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和联邦处境危险..经济滑坡，权力机构瘫痪..我们必须捐弃前嫌，防止国家滑入灾难。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联邦委员会1991年4月9日
我看真正的出路只能在于：总统赋予共和国更多的自由，而我们则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回报。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991年4月
冬天里政治形势比气候还要严酷，即使春天来临也没有出现缓解。1991年4月2日，粮食和许多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猛烈上涨，这并非是市场力量的调节所致，而是由于总统的法令。面包、牛奶和蛋类价格涨了一倍，肉类涨了三倍或更多。服装价格是原来的两倍。政府发放了收入补贴，但根本无法与价格的涨幅相比，有时看起来更像是在玩戏法。例如，人们的储蓄账目上被记上40％的余额，但在两年中，他们提取的余额不得超过200卢布（在新旅游汇率中相当于7.25美元）。
如果商场里商品充足，公众可能还会接受价格上涨，许多城市居民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短缺却和以往一样严重，购物的长队蜿蜒好几个街区。
如果戈尔巴乔夫一年前同意实施沙塔林计划，他还可以把价格上涨归咎于共和国领导人，他们应当承担大多数经济政策的责任。但他坚持通过法令来治理（最高苏维埃多次拒绝价格上涨），使自己成为公众眼中的罪犯。
经济：能糟到何等地步？
3月，罢工浪潮开始了，今年像以往一样，也是由煤矿工人发起的。顿涅茨克煤田的矿工从3月1日开始，随后，库兹涅茨克煤田、北冰洋的沃尔库塔煤田和哈萨克斯坦的矿工们相继罢工。与一年前以经济要求为主的罢工不同，现在矿工们要求政治改革：他们拥护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坚持举行新的全国性大选。罢工持续了一个月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法令，命令矿工回去工作，并对罢工领导人进行刑事处罚。罢工者对此不予理睬。
为了保持信誉，戈尔巴乔夫拒绝逮捕罢工领导人或派军队押送他们回矿山。相反，他选择了谈判。4月3日，他和总理帕夫洛夫会见了矿工代表，并且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广泛的让步，但在政治条件上寸步不让。他们保证在今后的12个月里分阶段加倍增长工资，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谈判在独立工会领导人与由共产党支持的“官方”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由矿工组成的工会作为集体谈判代表，得到了实际上的承认。
4月份价格抬升，明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也开始罢工。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官方工会组织和企业管理者明显失去了对工人的控制。与矿工的谈判由于附带政治要求而难以达成协议。数周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只有叶利钦可以结束矿工们的罢工，因为他是唯一得到工人信任的政治领导人。
整个冬天，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成为局外人士。去年夏天，他离开了党的政治局，而他在总统委员会的职位也随着1月份该机构的取消而终止。不过，正如切尔尼亚耶夫在1月份预测得那样，他最终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当我听说他的办公室已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搬进克里姆林宫、靠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我请求和他会面。
他把会面日期安排在4月2日，正是实行价格上涨的那一天。我注意到他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有过去副总理使用的那么大——而在苏联的官僚世界中，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我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可能考虑重组老队伍，或者只是试图保护一位老朋友不再受到沙文主义者的频频攻击，这些沙文主义者肃清“新思想”的决心和麦卡锡在美国社会清除“左派观点者”一样坚定。无论如何，由于雅科夫列夫除了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外，不再有政治基础，他的影响力无法达到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程度。
他的谈话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我发现他比在最近的谈话中更加乐观。这并非因为他淡化了国家面临的困难，他说，改革遇到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说在土地上出现了“我们的新庄园主”，即国营和集体农场的经理。工业方面，反对派聚集在军工企业中的“超级爱国者”的周围。
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军队的情绪极为低落。主权“欣快症”支配着许多共和国，不仅在俄罗斯之外，其内部也一样。如果这还不够，那么雷日科夫政府的财政错误，尤其是过度发行钞票，已将他们置于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他认为，国家正面临三个主要的考验：争取国民接受价格上涨，采取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最后，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实现每一条都有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实际上，他认为九个共和国可能很快会同意签订联盟协议。
雅科夫列夫提到的所有考验都是事实，而且4月中旬公布的当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字证明有些人所说的经济危机并非夸张。数据表明这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8％，对外贸易下跌33.8％，进口下跌45.1％，出口下跌18.4％。而决定大多数外汇收入的石油产值减少9％，煤产量下降11％。
