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他们对苏联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理解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的含义？不，这根本不可能。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都在详细报告我已列举过的那些事件，而且，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外交人员对这些事件的含义都有普遍的共识。不存在任何“情报失误”。事实上，无需求助秘密特工和通信窃听就完全可以了解局势。由众多外交官和记者提供的现成信息即可满足进行政治判断的全部需求。
如果说有理解上的失误，也是存在于西方领导人脑海里和感情之中的事。由于精力主要放在了其他事情上，且迷恋于苏联领导人这位新朋友，他们并不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的消息，而且本能地否定了他本人至少应对其困境负部分责任的想法。就像一个秘密俱乐部中的青少年一样，他的敌人也成了他们的敌人，个人相互间的承诺成了衡量忠诚与否的标准。
当戈尔巴乔夫亟需连贯性建议和有助于实施一项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的国际结构时，西方想的却是要去享受果实。而到1990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突然向危险的方向倾斜，所凭借的即是他的外国朋友作出的天真承诺：他们将会全力帮助他。
“外部鼓动者”的逃避
当一个社会在力争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时，蛊惑民心的政客往往会指责说，所谓的问题并不真正存在，而是由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捏造出来的，借此来回避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模式，切勃里科夫不时地公开抱怨说，美国正采取隐蔽行动来破坏苏联的稳定。在他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取代之后，此类公开指责才变得少起来。毕竟，戈尔巴乔夫的利益所在，是使全国相信其对外政策在消除同美国关系的紧张因素方面正取得成功。1990年，人民代表大会中某些喜欢吵闹的沙文主义者，特别是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和尼古拉·彼得卢申科，开始指责中央情报局为颠覆东欧并使其脱离苏联阵营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阿尔克斯尼斯还声称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在阴谋分裂苏联。尽管一伙斯大林主义者和极端沙文主义者不断重复这些指责，甚至指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中央情报局的佣金，但并没有多少人对之给予特别重视，他们知道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
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克格勃再次公开指责西方秘密机构正试图瓦解苏联。12月，克留奇科夫的两次讲话都谈及美国的颠覆行为。这些指责极不恰当：不仅荒谬，且有悖苏联的对外政策。这类言辞只能削弱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能力实践其本人所签协议的信心。
到12月底，我要求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会面讨论这件事。对能否让克留奇科夫保证停止制造谎言，我不抱幻想，但我清楚，如不对谎言立即予以驳斥，苏联官员就会以为这种甚至最无耻的指控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我知道至少切尔尼亚耶夫了解这类言论会对美苏关系造成何种伤害，希望他能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命令克留奇科夫停止此类活动。
我和克留奇科夫约定元旦一过即举行会谈。1月3日下午，我来到新的克格勃大楼，这栋大楼位于铁匠桥附近，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鲁比扬卡。在克留奇科夫宽敞的办公室中，我和他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相对而坐。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我告诉他之所以要求同他会谈，原因是我们对他的一些指责感到困扰。接着，我拿出了他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一篇讲话，并在作出评论之前先引用了其中的几段话。
对于他有关美国情报机构正隐蔽地破坏苏联稳定的指责，我谈到，如果是其下属作出的这类指控，他就应该解雇他们，因为不会有真实的证据证明这种指责能够成立。我们的现行政策是尽力支持苏联有序地向民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转轨，苏联不稳定不符合这一政策。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收集经济信息是一种危险的间谍行为。我向他解释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有关硬通货储备的数据和原材料、燃料及食品的目录清单都是向公众公开的，而且政府与众多私人机构也要定期发表。这种信息对于正常的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如果苏联希望作为一个完全的伙伴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必须学会发布这类信息，而不是把收集这类信息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因为他拿“自由电台”作为中央情报局活动的例证，所以我指出，该台已有10多年中断了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其活动也无秘密可言，完全由国会公开资助。其政策也是禁播煽动性的评论。如果在广播中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人提醒要其注意有违上述原则的行为。自由电台的管理机构愿意采取更正行动。
有关苏联正在成为无耻外国商人的牺牲品的指责，我指出，它不仅不准确，而且会增加苏联实施其公布的吸引外国投资政策的难度。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定比例不成功的商业交易，商业行为也不会总是尽善尽美，但有商业机制会去进行调节。把偶然出现的不幸合同看作是对付苏联的国际阴谋的证据，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外国企业可能也会发现，苏联的部分企业存在着至少相同数量的未履行合同事件，但谁也没有荒谬地指责这都是精心策划的旨在破坏西方政府的阴谋。
对其关于美国同一些工人组织保持隐蔽联系的指责，我指出，我们同这些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公开和正当的。我们既没有保持秘密的关系，也不想利用这些运动；我们的政府官员只希望去了解它们，以使我们的工会去同它们进行合作。
