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1月20日
就在他（戈尔巴乔夫）为右翼辩护时，全国都还在朝左行进。
——安德烈·萨哈罗去1989年11月
虽然经济正在恶化，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升温，而且暴力犯罪也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但在1990年夏末，许多苏联知识分子还是充满了少有的乐观情绪。戈尔巴乔夫似乎已经抵挡住了党内强硬派的进攻，并且奠定了与包括叶利钦的俄罗斯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础。
然而，人们的乐观期待很快即告破灭。戈尔巴乔夫命令将沙塔林和雷日科夫的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着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10月，戈尔巴乔夫—阿甘别吉扬的新版计划公布，原来有少数观察家曾希望，戈氏对上述两计划的“调和”只是为保留沙塔林方案要点作些表面文章，现在他们也大失所望。当时无人相信这种“调和”行动能行得通，戈尔巴乔夫的声望、权威和实际力量也因此而加速下滑。
与此同时（也许并非巧合），有关戈尔巴乔夫即将被政变推翻的谣传也多了起来。这些谣传从未特别指明究竟是谁在策划推翻总统，只是认为由保守的共产党官员、军官和警官组成的阴谋集团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政治上的混乱和戈尔巴乔夫日益不得人心的局面。某些愤世嫉俗者怀疑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鼓励这种谣传，以便为扩大总统权力寻找正当理由。
戈尔巴乔夫受到围攻
最初，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最高苏维埃获碍特别授权，颁布有关经济问题的法令，建立旨在“促进全联盟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借以支撑其权威地位。他的建议在最高苏维埃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
某些改革家，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该建议的理由是，为迫使阻力较大的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威。但恰恰在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权力增加之时，他似乎越来越无力采取决定性行动。
整个秋季似乎都无所作为。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红场阅兵式，传统上是炫耀苏联军事力量的机会，但也被企图暗杀站在检阅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事件所搅乱。正当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男子将手枪瞄向总统时，卫兵们将其摔到了地上。两发射向戈尔巴乔夫的子弹偏离方向，射向天空。尽管无人受伤，阅兵式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地继续进行，但该事件却使整个城市都非常紧张。这似乎应验了公众对暴力失控的印象，而且它可能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他随后宣布的一系列行动。
红场事件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有1000多名经选举担任公职的军官参加的会议。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此次会议竟是一场灾难。这些官员毫不隐瞒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愤怒，认定他应对国家的不幸负责，并公开说他们对他的领导已不抱任何幻想。这次会议无疑加深了戈尔巴乔夫的如下担忧，即军队将会支持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仅仅三天之后，依然对此次对抗心存余悸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冗长报告，却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和敌视。这使得他的失望达到了顶点，最后使其下决心支持强硬路线。他返回办公室后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主要来自党内的其他顾问。由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行一些已有的应急的计划，用来加强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并使政府直接服从其领导。
次日，戈尔巴乔夫再次来到议会大厅，提出要彻底重组他的总统权力班子。此计划制定的甚是匆忙，许多高级官员都未曾过目。雷日科夫也是在戈尔巴乔夫去最高苏维埃途中从车上给他打电话时才第一次听说此事。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其计划，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总统委员会将被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得优势地位；还将设立副总统一职；而内阁也要取代部长会议，其规模尽管未予特别规定，预计会小于美国总统的内阁；联邦委员会将成为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顾问机构。
代表们对这个计划比对前一天的“联盟共和国”国情咨文更有兴趣。虽然其变化主要集中在机构重组而不是激进的新政策上，但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需要有所行动了。立法者们兴致勃勃，但当他们就该计划进行辩论时，却发现其中的模糊表述将使戈尔巴乔夫无需同他们协商即可使这些新的设置具体化。
即使如此，大多数改革者还是准备支持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前提是总统要用这些权力来推行他们所赞成的改革。一批杰出的“民主派”还签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戈尔巴乔夫要么作出一些果敢决定，要么就干脆辞职。他们要求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以真正的主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军队和地方政府摆脱共产党的直接控制，成立具有改革思想的新内阁，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建立工作伙伴关系。
