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怎样才能取悦总统呢？..教别人撒谎，你就能当上中央电视台的头儿。搞垮整个经济，他就会让你当上总理。
——尤里·切尔尼琴科1991年1月20日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尼古拉·被得拉科夫辞去戈尔巴乔夫顾问一职时所作的解释1991年1月
罗纳德·里根是对的。这的确是个罪恶的帝国。
——瓦连金·奥斯科茨基在莫斯科举行的声摞立陶宛的示威游行中的讲话1991年1月20日
在1991年1月7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戈尔巴乔夫再次加紧了对立陶宛的控制，这次的行动比去年春天的行动更具有威胁性。国防部宣布正在向立陶宛派遣一支伞兵先遣部队，表面上说是去对付那些拒绝服兵役的立陶宛人。由莫斯科支持的联合阵线在维尔纽斯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立陶宛政府提高零售价格。当议会主席兰茨贝吉斯宣布推迟物价上涨的时候，总理普隆斯基涅提交了她的辞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随即接受了她的辞职。这时，戈尔巴乔夫利用维尔纽斯出现的政治混乱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戈尔巴乔夫于1月10日颁布总统令，把局势日趋紧张完全归罪于立陶宛人，指控他们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并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总统令责令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即完全恢复苏联和立陶宛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废除此前通过的所有违宪法令”。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日益强硬，但是这个总统令还是令我感到震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总统令除了加剧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外，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他正在为一场悲剧作准备——这场悲剧将会同时吞噬掉他本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受制于谢瓦尔德纳泽所描述的那些力量了呢？
立陶宛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苛刻的、毫无余地的要求；这个总统令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使用武力提供借口。事实上，不等立陶宛作出回答，在颁布总统令的次日即1月11日，苏联军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占领维尔纽斯的一些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过去属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准军事“公共”组织，现在由立陶宛安全官员使用，另外还有一个新闻中心。
早在这些建筑物被占领之前，兰茨贝吉斯就向西方政府发出了痛苦的呼吁，要求它们采取“断然行动”，防止苏军入侵立陶宛。兰茨贝吉斯特别要求对立陶宛作出正式的外交上的承认，并且发表了苏联宪法不适用于立陶宛的声明。他尤其担心的是，国际社会由于过分关注伊拉克问题而忽视了苏联对立陶宛的镇压。
然而，华盛顿的目光并不仅仅是注视着海湾危机。甚至在美国官员看到兰茨贝吉斯的呼吁之前，白宫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已经谴责以伞兵相威胁是一种“挑衅，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他敦促苏联政府“停止恫吓的企图，回到谈判中来”。代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戈伯格召见了苏联大使，我也获得了指示，向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官员传递更加坦率和明确的信息。布什总统星期五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亲自提醒他我们的关注。
维尔纽斯流血事件
当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我接到了叶利钦办公室的消息，叶利钦本人希望1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同我见面。我非常想知道俄罗斯政府准备怎样阻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如果他不叫我去，我自己也可能会去约他。我当时不知道华盛顿的白宫官员曾经考虑过责令我拜见叶利钦，但是由于顾及此举可能会激怒戈尔巴乔夫，所以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忘了通知我他们后来的决定。
叶利钦出席约会通常都很准时，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却让我等了10分钟。当他在会客室接见我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同主席团一道制定出了俄罗斯关于立陶宛问题的公开声明。他称之为“强硬的声明”，因为它谴责在立陶宛使用军队，要求不要在该地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动用从俄罗斯招募的军人。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自信知道答案。他望着我，仿佛我在问他为什么莫斯科冬天会变冷一样，然而还是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他们可以对立陶宛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动用武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对俄罗斯的议会动武。事实上，如果他们在对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我们就将成为名单上的下一个。”
叶利钦计划当天下午出席联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说他相信其他几个共和国的首脑也会和他采取相同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已经破坏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达成新联盟条约的努力。他认为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完成这件事情。
当我从叶利钦的办公室返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接到了贝克国务卿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一封信。当时还没有任命继任人，所以谢瓦尔德纳泽还在担任外交部长。但是，我们被告知那天见不到谢瓦尔德纳泽，所以我只好把信交给了负责对美关系的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奥布霍夫。国务卿的信件强烈呼吁缓解立陶宛的局势，明确地表示一旦使用武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我让奥布霍夫尽快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谢瓦尔德纳泽（因为它是用英语写成的，所以还需要一个译本），而且我还让他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如果有什么消息要传达给贝克国务卿，我整个周末都等着为他服务。奥布霍夫向我保证说，谢瓦尔德纳泽会很快收到这封信，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还在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尽管尚未任命继任的新外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局势是如此严峻，如果他继续待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到周末，就很可能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中的一名成员。
