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的边缘，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1991年6月17日
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不存在危机，有人就是喜欢在总统和总理之间拨弄事非。
——米哈伊尔·戈尔已乔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6月21日
我们（民主主义者）已瓦解了这个国家，但还未能将它重新组织起来。
——加夫里尔·波波尔1991年7月
1991年春夏，苏美关系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海湾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与苏联遗留的主要问题上来。两国外交部长每月会晤数次，两位总统几乎每周都在电话上进行谈话。我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会见一位或几位苏联高级官员——如果不是总统、总理或是外交部长，那么至少也是他们的高级助理。
尽管戈尔巴乔夫竭力阻止由美国一家领导的海湾战争，但他还是恪守他在赫尔辛基对布什的许诺：与美国合作，结束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虽然戈尔巴乔夫好几次都快要下令或允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但当我们声明这将会使我们的合作面临危险时，他都改变了主意。对此华盛顿一方面心怀感激，同时对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地位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但是，还有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苏联军方还在对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协定推倭义务。谈判人员对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争论不休；尽管一年来已经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最近的一个争论是关于减少弹头装载问题——是否同意及在什么条件下减少多弹头导弹负荷数量，使其低于过去试验的最高数目。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没有通过保证自由移民权利的法律（尽管实际上希望移居国外的公民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1990年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的贸易协定尚未递交国会审议。
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原来订在1991年2月，但由于海湾战争而推迟，新的时间安排尚未确定。总统希望访问莫斯科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协定，但他知道，即使战略武器问题得以解决，在苏联还没有完全履行一年前签订的常规武器协定的情况下，这么做将是不明智的。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变得焦躁起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布什推迟访问苏联感到不舒朋。他没有预料到他在4月份提出的请求用于购买小麦的15亿美元信贷保证迟迟得不到批准；而对于他是否会被邀请参加7月份的七国首脑会议也没有把握。在国内，他也因“天真地支持西方利益，而不为苏联谋求同等的利益”而遭到政敌们的指责。
乔治不再爱我了！
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署的被专家们称为CFE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是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几个事件之一。它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欧洲的军队和武器，而且在许多地区对军队人数作了最高限制。为了实现最终达到均等的原则，苏联同意接受不按比例的裁军。
然而，条约签署后不久，就有苏联最高指挥部试图违反其中某些规定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些（包括乌拉尔东部军队的突然移动）违反了协议的精神，其他的（不包括海军步兵部队——苏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称呼）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违背了协议。戈尔巴乔夫无力保证苏联军事力量完全遵守协议是导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原因之一。
由于苏联的违约行为，美国及其盟国拒绝批准这一条约。有关纠正苏联行动的谈判从冬天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春天，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苏联逐渐开始让步，但也只是一次让一小点儿。这是葛罗米柯战术的又一次重演。
但到了5月，只剩几个问题尚未解决。我受命去见戈尔巴乔夫，敦促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时间定在1991年5月7日，星期二。
戈尔巴乔夫会见我时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在场。他仔细地听取了白宫要我转达的几个问题。鉴于苏联外交部无力保证苏联军队遵守协议，我们建议戈尔巴乔夫派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将军去华盛顿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深知尽快解决有关欧洲裁军的一些遗留问题并使条约能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他已经就解决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但他还是同意了派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
然后，他把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搁到一边，从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开始用伤心的语调滔滔不绝他讲起来，并不时地沉浸于这种悲痛之中，这种做法常常能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这时候去看手表是不礼貌的，但我肯定他持续了至少15分钟，更有可能是20分钟。
他说，令他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什总统在“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在一系列问题上用的是批评的语气。此外，他已得知他请求购买小麦的信贷遭到否决，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障碍的报告。例如，尽管里根和布什都向他保证过没有出口限制，而一年前他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时，也亲自签署了有关的合同，然而美国还是拒绝出口能提高苏联核电站安全性能的计算机设备。他对我们为什么不把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能看成是共同的利益感到不理解。此外，他还获知一项开辟商业航线的协议合作工程在办理许可证时出了问题。
他在喋喋不休的谈话中，提到了我刚刚宣布的离任计划。“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呢？”他带些夸张的口气问，并补充说，我们已“卓有成效”地合作了好几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决定结束我的大使生涯。“也许是你认为这条船快沉了？”他盯住我，随即又用一个突然的微笑化解了紧张气氛。