戈尔巴乔夫非但不赞成这些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明智的建议，反而把这些要求当成是一种反叛行为，甚至在思想上还更坚定地站在了他曾扶植过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实际上，他很难使最高苏维埃赞同这样的政策，但那些政治家们急切地希望人们看到他们并非无所作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坚定努力也许能够说服他们。
如往常一样，最高苏维埃起初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认为它过于模糊，只是在戈尔巴乔夫同意逐点进行讨论后，他们的态度才缓和下来。有了这些保证，最高苏维埃投票“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提供更详细的内容。总理雷日科夫虽未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但他让大家都知道，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将部长会议转变成总统内阁的打算也颇感沮丧。
12月，设立副总统职位和戈尔巴乔夫建议成立的其他机构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最终获得了他想从立法机关得到的绝大部分东西。
然而，立法上的动作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令多数公民忧心忡忡的是商店中食品与商品的短缺，他们花在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即莫斯科的官员们现在讲起话来都比较强硬。法律和秩序成了新的口号，而且11月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颁布一个新的严厉政令，发表一次威胁性讲话，或由某一持强硬路线的政治家取代了某一要职。
11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下令由宣传喉舌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接替米哈伊·涅纳谢夫的职务，后者曾经为电台和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计划建立四个独立的频道。这一步骤显然旨在加强对电子媒体的控制。
对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也在增加。当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政府继续维护它们的主权、通过立法、并扩充其行政管理机构时，戈尔巴乔夫间接加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发布“保护公共和集体组织财产”这一法令之后，他授权增派军队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11月27日，国防部长亚佐夫在电视上露面，警告说将使用武力来防止对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的骚扰。第二天，政治局又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敦促戈尔巴乔夫同立陶宛境内“侵犯苏联公民人权的行为进行斗争”。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政令，宣布各加盟共和国颁布的国防立法全部无效。此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防卫机构，但依据这一政令，苏联可用武力去阻止它们的这种努力。同一夭，令公众吃惊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任命强硬派人物鲍里斯·普戈接替了瓦季姆·巴卡金的内务部部长职务。
自1988年受命担任内务部长以来，巴卡金的声望日增，被认为是苏联（也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法制含义有所理解的警察首脑。他十分英俊，经常身着做工考究的西服，也许好莱坞会挑选他出演詹姆斯·邦德，但他在现实中则是一个勤于思索而非因循守旧的人。当我邀他讨论执法问题时，他非常坦率地描述了苏联“民兵组织”的缺陷：缺乏训练、低收入、腐败——所有这类问题都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明白，要想使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为此民兵组织重新定向。正如其回忆录所言，他曾试图建立起一支服务于“法律和国家，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苏共”的警察队伍。在他担任部长之前，警察的行动只受共产党支配，他上任后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而且他还坚持完全恪守法律准则，因而多次触怒了党内的强硬派。
1989和1990年期间，他还常常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公众游行示威的政策上发生冲突：巴卡金认为只要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应该允准，而克留奇科夫则坚持主张多数游行应予禁止。巴卡金也反对在民族主义活动比较积极的加盟共和国实行总统直接统治的主张。尽管克留奇科夫反对，他还是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允许当地政府对警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由于在一次正式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沙塔林计划问题指责总理雷日科夫，他也激怒了他的这位顶头上司，到秋季，人数众多的“保守派”联盟要求戈尔巴乔夫撤换巴卡金，这些人中有：总理、克格勃主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势的共产党组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支持以一切手段维持联盟的激进派。
尽管巴卡金将保住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位置，随后并被提名进入了新的安全委员会，但他离开内务部这一事情本身却终止了在执法机构中间建立法制的全部实际努力。他是掌管三大“强制机构”（其他两个是克格勃和军队）之一的唯一一位全心全意支持发展文明社会、尊重法制的高级官员。他被一个以因循传统方式处事而闻名的人所取代，可谓不祥之兆。
