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攻击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把苏联分裂成40或50个小国家（事实上，波波夫只是认为在当时民族主义狂热席卷苏联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进行描述）。但是，戈尔巴乔夫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讲得越来越起劲，他的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粗鲁。“民主人士”被指控利用“新布尔什维克”策略——即利用游行示威和罢工——来破坏政府机构的稳定，为暴力夺权作准备（使共产党人最紧张的就是想到其他人也可能运用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反对他们）。
戈尔巴乔夫没有点名指控民主人士正在密谋进行一场政变，但是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
所以我要问：谁正在准备一场政变？谁在呼吁违宪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暴力再次夺权权力的企图，这种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内战。我明确宣布这一点，而且我希望你们懂得我们正在谈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有这方面的教训，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种描述很适合用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行为，也适合用于其他地方的特工和军警官员暗中策划的阴谋，但是戈尔巴乔夫谴责的却不是这些集团。他似乎不能分辨合法的政治斗争形式和非法的政治斗争形式。他的唯一标准似乎是一个集团是否公开批评他。他的语言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正在准备抛弃其反对用武力对付政治反对派的一贯立场。
自12月以来，我发现人们——主要是改革者，也有一些独立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掌握实际情况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在私下谈话中小声说出来的。当我读到明斯克演讲的内容时，我不禁想道也许他们是对的。他对事情的错误解释看来要么出自于顽固的刚愎自用，要么来自可悲的错误信息。
他的演讲并不仅仅是损害了他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关系。白俄罗斯人关注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戈尔巴乔夫却利用他们的讲坛来进行个人的政治斗争，白俄罗斯人将此视为天大的侮辱。他对明斯克的访问使苏联最忠诚的共和国迅速地背离了他。这种背离在12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所狩猎小屋举行了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
国务卿贝克3月中旬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尽力为他寻找一种既不冒犯戈尔巴乔夫又能与叶利钦见面的方式，并使他认识到加盟共和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同叶利钦的接触十分敏感，华盛顿的白宫官员（可能包括布什总统自己）觉得贝克不应该在叶利钦的办公室会见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提供一个见面的机会，我们决定邀请所有12个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来斯帕索的住所吃晚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另一个会谈）。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几个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几个接近戈尔巴乔夫的官员，例如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伊万·拉普季夫、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我们知道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可能不能来莫斯科吃这顿晚餐，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能够出席。而且我们也知道叶利钦可能会婉言拒绝前来，除非他得到保证能够同贝克国务卿举行私人会谈。贝克也愿意饭后同他私下见面，我们希望这样能够让他满意。
起初，我们从叶利钦的人那里得到了接受邀请的回答，但是接着难题出现了。叶利钦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通知我们，要求贝克晚餐前先去叶利钦的办公室拜访他。科济列夫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在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之前曾经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级官员。我们解释说，贝克的日程不允许他这样做。然后，他又询问贝克能否在位于列宁山的俄罗斯外交部“宾馆”简短地会见叶利钦。贝克的日程决定了这样做也不可能。于是，叶利钦拒绝前来参加晚餐，而委派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代替他出席。
我对这些花招感到有些生气，因为我认为会见贝克对叶利钦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他施展这些手段是期望得到与国家元首等同的待遇，这无疑是自毁前程，而且显得他很没有气量。然而，他的花招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戈尔巴乔夫1987年使他遭到政治流放，他在拯救自己所进行的斗争中，已经习惯利用他手中的各级权力来争取自己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为了同样的目的避免同我们的接触。
然而，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有小孩子气的政治家。当这群人最终到齐参加晚餐的时候，我们发现出席的代表只是来自其中几个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当天正在阿拉木囹接待一个外国来访者，所以安排晚餐后再与贝克见面。改革派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沙塔林、《文学报》的主编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加夫里尔·波波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来了，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基里尔。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阵营里的人一个也没来。有些表示了歉意，其他人干脆就没有露面。很明显，他们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指令，抵制这个聚会。
尽管这么多人缺席，但是这次晚餐还是非常成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先是通知说很抱歉来不了，但是最终还是同他的总理一道出席了晚宴。他明确表示格鲁吉亚将会离开联盟，甚至不会参加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亚美尼亚总理瓦兹根·马纽基昂也讲述了亚美尼亚脱离联盟的计划，该计划将从9月份的全民公决开始。沙塔林嘲笑了联盟条约草案，讽刺地评论说，联邦委员会甚至在国家的名称上都无法取得一致，他预计帕夫洛夫政府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灾难。其他客人对于能否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联盟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对苏联当前领导层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贝克都在为戈尔巴乔夫说话：他提醒客人们注意，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开创了改革，这次晚餐就不可能举行了。