尽管预计全年预算赤字为167亿卢布，估计第一季度就达到了311亿卢布。这无疑对当时已由小跑转向飞奔的通货膨胀是火上浇油，到3月份为止，12个月中通货膨胀率已达22％，当然，这还是在4月2日价格提升之前。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反应是继续采用威胁手段，这从上一年秋天开始就已经成为他的政策的标志。4月9日在小范围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他要求共和国多采取财政惩罚措施，并对那些不按要求履行对中央义务的或是拒绝签订联盟协议的共和国以赔偿相威胁。他还呼吁停止罢工，并在工作时间禁止举行政治示威活动。关于改革，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敦促在下一年的农耕季节开始之前实施“土地改革”，并建议实施某些服务业和零售贸易的私有化方案。中央电视台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全文报道。戈尔巴乔夫保证部长会议在一个星期内将为最高苏维埃处理这次危机提出方案。帕夫洛夫总理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做好准备，4月20日，他就草案，与政府外的杰出经济学家进行讨论。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得到支持，那么这次会议是个失败。例如，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指出帕夫洛夫的方案没有提到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工潮以及预算、收支平衡赤字。
4月22日，星期一，帕夫洛夫勇敢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他的“反危机方案”。在对当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做出可能下滑25％的最坏预测后，他严厉指责正在罢工的矿工们，并重申他的禁止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在许诺将迅速推进小型商业私有化时，他的方案实际上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将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官僚机构来监督农产品运送和分配，使其与中央计划相符合。在提到这些改革措施时，使用的措辞很模糊，还有一些是对未来的设想。立即采取的行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行政控制。
代表们对他的发言没有任何反应，即使是敷衍的掌声也没有。但经过短暂讨论后，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它。几乎没人喜欢它，但别无他计，况且很明显，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唯一参加会议的共和国领导人，他声明，在新政府第一次提出其正式方案时，他将表示支持而不使其难堪；之后，他敦促要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减少中央化条款内容。他断言，有些条款将“把我们拉回中央的强制之下”，从而违反联盟协议草案已达成的规定。然后，他提出了一条尖锐的警告：
我坚信，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反危机方案的实施以及向市场过渡应建立在两项基础之上：实现全国经济环境的统一和承认共和国的国家主权。无论这一观念在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中遭到多少攻击，都不该违背它。换言之，只有将大多数经济决策权授予各共和国——即使对核心共和国也如此——才可以保证一个统一的经济环境。这是被政府发言人认为根本不现实的沙塔林计划的基本条款之一。其实，党内“保守派”已对改革完全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必须恢复中央计划调控。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还是最高苏维埃成员，他提出应“大力加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因素”，表现得比多数敢讲话的人还要强硬，而实际上，许多人赞同这一观点。
但是，对多数国民而言，急剧下滑的经济已使过去的机构和口号名声扫地。4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被提问的人中只有20％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主义”，而将近两倍的人（38％）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了”。1990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当时大多数人仍然赞同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3月31日，在苏联15个主要城市进行的另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政府的威信已降到新的低点，对帕夫洛夫的部长会议表示信任的人数不到8％，而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占25％，15.7％的人希望看到联合政府，11.8％的人希望由民主俄罗斯组成政府。同一调查表明叶利钦的支持率达到61％，而共产党只得到15％。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支持总统权力的努力没有奏效，在过去六个月中形势明显地在进一步恶化，只有井蛙之见的乐天派才相信帕夫洛夫的不足称道的政府能激起足够的忠诚或是畏惧来扭转正在瓦解苏联的离心力。
戈尔巴乔夫“摆向右派”的努力也没能使反对派走向中立。戈尔巴乔夫对于在立陶宛使用军队的反应含糊，他还以恶毒的措辞攻击“民主主义者”，这些都大大激怒了改革派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与此同时，保守派力量也开始要求他下台。
1990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内部的保守分子已开始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联盟，反对在他们看来具有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势力。他们坚持3月份的全民公决，其中更加宜言不讳的成员则把矛头直指巴卡金、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美国使馆，我们看到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极端分子把他们对维护联盟的支持和狂热的反美情绪结合在一起，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但是，“联盟”组织的成员并非都公开敌视西方。该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有军工企业的代表，有来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也有一些非俄罗斯人，但他们或者已经被俄罗斯化了，从他们本来的民族中脱离出来，或者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担心权力从莫斯科转移到各共和国首府会带来歧视性政策。