鲍里斯·普戈的行为很快即验证了公众对他的猜疑。12月5日，他在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他已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确保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翌日，戈尔巴乔夫就在一次工业部门经理会议的讲话中预告说，“严厉的、不受欢迎的措施”不可避免。12月11日，克留奇科夫也发表讲话，警告说国家正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并指责“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破坏”苏联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计划在12月17日召开，审议正式加强戈尔巴乔夫权力得那项宪法修正案。但有迹象显示，戈尔巴乔夫已不可能用这种新的授权去实施其在11月18日的公开信中所强调的那种改革了。一切都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化。
重新定义联盟的概念
在前一年的冬季，戈尔巴乔夫曾敦促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的分离主义者在脱离苏联之前去尝试组建一个“真正的联邦”。他还暗示说，几个月内就能订出新的条约，此条约将为联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自愿组合的框架。有关谈判在1990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联盟条约草案的公布已是1990年11月24日。虽然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共和国准备接受这个条约，但我还是仔细阅读了草案，以确定戈尔巴乔夫愿意容忍变革的程度。
事实上，草案内容在“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体现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它规定“除了联盟施政所必需的部分以外”，加盟共和国将控制各自的土地和资源，并确定了划分联盟与共和国权限的总原则。不过，其中许多方面含糊其辞。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到使用黄金、钻石储备到规划社会政策等许多职能，都被称做是“共同控制的领域”。对于怎样划分这些重要职能的权限，将由谁裁决，一旦联盟和共和国权限相抵触时怎么办等相关的问题，该草案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自治”实体的作用和权利未作明确规定，更没有体现保障人权的条款。各加盟共和国有可能脱离联盟的程序也不清楚。
接近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官员当时预估，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多数会很快达成五项协议。例如，苏共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草案公布的前一天告诉我说，他认为极可能有多达12个左右的加盟共和国赞成这个条约。
但当我看到草案全文时，我意识到这种预测是不现实的。
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参加很难形成任何形式的联盟，但两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对草案的某些部分表示了保留意见；而且他们同时还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着另一个协议的谈判，这个协议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戈尔巴乔夫介入的联盟条约的基础。
在条约草案发布之前，我曾到基辅访问了几天。在那里，乌克兰议会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告诉我，虽然他将参加起草联盟条约的会议，但除非乌克兰订定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否则它不会认可任何新的条约。当我问道新宪法何时能够通过时，他回答说：“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同一天，叶利钦为签订一份俄乌双边协议也来到了基辅。
访问基辅期间，我不仅先后拜会了克拉夫丘克、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古连科及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坚持邀请了几位来自“鲁克”的领导人共进晚餐。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已开始对“鲁克”领导人的行动施加压力，而我认为使他们得到官方重视十分重要。他们对拟议之中的联盟条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根据克拉夫丘克提出的条件衡量尤其如此，但他们预料，任何联盟条约都只是在走向完全独立的过渡阶段发生效力。
我问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一种切实的选择，来自基辅一个工业区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里莎·斯科里克回答说：“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在几年之内实现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计划用3—5年的时间实现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乌克兰议会中不占多数，但我并未视这种看法仅为一种梦想。如果莫斯科试图继续推行其帝国统治，难道不会有很多共产党人转向他们一边吗？
至于俄罗斯，叶利钦和俄罗斯民主派从草案一出台即对之开始发难。业已成为反对派联盟的“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于12月8日和9日集会，宣布该草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侵犯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在采纳新的俄罗斯宪法之后，由各加盟共和国直接谈判制定条约。其立场同克拉夫丘克11月向我描述的乌克兰方案不谋而合。
当总结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条约草案的反应时，我的结论是只有中亚各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与已公布草案类似的条约，而它们甚至也会要求作些修改，从而使其在对外政策、对外经济联系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的支配权。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支持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但俄乌两国只有在采纳了新宪法之后才会同意加入。我于夏季从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处听来的那类想法似乎正在迅速传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在寻求完全独立，独立之后它们才会考虑建立某种松散的联邦关系，而摩尔多瓦虽不得不对付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但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甚至对谈判一项新联盟条约也毫无兴趣。
