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亚佐夫辞职
·苏联军队撤出立陶宛
·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
·审判对在立陶宛动武负有责任的人
·只对加盟共和国，而不是联盟中央政府提供外来援助虽然叶利钦并没有参加，但是许多人都把他当成那一天的英雄，有人称他是“俄罗斯最后的伟大希望”。每当提到他的时候，人群都要一再高喊他的名字。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宣读了叶利钦的一封信，信中称谢瓦尔德纳泽和其他人所警告的独裁已经到来了。戈尔巴乔夫正在阻碍民主改革，有人以自封的国家拯救委员会的名义对合法的民选代表机构使用武力，而他竟为此辩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叶利钦认为反对必须是以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他指出：“我们不能给中央政府任何借口来对我们使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曲折前进”
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继续处于骚乱状态、而戈尔巴乔夫与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不断加剧的时候，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的军事行动也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对伊拉克目标的空中打击。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在该地区避免战争，但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固执使得苏联作出的和平努力化为泡影。尽管由于中东政策的180度转变而在国内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战争打响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同美国在安理会进行勉强的合作。同美国保持和睦关系已经成为了他国内权力的关键。
许多观察家仍然怀疑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一个协议——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即只要戈尔巴乔夫支持布什在海湾的政策，布什就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自由行事，特别是在立陶宛。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即使是在海湾危机的高潮时刻，布什依旧密切关注着立陶宛事态。例如，他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夺取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在1月13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或是他们的新闻代表几乎每天都就此发布消息、警告或者公开声明。
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引起暴力的军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布什总统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如果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他将被迫采取某些措施。信的全文是在1月23日午夜通过电传传到使馆来的。我次日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以递交这封信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10点左右电话通知我说戈尔巴乔夫可以在1点钟见我。
当我12点45分上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发现一大群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使馆前面抗议美国解放科威特。通向使馆的大门被关闭了，但是我命令海军陆战队哨兵把大门稍微打开一点，以便我的车子能够通过。开车通过一大群敌对的示威者可能是有些鲁莽，但是大使是不可以耽误总统的指示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唯有这一次才发现国务院提供的卡迪拉克防弹车是那么的舒适。
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是很平静，面带微笑。他在过去的部长会议办公楼、现在的总统办公楼接见了我。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信的内容很敏感，我觉得没有同事作记录谈起话来可能会更加坦率。我们在一个会议桌的两头面对面地坐下来，切尔尼亚耶夫坐在他的左边。
在我们互致问候以后，我解释说上面命令我转交一封布什总统的信件。我递给他一封英文信，然后一行一行地把内容翻译成俄语。布什指出，在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发生混乱之后，他的行动一直十分克制，但是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有所行动。他曾经接受了戈尔巴乔夫1990年作出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所以在此基础上授权开展了支持苏联经济改革的项目。然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面临恫吓、压力和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继续这些项目的。除非那里的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暂停他开创的援助步骤。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惩罚，而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改革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制止日益增长的暴力浪潮，回到先前的和解政策上去。
当我念完那封信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问我：“他是说已经采取了那些步骤还是即将采取那些步骤呢？”
我回答说：“他说如果..那么他将那样做。”
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没有对那封情发表意见，而是对我说道：“告诉我，杰克，你怎样看待目前这里的形势？”
他的提问使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原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途径来表达我对他最近一些决定的疑问，但是没想到他会主动问我。我现在还没有就如何表达做好准备，而且除了信本身以外我没有接到其他指示，但是我经常考虑一些他似乎做错了的事情。能够直接听他的解释实在太诱人了，决不能错过机会。
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作记录，但是会谈结束之后我马上匆匆忙忙地写下了谈话要点。当我写会谈记录时这些要点足以唤起我的记忆。首先，我说很难解释他近几个月政策的根据。长期以来，我始终坚信他真心寻求在苏联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我也一直是这样向政府报告的。然而后来，我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虽然我知道他仍然坚持说改革在向前发展，我也知道这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但是我看见发生的一切并不符合我的假设。事实似乎表明他的政策已经变了，然而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也就不愿得出他确实发生了变化的结论。但是，我又觉得他对民主人士及叶利钦一再进行口头攻击与他自称的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符的。
