断，并且为此拟定了紧迫的时间表。
沙塔林的委员会受命在30天内提出一份报告，但是它在8月21日，即只花了15天就完成了计划草案。这与苏联官僚很少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沙塔林草案保持了“500天计划”的轮廓，尽管名称上有所不同。该委员会在9月份的《消息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建议的概要，强调需要把资产还给人民；对此文章是这样解释的：
私有化..是一种机制，它将把财产分配给所有希望为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承担责任的人..资产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是对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是防止社会动乱和民族动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这个小组还提出个人有经济活动的自由，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无论私营企业、集体合作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管理上的自由；中央经济部委将被取消，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将被停止，厂长经理们将被要求在各自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水平联系”，而不再是简单地听从来自莫斯科部委的命令。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才能获得这种“管理自由”，但是它必会有所回报：厂长经理们可以租赁和出售资产（在此之前这是禁止的），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自己进行投资和贷款的交易而不用再等上面的拨款。
建立经济规则这一基本责任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和当地政府，而苏联政府将只保留对联盟资产和各共和国所委托行使的职能的权力。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沙塔林计划的缺陷：许多细节仍没有制订出来，一些时间表并不实际，作者提出的许多建议不过是为了迎合公众流行的说法而已——这种失误在此后几年里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改革者。例如，作者们声称“迈向市场的行动牺牲的是国家，而不会使普通个人付出代价”，甚至于认为公民的“权利”之一就是“立刻过上更好的日子，而用不着等到遥远的将来”。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缺陷，这个计划仍然是当时最好的、最有可能施行的方法。它要改变的正是一旦全面展开改革就必须加以改变的那些基本原则。
即使是那些不实际的时间表也有一点长处：它将剥夺经济官僚们最有效的武器——耽搁。在苏联乃至于其他任何地方，当一个官僚面对自己不同意的命令时，通常的做法是“在原则上”赞成，但是以时间不完全成熟为由拖延命令的实施。当然，时机将永远也不会成熟，但是上司却可能早就更换了，或者失去了兴趣，或者失掉了热情。因此，如果在要求上下坚定、在规模上不激进、在执行方面不迅速的话，任何旨在摆脱经济官僚控制的计划都不会有效。
此外，在某些问题上缺少细节实际上非但不是缺点，反而还是优点。我们不可能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方方面面都作出计划。绝大部分规章的建立都要在国家结构之外、通过赋予个人自由来完成。政府不能建立一个市场体制；它只能使市场体制成为一种可能，它要做的是不作拦路虎，允许个人根据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行事，最终建立起市场，雷日科夫从来不懂这一点，但是沙塔林却十分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建议为“方案”而不说是“计划”的原因。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别人称之为“沙塔林计划”。
整个夏天，戈尔巴乔夫对沙塔林的计划多次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似乎他就要接受这个计划了。我觉得冬季的情景看上去就像是一出戏剧的剧本，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的上演。他获得了总统的职位，废除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重组了苏共以缩小其影响，现在他似乎准备好好利用新形势下的行动自由。他在发表了大量言论之后现在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推动经济体制中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冷战的墓碑刻写墓志铭。
与西方的共同利益
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8月1日在伊尔库茨克会谈之后，双方就德国统一和在整个东欧地区清除铁幕的最后遗迹达成了一致，尽管并非所有问题都已经盖棺定论。谢瓦尔德纳泽与贝克建立了融洽关系，正如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之间的关系一样，贝克去年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霍尔安排会议时曾给予谢瓦尔德纳泽热情款待，谢瓦尔德纳泽希望对此作出回报。
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景色没有大蒂顿那样宏伟，但是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它不远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其自然景色未遭破坏，湖光秀色无与伦比。选择这个地点来举行两个外长之间的一次极其和睦的会谈无疑是明智的。
他们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双方在战略武器谈判和阿富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是分歧只是例外而不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分歧本身也不像过去美苏之间的问题那样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长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严重分歧，以至于他们有空暇乘水翼船沿安加拉河到贝加尔湖进行了为时半天的短途旅游，并且在一所具有乡村风味的小渔屋内享用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在8月1日上午的最后会谈中，我们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有报道说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起初还不清楚这只是小规模的擅入还是全面的入侵，于是会议只好停止以便有时间仔细讨论这个报告。贝克接着前往蒙古进行计划之中的访问，丽贝卡和我以及贝克一行中的一些人同谢瓦尔德纳泽一道返回莫斯科。