对于许多加盟共和国而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争具有关键意义。在这场争论解决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玩时间游戏，并避免作出任何最终承诺。戈叶两人的冲突扩大到了谈判的实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代表向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大部分自治共和国许诺，将在新的联盟中给予它们“成员”的地位，由此它们在许多方面将享有同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的权利，借此向叶利钦施加压力。然而，各加盟共和国都认为，这一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运用这一策略的结果也证明是短视之举。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以自愿为基础构筑联邦制联盟的有利时机。由于试图对俄罗斯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他失去了无法挽回的时机。
谢瓦尔德纳泽敲响警钟
1990年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原计划在这一天向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然而，当谢瓦尔德纳泽站上讲台时，他却庄严地宣布，这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简短和最困难的讲话”。他先是简要提到了一些有关苏联对伊拉克政策和被指称向海湾派遣苏联军队的“计划”所引发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侮辱性和煽动性的。他抱怨在高层缺少对他的支持，他特别暗示说，议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试图整垮他。讲完这些之后，他投下了他的重磅“炸弹”：
民主主义者们，我将直言不讳。民主主义者同志们..你们在临阵退缩。改革家已躲在幕后。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谁都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种独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独裁者，或出现什么样的王朝。
我想接下来声明：我准备辞职..如果你们愿意，就让这成为我的贡献，成为我对独裁统治进击的抗议吧。
那天上午，我正在距离莫斯科两个小时路程的杜夫纳“科学城”，当我为赶午餐招待会返回斯帕索别墅时，我的新任副手詹姆斯·柯林斯在门口告诉了我上面的消息。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3月份时曾经作出了暗示，但是我仍然十分吃惊。“他是说已经辞职了还是准备辞职呢？”我问道。
“听上去是最后的决定。他的原话是（我准备辞职）。”（原文俄文有误，未改。——译者）
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之一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来参加了午餐招待会，我们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声称在听到演说之前，他对辞职一事毫不知晓。我问他是否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有可能被说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回答说：“按我对他的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表演。这是关系其名誉的大事。”
的确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并不那么了解他。那天下午，代表大会复会，我现场聆听了几位德高望重者的发言，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和编辑谢尔盖·扎利金。他们建议不接受他的辞职，并要求他继续担任外长职务。而其他人则对他大加攻击。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是对谢瓦尔德纳泽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几天前他就说过，他们的目标先是巴卡金，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又语无伦次、不着边际地发泄了一通。罗伊·梅德维捷夫60—70年代曾被认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保守派阵营。他自以为是地评论说，一个过于敏感的格鲁吉亚人已没有能力去承受批评。不过，听众都在等着戈尔巴乔夫讲话。上午的会议上，他显得既惊讶，又似乎有些愤怒。此时已过了几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并拿出自己的意见。
走上讲台时，他看上去就像腹部受到重击刚有所恢复的样子。戈尔巴乔夫首先讲道，最使他寒心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未事先告知他打算辞职的想法。尽管他在谢瓦尔德纳泽发表辞职讲话后与其通了两次电话，依然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其提出辞职，但他得出的印象是，谢瓦尔德纳泽自认为是在同各种“利用所出现的困难并对改革政策发难”的企图进行着抗争，既然如此，他就更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了解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故而，戈尔巴乔夫只能谴责谢瓦尔德纳泽的行为和其采取逃避的方法。
接着，戈尔巴乔夫继续嘲笑独裁统治可能即将来临的想法。他本人并不期待获得独断的权力，仅希望取得领导整个社会完成转变所必需的那种权威。至于其他人，他说：
作为总统，我拥有广泛的信息，但迄今尚没有任何消息证实某人在某地准备把一个军人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加在我们头上..不，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当代表们步出会场时，议会宫走廊上一派沉闷气氛，少数极端爱国者炫耀性的欢呼声使这种沉闷气氛愈显浓厚。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皱着眉头快步走向衣帽间的时候，我跟了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未来。他答曰：“这种政治迫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还记得你们国家的麦卡锡主义吗？它带来的只有破坏。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同样。”