我们和这一组织的成员保持着联系，包括一些社交性的邀请，但我个人还没有机会与其领导人进行一次认真的交流。由于他们已成为苏联政治的一支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我认为进行一次会面是有益的，这将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团体可能会用何种方式维护联盟，同时也将提供一个机会，反驳极端分子所谓的美国正在阴谋瓦解苏联的指责。因此，我邀请这一组织的主席尤里·布洛欣和由他自己选择的其他几名领导人一起来共进工作午餐。他同意了，我们约好的日期是4月11日。
在我们约定午餐的前一天，整个新闻界都充斥着联盟组织正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要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总统管辖权，要么辞职的报道。布洛欣和其他人在4月8日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据报道他们对这次会面并不满意。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新闻界，他们反对目前的联盟协议草案，因为它赋予各共和国太多的自治权；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南奥塞梯建立秩序（格鲁吉亚军队还封锁着它的首府），以及正在考虑把南千岛群岛交给日本；攻击谢瓦尔德纳泽，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是向“他们自己妥协”；并正在讨论是否要求召开一次非常人代会来弹劾总统。看来，我们计划的午餐将是非常有趣的。
布洛欣带着两名同事如约而来，他们是联盟组织的温和派：格奥尔基·吉洪诺夫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获有经济学学位，在部长会议里任职，负责处理燃料和能源问题；阿纳托利·切霍耶夫是南奥塞梯人，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机关任职。布洛欣本人是来自摩尔多瓦的俄罗斯族经济学家。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否认他们曾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更愿意戈尔巴乔夫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秩序，通过恢复“垂直统一”——当然也就是指莫斯科的控制——来稳定经济，他们还否认他们认为美国企图使苏联解体，但希望我们能对维护联盟给予更多的积极支持。布洛欣在整个交谈中强调，他的组织维护联盟的努力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有权对不安定地区行使总统职权，而这正是他们主要要求。
来进午餐的联盟组织领导人无疑想装出一副最温和，最民主的面孔来掩盖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这个组织中不乏主张用武力维护联盟的人。到夏天的时候，它已成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克制政策和愿意在联盟协议谈判中向共和国领导人妥协的最强烈的批评者。
上升中的叶利钦
到3月28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党试图剥夺叶利钦议会主席一职的热情已消失殆尽。全民公决结果清楚地表明，叶利钦的受欢迎程度保持不变，而戈尔巴乔夫由于调动军队进入莫斯科去对付群众的示威活动，使得许多代表大为反感，他们原本并非叶利钦的支持者。
然而，叶利钦要想登上总统宝座，仍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刚开始，议会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的压力开始影响议会的投票。4月4日，三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使事情出现了转机，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伊万·波洛兹科夫宣布“现在苏联领导层不应有变动”，这是停止迫使叶利钦退职努力的信号；一名迄今并不引人注目的阿富汗战争中的退役飞行员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者”固体，这为叶利钦阵营拉进一个重要的投票集团；以及在一个绝妙的时机，叶利钦要求授予他处理各种紧急问题的全权，类似以前苏联授予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正如我在数周之前在日记中所预料的，叶利钦成功地扭转了局面。他把他的攻击者们发起的推翻他的会议转变成一个政治发射器。他的敌人中有一部分仍在继续战斗。在对叶利钦的要求进行表决之前，在2月份最高苏维埃带头向叶利钦发动攻击的斯维特拉娜·戈里亚乔娃登上演讲台进行发难：
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很明显，总统之职是您的主要目标。为了它，您已陷入欺骗和颠倒黑白之中，并准备竭尽全力，为了权力，即使使国家陷入危机也在所不惜。您会做出任何事来。
一想到您占据总统之位，我便感到恐惧和战栗。您要求额外的权力，而您对手中已拥有的权力都还不会正确使用。
有一阵子，她的声音几乎被口哨声和讥笑声淹没，但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利钦仍一丝不动地控制着会场秩序，让她把话讲完。
尽管戈里亚乔娃进行了激昂的控诉，代表们还是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叶利钦的提案，并在第二天通过一项动议案，不仅通过法令赋予他临时权力，还赋予他几个月来一直寻求的东西：进行总统选举的确切日期。尽管俄罗斯宪法尚未进行允许设置总统职位的修改，但决议仍宣布将在6月12日选举俄罗斯总统和副总统。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下一次开会时间定在5月21日，届时将通过必要的宪法修正案。然而，代表大会并未给予叶利钦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大会否决了他提出的组建苏联联合政府，与中央政府就新的经济计划进行圆桌谈判的要求。
