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约·维·斯大林论1936年苏联宪法
虚伪是罪恶赋予道德的贡品。
——拉罗什富科1961年11月26日
当我驱车进入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斯大林纳巴德时，天气和煦温暖。该城市坐落于与中国、阿富汗交界处不远的山谷之中。我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艾伦·埃伦德一同坐在苏制“海鸥”牌黑色轿车的后座。
埃伦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环球旅行者，但这次旅行不太愉快。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坚持一天花10～20小时去参观工厂、农场和办公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陪同官员，我的职责是让他得到准确的翻译（有时替换一下翻译），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在每一次的旅行之后，参议员都要对他的发现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这次他的目的是要去30年代以来很少有人去的地区（在那之前也很少有人去），了解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
我们在斯大林纳巴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奇特景象。尽管太阳已下山，温度尚在17度，但从远处看，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片雪白之中，同远处环绕我们的群峰融为一体。进城后，我们才发现这片白色并非白雪，而是棉花。在巨大的中心广场，除了留出不足两个车道宽的细长道路外，其他部分都晒满了一堆一堆潮湿的棉花。
东道主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在收割棉花时下了一场大雨，不得不在广场和其他空旷地带将淋湿的棉花放在冬日之下晒干。
在我们驱车入城时，俄罗斯导游讲解道，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杜尚别的小村庄，但当它成为有30万人口的塔吉克斯坦首府时，这一名字就显得过时。很幸运的是，约瑟夫·斯大林非常仁慈地允许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当尼古拉·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攻击斯大林的报告发表10天后，这城市又恢复使用杜尚别的名称。
无论何时，也无论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棉花总是这里的国王和王后，而且日益如此——这是开玩笑。棉花也是周围邻国的主要农作物，如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大部分干旱地区都种植棉花。事实上，中亚的整个农业经济都从水果、蔬菜的生产转向棉花生产，前者在苏联大部分地区都短缺。
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产棉花，需要很多的水加以灌溉。在许多地方，土壤中的盐分很大，不得不在每年春季播种前冲洗一次，以使庄稼更好地生长。为此，就要挖掘沟渠以引进更多的水。巨大的咸海流量越来越少，水位开始下降。水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由于化肥、农药、脱叶剂日益被无限制地使用，河流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早在1961年，就有人担心环境能经受多大的破坏而不致使土地变成荒地。
当我们问及此事时，主人向我保证，社会主义政府与资本主义政府大为不同，用不着担心。社会主义政府永远关心人民，破坏环境的事自然是不允许的。
我们在中亚城市所会见的大多是俄罗斯人或其他欧洲人，很少见到当地人。不过，在中亚农村地区则几乎全是当地民族。②城市化虽发展很快，但结果不是当地人迁往城市，而是外来移民增多。
这种人口流动是否会产生裂痕？当然不会！我们的谈话对象这样向我们保证：我们都生活在完美的统一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1961年，当我同参议员艾伦德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旅行时，我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我研究苏联已有多年，对其地理、种族及历史都有兴趣，甚至还读了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然而，书面上阅读和吸收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则是另一回事。
我对那一年秋天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显然，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念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计划者”作出。这里的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上面”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政权是公开的、在当时也是非常好战的无神论者，它只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定义的“历史”。在我看来，当我们到达这个当时称做斯大林纳巴德的城市后，迎接我的那一片湿棉花正是这一帝国某些特征的强有力标志。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尝试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在没有私有土地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者。
由于这一“体制”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用于棉花灌溉，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领地”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当局不准人们问：“谁因廉价而收益？”
在我看来，同棉花一起作为象征的还有两个特征：许多城市的名字及其“面貌”。
认为塔吉克斯坦人自愿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认为吉尔吉斯人真心愿意用曾率红军入侵的米哈伊尔·伏龙芝将军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显然都是荒谬的。同样，认为将外来民族迅速地、而且常常是强制性地迁入可以巩固“民族友谊”，也是不可信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站在一边，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
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
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
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正是共产党将俄罗斯，当然还有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都殖民化了。
然而，有许多人仍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其理由是：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数都多，他们占据了共产党中央机构，通常是迁入非俄罗斯地区的主要移民。许多非俄罗斯人认为共产主义统治是俄罗斯统治的一种形式。此外，苏联帝国继承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它将俄语作为一个统一要素。在许多人看来，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扩大俄语的影响，这同俄罗斯扩张并无多大区别。
相反，许多俄罗斯人则认为其国家一直被一项国际阴谋所支配，这一阴谋既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排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一些俄罗斯人因怀念已被碾碎的传统，开始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产生共鸣，即没有人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多地经受了共产主义统治的磨难。