事实上，尽管直到下一周的星期二才任命接替他的人选，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早在那个周末就已经停止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了。
在我拜见期间，奥布霍夫询问为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打前站的小组何时到达，这次访问原计划2月份进行。通常在举行首脑会谈之前的5—6个星期，一个小组就会先期到来，为会议日程和其他事情做准备。但是，这一次白宫对此出奇地平静。我告诉奥布霍夫我可以催问一下，但是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我怀疑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如此严峻的气氛中还会不会进行这次访问。
奥布霍夫扬起头，显得十分不悦，然后便故作惊讶，说我们竟然让“一桩内部事务”影响到首脑会议这样的重大事情。我告诉他说，他很清楚我们并不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情况视为“内部事务”，而且如果莫斯科的行动导致那里发生流血，很难想象首脑会谈会在那样的气氛下举行。我提醒他注意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并且要他力求使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充分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情的力量。
当晚，我非常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因为我希望听听在叶利钦对我评论过的那个声明中，俄罗斯立法机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新闻对俄罗斯的声明只字未提。国家电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显然已下了命令，对这个声明不予理睬。苏联电视忽视重大新闻事件的例行做法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种倒退行为证明戈尔巴乔夫以克拉夫琴科取代涅那谢夫的做法正在产生效果。
新闻广播对最近这些事件的态度是一个不祥之兆。以稳重的语调播送的新闻暗示，立陶宛秩序大乱是由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
虽然这一天白天很长，但是这一天夜晚显得更长。我被邀请去参加为纪念《莫斯科新闻》周刊发行60周年而在“旧历新年”——十月革命前使用的历法中的新年——举行的庆祝活动。邀请参加的时间是晚上11点，整个庆祝活动将持续到午夜以后。
我不喜欢深夜，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知道这种周年庆祝活动将更像是一次守灵而不像是一次晚会，但是我必须参加。民主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将会出席，而且此次庆祝活动将为我提供一个听取最新的政治小道消息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我的出席将象征着美国对改革的支持，表示我们同那些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人士站在一起。
叶利钦在一个保镖的陪同下姗姗迟——他喜欢夹道欢迎的入场方式——身后跟着许多摄影师，并被引到了礼堂中我坐的那一排。他一个劲地朝我打招呼，坚持要我挪过去坐在他旁边以便交谈。他的保镖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为我调整了椅子。当我们进行简短谈话的时候，好几个电视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
他正利用我来传达一种政治信息，而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也像他一样在利用对方传达信息，否则我可能早就生气了。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正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商讨；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赞成他当天下午所作出的呼吁，即不要干涉立陶宛。
当天晚上，我听说反复无常的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将被任命接替雷日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个任命非常奇怪；帕夫洛夫既无政绩又无能力，不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率的政府首脑，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我问叶利钦此事是否咨询过他。他回答说他早就听说帕夫洛夫是候选人之一，但是两天前他还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帕夫洛夫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听说戈尔巴乔夫已决意任命帕夫洛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不会反对这个任命。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此外，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下达明确的指示，任何一位苏联总理都不能实施需要进行的改革。
我又问他是否注意到了电视新闻对他关于立陶宛的声明不予理睬。他咧嘴一笑，大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对此应该怎样报道。”正如我预料得那样，当晚的节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以后。幽默短剧一个接着一个，对白常常非常可笑，但是表演者们却没有喜剧情趣。虽然也经常传出笑声，但那是冷漠的勉强发出来的笑声。人人都表现得忧心忡忡。
当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宣布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才得以解脱。我回到斯帕索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突击队正在发起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战斗。就是这支部队在1979年12月24日突袭了喀布尔的总统府，并且暗杀了拒绝请求苏联提供“友善的援助”的哈菲祖拉·阿明总统。
谁下的命令？
当我被电话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桃红。半梦半醒的我把话筒从话机上取了下来。打电话来的是我的副手詹姆斯·柯林斯，他告诉我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建筑群在夜里已经被攻占了，人员伤亡惨重。虽然报告只是片断不完整的，但是显然有许多平民被打死了，数百人受了伤。而且有迹象显示，对议会大楼的进攻可能已迫在眉睫。绝大部分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坚持留在大楼里面，数千平民聚集在外面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如果大楼遭到攻击，其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