在对其讲话结束评论之前，我指出，那种把苏联的问题归咎于各种外来影响的企图不仅未切中要害（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本土），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克留奇科夫对我的讲话听得很专注。当我结束讲话时，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直视着我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仔细起草的，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调子。对于所有的论断他都有证据。不过，他清楚，破坏苏联的稳定并不是美国的政策。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说到情报组织的活动，不可能每次计划都要通知大使们。他说：“有些责任我们并不交给我们自己的大使，我肯定中央情报局亦是如此。”
我也清楚，苏联的大使们常常声称自己并不完全掌握克格勃在其派驻国的活动，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克留奇科夫竟然如此草率地证实这一情况，仿佛这应该是一种常识似的。这甚至更清楚地表明，他以为中央情报局将系统地从事有悖于美国政策的行动：这种说法更适合克格勃而不是中央情报局。虽然他应该了解美国的运作程序，但就大使消息是否灵通这一点，我决定对他的论断予以驳斥。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序如何，”我说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在贵国的所有活动都会通知我。事实上，没有任何旨在破坏苏联稳定的活动。”
他终止了这个话题，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说，当时苏联“极易受到伤害”，（其含义是）有些过度敏感。他说，他个人欢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准备与美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直接合作：例如，同贩毒现象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不过，他也意识到间谍活动会继续存在。
我告诉他，我同他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情报搜集问题，而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或暗示出的所谓隐蔽的政治行动的问题。
在我离去之前，克留奇科夫问我如何看待他们面临的形势。我告诉他，老实讲，我认为情况很严峻。许多人都在抱怨经济状况及其不妙的前景，可我认为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则是那些与种族关系有关联的问题。由各种因素导致诉诸武力的倾向特别令人担心，因为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最终会出现一次吞噬掉每一个人的大爆炸。因此，我们美国人希望这些问题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得到解决。从长远来看，我坚信，只有向其主要民族证明继续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与它们利害攸关，苏联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生存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它们相信这一点。但如果对其采取强制手段，它们就会失却信心。另一方面，如果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力，允许它们在不受中央压力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安排，它们就会确信继续留在苏联内部在经济上和安全上都有好处，从而就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体。
他向我表示了感谢，对我的这些看法也未予置评。于是，我直接问到，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一些加盟共和国进行总统直接治理。他回答说，他个人的意见是有这个必要，但又补充说，总统直接治理并不意味着逮捕或军事高压。
第二天，我拜访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我曾经请求把约会安排在此前的那个星期，但被告知他当时很忙（毫无疑问，的确如此）。然而，我怀疑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谈论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切尔尼亚耶夫总是一副平静和胸有成竹的样子，即使是在讨论易于引起争论的问题时亦是如此，鉴于过去两个星期刚经历过紧张和刺激，此时他显示出的轻松尤其予人以深刻印象。我猜想他在假期一定是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我首先问他戈尔巴乔夫准备怎样对待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切尔尼亚耶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谢瓦尔德纳泽离去，且一直竭力劝其留任或承担其他工作，但他也意识到谢瓦尔德纳泽已下决心不再继续在政府供职——事实上，考虑到自身的荣誉感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戈尔巴乔夫已决定顺应谢瓦尔德纳泽离职的心愿。当谢瓦尔德纳泽出乎意料地宣布辞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事先未同自己商量非常沮丧。此后，他才开始明白，谢瓦尔德纳泽避不同自己商谈是因其离职的决心已定，担心他予以劝阻。
切尔尼亚耶夫强调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即苏联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其核心仍是同美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当我问到关于苏联的总体形势这一问题时，切尔尼亚耶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的感觉是比两个星期前改善了很多。局势看上去在趋向稳定，预算危机似乎也已解决（事实上，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才同俄罗斯达成协议）。
对于刚发生的内务部队占领里加国家印刷厂事件，切尔尼亚耶夫称之为“令人恼怒”之事，并说他肯定戈尔巴乔夫不会被卷入其中。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对于是谁下令采取的行动怎么会有疑问：内务部部长普戈掌管着这支部队，作为一名拉脱维亚人和该地区前共产党书记和克科勃首脑，他同拉脱维亚的局势演化一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想起克留奇科夫在前一天还评论说，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我就问切尔尼亚耶夫是否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只有在某一地方出现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形势，才会依据特定的权限采取这类行动。即使真采取这一步骤，也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警察或军队来镇压，采取如1988年将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流放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那种做法的可能性会更大。尽管最后会采取何种行动暂时还不能肯定，但不会出现逮捕、军事管制或解散立法机关这类现象。