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认为禁止他的助手同叶利钦同时出席社交聚会能使他收益。他常常私下抱怨苏联“缺乏政治文化”，但是他自己的行动却显示出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而且盛行于政府的高层。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没有在1991年3月中旬的这个对各自都有利的场合里露面。
当贝克在他的莫斯科之行中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发现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敏感的一个原因。在一次私人会谈之后，贝克告诉我，戈尔巴乔夫说他从叶利钦的一个助手那里得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叶利钦曾经询问我如果他通过非宪法手段获取权力，美国将作何反应。贝克提出立即让我加入他们的会谈，对此作出评论，但是戈尔巴乔夫说没这个必要——他完全相信我的诚实与正直，不希望暗示我的行为不当。
我告诉贝克这份所谓的报告完全是谎言。叶利钦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他可能会考虑以违宪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取权力。如果他这样说过，我一定会立刻断绝与他的所有接触。此外，整个想法是荒谬的：在军队、克格勃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都反对叶利钦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呢？贝克建议我想个办法来说服戈尔巴乔夫。
首先，我拜见了切尔尼亚耶夫，并向他解释了整个事情。切尔尼亚耶夫向我证实，戈尔巴乔夫确实得到了他向贝克提及的那份报告。我解释说那完全是捏造的，切尔尼亚耶夫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他保证会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那个报告是假的，但是他又建议我下次有机会直接向他本人提出来。
我十分幸运，两天之后我接到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美苏在如何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误解，布什针对这种情况在信里提出了解决这些误解的建议。通常，我是通过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转交这种信件，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力争解决提交的问题，信件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如果附上了他的意见，会更有帮助。然而，这一次更重要的似乎是抓住机会同戈尔巴乔夫直接交谈，以驳斥关于叶利钦的报告的慌言。
切尔尼亚耶夫迅速安排了约见，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在此接见一个以政党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身份来访的日本客人。我将布什总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又叙述了一遍，戈尔巴乔夫允诺他将尽快答复。然后，我提到了他同贝克谈论的那份报告，告诉他那都是假的：叶利钦甚至从来没有暗示过有可能通过违宪手段夺取权力。我还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炮制这样一份报告，但我知道没有那回事。因此，他的情报来源要么是信息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
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我的话提出疑问，而是闲谈了大约15分钟。他说丽贝卡和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形象，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很好，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带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方面有必要谨慎行事。
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这种旁敲侧击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同叶利钦身边的人太亲近了，而应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身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出判断就困难了，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亲密顾问在第二天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在处理各种社交邀请以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会见时，我一直十分谨慎，力求在负责的政治派别间做到平衡；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们更多接见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强硬派，而且很少同极端反动分子打交道，但我还是觉得暗示我们在打交道时有所偏向是不公正的。站在改革一边的知识分子当然更加容易受到我们的邀请，他们也比那些特工更容易接近。许多共产党官员似乎仍然不愿意保持频繁的社交接触。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意识到了表面看上去有所偏爱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同各种职业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干涉或者搞阴谋活动，而是为了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不能拒绝或者减少同某些重要集团的接触，尽管这势必发出一些我们不希望发出的政治信号。
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称赞丽贝卡和我所取得的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切尔尼亚耶夫同我一起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我们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次会谈十分重要，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当天下午，塔斯社的一则短讯体现了他的评价：
3月25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美国大使转交了乔治·布什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在信中本着一贯的友好精神，继续讨论了苏美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紧急事宜。
随后，他们进行了简短、重要的会谈。