这种奇特的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将承认这种依受害程度来衡量美德的努力）很难加以证实。毕竟，俄罗斯人并不像鞑靼人、车巨人、印古什人和伏尔加河畔的日耳曼人那样，被全部赶出了家园并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也未经历过斯大林在乌克兰、哈萨克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他们未被剥夺用自己的母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也未因是俄罗斯人而受苏联当局的歧视。反之，当他们移民到非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时，他们享有保护和特权，并敦促人们学习俄语，仿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尽管俄罗斯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历经折磨，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够多的了。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同样生活在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下，所谓的富农或政治嫌疑犯并不因其是俄罗斯人而受到庇护。斯大林式的恐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为了支持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军工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无疑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俄罗斯人因其作为一个民族人口更多，因此比其他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掠夺。
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
俄罗斯人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并无明确态度，直到1990年时，还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如下问题：究竟是苏联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抑或俄罗斯只是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在1990年以后，这已成为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之一。
俄罗斯帝国
或许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苏联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断断续续但又是持之以恒的扩张建立起这一帝国。有时，这一扩张是和平进行的，如俄罗斯农民开荒者和哥萨克人向东迁移，定居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而言，因为一些土著民族总是受害者，正如北美土著民族曾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迫一样）。另一些时候，扩张则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不变的是扩张本质，可变的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结果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不断地试图强迫少数民族加入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中。因而，在19世纪的几十年中，要想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或采用拉丁字母的立陶宛语出版书籍，就是违法行为。虽然一些领土是被公开兼并的，但另一些则是逐渐被蚕食的，如格鲁吉亚在18世纪早期尚处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但很快就成为帝国的一个部分。芬兰起初还有其宪法，但很快就沦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份，因为沙皇是决不允许在他们的帝国中出现一个独立者。
总之，俄罗斯帝国当之无愧，没有必要用诸如宪法、民族权利、自治权等虚假词语来搪塞。沙皇是一个独裁者，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2月被推翻时，俄罗斯帝国中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国家即开始同莫斯科保持距离。1917年3月，乌克兰中央议会成立，要求乌克兰自治。8月，白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其他非俄罗斯国家亦大多如此。此时，它们并未谋求独立，它们所想要的是一个邦联，而不是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当时正倾全力应付对德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它顺应潮流，将宪政问题交给将于战争结束后选举出来的立宪大会。
然而，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使本来只是尝试性地要求自治的运动很快就转为要求完全独立。开始，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加以鼓励。在那些最初发表的法令中，有一个是《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对“平等”、“主权”、“包括独立在内的自由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保证。许多非俄罗斯人不计后果，按自己的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政府为“中央”，阻止当地布尔〕什维克占领基辅省政府机构。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说俄语，从未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有区别的群体）也拒绝遵守布尔什维克规则。12月，白俄罗斯全国议会宣布自治。
那时，波罗的海国家为德国占领，但独立运动也迅速蔓延。高加索和中亚也经历了发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变化，11月15日在梯弗里斯，执政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全民族党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外高加索委员会”。
大约3周后，哈萨克议会宣布自治，自治区域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穆斯林于12月在浩罕宣布自治，成立突厥斯坦，这一地区大致位于哈萨克以北和伊朗、阿富汗以南之间的地区。其他几个民族国家也相继于1917年末和1918年初成立。
帝国重新组成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共产党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如果只是解释而不是歪曲的话，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手是“帝国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政府”时，他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共产党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得权力的时候，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列宁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警告”时，斯大林指出：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
当各国开始脱离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帝国时，这一“逻辑”即被付诸实施。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将在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的做法是：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俄罗斯红军自由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当乌克兰议会拒绝时，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1917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俄罗斯红军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1918年1月，红军占领了位于伏尔加河以东、曾是土耳其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民议会。2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俄罗斯军队向南扫荡了突厥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然而，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的能力开始受到严重限制。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界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民族一共产主“义”体制。