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得到了伊拉克占领并宣布吞并了科威特的消息。贝克最亲密的助手中有两位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他们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贝克的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罗斯和一直处理德国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国务院顾问罗伯特·佐利克。显然，贝克必须立即返回华盛顿，不能再继续他计划之中的蒙古内陆的旅行了。然而，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借道莫斯科，以期望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问题与谢瓦尔德纳泽达成一致，还是绕道北京或东京（从蒙古到华盛顿，以上两条路线距离相等）。如果有希望争取苏联同意在安理会进行联合行动，那么就值得在莫斯科停留。
伊拉克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的盟国，接受了苏联供应的大量的军事装备。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居住在那里。虽然我们知道并不是苏联在背后支持入侵科威特，但是要使苏联同我们一致行动以结束这场侵略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将意味着苏联改变它的整个中东政策，可能还会使相当数量的苏联公民处于危险的境地。
然而利益攸关，值得一试。于是我们决定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说服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加入到我们反对伊拉克侵略的行列中来。如果“新思维”和“人类共同利益”还有些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意味着苏联谴责入侵行径，同我们一道向伊拉克施加撤军的压力。
苏联的第一个反应令人鼓舞：外交部于8月2日发表声明，呼吁“伊拉克军队迅速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这是对包含同样要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苏联还召见了伊拉克驻莫斯科大使，正式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受欢迎的转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莫斯科愿意同美国一起把伊拉克科威特赶出去。
罗斯同苏联外交部的对等人物谢尔盖·塔拉申科谈论了回国路线问题。塔拉申科说，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尚未下定决心，而且他的中东问题专家们一直怂恿他拒绝同美国联合行动，但是如果贝克亲自去跟他谈的话，也许能够说服他。这并非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绝对的保证，但是贝克决定就这么做，于是告诉他的飞行员出了乌兰巴托之后朝西飞，而不是朝东飞。
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从来不用于商业飞行，只是用于外国首脑和苏联领导人专机的起降。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中转站会晤了几个小时。塔拉申科的建议被证明是准确的：双方同意发表联合声明，这也是后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一致投票的先兆。最后，美国似乎有可能根据最初的计划行事了。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谈话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唇枪舌战。
对于许多外交家来说，1990年8月不像往年那样是个休假的季节。当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不断加强、有关暴行的报告不断增加的时候，布什总统开始组织多边力量来施加军事压力。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布什如果想以安理会决议为基础成功地组建联合阵线，他就必须确定戈尔巴乔夫将继续给予支持。为了确保这种支持，他提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谈，对此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接受。
两人在9月9日（星期日）几乎谈了一天，讨论的话题主要是海湾危机。戈尔巴乔夫希望得到两个方面的保证：使用军事压力旨在使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放弃科威特；当科威特被解放了之后，美国军队应该撤出该地区。布什允诺将尽一切努力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但是如果萨达姆·侯赛因继续不作妥协，布什拒绝保证仍然不使用武力。至于美国军队，他保证科威特解放之后就把它们削减到正常水平。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海湾地区维持一定数量的海军，戈尔巴乔夫并未要求把它们全部撤走，只是要求撤走调入该地区专门对付伊拉克入侵的部队。
他们广泛讨论了苏联经济和需要外援的问题。布什保证继续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作出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的承诺。相反，他只是给予口头上的支持，并保证尽力废除冷战给贸易带来的壁垒，提供某些人道主义援助和技术援助，鼓励私人投资者。
两人谁也没有说出这两个问题有任何联系，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美国愿意支持苏联的改革，就可能会打消苏联反对西方的海湾政策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戈尔巴乔夫决心在海湾地区避免一场由美国领导的战争，然而，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如果他无法迫使伊拉克不经战争而退却，他肯定无法阻止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他所需要的是至少得到几个月的时间来尝试寻找政治解决的方法。布什总统很乐意答应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成功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准备将要花费些时间。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谈达成了以上谅解，尽管有时气氛紧张，偶尔还出现彼此间的误解。德国统一后，美苏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政治合作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两个昔日的对手正在形成一种非凡的新型伙伴关系。此外，在达成谅解之前的几个月中，两位政治家间频繁的接触——既有直接的（通过电话）又有间接的（通过信件和各自的代表）——使他们建立了极其密切的个人纽带。
布什派出了一个代表团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就未来的经济改革路线作出决定之前，布什总统已提出要在9月中旬派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已赫率领一些高级公司经理前往莫斯科，探讨投资和贸易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当然感到高兴，因为他那摇摇欲坠的经济需要从西方引进资本和管理专家，这一点日趋明显。