整个上午不断传来各种报告。除了外国记者的报道之外，通过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从1990年3月起在该地区实行的外交人员禁令几个星期前已经取消了），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目击报告。
中午时分，我为自己匆匆写下了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联邦委员会获得对这种做法的牢靠的支持。不等调查委员会到达就开始这类军事行动，粉碎了两个一本正经的谎言，即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下达命令（这能让人相信吗）以及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难道说这一切大部分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些计划了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事情发生时他仍然担任外长一职呢？事实上，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维尔纽斯的最高委员会大楼有没有受到攻击。当我了解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俄罗斯备派力量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反应，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一事件了。我不能想象所有力量都会袖手旁观，但是我也怀疑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行动。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请柬，邀请我去同第一副外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会谈。我的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其他几国的大使同行们也被邀请参加。集体召见我们，又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这暗示着问题既重要又紧急。
我们集中在一个中等大小的会议室里，过去谢瓦尔德纳泽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议员代表团。科瓦廖夫是葛罗米柯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又高又瘦、态度和善，被公认为是一个西欧专家和严肃的诗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是代理外交部长了，因为他没有提到是奉谢瓦尔德纳泽之命。我怀疑是否谢瓦尔德纳泽本人拒绝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得不为戈尔巴乔夫做些辩解。
科瓦廖夫告诉我们他刚从总统办公室来，希望把总统的信息带给我们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当他翻阅笔记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而且他嗓音也在异常地发颤。他接着说道，总统希望让他的外国同行们知道，他对攻击电视台的行为不负责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
全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国内纷争进一步扩大。他希望他的外国朋友们放心，他仍然决心继续进行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决心要避免流血冲突。
我有些吃惊，不是因为否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
此前，除了接到过一个电话提醒我布什总统将会强烈谴责维尔纽斯的暴行之外（此时在华盛顿还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示。但是，我认为对科瓦廖夫的声明不作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公众都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总统不久可能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从我个人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授权采取暴力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既然事情是这样，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总统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指出那些有罪的人将会受到相应法律的惩处。
科瓦廖夫向我们保证说，一定把我的意见带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另一个大使问道，不知道他理解得是否正确，即总统不知道使用暴力的罪犯是谁。科瓦廖夫看着他的笔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念过的声明。
当我们离开大楼的时候，我的一个同行问我是否相信戈尔巴乔夫未曾参与此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最难使人相信的就是他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个信息是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呢？对此我也难以理解。他不太可能希望加深人们的怀疑，即认为他已不再能控制他自己的政府了。
“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糟呢？”我的这位同行问道，“是戈尔巴乔夫策划了这次行动还是他失去了对武装部队的控制？”
“我不清楚，”我告诉他，“两种可能性我都不喜欢。”
当天，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苏联高级官员都没有对这场悲剧发表声明。然而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国防部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格内基·卡舒宾少将进行采访时，后者把所有罪责都推给了立陶宛人。据他说，民族拯救委员会反复要求立陶宛当局停止在他们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当这些请求无人理睬的时候，该组织就作出了志愿军事人员应该去控制电台、电视台的决定。然而，当这些人员接近这些建筑的时候，立陶宛非正规军朝他们开了火，于是他们就向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求援。接着，他发表了针对立陶宛民选政府的长篇攻击性演说，指出该政府的做法违犯了宪法，特别是践踏了军人的权利。
这是自1983年否认苏联空军击落了一架韩国民航飞机以来，又一个愚蠢的妄图掩人耳目的故事。每一个目击者都同意是攻击部队——他们不是来自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而是来自克格勃——首先向人群和广播大楼控制室及制作室中的人开枪的。但是，谁首先开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谁企图通过装备精良的军队夺取属于立陶宛政府的设施。
当戈尔巴乔夫保持沉默的时候，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他立即飞往爱沙尼亚的塔林，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缔约一方将“承认其他几个国家的国家主权”，禁止各自的公民参与“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武装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宣布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是作为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组成部分——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后一点，他们宣布这份声明将呈送给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的议会和政府。