如果当地共产党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这一手法使得布尔什维克成为民族独立的斗士，从而分化了敌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要数白俄罗斯。它成立于1917年12月，但在1918年1月中旬，莫斯科共产党官员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同志们”，要他们在预定于2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国家结构”独立不致扩展到已握有政治大权的共产党体系内。1918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由此可见，直到1991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1989年，这一准则曹受到挑战，但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1918年和1919年，乌克兰曾是一场错综复杂斗争的场所。它有一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月，后被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拉达夺回。拉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另一方是安东·邓尼金将军率领的俄罗斯白军。当战斗结束时，红军成了胜利者，并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列宁迫使两个政党合并，而且，最初乌克兰的共产党还要受“全国共产主义者”支配。
不过，全国共产主义者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组成政府。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尽管四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曾为并入苏联而战斗。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几个国家，当这一态势明朗之后，莫斯科便正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于是，芬兰于1918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于1920年宣布独立。
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组成了独立政府，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它们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22个国家还在1921年1月承认格鲁吉亚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它们最终还是被红军所占领，其国民政府被推翻。
阿塞拜疆因盛产石油，成为苏联入侵的首要目标。1920年3月，列宁下令占领巴库。4月25日，红军跨过阿塞拜疆边界，占领了高加索以北的地区，三天后占领其首府。
巴库被占领的那天，当地共产党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并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这一手法以后经常被采用：先是莫斯科军事干涉，然后扶植当地亲莫斯科分子上台，再由他们出面请求援助。这一手法最近一次被采用，是在1979年12月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克格勃和“阿尔法行动队”先扫荡了总统府，杀死总统哈菲祖拉·阿明，然后扶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再由他出面向苏联请求“援助”。
1920年，格鲁吉亚军队设法驱逐了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者，但独立的亚美尼亚于12月被占领。短时间内，格鲁吉亚看上去会苟延残喘，因为它与俄罗斯在1920年5月签订了一个和约，俄罗斯无条件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然而，这一神圣承诺毫无意义。来自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军队在1921年2月占领了这一独立的共和国。当内战于1918年和1919年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蔓延时，布尔什维克时而利用、时而镇压民族主义分子和地方运动。无论如何，一旦他们得手，就会像以往一样对这些地区实施控制，将它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兼并。
到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共产党政府已设法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要的例外是，在从芬兰至摩尔多瓦的广阔西部地区，有许多国家被承认独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还有一些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等国。
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都落在共产党手中。在20年代，俄语及其文化曾有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以外地区。不过，30年代却首先经历了集体化，接着就是一场对全党和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仅在乌克兰，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集体化。在哈萨克斯坦，死亡人数的比例更高。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使整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消失。约有1000多名非俄罗斯作家被处死或流放到劳改营，从而使许多国家的文化进步遭受打击，这一严重后果延续至今。
同希特勒的交易
尽管在一场消耗性的内战中获得了胜利，但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已虚弱不堪，难以在西部重组其帝国。在20和30年代，领导层一直忙于恢复战争创伤，强制推行集体化、混乱的工业化和突然的清洗。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判断，斯大林一直不甘心“失去”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势力范围。只要有机会，斯大林即向西扩张苏联的版图。
这一机会在1939年出现了。当时，希特勒决定首先进攻法国和英国，这就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一系列的秘密外交显示，斯大林保证给德国一个和平的“后院”，但条件是：允许苏联自由向西扩张。当两国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举世震惊的互不侵犯条约时，他们有意隐瞒了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微型胶片直到1945年才被盟军缴获，其内容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波兰被两国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几周后，该议定书又有修改，将立陶宛划归苏联，苏联则给予德国物质援助，并将波兰划归德国。
在里宾特洛甫离开莫斯科恰好一周之后，德国即从西面入侵波兰。9月17日，苏军从东面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纳粹让给苏联的领土。在这年秋天，苏联还进入了波罗的海独立国家。1940年6月，这3个绝望的国家在枪口面前“请求”加入苏联。8月，苏军占领了罗属比萨拉比亚，随即也将它并入苏联。
1941年夏至的晚上，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迅速占领了被斯大林侵占的那些地区，并向前推进，但在希特勒被击败后，除波兰部分地区外，斯大林不仅设法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还扩大了版图。波兰边界向西移动，占领了德国的一些地区，但其东部的许多地区则被纳入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东普鲁士部分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加里宁格勒州，它曾被立陶宛分离出去。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地区——外喀尔巴阡被纳入扩大了的乌克兰版图之中。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成立，以纪念从罗马尼亚夺回比萨拉比亚。作为战败的德国盟国，罗马尼亚除了同意割让，别无选择。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大国虽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同苏联结盟，但从未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合法性。不过，对苏联在欧洲扩张版图并将结果写入和约或其他国际协定之中，美国并未表示异议。