我猜测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和塔斯社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我传达的信息被接受了，但是对于这次交谈，我越想越觉得有些方面很奇怪。首先，戈尔巴乔夫根据一份捏造的谈话报告就得出叶利钦正在密谋政变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叶利钦如果得不到憎恨他的那些集团的支持，决不可能夺取权力。而且，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阴谋，克格勃应该发现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仅仅只有同我谈话的报告。不仅如此，看来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份报告。如果他确实相信叶利钦正在试图通过武力推翻他的话（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2月份在明斯克发表那样尖刻的讲话了。
第二个奇怪的方面在于，已经相信先前报告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驳斥。既然如此，为什么切尔尼亚耶夫要称这次会谈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呢？而且为什么塔斯社——毫无疑问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要加上“简短、重要的会谈”这一句呢？
最后，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不无理由的推断：克格勃正在极力散布关于叶利钦、也许还有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假情报。如果确实存在克格勃有计划地制造假情报的活动，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没有掌握真实情况的原因。如果他仍然相信兰茨贝吉斯只代表着立陶宛少数人的意见，那么他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情。
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1990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显然在竭力争取时间，以便尽早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联盟条约。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中央——从理论上讲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这种做法导致了持续的拖延。1990年11月发表的条约草案已经被证明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国的领导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它使人想到如果非要有一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应该强加给戈尔巴乔夫，而无需同他谈判。
随着3月17日保留联盟问题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要求制订一个更加容易被接受的草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大家对一个“新的联盟”进行投票，却不告诉大家这个新联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在全民公决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合逻辑的成分，在任何社会里可以允许的混乱都是有限的。
11月草案遇到的反对意见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他不可能简单地把一个条约强加给加盟共和国。因此，他邀请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以便推敲出一个一致赞同的文本。多数——但是仅仅是勉强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作出了反应。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多瓦（摩尔达维亚现在希望人家这样称呼它）、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拒绝参加，而阿塞拜疆派出了一名只具有观察员身份的代表。虽然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正在讨论一个没有中央政府参加的条约，但是他们都委派了代表。因此，这次会议包括了后来被称为“核心”共和国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所有的中亚共和国。
在计划中的全民公决举行之前的一周，中央报纸刊登了修改后的文本。
正如人们所预测的，与先前的草案相比，它赋予了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力。虽然在联邦司法管辖范围内联邦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新草案实实在在地削减了中央拥有的权力。例如，加盟共和国将可以制定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它们将拥有更广泛的财产权和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及其他联系的权利。
如同前一个草案那样，这个草案规定许多职能将由联盟权力机构和加盟共和国共同决定，但是还是没有写清楚这种联合权力如何运作。它同样没能解决一个基本争议，即自治共和国如何行使代表权。其中一个变通办法是，在上院中只赋予加盟共和国平等的代表权。另一个变通办法是，把从前的自治共和国（它们现在都将自己称为“共和国”）视为构成联盟的平等成员，从而在联盟共和国委员会——相当于美国参议院的机构——中赋予它们同样的代表权。
戈尔巴乔夫决定邀请前自治共和国直接参加联盟条约的起草，第二种变通办法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削减叶利钦权威的一种策略，因为大部分自治共和国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样做将加强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是除了它们以外，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除了俄罗斯以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坚持反对给予“自治地区”平等的代表权，因为这样一来将会削弱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在投票时拥有多数。而俄罗斯政府则疑虑重重，因为这势必分裂俄罗斯。
联邦委员会在3月6日讨论了这个文本，据戈尔已乔夫讲，除了前自治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以外，已解决了所有其他争议。然而，其他参加者没有他那么乐观，由于新草案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叶利钦当即表示拒绝。
戈尔巴乔夫把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而且更加不祥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联盟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州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
又一次徒劳的武力炫耀