在东正教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票。星期六晚上，他出现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大教堂，参加了由阿列克谢二世主教主持的复活节庆祝仪式。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进场、手持蜡烛、恭敬伫立并随着仪式变换姿势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对信徒而言，这有力地象征着俄罗斯领导人已经与传统的俄罗斯国家教堂达成和解，在过去它曾一直受到好斗的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贬损和共产党政权的压制，数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叶利钦再一次抢了重角戏。戈尔巴乔夫虽然放松了对宗教团体的官方控制，并吸收教士进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不时地向他们进行咨询，但他不愿打扮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在公众眼中，他在成人以后从未到教堂做过礼拜。
叶利钦仍没有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的姿态已表明他将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中真正的、有价值的一部分来对待。
一周后，叶利钦开始了法国之行。当时，外国新闻界将它视为一场公关的灾难，但俄国人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当他访问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时，欧洲社会主义立法小组主席吉恩·皮埃尔·科特当众攻击他为“煽动者”，以及与“我们认为更可靠的”戈尔巴乔夫对立是“不负责的”。
这一事件，以及在法国之行期间受到的官方的冷遇，被苏联报纸作了详细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晚些时候也作了报道——多数俄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他们对外国人竟然放肆地侮辱他们新当选的领导人感到憎恨。并且，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有意纵容这种侮辱：一则新闻报道说，苏联驻法国大使尤里·杜比宁曾正式要求不要给予叶利钦特别待遇。
叶利钦表示无意取代戈尔巴乔夫，相反，更希望通过“圆桌会议”产生一个联合政府，并保证支持联盟条约。当他从斯特拉斯堡回到巴黎后，他和密特朗总统及其他高级法国官员的会晤也被拖延。
叶利钦的法国之行意想不到地对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明显表示了不快的情况下，密特朗还是决定接待叶利钦，这表明不论西方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迷恋程度有多深，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朋友高兴而无限期地无视颇受欢迎的叶利钦。同时，叶利钦公开表示希望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签订联盟条约以及使改革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实际上，这是他对2月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作了让步。正如叶利钦对法国记者所说：
戈尔巴乔夫没有辞职；他是国家总统..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必须为俄罗斯和整个国家不再受苦难而努力工作。
尽管戈尔巴乔夫和我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在2月和3月里，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任何和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现在突然出现了新的开端。两个人都已意识到，右翼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并决心把他们全部赶下台来。
当叶利钦还在法国的时候，我回到了华盛顿，希望在我们和叶利钦的关系方面能得到更多的令人满意的指示。自从他1989年被选进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就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从我的上司那儿却没得到任何鼓励。华盛顿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见他，我在国务院的同事们都认为有必要和他保持联系，但白宫官员对他的政治持久力表示怀疑，总统则担心会冒犯戈尔巴乔夫。我怀疑他们没让我疏远叶利钦只是因为他们担心新闻界会走漏消息，在国内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重要性正在急步上升，他的政策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寻求大力削减苏联军费预算，取消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不负责任的政权的援助，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在国内，他支持真正的经济改革，包括承认私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无论怎样怀疑他的行政能力，或者民主原则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时他遵循这些原则的决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同他保持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完全理解使苏联发生如此剧烈震动的变革。此外，由于叶利钦的力量和权威正在上升，他将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通过民主进程掌握政权，因而，定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这并不是一个以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或是努力削弱苏联的问题，尽管有些人在为白宫的态度辩护时，其谈话方式似乎是承认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当然不应把叶利钦当作苏联总统来对待，或者去损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像对待反对派领袖那样对待叶利钦并没有违背外交准则。
实际上，苏联宪法明确赋予每个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的权利，并且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外交部，因此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在理论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比美国州长拥有更大的权力。我们的州长们在环游世界、与外国领导人会面以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方面从不犹豫，而这些也正是叶利钦与我们交谈时也最感兴趣的话题。