至于立陶宛和它的邻国，我指出，军事压力使局势尖锐对立，破坏了谈判，产生了暴力的潜在危险。那里的事态使布什总统蒙受了巨大的压力——来自国会、报界和整个公众舆论的压力。虽然我不相信他曾下令军队向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开火，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做的许多事情或者他同意其他人去做的许多事情：派驻军队、夺取建筑、发出毫不妥协的最后通牒，等等。如果他的目的是和平，那么这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我还补充说道，我非常了解他所受到的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但是我似乎看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改革派，所以我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屈服于这些压力，尤其解释不了的是他所采取的步骤会被那些坚持使用暴力的人所利用。
我还指出，他常常强调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人会反对这一抽象的概念，但是他应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即如果他们是被迫加入联盟的，那么联盟宪法对他们就没有约束力。即便如此，双方也还是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但是前提是立法机关必须做出关于退出联盟的条件的修正案。现行的法律否认有退出的权利，更谈不上实施退出行动了。
我最后指出，在像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是威胁使用暴力的人。他们似乎懂得只有通过非暴力手段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显示出了极大的克制。我们看到的暴力是由莫斯科控制下的苏联军队犯下的——这些军队最终是由他本人控制的。虽然我并不怀疑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法向我的政府解释他最近的行为怎么能与他的这个目标相一致。
我谈了大约15分钟，然后便停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独白，感谢我不带嘲讽的坦诚。
关于我难以理解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请我从问题的“整体严重性”考虑。“请帮助你们的总统理解，”他接着说，“我们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作为总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战争。”所以有时候他将不得不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段“曲折前进”的时期。
他评论说，我们正处在高度紧张和情绪极度波动的状态下。许多问题都是爆炸性的，武装力量很难控制。我们为政治文化落后所困扰；过去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的传统。但是，他必须坚持在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他本人不会受制于任何人。
他声称他愿意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过去：同拉脱维亚的对话就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曾经同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戈尔布诺夫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并且得到了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卢比克斯的同意。然而，立陶宛的事情有些不同。如果兰茨贝吉斯继续当权，他怀疑是否还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普隆斯基涅比较理智，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取得一些进展，然而立陶宛政府提高价格的计划给兰茨贝吉斯提供了一个搞垮普隆斯基涅的机会。至于叶利钦，他很难与之打交道。因为叶利钦往往先与别人达成协议，然后违约，而且他经常作出些不能履行的许诺。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还是要试一试。
在他结束谈话以前，他要我转告“我的朋友乔治”，不管在海湾战争、德国问题、批准常规武器协议等方面面临多大的压力，他都将继续按照他的承诺行事。他在国内的主要愿望是确保根本性变革不要伴随着暴力事件，而且他决不会放弃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我后来回想这次谈话的时候，深深感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态度和私下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许多私下里容易动怒的领导人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公共形象：平静、周到、富有同情心。而戈尔巴乔夫似乎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在公共场合里，他变得极其容易发怒，他的讲话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但是私下里，我却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于明断是非。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人都是那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对布什总统的信件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策略的。
他没有抗议说我们是在以停止经济合作的威胁来干涉和破坏改革，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给我们表达的机会，使得双方都有机会提出观点。他保证遵守自己在海湾、德国、常规武器协议方面所作出的承诺，这样做既提醒了布什去注意同他合作的重要性，又避免了对美国发出威胁，即一旦美国由于立陶宛所受到的镇压而不再进行合作，他就可能改变这些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他是在提供一种保证，即无论如何都将继续这些政策。如果布什在这种保证面前还要进行制裁，那么他的做法看上去就过于粗暴，甚至有些卑鄙了。其次，他辩解说自己最近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而采取的策略，不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我并不相信他的第二种说法，尽管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头脑里为自己“向右转”的做法寻找理由。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只是因为他看不到鼓励强硬派并与其合作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公开地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总统治理”，因为这样将使他们作为执法者而占有优势。一旦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或者继续加以拒绝，他们就会把他撇到一旁。
然而，我觉得没有理由用制裁来打击他，除非事实表明他确实在蓄意利用军队压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华盛顿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军队，所以布什威胁要进行的制裁从来没有实施过。
在我转交总统信件的时候，根据情况判断，在2月份安排莫斯科首脑会谈显然已不可能。除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形势得到明确，否则布什访问莫斯科在政治上将是困难的。而且海湾战争刚刚开始，对他来说，在战争进行期间离开美国也是不合适的。当我们讨论布什的信件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计划中的首脑会谈推迟的话，他希望布什和他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很明显，他不希望这次延期加剧立陶宛的局势。