就在那天晚上，电视全文转播了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时我看得全神贯注。要捕捉两位政治家讲话时反映出的那种情感抑制力，非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能力不可。五年半以前，他们共同开创了一项艰难的事业。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在使对外政策目标适应改革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战线上却正明显退却。我自信非常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知道他并非是一个逃兵。他对批评意见显然比较敏感，但只要有赢的希望，他就一定会进行反击。他一定是察觉到，戈尔巴乔夫准备牺牲他去迎合那些正为采取强硬行动而聚集力量的强硬派。
奇妙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声明所作出的反应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打算提名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副总统。但这一新职位并无明确职责。若议会批准这一提名，也实属明升暗降，更何况要使议会批准还必需经过一番令人不快的争斗。
一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谢瓦尔德纳泽可能会更换工作。认为他会是理想的总理人选，果真如此，以其对非俄罗斯民族态度的关注，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不过，一旦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右翼政府，就不可能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出来领导它了。
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很显然，谢瓦尔德纳泽希望他要求“民主派”及时站出来再次发挥作用的呼吁能使他们团结起来。难道他得到了有关政变计划的消息？或戈尔巴乔夫本人僭取独断权力的计划？我不得而知。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同意在继任者获任命前再在对外事务部呆上“几天”，但他不可能马上得到一项新的任命。为得到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行为的进一步解释，我拜访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谢尔盖·塔拉申科。塔拉申科告诉我，关于辞职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严肃地考虑了一年左右。加快他作出决定的原因，在于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感到苏联政府中放宽使用武力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他不愿与之同流。让他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当军方违背某些由他谈判达成并经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批准的军控协议时，后者很少给他以支持。卢基扬诺夫甚至扣压外交部递交的待批条约，每每到最后一刻才将其交到代表之手，他还虚伪地指责外交部未能及时递交，以此在最高苏维埃破坏谢瓦尔德纳泽的形象。他还计划在谢瓦尔德纳泽出国因而无法回答所提问题之际举行听证会。塔拉申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坚定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卢基扬诺夫就不会这样做。
塔拉申科证实，除妻子、子女、培拉申科本人及另一位助手特伊姆加兹·斯捷潘诺夫之外，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应该辞职。
我问塔拉申科，谢瓦尔德纳泽有没有得到即将发生政变的具体消息。他回答说，谢瓦尔德纳泽并不知道任何具体的阴谋，但感到存在着决定以武力掌握国家命运的团体，而戈尔巴乔夫目前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虽然戈氏也许认为自己正赢得时间，但最后他还是要被他所依赖的人抛弃。考虑到这些因素，谢瓦尔德纳泽不可能继续留在政府里。他觉得从外部聚集民主力量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所有各派都向我们保证，苏联的对美政策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再次保证不会改变谢瓦尔德纳泽所推行的政策。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告诉我们，如果对美苏关系的建设性进程已不可逆转这一点没有把握，他就不会提出辞职了。三星期后，当戈尔巴乔夫提名谢瓦尔德纳泽的继任人时，他挑选了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据说，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能力，也是希望消除美国的疑虑。
我们非常了解别斯梅尔特内赫，对之甚为尊敬。他曾长期在华盛顿供职，后在莫斯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外交部长后，很快就将别斯梅尔特内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1990年初又派其担任驻华盛顿的大使。
其才智、坦诚、及建设性的态度与熟知美国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了苏联利益的真正有效代表和广受欢迎的同行。70年代初以来，我就一直在同他打交道，当时我是国务院苏联事务部主任，他是苏联驻美使馆的政务参赞。很明显，“萨沙”——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冷战时期就已是一名很突出的苏联外交官了。虽然他从未对苏联政策表现出不忠，但他能理智平和地讨论问题，我们的感觉是，甚至在不可能同意我们观点的时候，他也能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并会准确地向上汇报。