叶利钦走得甚至还要远些。他向俄罗斯的军事人员发出直接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听从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平民开火的命令。他还向军队中的俄罗斯族人发出呼吁，要他们“记住你们自己的家园，你们自己的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你们自己的人民。对合法机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犯下的暴行会给俄罗斯自身带来危机，并且伤害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这比一天前他对我讲的话更加雄辩有力，他的话在整个国家上空回荡。
叶利钦已经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戈尔巴乔夫发起了挑战；现在他又对戈尔巴乔夫在违背加盟共和国政府意愿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控制军队发出了挑战。军事指挥官们都痛恨叶利钦，因为叶利钦曾对他们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提出过削减军事预算的计划，他们当然不会理睬他的呼吁。但是，在1月12日和13日发表的声明中，叶利钦开始提出来自俄罗斯的军人应该把最高忠诚献给他——俄罗斯的领袖，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双重权力的成分正在增长。
与此同时，更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由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保卫其民选领导人的人盾行列，维尔纽斯议会大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公然违抗保卫该地区的坦克车手的命令，后者使用麦克风命令人们下午5点以前离开，否则就会面临攻击。在立陶宛其他大部分城市里，甚至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举行了群众集会。里加的局势几乎和维尔纽斯一样严峻，示威者们开始在那里的议会周围修筑栅栏。声援立陶宛的示威游行席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帝国的其他许多城市。
戈尔巴乔夫于次日即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对维尔纽斯悲剧公开发表评论。令我沮丧的是，他的评论似乎是在为攻击者们开脱。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也就立陶宛最近的事件向最高苏维埃做了报告。他们发现的唯一问题是，顽固的立陶宛领导层对无法无天的行为听之任之。他们声称军队由于激怒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受到指责。
我看着他们在电视上的讲话，心里一阵阵恶心。于是，我写下了下面的笔记：
普戈、亚佐夫、甚至戈尔巴乔夫对昨天事件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命令似乎是一个下级指挥官根据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救援请求而下达的。戈尔巴乔夫说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凌晨3点被叫醒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可以相信的。但究竟是谁创造了条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呢？谁向当地军事指挥官签发了空头支票呢？
而且为什么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呢？
况且，民族拯救委员会没有任何合法地位。它的成员状况还没有被公布，而且戈尔巴乔夫昨天也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由哪些人组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军事指挥官根据一个不为人知的非法机构的“请求”而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的行为又怎么能被容忍呢？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被容忍了；根据今天几个发言人的话来判断，这次行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当的。
让我们把这次事件同阿塞拜疆发生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控制权的事件相比较。军队镇压了那次事件，其根据是那是一种非法的夺权行为。然而这一次，一个诡秘的集团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的企图似乎获得了联盟政府最高权威人士辩护！唯一的问题是谁向谁下了命令..
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能逃避对当前形势的责任。他或者策划了这起事件，或者不负责任地创造了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或者被迫参与了整个行动。不管哪种可能性更准确，对于我们的政策的影响都是一样的：继续阐明进一步的冲突将会给苏联利益带来的严重后果。
许多人担心电视中心被占领后将会对立陶宛议会发动进攻，但是这种情形在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晚上都没有发生。似乎有人下令维持现状，不要激发进一步的暴力——至少暂时要这样。然而，电视中心并没有归还给立陶宛政府，拉脱维亚的政治紧张也不断加剧。刚刚成立的拉脱维亚民族拯救委员会（其领导者是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的一名发言人要求解散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把权力转移给该组织。其他人则要求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实行总统直接管辖。我想起了10天前克留奇科夫对我发表的评论。整个事件似乎都是以民选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为由，为“中止”民选政府做好准备。我所不清楚的是，究竟戈尔巴乔夫是计划的后台老板呢，抑或这是一个迫使他采取行动的阴谋。
星期二，戈尔巴乔夫就立陶宛的形势又一次发表了演说，但是对在维尔纽斯施暴的军队未做任何批评。与此相反，他继续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立陶宛人身上。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和军事机构继续呼吁他在该地区采取直接管辖。
对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谴责星期天早上发生在维尔纽斯的暴行一事，我并不是唯一感到沮丧的人。六个星期前刚被解除内务部部长职务的瓦季姆·巴卡金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中第一个对这一事件公开表态的人。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首先，我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总统为什么不把他与维尔纽斯事件的关系做一明确的、毫无掩饰的澄清。他作为总统的所作所为，他要求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以及尊重人权，所有这一切与夜晚采取夺取权力的企图毫无关系..