最后，当我们正式宣布延期的时候，我们的理由是总统必须留在华盛顿，全力关注海湾战争。
帕夫洛夫的烟雾
瓦连金·帕夫洛夫担任总理后不久，就宣布了自1985年禁酒运动以来最不得人心、极其失策的行动：政府宣布面值50卢布和100卢布的两种钞票作废——这两种面值的钞票在当时发行量是最大的。公众只能在几天内兑换所有这两种钞票，而且个人能够兑换的数量也有限制。这似乎是减少“卢布倒挂”的策略——虽然帕夫洛夫曾经告诉我他不担心“卢布倒挂”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政府的解释。帕夫洛夫解释说，这次兑换针对的是那些从非法生意中获得了大量肮脏收入的“投机商和诈骗犯”。事实上，普通人民受害最深，特别是那些把积蓄藏在床垫下面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官方储蓄银行的利息只有2.5％，而且常常很难提取大宗款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人们在仅有的几家银行分支机构花几个小时排长队的时候，他们的愤怒被激发起来了。没人相信官方的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投机商和诈骗犯”能轻而易举找到兑换手中钞票的方法。管理兑换的政府雇员很容易被贿赂。
帕夫洛夫显然已感到公众舆论开始对他不利，于是就做出了一个更加不合理的解释。他显然希望苏联公众——习惯于相信关于阴谋的传言，但不信任外国人——能够更容易地接受这个新的解释。他在《劳动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说，兑换行动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它们掌握了80亿卢布，并计划把这些钱突然投入苏联，以此搞垮苏联政府。
苏联国内外的公众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愚蠢的指责上，但我却发现他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意见同样令人不安。他拒绝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声称只有犯罪分子和黑市交易者才会提出这类问题。他暗示俄罗斯的立法将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只允许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和在土地上建筑房屋者；只能把土地卖还给当地政府，而不能卖给第三方。他呼吁从大量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只能通过保留指令性经济才能实现。同时，他把苏联经济描绘为正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事实上，他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某些措施，那么六个月后经济就会遭到类似于1918—1920年内战期间那样的破坏。
当我看到这一则采访消息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这种大杂烩式的评论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其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在于其对外国银行的荒唐指控上，而且在其他段落之中也有。第二个个人不齿的地方在于他以歪曲的事实来支持自己论点的习惯。例如，有关俄罗斯土地法的指控就完全是一种错误引导。他最后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犯罪分子、贪婪的外国人和武断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经济在几个月内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政府还会允许这些力量削弱本来可能健康发展的经济：呢？换句话说，如果问题只是在执法方面，为什么还要在经济方面首先进行改革呢？而且这些互相矛盾的陈述明显没有提到苏联有必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事实上，按照帕夫洛夫的逻辑，人们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世界经济，因为那些鬼鬼祟祟的外国人正在那里伺机强奸俄罗斯母亲。
结论：要么就是他对市场体制如何运转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他过于见风使舵，以至于根本没有信心迈向市场体制。
无知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吓走认真的投资者，而只给他留下他声称极其蔑视的小偷和囚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戈尔巴乔夫不马上另找一个总理的话，不仅销售合同不会迅速稳步增长，反而会出现商业兴趣锐减的状况。
帕夫洛夫对西方银行密谋搞垮戈尔巴乔夫的指控只不过引来了苏联国内外报界的嘲笑，美国国务院也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指出作为财政部长，帕夫洛夫印发的钱远比西方银行里的钱多得多。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维塔利·伊格纳坚科来修复这种损害，后者指出：“我们的货币无法改变一种政治制度。”克留奇科夫的主要副手维克多·克留申科也宣布克格勃对类似的阴谋一无所知。《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反映了典型的国外反应：
帕夫洛夫总理的政策是明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错误的。在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市场上他已经止步不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排外主义攻击的混乱之中。这使得外来援助的一个来源被破坏了。
最终，苏联将被迫去敲响西方的大门，乞求投资、专家和援助。如果那时没人答应的话，苏联应该回忆一下这个星期，回忆一下帕夫洛夫释放的烟雾。
这决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总理最后一次使他感到难堪。
自作自受的全民公决
12月，戈尔巴乔夫劝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保持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似乎自认为打了一张好牌。他原本期望利用共产党来推动这次投票，赢得公民对联盟的广泛支持。这样就会给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顽抗的领导人们带来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他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他11月17日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公决，但是这个建议却令人奇怪地也被交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手中，其中包括那些与他的分歧日益加深的领导人。虽然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最强烈拥护保留联盟的人之一，但是在审议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之后，他提议除非确有共和国希望退出联盟或者共和国的议会拒绝遵守联盟条约，否则用不着进行全民公决。他警告说，要求在所有共和国里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只会造成与加盟共和国的进一步冲突。
然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他向大会抱怨说，自己的建议被忽视了，坚持要求进行单独的投票表决。如同过去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戈尔巴乔夫以这种方法得到了他想要的全民公决，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