斯大林及其所有的继任者（包括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不承认政策都不当回事。西方的政策已落后于时代，只能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当西方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边界将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时，它将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
当斯大林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并入自己的帝国时，他或许从未想到他和希特勒瓜分领土所引起的政治震动已经使这些国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的遗产：虚假的民族国家
这些并非斯大林唯一的过失，另一过失可追溯到苏联刚成立的时候。
作为人民委员，斯大林在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对其结构的确立发挥了直接影响。以后，他保留了这一结构，只在1936年的宪法中作了一些具体修改，此时他已大权在握，因而认为是他确定了苏联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的。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种族集团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
在此以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一些改变），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极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权利，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根据在于，每一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义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上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分而治之
对于那些喜欢看到一个整齐划一、民族单一国家的人来说（这也是苏联模式理论上的含义），很遗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模式如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并不与之相符。苏联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首府，无一例外都是许多民族的家乡。在农村，个人定居点则较为单一，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群体构成一个村庄，但它们通常四处分布，使人联想到由各色花布拼起的百衲被。
例如，当你驱车经过乌拉尔山以东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巴什基尔部分地区（自1991年开始称巴什科托斯坦）时，就会发现景色轮流交替，一会儿是由传统伊斯兰建筑和穆斯林墓地组成的村庄，一会儿是由俄罗斯建筑和东正教堂以及带有十字架的墓地组成的村庄。在俄罗斯人的村庄，各家房屋都有雕花窗户和彩色门框。相对混杂定居的模式很普遍，而不是仅仅存于各加盟共和国交界的地方。
这种定居模式表明，边界不可能只按意想中的民族因素来划分。从好的方面看，有时必须作出妥协，使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界两侧；从坏的方面看，政治考虑居于主导，边界划分旨在造成地方对立。防止出现任何一种与莫斯科作对的地方合作，似乎是当局每天的任务。
这种情况在高加索、中亚、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更为突出。一个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飞地”却处在阿塞拜疆管辖之下，而不是由亚美尼亚管辖。政治决定边界的另一重要例子是，1956年赫鲁晓夫命令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该半岛在18世纪就被俄罗斯人从鞑靼人手中夺过来，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是俄罗斯人。这样做的原因却从未得到圆满解释。
中亚是这种分而治之最典型的例证。历史上，这些地区并未被统一在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或帖木儿等独裁者手下，而是被划分为几个汗国，而且这些汗国也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当中亚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它是以突厥斯坦的名义加入的。大部分当地人说土耳其母语，使用单一的查加泰文字。在南方，许多波斯人也说土耳其语。正宗的波斯人，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城的波斯人，既说土耳其语，也说波斯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宗教而非语言，他们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
到20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先是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以后则是以民族为界，也就是基于语言和部落的不同将它分裂成几个新“国家”，这样，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它不是加盟共和国，只是自治共和国）就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前的确有其民族特性，并且最终形成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毫无疑问的是，将它们分开的最初动机是要防止它们融入穆斯林土耳其集团之中。事实上，苏联当局几十年来一直禁止当地领导人成立区域集团，禁止学者们成立土耳其研究中心，以免亲土耳其的细菌找到可以繁殖的温床。
就是在语言文字规范等非政治性领域，分而治之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独立“国家”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表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语中通用的文字语言，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30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要明白这种语言隔离的后果，可从德语去联想，看看当德语在统一文字标准并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的共同遗产之前，如果类似手段被采用会有什么样结果。不同的德国方言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如巴伐利亚方言在汉堡或德累斯顿街上就几乎难以让人明白，柏林的方言在慕尼黑亦如此，但事实上，德国人却能互相理解，并感受到共同的特性，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文字，即路德翻译《圣经》时所用的文字。
如果15或16世纪的占领国希望德国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地区语言多样化，让每一语言有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标准，禁止教授或书写一种跨方言的全国性语言。只要有足够时间，这种手段就会造成独立的巴伐利亚、萨克森、莱茵兰、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统一，在未来将更难于实现，因为语言确定了每个人的国家感。
共产党在中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给统一设置障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摩尔多瓦采取了同样策略，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合理的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亚拉巴马和马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
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摩尔多瓦语”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表面上，这的确显得不同，如果你不懂西里尔字母，你就很难将以这种语言表达的“我爱你”同英语中的同义词联系在一起。