有了这些理由，我不理解为什么白宫官员还认为我们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同他们二人都打交道，同时放弃这是在玩弄权术的想法。到4月中旬，我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可能很快会作出另一番努力去与叶利钦合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与他们二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这一努力。正如我在4月5日的日记中所写的：
最近七八天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改革者有利。如果叶利钦下不了台，并继续巩固他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可能会被迫抛开个人恩怨，再次与他打交道。煤矿工人罢工可能将变成试金石，现在看来，似乎只有叶利钦有力量制止它。他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清楚表明，如果他寻求提高权力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为结束罢工做出努力。
至于戈尔巴乔夫，正如叶利钦一样，他也不可能没看到那些要求他下台的“右派”人士讲话的场面。遇到了像这样的朋友，他可能也会理解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将做一笔什么样的交易。第二天，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路过斯帕索别墅，进来小谈，我们刚退休的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也正进行一次私人拜访，我们三人回顾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科济列夫主动他说，形势正迫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寻求和解。3月28日，戈尔巴乔夫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阻止群众示威，使得双方都感到害怕。突然出现的可能引发内战的危机成为一个威慑物。“它就像美一苏关系中的核武器，”科济列夫说，“一旦我们认识到危险，就该想到我们必须合作，防止使用它们。”他继续说，叶利钦可能当选，这将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让步，不论他个人喜不喜欢。他笑着不愿透露他讲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你只有具有实力才可以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
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是，如果叶利钦访问华盛顿，我能否向他保证布什总统将接见他。他已接到国会以及好几个民间组织的邀请，但他更希望接到来自行政部门的邀请。我向他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似乎也接受了。但如果他得不到会见布什总统的保证，他根本就不想作美国之行。直到1991年4月我回到华盛顿之前，我一直被明确告知不要向叶利钦作任何这方面的承诺。
4月18日下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布什总统，用大部分时间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我认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相关联的，不管他们如何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我指出，从去年秋天以来，戈尔巴乔夫已偏离了改革的轨道，同时也违背了他对叶机钦所作的承诺。队那时起，他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迎合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因为如果共和国控制了财政，他们将大量削减提供给军事部门的物资，我还提到科济列夫的观察，即双方部受内战威胁的制约，他们的顾问都敦促妥协。到底双方能否取得和解还有待观望，但在我看来，除非授权叶利钦赋予煤矿管理自治权，否则结束声势越来越大的罢工的希望很小。这将要求摆脱中央部委——在工人看来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管理。
针对目前的这种形势，我建议应和苏联国内各个派别进行交流，但不要被卷入到它们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去（为促使我们抵制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正在利用我们的国内政治斗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敷衍中央共和国，与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地方，即城市和地区打交道。我还认为，援助应当直接给予私营部门，而不应该如戈尔巴乔夫所敦促的那样经过中央政府分发下去。
总统问及戈尔巴乔夫刚提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的15亿美元额外信贷保证要求，我告诉他我认为这纯属国内问题。国会己通过方案支持美国农产品出口。假如总统认为这对我们有利，而我们又相信苏联能偿还这笔贷款，那他应该批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苏联经济改革的援助，他不应同意这一请求，因为这笔贷款起不到那样的作用。实际上，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粮食短缺，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却正在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认为任何大笔数额的贷款都应用来支持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我和布什总统谈话的第二天，已作为主要苏联事务专家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爱德华·哈沃特同我进行了联系，他说，我返回莫斯科后可以照会叶利钦，如果他来华盛顿，总统可以与他会晤。但在此之前，我应拜访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解释布什总统将保证叶利钦不利用这次访问来破坏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关系。