全民公决的建议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它进行的修饰，它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问题。它最终出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在这个新的联盟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虽然促成全民公决的人把它描述为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投票，表明是否赞成保留一个自愿的联盟，但是回答“是”既可以被认为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又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国家的现行名称，也可被认为是赞成重新谈判组建的联盟和个人的权利。然而“新的联盟”还没有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也没有设计出来。这就使得全民公决无法同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因为对“新的联盟”的含义以及各种规划是否真正尊重了各共和国的“主权”仍然存在着争议。
此外，虽然全民公决应该在苏联全境举行，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拒绝进行这一活动，而且还有些政府对建议的措辞做了修改或者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认为能够表现团结的这次公决在举行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不团结的例子。
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拒绝进行全联盟全民公决，经过辩论后，它们决定在3月17日之前先举行自己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全民公决，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计划稍晚将通过投票要求独立。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戈尔巴乔夫1月提出全民公决的时候就反对这个建议，他坚持在哈萨克斯坦对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征求意见。这个问题是：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联里加以保留吗？
这里没有谈论“新的联盟”和个人权利，而是用“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代替了“主权共和国”。纳扎尔巴耶夫的措辞暗示联盟是由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戈尔巴乔夫暗示的是对现存的苏联进行重组。
乌克兰也提出了一个补充问题，即乌克兰是否应该根据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投票者们甚至有机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乌克兰独立。
而叶利钦则把这次全民公决转变成为自己的巨大政治优势。12月时，他坚决反对在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但后来他又同意了，条件是俄罗斯同时进行自己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投票者将被问及，他们是否赞成设立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职位。
直到那时，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一直拒绝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而赞成总统职位的多数票将会有利于叶利钦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俄罗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预计在总统职位问题上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赞成票。
戈尔巴乔夫施展出浑身解术，争取他的全民公决能够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他发动共产党的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赞成票。对他的这一策略进行分析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就算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他的建议，我也想象不出他能从中得到什么。这种投票的意义过于含糊，以至于不能把它看作是明显的授权。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的职位问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次全民公决导致修改俄罗斯宪法和赞成投票产生总统的话，叶利钦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总统一职。相比之下，叶利钦的权力将显著上升，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将显著下降，他现在只是一部残破的国家机器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此外，如果乌克兰也投票反对联盟——哪怕只是表现出对联盟的冷漠，戈尔巴乔夫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同克拉夫丘克及乌克兰中央议会打交道时将更加困难。
由于错误地建议举行全民公决，戈尔巴乔夫愚蠢地为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2月7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在进行全联盟投票的同时进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叶利钦开始收网了。
叶利钦的直接挑战
立陶宛暴行发生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已经出现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但是叶利钦本人在一个月之后才提出了这个要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将俄罗斯总统职位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上，他已经确保能得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的批准。他还组建了新的顾问委员会，招纳了许多一年前还在戈尔巴乔夫麾下的改革者。
叶利钦赢得了在立法和公共关系两方面的胜利，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由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出现的暴力听之任之，未能挑选强有力的副手，未能采取可行的改革计划，对迅速衰退的经济束手无策，正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2月19日晚出现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在回答了半个小时的问题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开始宣读起来。叶利钦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执行一种维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与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可以从他“操纵”货币和价格改革中看出。他的政策已经导致了民族间的流血事件和经济崩溃，改革已经变成了加强过去的指令性行政体制的努力。叶利钦还指出，中央不允许加盟共和国朝自治方向迈进。