葛罗米柯有一次给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捎来了一个个人口信，要求他禁止在美国上演一部由欧洲拍摄但莫斯科认为失礼的有关列宁的影片，对此我非常生气。在参加那天晚上苏联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我把别斯梅尔特内赫叫到一边，责怪他未向莫斯科说明此举是何等的不智。他不去为此口信辩解，而是评论说，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接着，他推测道，对列宁作出公正的评价也许要等10年或10年以上的时间。
就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而言，在勃列日涅夫政权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自由思想进行抨击时作此评述自是非同寻常。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并在其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诚实的人。
我是在1月中旬得知戈尔巴乔夫挑选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替谢瓦尔德纳泽这一消息的。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到别斯梅尔特内赫获得任命的几个星期里，虽然美苏关系出现了紧张，但其诱因与苏联的这两位外长皆无干系。
新的副总统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震荡之后草草收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大多数宪法修正案，也勉强批准了根纳季·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的提名。
他在共产党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待了我。虽然他最终要搬到克里姆林宫去办公，但此时副总统的办公室尚未准备就绪。我们进行了愉快、轻松的讨论，他向我保证，戈尔巴乔夫决心继续推动改革进程，也了解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不过，亚纳耶夫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坚定的领导。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还感到他稍微有点紧张不安。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停地抽烟，抬起的手有时也微微颤抖。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苏联的副总统对会见一名外国大使会感到紧张，唯一的结论是他不善于同陌生人轻松相处，即使是对于一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最不寻常的特征。
起初，我难于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后来才想到他之所以同叶利钦分手即是其嫉妒叶利钦的声望使然。很明显，他不可能容忍在公众影响方面有可能成为对手的高级官员。而根纳季·亚纳耶夫在这方面显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能加强总统职务威信的人，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如果副总统一定得是位无足轻重之人，他为什么要费力去修改宪法呢。
经济危机加深
1990年岁末，经济似乎在加速下滑。在这个困难的年头，尽管谈论的都是改革计划和“反危机”方案，但形势仍在继续恶化。
就在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之际，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独自实施这一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大部分经济企业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中央各部委的手中。于是，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法律之争便接踵而至，由此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宣布当俄罗斯的法律同联盟的法律出现冲突时，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只有经俄罗斯议会的批准，联盟的新法律才能生效。为与之抗衡，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政令，宣布在专门解决权力分配的联盟条约生效之前，苏联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关税收与分配的争论尤其耗时费力。俄罗斯宣称保有在其境内征集全部税收的权力，而且仅向联盟财政转交不足通常数目1/5的税收。在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2月27日，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告知大会，联盟与俄罗斯之间关于预算的谈判已告破裂。
戈尔巴乔夫随后加入了辩论，指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只批准为1991年苏联预算提供234亿卢布，比1990年的上缴额竟少了1190亿卢布！他警告说，除非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正常的岁入分配，否则苏联就会解体。大多数人认为，叶利钦是要证实戈尔巴乔夫已别无选择，只能同他妥协，并在联盟财政崩溃前屈服，但对此谁也不能肯定。叶利钦非但没有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留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反而飞到了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
在1990年即将结束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其新获得的权力发布大范围的政令，使局势恢复某种秩序。其中有一政令指示所有企业和部委在1991年继续执行1990年的契约。其目的在于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和各企业改变中央计划部门所作安排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该政令的作用可谓与市场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它保留了中央计划体制的绝大部分特征。
其他政令规定了重要的新税种：5％的销售税；向企业征收设立“稳定基金”的种种新税。销售税在1月1日开征，不习惯附加销售税收的公众很快就将之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年礼物”。其实，苏联传统上的税收一直很高，只不过其税收体制使公众不了解自己交纳的数目罢了。戈尔巴乔夫的销售税违反了传统的隐蔽征收形式，因而加深了公众对其领导的不满。