我也认为在合适的时间很好地组织这样一个代表团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建议选择的时间十分不利，除非其本意就是迫使戈尔巴乔夫接受沙塔林的计划，其实，由总统本人私下里接受这一计划可能会更有效。如果沙塔林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而且实施的机制也已经建立了起来，那么代表团将会有东西可谈。但很清楚的是，在代表团计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像布什对改革的支持一样，总统商务代表团的建议也没有同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投票联系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使戈尔巴乔夫注意到，如果苏联同美国合作，它将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好处。
起初似乎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不言而喻的贿赂，但是当我考虑到代表团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开始感到不安。首先，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需要额外的恩惠才会在海湾问题上同我们合作。苏联在中东的地位成为萨达姆·侯赛因之流手中的人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摆脱传统的苏联外交政策所导致的孤立。只有反对伊拉克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才能使自己成为在该地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的倡导者之一。因此，认为美国需要做点什么以换取苏联的支持看来是对苏联利益的错误理解。
其次，同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一样，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至少具有同样长远的重要性。我们有能力把戈尔巴乔夫推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这种影响力。总统将千9月派出的商务代表团一事，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浪费潜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即不管苏联是否采取有效的改革计划，只要它在外交政策上与我们一致，美国就会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可能最终带来痛苦。
8月下旬，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不再支持沙塔林计划的迹象，于是我更加不安了。政府成员、总理雷日科夫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正在积极游说反对这个计划，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他们争辩说这项计划将带来罢工、动乱甚至于内战。最后，在8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沙塔林小组的建议应该同政府的计划结合起来。
这个建议听上去就像是要把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对于两个计划各自的作者而言，这两个计划是完全无法共存的，也根本不能结合。叶利钦、雷日科夫和沙塔林在第二天都纷纷表示反对这个意见。
这时候，我感到总统的商务代表团可能会遇到潜在的灾难。美国的大公司经理们可能不希望对正在考虑之中的各种改革建议表示明确的立场，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同政府官员一道出现并进行讨论，势必给人留下他们愿意向没有改革的苏联经济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印象，从而给两派均造成严重的误解。除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继续合作——假如戈尔巴乔夫拒绝沙塔林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否则美国工商业就可能陷入两大权力中心的角逐之中。
我知道白宫几乎不太可能推迟这次访问，因为毫无疑问，这次访问被视为确保戈尔巴乔夫在海湾问题上支持我们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政治竟选的主要赞助者，他们可能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己才被选入这个代表团。由于国家的原因而要求他们调整日程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忿忿不平。
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华盛顿提出反对建议，尽管这种意见并不受欢迎。于是，我向国务卿贝克送去了个人的意见，指出计划中的总统代表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我意识到突然提出推迟这次访问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但是我仍然建议应该问一下戈尔巴乔夫：把代表团的访问安排在苏联政府确定了行动方针之后是否对他会更有利。他几乎肯定会说，“按计划来吧”，但是他也会事先得到警告，即我们了解当前的混乱，对现政府的“改革”计划缺乏信心。
我的建议没人理会，代表团还是按计划来了，而且中途还在赫尔辛基与9月9日刚刚结束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布什总统进行了简短的会谈。我曾经希望，既然这个代表团是一个“总统代表团”，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使他们了解鼓励加快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得到了厚厚的简报表，上面写满了有关具体问题的数据，但是却没有涉及明确的政策指导方针。
事实上，总统的代表团应验了我最坏的担忧。戈尔巴乔夫先是抱怨他经常从外国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经济政策的相互矛盾的建议，然后就把这个代表团交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尤里·马斯柳科夫。尤里·马斯柳科夫向来访者们保证，他们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欢迎外来投资的企业的名单，他还与莫斯巴赫达成一致意见，在两周内任命一个联络小组来协调谈判。他指责沙塔林的计划充满幻想，具有破坏性。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当代表团第二天同雷日科夫会晤时，有几个人竟称赞他没有听从“那些激进分子”是对的。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工商业巨子都能理解外国政治中的微妙之处，但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令人尊敬的显赫的美国商人竟然赞同保留由国家进行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
代表团没有安排同叶利钦举行会谈，尽管事实上俄罗斯议会已经正式认可了沙塔林的方案，而且叶利钦也表示他的政府将控制俄罗斯境内的贸易和投资。
目送代表团离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制度的辩论正在进行；苏联此时邀请美国派出专家提建议，其意义虽然含蓄但却准确无误，而我们竟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事实上，苏联领导人非常可能得到了一个与我们希望给予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甚至连马斯柳科夫向莫斯巴赫许下的有限的诺言也没有得到兑现。尽管我们的使馆一再催促，马斯柳科夫始终没有送来待出售的企业的名单，也没有提名什么联络小组。每当我们询问时，答复总是一成不变：“过几天就会准备好。”