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解释道，布什总统并没有放弃对改革的支持，如果偶尔在华盛顿听到了批评的声音，那只是对诸如苏联违反了欧洲裁军协议一类的具体行为而言。至于经济关系，据我所知，关于购买小麦贷款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请他理解布什总统在做出任何积极的决定之前必须面对许多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尤其是我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供贷款的可靠性，而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我提到“信贷可靠性”再次激发了他的情绪，他抱怨说，布什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应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而他的批评者们正利用他的这个讲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讲话来反对他。
我指出他是在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我将离任纯属个人原因，在致力于研究苏联事务八年后，我感到我应该做些别的事情了，来一位新大使对我们大使馆也有好处。我认为布什总统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苏联的改革和他本人，而他则应该认识到，只要他坚持维护他的集权式的行政体制，我们要支持他就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我们希望看到取消中央部门的垄断体制，而实际上，它们在新“内阁”中得到了维护。我说：“如何组织你的政府当然是你的事情，但我们无法帮助你让你的现行体制运作起来。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况且，我们对操作你们这样的体制也毫无经验。”
关于小麦贷款问题，我说我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同时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改进苏联国内食品的分配结构。我用我们在1985年初次见面时，他对浪费问题的看法来提醒他，并指出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我对用不断举债的办法来填补犹如无底洞的腐败的国家部门是否明智提出了个人的疑问。这笔贷款必须在三年内偿清，而苏联正需要资金来进行经济改革，这无疑将是新增添的负担。
顺着话题，我提出了移民法案的通过问题（我听支持法案的人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说，在最高苏维埃，除非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它给予有力支持，否则它将无法通过）。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经常是冗长的，但他通常也是一个好听众，若有他手下的人在场则例外。我可能讲了和他一样长的时间，但他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完，不时地做点笔记。然后，就我的观点再谈他的看法。
关于中央经济部门，他说当然得取消它们，但还不能马上行动，否则会引起混乱。因此，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试探，以便合理地向市场体制过渡。他说，新化学工业部部长已经制订出取消该部门的方案。
关于移民法案，他说对其花费和实施方式有些担心，但他对法案将被通过表示乐观。我指出现在法案的条文为行政当局推行它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我希望这不要被用来作为再一次拖延的借口。
我们一致同意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他的观点，我还向他保证布什总统仍保持着与他的工作伙伴关系。
然而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接见报业大王鲁伯特·穆德赫时，他仍处于狂怒状态。实际上，他在公共场合里比在前一天会见我时更沉迷于尖刻的评论。在记者们面前，他也无所顾忌，居然暗示说布什政府正在冒险挑起一场新的冷战。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起了布什总统的注意，正如两年前在得到类似的模糊信息后所表现的一样，他迅速作出反应，保证将继续维持两国目前的关系。正巧布什总统计划在5月8日接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领导——立陶宛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总统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和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我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报告在头一天送到，戈尔巴乔夫接见穆德赫时的公开讲话在8日早上也送到了，它们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似乎忘记了他的来访者的身份，他利用这次接见极力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简直是既不合情理，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在他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之前，布什就告诉记者他要把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紧密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关系”公之于众，戈尔巴乔夫的成就是“巨大的”。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来寻求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在会晤中，布什的话几乎成了一种侮辱。他们误解为布什很可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害怕的那种交易，即倘若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走自己的路，美国对它们的困境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月份，华盛顿发出的严正声明消除了他们大多数的疑虑，但此刻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疑虑被再次唤起。
并不是说布什总统应该利用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会见的机会来批评戈尔巴乔夫，这既不合适，又毫无用处。即使私下告诉他们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阻止强硬派对他们使用暴力也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妥，但在他们的访问中，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他们的自由的承诺上。
应该找一个不同的、不相关的场合来向戈尔巴乔夫证明他的顾虑毫无根据、甚至是自我的。
戈尔巴乔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来自华盛顿的批评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例如，他允许对国内动乱进行镇压、无力应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其他地区的暴力活动，对他的将军们违反庄严的条约被动无措，以及对高级官员们对西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容忍..布什总统也可以列出一个单子，它将比戈尔巴乔夫的单子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布什没有必要强调什么“保证”，或好像自己是缺理的一方似的。然而，他明显同情他这位苦闷的同事，他的反应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暗示出：无论何时戈尔巴乔夫需要布什的帮助，他只需要抱怨说乔治的热情已经冷却，这就足够了。
然而，布什并没有把他的反应只局限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访期间的公开讲话中，他还更加得体地立即致函戈尔巴乔夫，安抚他表现出来的忧虑。5月11日，星期六，他拨通了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向他保证他并没有拒绝贷款请求，但还有一些法律技术环节需要打通。同时，他还将派遣农业部副部长理查德·克劳德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考察用何种办法美国能够帮助改进粮食的分配方式。话虽不多，但足以表达良好的意愿，戈尔巴乔夫同意在代表团抵达后接见他们。