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保持触角与抵触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中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习惯上还是将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最原始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英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们也能生存。
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所有矿砂都必须用船运到几千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进行加工。当我问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他说，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就可以生存。”
政治与官僚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一新工业建立，就有人要被派到那里去工作，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处女地”，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1990年2月，我在基什尼奥夫（即现在的基希讷乌）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的伊翁·纳迪尔萨等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的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问及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认为也许莫斯科并无明确的歧视政策，但它对各地的遥控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效果。
“就说邮电部决定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客人举例解释道，“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也着手训练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但是，到他们毕业时，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定居下来，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联系被滋生着妒忌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常被用来描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标语，译成日常英语就是：“只要按我们的想法去说，用任何语言说都行。”
这是描述实际情况的几条标语之一。事实上，各民族都被允许保护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的还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在农村小学，一般都是以本地语言进行教学的，政府资助的出版物、电视、电台也都是使用本地语言，但政府要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比使用俄语的出版物更为严格。
尤其是任何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主题，更是受到压制，只有在2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时政策有所松动。任何贬损俄罗斯人影响的论述，都被视为不能接受的民族主义。曾反抗过俄罗斯扩张的民族领袖被定为历史罪人，更糟的甚至还会被定为叛徒，沙皇时代的镇压行为，如1916年吉尔吉斯人因拒绝征兵而惨遭大屠杀，因此而相形见细。
虽然当局允许使用非俄罗斯语言，并在一些方面给予支持，但也日益强调作为“新苏维埃人”，更应学习俄语，后者则是苏联体制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俄语成了各个领域的人优先选择的语言。在许多共和国，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都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俄语学校，而不是那些使用自己语言教学的学校去学习，以此希望子女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一技之长。
那些移居到民族区域的俄罗斯人，除少数人外，大多未被要求去学习当地语言，哪怕只是一些基本的礼貌用语。俄语日益成为上流社会的语言，各地方言则只是它的附庸。在大多数共和国，最好的学校和最先进的学术文章，都使用俄语。即使在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俄语也是必修课。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外，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很少有不使用俄语的。
当局为年轻人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军事服役制度（唯有一些高干子串能够逃避），且军队中都使用俄语，这就意谓着，实际上每一个男性公民在服役期间都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俄语知识。
这些做法刺激了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但当他们关注这一问题时，官方的反应是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异己分子。例如，60年代，乌克兰学者伊万·久巴向当局提交了几份备忘录，提出这一做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当局遂将他定为诽谤罪，并令他撤回备忘录，公开认错。同样，许多采取更为激进方式的抗议者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除了语言俄罗斯化之外，非俄罗斯文化还面临其他的、使其丧失主流地位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中，有些是20世纪的普遍问题，如都市化和工业化（当然，苏联的做法通常加剧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有些则是苏联帝国所特有的。
苏联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国家，在武力扩张时期尤其如此。宗教遭到压制，传教和信教都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向未成年人传教是犯罪行为。任何人如果公开宣布自己信教，就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有效地防止了大部分的干部信教），而且会在其学校或工作机关经受一定的压力。许多教堂和清真寺以及犹太教堂都被关闭，公开作礼拜的日益限于老人。
这一反宗教政策对那些文化与传统宗教融会在一起的民族影响尤甚。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与其文化渊源的联系，犹太人几乎完全世俗化和俄罗斯化。一时间，即使教授希伯来语，也被视为犯罪。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教和天主教教堂很少有存留下来的，只有立陶宛、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设法保护了在全国有强大影响的教堂。但是，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当局花费了很大精力，让克格勃渗透进去，以控制牧师。
尽管这一体制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它出于政治目的也的确支持了一些宗教团体。例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堂就得到包括警方在内的官方支持，意在对付那些不从属于莫斯科东正教堂的教会，特别是乌克兰天主教会和乌克兰东正教自治会，这两个教会因暗中支持分离主义而被法律禁止。
当然，“社会主义”是强制性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无论传统如何，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必须建立集体化农业，成为以中央计划与管理为特色的联盟经济的一部分。的确，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但它们都隶属于莫斯科全苏计划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不能自筹资金，也无权根据情况变化去改变莫斯科制定的价格或标准。
中央官僚机构不顾各地情况坚持一刀切，这是荒谬的。1990年，改革在理论上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但在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市，该市市长仍向我抱怨莫斯科的条件不灵活。这一地区的天然气很丰富，他希望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以为该市居民供应做饭和取暖所需的天然气，但莫斯科不愿为此划拨必要的资金，让市政府自己筹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