这种解释不足以使我宽慰。任何“中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议会的企图毫无疑问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如果人们坚持这样做，逮捕、军管及流血冲突几乎可以肯定会接踵而至。虽然克留奇科夫对自己的态度毫不隐瞒，但他认为有必要在“某些地区”实行总统直接管制这一肯定说法也足以令人担忧了。听到切尔尼亚耶夫竟承认可能需要这样做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一定也在对此做着非常认真的考虑。
在离开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之前，我告诉他，我希望戈尔巴乔夫总统不要相信阿尔克斯尼斯之流有关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实际上，我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直接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又觉得直接问这个问题有些不礼貌）。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有些右翼分子是理智的，但阿尔克斯尼斯根本就不理智，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布什总统对他是支持的，而且不希望他垮台。切尔尼亚耶夫还提醒我，不要认为阿尔克斯尼斯是军队或者上校一级军官的典型代表。他声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阿尔克斯尼斯那样的想法。
我当然也知道阿尔克斯尼斯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主义者，但我怀疑在苏联军官队伍中，拥有同他一样想法的人会远远超过我们或者戈尔巴乔夫所相信的数字。
我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向我作出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的保证和他对国内形势正趋于稳定的感受让我感到宽慰。尽管如此，但从11月中旬开始，苏联国内政策的调子确实发生了变化。难道戈尔巴乔夫真的没有改变大政方针吗？
切尔尼亚耶夫强烈否认已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他说，那些大肆谈论“民主派”被“击垮”的人完全错了。他相信他们没有被击垮，只是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变得更加实际罢了。例如，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就在进行比从前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
当切尔尼亚耶夫讨人喜欢的助手塔玛拉·亚历山大洛娃把我送出中央委员会大楼时，我的感觉是，切尔尼亚耶夫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是准确的，但说国内形势正在改善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已转向强硬路线，而且，他对“民主派”作用的观察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时，我不知道他正在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任命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担任总理，这一点我是阅读了他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之后才清楚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愿意任命索布恰克任总理，并予以大力支持，就可能使改革派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上年度风云人物
从当选总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就直线下降。尤里·列瓦达的“全联盟公共舆论中心”的民意调查册就清楚地记载了这种持续下降的记录。1989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到1990年1月，这个数字降到了44％，5月份是29％，7月份是28％，而10月份只有21％了。1990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46％，支持叶〔448〕关于叶利钦，当时有人认为到年底时他的威望已开始下滑。因为他既不能掌握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尚未准备修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设立总统职位，也不能有效抵制戈尔巴乔夫的计划。
至少有部分公众已开始注意到，他趋向于开空头支票；在压力面前容易改变想法；不能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几个星期都不露面。
即使如此，但他已显示出，他只要愿意就能阻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任何有限倡议。他支持改革派所倡导而强硬派共产党人非常痛恨的那些根本性变革。现在，他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许还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因为他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当选的领导人都保持着一种虽不够深入但却良好的工作关系。
戈尔巴乔夫要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要想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唯一的希望似乎有赖于他同叶利钦和民主派从事共同事业的愿望和能力。可是，回想一下1991年初的形势就可明显看到，戈尔巴乔夫当时非但没能认清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形势，而且其实际的所作所为恰与我的预测背道而驰。
他和我到底是谁看走了眼？是我错误地估计了他，还是他有了变化——或是他将再次及时调整战术，放弃共产党机器，组建反共的改革联盟？由于群情激昂，局势比1990年8月更为困难了。
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这对于一个四个月前还自信了解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件痛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