直到1月份的第二周，苏联才和俄罗斯达成一项预算协议，1990年12月出现的资金危机遂得以缓解。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其两名助手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夫在1月2日刊于《消息报》的文章中，归纳了大多数观察家都已感觉到的种种挫折和失望，严厉指责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他们嘲笑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关于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破坏力量”的观点，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体制本身和其受到不当管理的症结。文章预言政府靠提高税收和冻结种种经济关系来治愈经济的尝试定会失败，还会导致生产进一步滑坡，通货膨胀加剧，预算赤字增大，以及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接下来，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敦促政府采取类似于他们先前在“500天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着手进行工业和农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建立商品交易、股票交易机构和真正的控股公司；打破生产垄断；控制预算赤字；逐步放开价格，发展职业介绍所和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分配”经济上的权力。
毕恭毕敬
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就有拒绝接受经济援助的传统，其思路是这些援助会成为外国施加影响的潜在因素。甚至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也拒绝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但当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发生地震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多年来首次感激地接受了外部提供的许多援助，并在向亚美尼亚运送装备、生活用品及专家过程中给予了通力合作。
当国家经济条件恶化时，官方的立场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到1990年秋季，戈尔巴乔夫不仅开始直接呼吁外国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而且还呼吁赠送食品和药品。
我们在使馆工作的经济学家并不像苏联政府那样沮丧。他们认为，尽管有些地方在饮食方面可能会受到些限制，但苏联有足够的粮食避免发生饥荒。总的说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食品多么匮乏，而在于分配体制中固有的浪费和不稳定。只要在粮食加工和分配领域实行私有化就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可惜，在这方面根本未作任何尝试。
药品短缺现象相对要严重些。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向来资金不足，它的制药业不仅非常原始，而且是该国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还有一点，在苏联集团的经济合作组织经互会中，东德是专门从事医药生产的，苏联使用的大部分药品都需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随着德国的统一，此类进口开始要求支付现金，因此受到急剧削减。与此同时，为限制环境污染，苏联的许多化学工厂被关闭了。结果，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出现危机；在许多地方甚至连阿斯匹林都非常匠乏，至于现代药品也就只有那些权贵和有海外亲朋的人可以享用了。
在以使馆名义向华盛顿提交的建议报告中，尽管我们指出向某些确实存在短缺现象的地区和孤寡老人等弱势团体提供食品援助是有益的和可取的，但并没有预测饥荒情况。无论如何，要使援助发挥效用，就要将其直接运送到受援者手中，而非纳入苏联的集中分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既无效率可言，又非常腐败，大部分援助物品往往是要么被运往黑市出售，要么就成为掠夺物。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药品援助，除这里讲的情况外，量比较大的援助可通过飞机运送。鉴于欧共体已着手一项主要提供食品援助的计划，并可能通过火车来运送，我们建议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药品援助上。
最终，华盛顿拿出了一项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总统倡议。尽管名称动人，但所得政府资金非常有限：最初只有500万美元用于支付私人公司捐赠的运输费用。“希望工程”这一非盈利组织承担起了募捐和向最亟需援助的关键城市组织空运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心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苏联医院的病人也因而受益。然而，价值仅仅数百万美元的药品在一个如此紧缺的国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由于担心即将来临的冬季会发生异常情况，苏联官员在支持外国的援助努力方面采取了少有的合作态度。戈尔巴乔夫指定第一副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负责协调外国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迅速就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规则达成了共识，苏联政府同意捐赠者有权直接向受援者，甚至向当时仍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区运送援助物资，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也许是最容易的一次谈判了。官方的合作不仅是对形势日益恶化的绝望之举，而且也是观念出现深刻变化的一个标志。以前，苏联官员（及其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官僚）常常宁愿让老百姓受苦，也不愿让外国人接近他们。