9+1
4月23日，在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在郊区的一幢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在长达九个半钟头的马拉松会议上，接见了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晨，《真理报》刊登了由与会10人联名签发的一项声明，呼吁制定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采取措施稳定正在崩溃的经济。这个宣言对正在加速瓦解的局势起到了刹车的作用。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准备向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让步了。
在制定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每况愈下。事实表明，所有的共和国都不接受先前的草案，独立热正在扩散。经过几次拖延之后，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正式谈判于4月初拉开了帷幕。4月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经过表决，一致通过重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退出谈判。
随着离心趋势的加强，4月18日，5个“核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基辅会晤——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日本访问——协调它们在联盟条约中的立场。与会者赞同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提出的要求，即条约创立的是主权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或者说很像是8月份哈斯布拉托夫向我描述的那种松散的邦联。此外，他们反对给以前的“自治共和国”与新联盟共和国相同地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出自戈尔巴乔夫，他试图通过迎合俄罗斯“自治区”来削弱叶利钦4月23日的协定标志着对于共和国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尽管许多细节还需协商，协定似乎为戈尔巴乔夫和大多数共和国，包括几个最大的共和国进行一笔巨大交易提供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称协定是联盟的一个重要胜利，并首次称之为“1+9”协定。但是与德国统一谈判中的情况一样，数字的排列顺序意义重大，几天之内，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坚持下，公式被改为“9+1”。
1991年4月24日，联合声明在中央的新闻报刊上发表，为了响应前一周“核心共和国”在基辅的决议，它明确提出，新联盟条约针对的是“主权国家”，将需要一部新宪法，在条约签订后六个月内提交议会。然后，根据新宪法进行新的选举。
声明似乎巧妙地解决了脱离联盟的问题，它宣布凡签订了联盟条约的共和国将享受最惠国待遇。声明虽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共和国的地位，但暗示了它们将被排除在新联盟之外，并将以主权政治实体的身分与联盟谈判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我问戈尔巴乔夫的一些顾问这是否属实时，有人承认这将为脱离联盟提供一条轻易而且自动的途径，而其他人说，不紧跟新联盟会使各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继续保持现在的地位。但他们无法解释如果新联盟取代了苏联会怎样；苏联的机构将会消失，将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来维持中央与共和国的现存关系。
戈尔巴乔夫不仅被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新联盟的概念，还被迫缓和他先前颁布的增加税收和价格的命令。例如，他同意从1月1日起减征5％的销售税，增加给学生的奖学金，并降低飞机和火车票价格。戈尔巴乔夫似乎第一次走到了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建立松散联盟这一要求的边缘。强硬派显然被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激怒了，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抵挡住强硬派的反攻，他也许还能在“核心共和国”维持住某种联盟结构，并在其他共和国有秩序的脱离时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推翻他在11月和12月组织的政治联盟，同时，能确保决心维护老帝国的人们无法推翻他。
保守派攻击戈尔巴乔夫
对戈尔巴乔夫的下一个考验来自“9+1”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几周来，盛传着这样的流言：党内强硬派将利用这次会议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些地区的第一书记还公开鼓吹，作为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将被迫辞去党内职务。然而，最高苏维埃对帕夫洛夫“反危机方案”的批准，尤其是“9+l”声明的签署，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声明正好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当天早晨发表，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走向团结的一个政治突破。它的深远影响是逐渐显示出来的。
此外，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宣布亚美尼亚政府把共产党的财产国有化是非法行为，以此作为平息党内保守派的另一步骤。当时，我怀疑他如何才能实施这一命令，但这不是关键：他想挺身而出阻止共产党的进一步瓦解，并以此使人们不去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传言。
有谣传说，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将认真考虑撤销戈尔巴乔夫的党内职务问题，这一谣言流传已非一日。而从苏联最高官员们的行动来看，他们似乎也相信这一点。有一次国务卿贝克访问中东期间，我们准备安排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他在高加索山脉附近的一个疗养地会晤，但别斯梅尔特内赫请我向贝克解释他无法在贝克所希望的时间赴约，他说：“告诉吉姆，4月24日我无论如何得呆在莫斯科。我不能缺席这次全体会议，因为戈尔巴乔夫需要他所能得到的每一张票。”