周末，当我把总统的信函交给切尔尼亚耶夫时，我也试图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一些抱怨作了解释。我们的商务参赞吉姆·梅并未发现近期对电脑设备出口许可证有过拒绝，但他确实知道在支付款项未达成协议之前，向核电站出口他们订购的电脑设备的确被延误了。我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封信说明这个情况，并告诉他，“有人让你们的总统相信是我们在阻挠这些电脑设备的装运，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你们的官僚没有按时支付清单，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切尔尼亚耶夫轻笑着咕味着类似“全世界都一样”的话，向我保证他会向戈尔巴乔夫讲明这个情况，并还保证在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之前把话带到，以便在他出发前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
与欧洲裁军条约有关的问题本身虽然相对较小，但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苏联军队已经在摩尔曼斯克和克里米亚半岛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装备，并想突破协议规定的最高限制。他们还坚持认为护卫战略导弹基地的军队的装备不应包括在内。然而，协议并没有规定这些例外。5月20日，莫伊塞耶夫带着一些新建议来到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直接磋商。在讨论过程中，他说这些部队的使命与其说是保卫外部安全，不如说是确保国内安全；它们将被用于平息内乱，而不是对抗西方的冲突。美国人对防御导弹基地表示同情，但认为应该严格将谈判达成的限制性条件应用于海军陆战队，因为这毕竟在条约中有明文规定。
莫伊塞耶夫的访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苏关系，但美国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不过，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实际上，协议是在6月1日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在里斯本会晤时达成的。6月14日，所有参加了欧洲裁军谈判的大使们汇聚维也纳，对条约有争议的解释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布什总统可以带着欧洲裁军协议到参议院请求通过了。
数周后，布什总统才对信贷保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同时，克劳德代表团如约来访莫斯科，和苏联农业官员商讨了几项实验计划。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团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热情地对计划表示赞同，但当克劳德说需要有关对苏贷款可靠性的更加详尽的材料时，他又被激怒了。
“我们总是按时付清贷款，”他愤怒他说，“我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再多问简直就是侮辱！”克劳德解释说，我们的法律要求在决定贷款可靠性时有数据加以证明，这绝不是侮辱，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听这种解释。
无论何时，只要戈尔巴乔夫因受挫而发火时，脱口而出的都是当时脑子
里想到的东西，也不管是否与本题有关。当时，他说布什被身边的“反苏顾问们”所包围，他们尽向他灌输错误的信息。他甚至点了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盖茨的名，他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并被布什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
说到这时，我也被激怒了。如果说有人因得到错误信息而应该抱怨的话，那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他指出，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向他汇报的显然都是假情况。就我所知，美国情报机构和盖茨本人从未向总统说过谎。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可能不同，但他们只是诚实地向总统呈报他们的看法，而不是虚假的事实。我决不能让戈尔巴乔夫为所欲为地释放他的主观臆断。
在他的指责被译成英语转达给我们的代表之前，我用俄语插话说：“你所说的既不正确，也不公正。盖茨的反苏情绪与克留奇科夫的反美情绪相比要弱得多！”
戈尔巴乔夫咕吹着说他对盖茨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我们对克留奇科夫有我们的看法一样。然后，他把话题重新转移到请求贷款上来。“我本人已向布什总统申请了贷款，”他说，“如果他批准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批准，那是他的事。”
6月11日，我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关于购买小麦的15亿美元贷款请求得到批准。
寻求支持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所承偌的他们间的友好关系的持久性感到忧虑，部分原因在于克格勃的报告扭曲了事实，无论如何，即使不怀疑美国总统本人的忠诚，他也还是有理由担忧的。到1991年春天，苏联经济明显走向崩溃，所有的解救办法都含有一剂可能致命的政治毒药。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有一位“解围之神”到来，要是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朋友们汇集起来，动员一场巨大的国际援救行动该多好！他们毕竟曾为挽救弹丸之地科威特而倾注了几十亿的援助，并拿生命作出代价。可以肯定，为了让一个致命的威胁转变成一个合作伙伴，提供这笔甚至更多的援助是值得的。此外，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至少在私下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保证过对自己的永久支持。在一年里，区区200—300亿美元的援助只不过是他们削减国防预算所节省开支的一小部分，而这就能保住他的职位，况且，这笔节省的款项还是由于他的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参加定于7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强国的首脑们的下一次七国会议。他确实期待着接到邀请，成为那个特别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4月和5月份，戈尔巴乔夫经常通过私人电话来试探七国成员是否有邀请他去伦敦的可能性。
当我在5月初通过私人途径了解到这些时，我不禁焦虑起来。我并非怀疑他能接到邀请——七国中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愿意得罪他，或是由于公开拒绝而增加他的国内问题，而是现实根本不会有可能让他满载着承诺或是七国集团的完整的成员资格而归。
七国集团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和政治困难，使得对苏联的援助成为艰难的事情。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近期实行了一项有争议的增税政策，而总统正面临着来年的竞选，在这个时候，任何额外的对外援助都无异于自杀行为；德国此时正开始动用庞大的资源财富，让东部国土赶上西方的水平；日本仍然坚持在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之前归还南千岛群岛，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显然还不足以可以割让土地，尤其是在“失去”东欧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其余的各个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只提供很少的帮助。