看到西方这么多的政府和私人组织开始向苏联亟需援助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感到很受鼓舞。这证明铁幕两边相互为敌的现象已经淡化——实际上确已消失。这也使苏联公民感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未忘记或嫌弃他们。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极为重要的，并且是鼓舞人心的事情。
不过，我承认，即使是一项计划周密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也难免包含着危险。首先，它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其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要求进行内部改革。其次，现实很少能与宣传相符。以苏联这个面积巨大、情况各异、滥用权力的国度的需要衡量，大部分可行的援助计划必定都会嫌小。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人根本见不到大吹大擂的援助，从而生出某种受蒙骗的感觉。第三，这类计划还常常给捐助国留下错误的印象。许多人的印象是援助的数量远大于实际的需要，于是，当这些援助不能改变受援国的状况时，对各类援助的支持就会下降。
我当时认为，这些危险不能成为反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据，而是对期望过高的告诫。政府和公众都需要了解，对于一个亟需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的国家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并不能替代组织良好、计划周密、协同一致的努力。一方面，苏联面临的问题并非外部世界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外部世界带来的；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确有浓厚兴趣。如果苏联和其各构成部分不能建立起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作为全面的参与者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就会再次对其邻国和美国构成安全问题。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事。但是，华盛顿从未对苏联在过渡时期的种种可行选择进行过认真研究，而且，总统一心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一个统一战线，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我们的西欧盟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且国内问题也使其无暇它顾。日本政府将其对苏政策同归还北方四岛挂钩，因而也受到了束缚，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虽属公正，但靠直接压力不可能见到成效。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向其西方伙伴征求建议时，他们既未使其理解也不肯向其清楚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他只有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并开始引进市场机制，才会得到西方的帮助。相反，西方的领导人往往只满足于发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声明，给戈尔巴乔夫个人以一般性的支持。例如，据切尔尼亚耶夫讲，科尔总理11月9日在波恩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向后者作了如下保证：
我十分郑重地告诉阁下，无论是作为德意志联邦总理还是普通公民，我，赫尔穆特·科尔，都对您，戈尔巴乔夫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您，而不是您周围的其他任何人..因此，在您努力实现您的最终目标之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同您一道工作。您可以放心，在这段坎坷的道路上我将一直站在您一边。
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10天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会议上会面时，布什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道：“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你。”
在这两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均被问到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问题。他虽自称在努力寻求合作，但声称，面对叶利钦的“高调、煽动、对抗”政策，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无论是科尔还是布什，似乎都未想到得体的做法是要向戈尔巴乔夫暗示，避不履行沙塔林改革计划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改革承诺提出疑问，他们也未意识到有必要向其提出警告：如果高压导致国家分裂，外部援助将干事无补。
当然，他们有种种理由感谢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并觉得在其国内问题引起讨论之际，他们不应对之采取责备和教训的口吻。但实际情况是，叶利钦的国内计划要优于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而且后者如无前者的合作肯定要失败。当戈尔巴乔夫加快同这样一个政治对手决裂之时，向他个人许诺他将会获得无条件的支持不仅是轻率的，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其后果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以为，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这也使他无法认识到，一旦他自己的政策带来错误的行为，任何外来的支持都不可能挽救他。
如果西方领导人在对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其国内政策趋势表示关切之意，就会体现出一种更实在的友好姿态。援助的承诺不应是针对他本人而作（尽管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希望如此），而是应该面向将推动苏联走向民主和市场的各种政策。其内含的信息应该是，“我们很想提供帮助，但如果你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行，我们就无法再提供帮助了”。如果西方的领导人确实打算这样讲，定会在脑海中形成实质性的救助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