叶利钦宣称，他曾真诚地努力以便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合作，但是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正在把国家引向独裁。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应该辞去总统职务，把权力交还给联邦委员会。叶利钦的结论是：“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不反悔。”
以前叶利钦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要么继续改革，要么就辞职，让其他人当总统。但是，现在他已经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了。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反对派偶尔提出要求政府首脑下台，这在政治进程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苏联不是民主制度，更谈不上成熟的民主制度了。总统被认为拥有固定任期，不受立法机构信任投票的制约。在这种状况下，叶利钦的要求被理解为——毫无疑问，他本意也是如此——宣布了一场政治战争。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一场没有约束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双方随即摊牌。在叶利钦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要求之后，俄罗斯议会中的共产党立即展开了一场闹哄哄企图谈劾并罢免叶利钦的运动。在一次有计划的、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指挥的演习中，俄罗斯立法机关里的共产党忠实信徒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要求叶利钦辞职。这次运用的战术与1987年把叶利钦从政治局驱赶出去时所采用的战术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发言者来谴责他的行为，提出驱逐他的要求。
斯维特拉娜·戈里亚乔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地区的代表，也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之一。她宣读了一份由她自己和其他五位副主席联名签署的声明，发动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声明指责叶利钦没有采取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直接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谈判从而破坏了联盟条约；未经授权即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订协议；仅仅依靠亲密圈子里的私人顾问而无视立法机关；盗用最高苏维埃的名义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然而，俄罗斯议会并非1987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再说，撤换叶利钦的运动完全是在电视镜头下进行的，他的反对者们如同邪恶的共产党特工那样出现在屏幕上，恢复了过去那些令人鄙视的习惯。大部分公民非但没有背弃叶利钦，反而批评戈尔巴乔夫违背民意、再次企图撤换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叶利钦的反对者们建议在3月4日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有权罢免叶利钦）——这个时间早于3月17日全民公决的时间。叶利钦的支持者们进行了反击，第二天经过吵吵嚷嚷的辩论后，立法机关决定在全民公决投票之后的3月28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辩论之后，我作了如下记录：
双方的做法都不那么精明，但是如果我不得不赌博的话，我将把注下在叶利钦这一边。戈尔巴乔夫最有效的战术是“以仁慈将其置于死地”，一直敞开谈判的大门，并且确保共产党不会跟着叶利钦走。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施加报复的企图只会给叶利钦的殉道者形象增添光彩。如果叶利钦能够使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将全盘扭转劣势。
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的时候，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海湾问题表决时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边（有时候也是在经过大量劝说后才这样做的），但是他始终试图避免地面进攻，直到攻击开始之前仍在拼命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在谴责伊拉克的问题上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劝说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撤。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打败一个主要由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打击苏联的威信和自尊。在1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美国的批评显著增多了。
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证明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向他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侯赛因和卡扎菲这样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影响苏联政策是一个错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协助下，他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战争对阵双方一个是以前的敌人，一个是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苏联盟友的国家，称赞以前的敌人发动的进攻在政治是困难的。
甚至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苏联官员就已经开始质问，难道空中打击还不够过分吗。例如，在2月12日，我拜访了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敦促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投票中提供支持。而他则抱怨美国的空中打击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我向他保证，我们的军事指挥员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他却提出不应超越解放科威特和摧毁伊拉克之间的界限，如果出现这种超越行为，苏联将不得不在安理会提出异议。
这种意见必须予以驳斥，不然它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频繁，还可能导致安理会对战术上的军事决策进行辩论。因此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告诉他我不理解他的评论。虽然美国担负起了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主要责任，但是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在这次行动之中，我们承受了牺牲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危险，从中我们别无所获，只是为了使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尊重而已。我们的公众决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对我们的挑剔，这种挑剔暗示我们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我感到美苏对伊拉克侵略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他刚才提出的威胁是不可原谅的。