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似乎又以智谋战胜他的批评者。他在开幕词中发出警告说，如果他被迫辞职，就会产生一个权力真空，导致独裁。他对“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都进行了抨击，以表明自己是坚定的中间派。然后进行了投票，结果要求讨论他的辞职问题和要求他递交一份述职报告的两项动议都失败了。另一项动议要求讨论将党的总书记和总统职务分开的问题，最后也失败了。
尽管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仍在继续，并且大部分相当恶毒。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通常有现场直播，或者只延迟几个小时转播，而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则不同，中央全会是在封闭中进行的。只有一些零碎的报道，会场外的人很难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4月24日会议后，大多数报道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击败了对他的地位提出的挑战。
4月25日，全体会议继续进行，但是中午过后，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谣言传遍莫斯科。那天下午，我在一个大型公共集会上发言并回答问题，会散后我立即赶往芬兰大使哈基·塔维蒂的宽敞宅邸参加一场音乐会。音乐令人愉快，但不能拴住我的思绪，因为我还没听说全体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场间休息时，编辑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告诉我，他已听说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消息，并差点在那天下午截稿之前把这则消息列为《论据与事实》的头条新闻。然而，他决定还是先不去冒险，等有了正式通告再说。
音乐会结束后，我渐渐地打听到会议的情况。在接受了一上午的严厉批评后，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宣称，总书记只有在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工作，因此，“如果这就是你们支持我的方式，那我宁可辞职”！
他的声明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会场，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立即宣布会议暂停。休息期间，中央委员会的72名成员联名请愿，如果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也辞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事情突然变得很简单，如果同意戈尔巴乔夫辞职，将意味着共产党本身的结束。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将跟随他一道辞职，而且以他的地位，他可以利用国家官僚的权力来瓦解共产党的机构。叶利钦已经显示了一个脱党者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戈尔巴乔夫加入到他那边，来毁灭共产党，那么会场里多数成员也就前途渺茫。
会议继续进行后，伊瓦什科宣布政治局决定将最后一条建议从记录中删去。这一建议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在日记上简短地记下了以下评论：
其实，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辞职，可能对他也没坏处。例如，斯塔尔科夫就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机会去反对共产党机构，因而将增加他的声誉。这是一种可能，但他也可能给人以一个受到致命伤害的领导人的印象，而反对派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把他从总统的位置上赶下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看来他已赢得了一些时间，也许还是相当充裕的时间，这要取决于他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的交易是否坚定。
后来，我想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否真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不稳。所有的选票绝对地支持他，这可能表明大家的情绪不像想象得那样消极。然而，我意识到投票结果本身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毕竟，几乎不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希望被人发现是在往失势的一方投票（尽管实际上处罚已大大减少了）。因此，许多反对他的人可能会投他一票，直到确信他的对手占据优势。那时，选票可能会大部分倒向对方。
事实上，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但4月份的全体会议上的确有一个“倒戈”阴谋，是由后来参加8月政变的一些人组织的。随着政变领导人的被捕，调查者发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厂厂长、国营企业协会领导人亚历山大·济兹亚科夫在4月全体会议前组织过对中央委员会的一场电报战役，要求整顿经济秩序。他的目标是说服全体会议同意免去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类似于8月份组织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计划包括在会议上控制讲坛，以使“倒戈”更加有力，并把独立的新闻媒介排斥在会场之外。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将着手“恢复苏联共产党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在4月25日的谋略为他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反对派并没有承认失败。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4月26日，星期六，我总结了几天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本周非常重要。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意义重大的行动，叶利钦和其他几个主要角色也是如此。如我前面所说，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真的有失去党内职务的危险（虽然我怀疑他有），而且也不能肯定失去党内职务将会使他失去总统一职。无论如何，如果他要辞职，还是不要被迫辞职的好，时机最好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