其次，我不能理解的是，议会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地抱怨缺乏信息..他们知道谁掌握着信息，应该去问谁。事实上，在作最后分析的时候，竟然缺少资料来证明是谁首先开的火..重要的是这一使许多人丧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违宪的。很明显，任何将领听从街头人群或者自封的委员会的命令都是违宪的，不管这些群体的呼声有多大。这是我在公开刊物上看到的唯一一份由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员发表的准确的法律判断。巴卡金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要在法制的基础上立国，但是又不情愿或者无法去承认明显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开始作出更为广泛的结论。1月15日星期二，维塔利·波特尼科夫在刚刚创建的《独立报》上撰文写道，究竟是谁下令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的问题总是纠缠不清，它表明“苏联权力的瘫痪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瘫痪的权力”。他还把苏维埃制度比作垂死的章鱼，虽然还在蹦跳折腾，但是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触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煮熟。波特尼科夫描绘的情景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能肯定有多少个触手已经被煮熟了。有一些也许只是麻木了，还可能会再次向外出击。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正在迅速地下降。他往往摆出一副恫吓和威胁的架势，然而还没有实施威胁就停止了行动。通常，他不去实施他的威胁是明智的，但是既然如此，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出威胁。
他对南奥塞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区）日趋严重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些奥塞梯政治领导人开始谈论正式脱离格鲁吉亚、同他们的北奥塞梯（属于俄罗斯联邦）兄弟结成联盟的时候，新当选的格鲁吉亚领袖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逮捕了他们，未经审判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一开始双方的非正规武装人员在南奥塞梯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当奥塞梯人开始把格鲁吉亚人驱逐出本地区的时候，加姆萨胡尔季阿便派出了格鲁吉亚正规军。他们在隆冬封锁了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造成了该市市民的极度困苦，在格鲁吉亚的眼中，奥塞梯的政治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后者正试图以肢解相威胁迫使格鲁吉亚继续留在苏联。
戈尔巴乔夫没有尝试向双方施加压力，使其达成妥协以解除危机的办法，他的选择是发布自己不可能去实行的总统令。1月7日，他命令格鲁吉亚政府从南奥塞梯撤出军队，但是格鲁吉亚议会以压倒多数票拒绝了这个要求，加姆萨胡尔季阿宣布任何实施这一总统令的企图都将使格鲁吉亚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
我并不同情格鲁吉亚对待奥塞梯的粗暴的做法。格鲁吉亚一方面反对苏联将其当作一个殖民地，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中间的少数民族要么接受附属地位，要么就走开。然而，戈尔巴乔夫武力干涉的威胁只会把事态搞得更糟：如果他不能实施命令，他的信用就会受损；但是如果他试图实施命令，他就可能给格鲁吉亚带来流血冲突甚至内战。
从11月中旬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断发布徒劳的、自拆台脚的命令。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前两天，我记录下了对戈尔巴乔夫威胁向南奥塞梯派兵的评论：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落入抵挡苏联军队的陷阱，而格鲁吉亚人则不同，他们很可能会与威胁针锋相对。虽然我理解莫斯科对离心趋势的失望，而且也不认为格鲁吉亚人在对待奥塞梯人方面做得恰当，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这样行事..目前的方案是一个愚蠢的方案——戈尔巴乔夫仿佛愚蠢至极，竟然看不到那些怂恿他以这种方式“施展权威”的人实际上希望取代他！既然他肯定不傻，那他本人一定欣赏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可能会奏效的幻想。可悲，可悲，可悲，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
当我把这些输入到我在斯帕索别墅里的个人电脑的时候，我真希望克格勃的侦查装置能够窃取到我正在输入的东西，那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得到我的评论的副本了。然而，我根本不敢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所记录的信息正是克格勃主席不希望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东西。
在1月15日的那个星期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紧张局势就像发高烧一样，爱沙尼亚的局势稍轻一点。苏联最高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团来往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首都之间“调查事实”，但是证据表明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真正的谈判。在维尔纽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仍然预计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军事进攻。当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理查德·迈尔斯星期三访问议会大楼的时候，他发现代表们都倔强地执意要留在大楼里，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牺牲在那里。
兰茨贝吉斯就是下定决心的代表中的一员，但是他也出席了为星期天的死难者而举行的葬礼。想要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以至于必须在足球场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演讲，他说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感到羞耻，因为俄罗斯人进行了杀戮；他还说中央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歪曲的报道；最后，他用“立陶宛一定会独立！”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并不是所有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都同民族拯救委员会唱一个调子。
1月20日，星期天晚上，在里加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起初，它似乎反映出已决定要在那里使用武力。特种防暴部队的小分队（从他们佩带的缩写标志可以看出）袭击了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在整个过程中杀害了五个或者六个人。占领大楼之后，他们在午夜后两小时又撤走了。当战斗打响的时候，拉脱维亚总理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立即打电话给苏联内务部部长鲍里斯·普戈（他掌管着“黑色贝雷帽”部队），普戈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要派他的副手去里加进行调查。