别洛诺哥夫赶快做出了让步，他请我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他也没有指责美国方面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他所作的澄清，通过他的解释，我认为今后苏联官员担心我们可能超出安理会授权的言论将会少一些。
总的说来，苏联外交部确实没有在联合国破坏我们的外交立场。但是，军方发言人和一些记者继续对我们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在该地区的永久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解放科威特。因此，当我接到邀请要我去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一次电视圆桌座谈会时，我意识到这是向广大公众介绍我们立场的有效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座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善的，一位苏联与会者突然提出，美国可能在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使用了过分的武力。这正是我期待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向苏联观众发泄了我的不满。“我不能理解这种对侵略者的好心，”我回答说，“当你们的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你们对德国的毁灭并不担心。事实上，你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到法西斯野兽的巢穴中去消灭他们！’我们还没有达到‘消灭侵略者’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的土地上。你们是不是准备争论说二战期间我们不应该轰炸德国呢？盟军是不是应该打到德国边境时就停下来呢？”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抗议声，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当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瓦连金·佐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会有人胆敢再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一个人不理解你的观点。”他说。
实际上，苏联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中东事件的深刻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受到了比较反动的苏联军官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即使不是一个敌手，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投入了大量金钱的盟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但是苏联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贴近他们的国内问题：商店里的货物短缺，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混乱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
地面战斗一打响，几个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的大部分影响力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在联合国仍然需要苏联的支持，但是一旦海湾战火停息，苏联的支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戈尔巴乔夫与那些在改革初期曾经成为他的宠儿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关系在1991年1月终于完全破裂了。一年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最大希望，叶利钦不过是取悦大众的政治家，不足以领导正确的道路。他们早先同叶利钦形成的联盟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但是到了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压制举动使他们感到失望，再加上受到谢瓦尔德纳泽脱离这一阵营的鼓舞，他们便开始成批地离开戈尔巴乔夫，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
戈尔巴乔夫似乎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虽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明显不过了。相反，戈尔巴乔夫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和一阵阵的恼怒。我2月11日拜会了切尔尼亚耶夫，向他递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协定时出现的问题。这一次，我间接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愤恨。
我指出苏联在削减某些武器上的立场不符合条约文本，切尔尼亚耶夫却笑着说：“不是苏联的立场，而是苏联某些将军的立场。”他向我保证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处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任命了一个有文职顾问参加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其中也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本人。
然而，当我转到谈论国内形势的时候，他那可爱的幽默便消失了。他说戈尔巴乔夫被国外的某些批评深深地激怒了（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来，但估计是对立陶宛的镇压和“向右转”的批评）。他接着指出，戈尔已乔夫曾经认为自己与西方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似乎突然就不见了。既然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西方对他的敌意就是没有道理的。
“他似乎容忍了那些违反了他所签署的正式协议的苏联将军，而且当他的谈判伙伴们指出这种情况时他还为他们辩解。”我心想，但是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去罗嗦那些明显的事实，而是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夸大其辞了。美苏之间在包括海湾问题的许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相互理解与合作。但是，我们也确实存有焦虑，尤其是对于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的行动。我们曾经得到了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是苏联军队在维尔纽斯打死了人，而莫斯科对此进行的谴责既不及时也不是无条件的。非法夺取电视台的流血事件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为此被逮捕，建筑物也还没有归还到立陶宛人手中。戈尔巴乔夫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会给外界留下什么印象吗？我明知故问道。
我接着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偏离其曾经捍卫过的改革政策，对立陶宛的态度只不过是这一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他现在似乎有了一个不同的工作班子。