幽灵般的双重权力
由于历史和教育上的原因，俄罗斯人非常憎恨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过去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导致内战或者外来侵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意建立沙塔林委员会、表现出明显的停战迹象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对此表示欢迎。如果他们都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并且确保在各自的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很好的搭档，携手实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
该委员会在8月底提交了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这个报告需要同政府计划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公众大吃一惊。叶利钦当即明确表示，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政府将立即着手实施沙塔林计划。在9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告诉我和一群美国参议员：这两个计划的合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接受“协调”的结果。他认为苏联部长会议长期以来无所作为，它应该被规模较小的总统委员会所代替。他补充说，自己并不寻求同苏联政府对抗，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将坚持承担它们目前的许多职责，因为它们希望在经济改革方面向前迈进得更快，而不愿被顽固的中央官僚制度拖延。但是，他非常愿意把国防、通讯、能源分配、铁路和航空运输等职能留给中央政府。
他对我们说的话同他在公开场合上讲的一样——也许同他私下里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也一样。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没有听取叶利钦的意见也没有听取争论双方经济学家的意见。除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以外，我找不到其他人会相信这两个计划能够结合或者协调。尽管如此，雷日科夫还是在9月7日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令把他的政府计划同沙塔林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并且挑选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负责这项工作。
阿甘别吉扬又高又胖，生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父母都是亚美尼亚人。他先是在莫斯科学习经济；当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之后，他于1961年迁移到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分院的经济研究室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研究，这种事情在莫斯科的总院是不可能的。1983年，阿甘别吉扬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培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批评的文章，此后这被称做新西伯利亚研究。这是最初推动改革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因此戈尔巴乔夫掌权后，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被双双调入莫斯科就不是什么巧合了，1990年，阿甘别吉扬开始执掌坐落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学院，人们希望它成为苏联的哈佛商学院。虽然他依然被认为是一名经济改革家，但是他的立场不如沙塔林集团所支持的人那么激进，而且在这个集团中还有他的一些对手。
雷日科夫在宣布阿甘别吉扬将糅合两个计划的同时，辩解说政府的计划是“现实的”，并且暗中批评沙塔林计划中关于下放权力的建议，声称应该保留“强大的国家”，防止经济分离主义。
雷日科夫没有提到叶利钦威胁必要时将在俄罗斯独自实行改革以及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水平安排”的问题，只是补充说道，他的政府将会促使戈尔巴乔夫下达总统令，要求现存的经济联系在1991年全年必须保持原样，否则将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还建议苏联政府同各加盟共和国协调行动，处理包括下一年的经济合同等问题。
叶利钦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回答。9月11日，俄罗斯议会以213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他的建议，即原则上同意沙塔林的计划，并且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这个计划。它还命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一个月内提出实施计划的详细建议。鉴于俄罗斯议会原来每次投票时都会出现巨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理会俄罗斯议会的感情，这也将是一个不祥之兆。
雷日科夫政府的公众支持率直线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两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但是叶利钦解释说这一提案“不成熟”，因而没能被通过。而且，即使通过不信任议案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只有苏联议会可以撤换总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雷日科夫的沉重的政治打击。
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已命令阿甘别吉扬合并两个计划之后，许多观察家仍希望这不过是一种表明文章，其结果仍将是以沙塔林的“500天”方案为基础，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赞成向市场体制转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是市场体制），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已对雷日科夫政府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激进的改革，现在他实施这种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陷入同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持久斗争的危险，有鉴于此，许多人都相信他肯定只是把沙塔林计划稍作些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