后来证明这次攻击实际上是“黑色贝雷帽”部队军官的一次越轨行为，并没有得到高层当局的批准。然而尽管这样，这次行动还是加深了大家的紧张感。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命令不再进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大楼，但是他直到九天之后才间接地把袭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贴上非法的标签。然而，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继续批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坚持要它们废除“违宪的法律”，只不过又补充说，任何集团都只能通过宪法允许的途径而不是靠武力来获得权力，任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武力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
鉴于违宪事件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谴责罢了，但总算是有所表示了。
又一个愚蠢的任命
当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辩论达到高潮的时候，雷日科夫总理心脏病突发，于12月25日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年里，他一直遭到人们的攻击，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我非常难过。虽然我喜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敬仰他的勇气和正直，但是我也知道他不理解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因而成了亟待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障碍。如果苏联除总统外还将保留总理职位的话，那么这一人选必须懂得主要工作应该是把中央的经济权力重新分配给企业、地方和加盟共和国。
雷日科夫的疾病解放了戈尔巴乔夫的双手。尽管两人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迫使雷日科夫辞职，不愿意同他最初阵营里的又一个成员完全破裂。现在，他可以自己选择任命一个总理了。许多人预测他将利用这次机会改组部长会议，把它转变成类似美国总统内阁的机构，只有20来个成员，而不是现在的60多个。把经济部门的职能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将会满足加盟共和国领导们的基本要求，从而有助于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花了三个星期来挑选雷日科夫的接班人，然后他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的第二天即1月14日宣布自己选择了瓦连金·帕夫洛夫。由于刚刚发生的暴力事件所带来的混乱，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一任命。事实上，帕夫洛夫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戈尔巴乔夫任命他的想法早在几天前就传了出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助手都很难解释帕夫洛夫有什么资格担任总理。
帕夫洛夫身材微胖，长着一张圆圆的猪脸。自从198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部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货币供应增长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商品的增长。虽然价格仍然得到了控制，但是“卢布倒挂”加剧了商店里的货物短缺，并且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以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财政部长至少应该对这个局面负部分责任，因而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挑选他晋升，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混乱日益严重的时刻。
我在一年前曾经见过他，当时我是为了安排他对美国的访问而去拜访他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古怪、不太严肃。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中还有一些傲慢自大的成分。我们正在试图为他选定访美的时间，与他同行的还有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我曾经同格拉什琴科讨论过时间问题，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建议的所有时间对他都不合适。当我把这事告诉帕夫洛夫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找到了格拉什琴科，当着我的面命令他改变他的日程，必须在他曾经尽量避免的日子里出访。帕夫洛夫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向我显示他对国家银行行长拥有权威。
有时候，他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古怪，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随后的发展往往证明他是认真的。例如，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前3天，即1月11日，他应邀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我们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他嘲笑“卢布倒挂”的提法，估计市面上只有250亿卢布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发行的卢布数量有1000亿甚至更多。鉴于印钞机过度使用的问题出现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采取辩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企图引用明显虚假的数字来否认问题的做法，是不能说服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的。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他看上去很傻。
当有人提到卢布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时，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这可能会让你吃惊，是我定下那个价格的。”他的话果然让我吃了一惊，以至于我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听对了，于是我让他重复了一遍。使我感到吃惊的并不是听说财政部长涉足于黑市——事实上，我对此早有耳闻——而是我没有料到部长本人竟然拿自已牵扯进这类活动来吹嘘。他高兴地向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解释说，在黑市上抛售美元是一种从投机商手中吸收卢布的好办法，因为他能够出到40卢布兑换1美元的比价。而当时官方汇率是5.6。
尽管人们对帕夫洛夫能否有效地对付日益增长的危机普遍存在怀疑，但是他的任命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确认了对他的提名。