目前，我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但是，他可能只是赢得了一些时间，问题是他是否能好好地利用它。在我看来，他已向极右势力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使用合法的手段，他们也无法撤去他的职务，同时他还迫使改革派看到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他离开。因此，现在是再次摆向“左翼”的理想时间。他似乎已为此搭好了舞台，但我不能肯定他会上台表演。
叶利钦在新奥加廖沃声明上的签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很难相信他真的支持宣言中的某些方面。但是，他一定已经认识到（甚至在去法国之前）：在自己的地位还不足以取代戈尔巴乔夫之前，迫使后者辞职对自己并无益处。因此，他至少也得表现出一个合作者的姿态。决定性的问题看来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在共和国权力上作出更多让步，以及叶利钦是否能解决罢工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推动力变得越来越大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会接受圆桌会议，甚至一个联合政府。而事实可能已经如此。
试金石：主管经济的部委将向何处去？只要戈尔巴乔夫继续依靠它们，他就会陷入麻烦。因为尽管这一体制将继续瓦解，但各共和国的观念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我们将拭目以待。”
并非所有的改革派都对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其党内职务感到高兴。当下一周我拜访谢瓦尔德纳泽与他商讨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时，他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在挫败了逼他辞职的企图之后，应自愿辞去他的党内职务。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自愿脱离共产党，他将使自己从党组织中解脱出来，带着改革派离开共产党，并再次在公众中获得声望。这虽然会分裂共产党，但它将加强他们正努力发展的多党制，因而是有益的。他说：“应该让（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和‘民主派’成立它们自己的政党，其他派别也一样。”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继续成为强硬路线分子的俘虏，被迫采取可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施的政策。在他看来，最近帕夫洛夫总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就是指的这个方向。
但其他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经充分准备就试图分裂共产党将是鲁莽的。就在我会见谢瓦尔德纳泽的当天，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我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位，许多人将把它解释成是一次政治失败，它还可能导致他的总统职位也迅速垮台。
叶利钦，当选总统
1991年4月24日，即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击退反对者的同一天，叶利钦越过了他成为总统的另一个障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法案。任何能征集到至少10万俄罗斯公民签名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6月12日的选举。投票以无记名方式进行，当选者须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这改变了议会选举中要求参选者所获系数须超过登记投票人数一半的规定。法案进一步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在任期间须终止在政治党派和公共社团中的成员资格。同时规定：如果总统违犯了宪法、法律或就职誓言，经宪法法庭——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裁定、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2/3的票数通过，总统将被兔职。这一条款在两年后引发了一场冲突。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虽然通过了设立总统法案，但它还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俄罗斯宪法的适当修改，人代会召开的时间定在5月21日。叶利钦和他的对手都希望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修正法案，叶利钦的敌人也不再反对修改宪法，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选举活动。
我不能不对苏联政治的反复无常感到惊讶：几个月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拒绝建立总统制，而且就在六周前，叶利钦还面临着被撤除议会主席职务的严峻考验。而现在民意已毫无疑问地转到他这一边来，甚至对他的领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迫于民意而支持他。
9+1协定和俄罗斯议会通过总统制法令后没几天，叶利钦结束了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矿工罢工，从而显示了他的政治实力。叶利钦向矿工们许诺，接受他们的条件，把他们从联盟中央煤炭工业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结束罢工，叶利钦为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缓解了一些直接的压力，但也显示出他们已不能离开他的合作，此外，如果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迅速取消的话，这种缓解也只能是暂时的。帕夫洛夫似乎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戈尔巴乔夫似乎有一度已认识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