“你说不同是什么意思？除了谢瓦尔德纳泽还有谁？绝大部分人，包括切尔尼亚耶夫仍然同他在一起。”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第三者来举例，反驳我的说法。
我一方面承认他后来所举的例子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指出，除了谢瓦尔德纳泽以外，脱离这一阵营的还包括瓦季姆·巴卡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实际上，在1987年和1988年陪同戈尔巴乔夫访美的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的人还在同他一起工作。
他回答说，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并没有离开戈尔巴乔夫的阵营——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定期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得到有影响的职位。至于我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他们的离去算不上什么损失。事实证明了彼得拉科夫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叛徒，沙塔林精神失衡，阿尔巴托夫（我并没有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就投奔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怎么能把政府建立在这些背叛他的人之上呢？”他问道，接着他又补充说，戈尔巴乔夫不理解为什么布什总统下定决心要惩罚他。
切尔尼亚耶夫平常很少发表这样激烈的长篇大论，这暗示出他现在更多地是表达戈尔巴乔夫的感受，而不是表达他本人的感受。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受到国外的批评——当然也受到了国内改革者的批评。同他辩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布什总统的态度。
于是我告诉他，他错误理解了美国总统的政策。布什总统无意惩罚苏联。但是，他也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执政，因而他知道如果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继续出现暴力或者苏联国内出现一种压制而不是改革的趋势的话，他是不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在指出这些限制条件的同时，他正尽力对戈尔巴乔夫坦诚相待，他钦佩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朋友和伙伴。
至于我们的看法，我指出，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自从上个秋天以来，我们正在目睹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越来越相信压制的手段，对那些掌握着镇压工具的人所作的让步也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苏联在军控谈判问题上已经开始倒退，甚至在军控条约正式签署时也是这样。我们还看到对国内批评采取了日渐严厉的措施，政府任命的模式也暗示出一种强硬路线。在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一些承诺过的改革并来实现。例如，我们曾经得到许诺说，保障移民自由的立法将在1989年通过，但是目前这个立法仍然受到最高苏维埃的阻挠，而且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在乎。去年6月，布什总统曾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在移民法生效之前，他们签订的贸易协定不会得到实施。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去更加积极他说服最高苏维埃通过这个法律。
切尔尼亚耶夫避开了我谈话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单单挑出了我最后谈到的那个问题。他很不耐烦地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至今仍未使移民法生效的原因：美国显然连目前允许离境的人都应付不过来。
确实，我们使馆当时有一份多达30余万人的申请移民名单，而我们一年只有能力颁发不到五万份证明文件。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此，苏联公民应该有权离开苏联，如果他愿意的话。
在我离开之前，我要求切尔尼亚耶夫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总统，他为建立信任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不应该认为他所听到的批评抹杀了他的成就。他应该把这种批评视为友善的警告。事实是，我们西方人士对他的政策似乎要走的方向感到担忧，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他从前所确立的路线上来。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些曾经触怒他的批评一定会平息下去。
不到三个星期前，我曾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相比，切尔尼亚耶夫的反应要激动得多。然而，我感到切尔尼亚耶夫理解而且可能赞同我们的观点。出于忠诚，他不得不为自己明知是错误的立场进行辩解，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犹如利刃搅动着他的感情。他在此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间接地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在攻打电视塔之后，他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提出辞职，而且曾向戈尔巴乔夫写过一封信，其中包含的指责比起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我所作出的指责要严厉得多。但是，他最终决定不文这封信，继续留在“阵营”里。当他内心有一种辞职的诱惑时，我对阵营的变化所作的评论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推迟已久的白俄罗斯之行。虽然从莫斯科到明斯克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但是自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戈尔巴乔夫从未访问过这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早就察觉到了他明显的冷漠——他访问外国时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从来没有遇到麻烦——但是他们相信，他最终一定会为清理工作说点什么，并且会呼吁为这一工作提供财政援助。虽然那个核电站坐落在乌克兰，但是那次事故给白俄罗斯人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共和国更大。掌管核电站的联盟中央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负有为消除危害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
然而，戈尔巴乔夫满脑子装的都是与叶利钦之间的争斗以及同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疏远，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他只不过草草提了一下切尔诺贝利，然后便集中火力攻击改革派知识分子，严厉地指责他们不但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而且还充当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急先锋。他重复了克留奇科夫在11月所作的无根据的指责，说改革者正在利用虚假的口号来“掩盖影响深远的阴谋，这些阴谋都是从外国思想库和外国人的头脑里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