几个星期后，新的“总统内阁”宣告成立了，这时大多数观察家——也包括我自己——又吃了一惊。我们曾经预计戈尔巴乔夫为了削减中央官僚机构会减少目前行使权力的经济部委的数量；他也没必要顾及雷日科夫的感情。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把大部分经济决策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的有利时机。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当公布内阁各部和各“国家委员会”（事实上也是部，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的名单时，看上去部委的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这只会激怒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为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而大声疾呼，而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做过许诺。
直到3月份，戈尔巴乔夫才最终任命一个安全委员会来取代消亡的总统委员会。实际上，由于职务的原因，有些人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除了这些当然的人选以外，戈尔巴乔夫往整个名单里额外增加了三个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瓦季姆·巴卡金、以及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
当对名单进行投票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其他人选，但是不同意普里马科夫和波尔金。戈尔巴乔夫坚持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于是这一次普里马科夫勉强获得了通过。而波尔金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到多数通过的。我问最高苏维埃的几名代表，为什么立法机关两次拒绝同意普遍认为非常接近戈尔巴乔夫的波尔金。他们都说不信任他的原因是他因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歪曲的信息而臭名昭著。其中一个代表指出：“他是个惹麻烦的人，经常给戈尔巴乔夫灌输些垃圾，增加他的疑心。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让他接近自己。”
反对派的批评尖锐化
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的信心越来越小，而改革者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日益增强。到了八九月，当戈尔巴乔夫同压制改革的力量结盟的时候，那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利用新的权力实施经济改革的想法便消失了。许多人似乎感到谢瓦尔德纳泽所说的“独裁统治”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施行的这种统治。
1月份，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流血事件的那个周末，民主俄罗斯代表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席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这是11月会议的第二阶段，它表明人们正逐渐丢掉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迅速发展。
该组织声称拥有30—40万积极成员。据说，它的基层组织在40个城市里出版了大约500种报纸，总发行量达50万份（如果这些数子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许多这类报纸的发行量将非常小，因为平均数只有1000左右）。而且它的非官方全国性报纸《民主俄罗斯》据称发行量达150万份。
在这次会议上，波波夫宣称同戈尔巴乔夫组成“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此民主人士需要反对现政府，发展规模巨大的政党组织。早在10月份时，波波夫还很乐观地认为存可能形成他所说的“中间派—左派”联合——这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形成联盟。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呼吁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控制的中央政府移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实行迅速激进的改革，包括把土地转交给私人所有者，把国家资产分配给公民，制定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其中应该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大会还通过了正在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条约，呼吁建立起同其他加盟共和国民主团体进行政治合作的框架。
此外，会议还谴责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警告说由最反动、最保守的力量实行独裁统治的危险正在逼近，它认为这部分力量包括共产党特工、军队、克格勃的精英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他们都听命于一位“像独裁者那样行事的改革的倡导者”。
会议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全面的谴责，而仅仅六个月前这个组织还把戈尔巴乔夫当成盟友。
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戈尔巴乔夫前总统委员会中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开宣布同他决裂。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戈尔巴乔夫的阵营。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则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其中的一些段落是这样的：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在立陶宛发生的事件可以清楚地归类为犯罪行为..（而戈尔巴乔夫）却为它辩护，也许正是他同意了整个行动..
在反抗独裁统治和专制主义进攻的同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上。
通过这份宣言，绝大多数签署人表明了他们脱离戈尔巴乔夫、投奔叶利钦的决心。
1月1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公开声明刊登在星期三《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巴卡金的消息上面，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以前最亲密的助手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高潮。他能够开始用心接受这些批评吗？或者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视为个人对他不忠诚的证据（当然这更有可能），然后顽固地坚持他现在似乎已经选定的道路呢？如果事实证明出现了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我就必须赶快修正先前对他继续执政的估计了。
第二天，1月20日，莫斯科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民主俄罗斯组织这次游行以抗议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生的暴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反动保守分子的联合，共有3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虽然在先前的游行中也曾出现过反戈尔巴乔夫的标语，但是在莫斯科出现大规模的纯粹反戈尔巴乔夫的游行，这还是第一次。在向人群宣读一项决议时引起阵阵欢呼，决议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