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1990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瓦季姆·巴卡金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结果在1990年11月被解除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然而，苏维埃法律赋予了地方和市当局同意举行示威游行的权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许多西部共和国里，这些权力机关掌握在受到广泛欢迎的民选官员手中，他们不仅原则上支持民主进程，而且也是大部分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当戈尔巴乔夫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同压制力量的联盟越来越深的时候，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此发生的冲突也开始了。
新年前不久，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联合发表的一个声明令改革者们感到震惊，联合声明指出，为了确保大城市的秩序，将从1991年2月1日起组织军队和民兵的联合巡逻队。因为加盟共和国当局和市当局都没有要求在执法方面提供这种帮助，所以这个命令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好几个加盟共和国都一致反对这个命令。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无视他的文人参谋所提出的撤销这个命令的建议，在1991年1月29日颁布了一个总统令，使这个命令合法化。实际上，这个总统令的效果很小；由于各个地方的当局都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只进行了为数很少的联合巡逻。随后，宪法监督委员会批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不健全。
虽然这个特殊的总统令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是它表现出了长期以来在权力划分方面存在着争端。中央当局能够无视市当局和加盟共和国当局而禁止和平示威游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将其同修正后的宪法所保证的集会自由统一起来呢？戈尔巴乔夫签署的1月29日总统令清楚地表明，他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地维护法制了——不过，对此他口头上还是支持的。
3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到了摊牌的时刻，这一次莫斯科走到了流血冲突的边缘。共产党企图撤销叶利钦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号召3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看起来，克格勃又一次捏造了示威者准备“突袭克里姆林宫”的报告。
俄罗斯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都强烈反对这个命令：他们争辩说，并不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况且，派兵进入城市不仅将创下一个与改革发誓要加以保卫的民主进程不相符合的先例，而且会产生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气氛。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固执己见。
随着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华盛顿的关注也不断增长。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8日早晨，我在使馆接到了紧急通知，要求我找到所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向他提出警告：任何流血事件都会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虽然我认为这个信息是不必要的——除了考虑美苏两国的关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去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我仍然很负责地同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联系，要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保证说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发生伤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叶利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被戈尔巴乔夫篡夺该共和国的权力的企图激怒了，它以压倒性的投票宣布暂停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并且要求撤走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坚持军队至少要呆到第二天的时候，俄罗斯议会便宣布休会，要等到军队撤走才恢复工作。
共有10万多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
军队于3月29日撤走了，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大再一次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违反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企图去阻止人民以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的对手下台，而不是维护秩序，但是他的行为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为困难。在全民公决（大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投叶利钦的票）以压倒多数票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后，俄罗斯议会投票反对叶利钦的机会本已十分渺茫，现在议会又不得不在不请自到的苏联军队的包围下开会，于是连这种微乎其微的机会也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放弃和解的希望。
军队进驻莫斯科面对示威者的当天，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创始入之一亚当·米奇尼科在莫斯科采访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于戈尔巴乔夫似乎正朝着与民主相反的方向前进，谢瓦尔德纳泽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预言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带来灾难。他接着又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必要在目前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既然他能够同罗纳德·里根达成协议，为什么就不可能同叶利钦打交道呢？
我们的社会正在被严重的矛盾所撕裂，这些矛盾还使得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更加复杂。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对话消失了。没有了对话，就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冲突形势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一个独裁者。
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重开对话还不算太晚。
我们与美国实现了相互理解。我们与里根开始了对话..为什么来自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不能达成某种形式的理解呢？
感到茫然的并非谢瓦尔德纳泽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