此外，苏联还没有采取改革步骤，以便有效地使用外国援助。戈尔巴乔夫想要的诸如大笔贷款、对稳定货币的支持、对债务的重新安排只能是苟延残喘。这些措施有的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多困难。为了使外国援助有意义，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套有成功可能的可行性方案。
我还担心戈尔巴乔夫介入七国集团可能在苏联公众中产生负面效应，除非是以极周到的措辞向公众作出解释。必须在公众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会议是因为他接到了邀请，而不是由于他自己邀请了自己：他参加会议是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而不是去争取对苏联的援助。否则，他将因为乞求援助，或者因为所得款项太少以至被否决而遭到指责。但问题是，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时，表现出极端地不老练。
5月份，我和苏联外交部讨论了这些问题，建议他们等待邀请来到而不是四处张扬，同时起草一份比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更有说服力的方案。我还鼓励他们突出强调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的原因在于苏联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以期其他主要大国能听到苏联的观点。实际上，如果有新的合作措施出现，这将成为好的新闻，但应避免使公众将这次访问的最初目的理解为寻求外援。
我的建议被置若罔闻。到5月中旬，新闻中开始出现有关戈尔巴乔夫正在坐等邀请的报道。然后，在5月22日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雷奥蒂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本人告诉记者：“对苏联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七国会议上表明苏联的观点。”并明确指出他希望得到巨大的对苏联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我又有理由乐观。我得到的第一个暗示来自5月7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向我抱怨布什的热情在冷却的同一天，我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大的拜访。有消息说实施现实改革方案可能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我提出的这次会面是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委员会新成员的礼节性拜访，并希望同他讨论突出的军备控制问题。
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相当宽敞，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样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至少是有意要给安全委员会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如同在白宫西翼得到了一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当我提到一些当前的安全问题时，普里马科夫说他主管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世界经济问题。然后，他说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种战略，将苏联引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世界经济机构。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对美国政策也是牢骚满腹，我用同样的话作了回答。
我告诉他，我必须找到一位认为“反危机方案”有可行性的外国经济学家，我还要问戈尔巴乔夫在去伦敦之前——假定邀请很快就要发出，这种可能性很大——是否对修改这一方案再作考虑。普里马科夫回答说，他的确正在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说他本人已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起为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了一篇文章，深入的工作将由此展开。
4天后，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交谈中告诉布什，他已令亚夫林斯基制订一套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将派他和普里马科夫一起去华盛顿向布什及其他人作简要的报告。布什立刻同意了。
机会之窗？
亚夫林斯基重新参加改革计划是个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否决了“500天计划”以及亚夫林斯基得知也不允许俄罗斯独自推行改革计划后，在1990年底，他辞去了俄罗斯副总理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在莫斯科负责一家经济机构。就我的印象而言，在众多的计划和方案中，他的主意对于苏联经济发展市场条件是最有实际价值的。
第二周刚开始，我就去拜访亚夫林斯基。他说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亚夫林斯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告诉参会的每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然后，他还补充一点：“甚至连美国大使都对我说这个方案不妥，而他对这个国家是相当了解的。”（我心里想，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我更惊讶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高级官员，即使是他们活该，他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忠诚呢？）总之，亚夫林斯基可以肯定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了帕夫洛夫计划的缺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亲自对他保证过他的支持；他本人则声明，如果他的想法不能最终被采纳，他将不愿再做努力。
亚夫林斯基同时认为“500天计划”的某些部分不再有效。此外，他承认以前的计划政治现实性不够。他打算下周到哈佛大学与格雷厄姆·阿里森教授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将如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电话中安排的那样，在华盛顿与普里马科夫一道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
我向他解释，我担心有这样的可能，即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七国领导人会晤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其初衷是为了请求援助。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但觉得伦敦会晤的前景是戈尔巴乔夫考虑新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希望借此作为刺激。
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制订一个可使西方确信苏联正在削减军工企业规模、认真地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又可缓和与各共和国紧张关系的方案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一个现实的方案来吸引西方的支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对信贷表示怀疑，除非它们与具体的改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信贷并非首要问题，对此，我百分之百地赞同。“钱当然能起作用，”他说，“但将其放在第3位、第15位或是第25位还有待观察。”其意思是说，任何物质帮助都只能是苏联本身的有序而协调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阿里森是亚夫林斯基在哈佛时的伙伴，那星期也在莫斯科，我趁此机会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当我参加哈佛的一次美一苏关系讨论会时，我们曾见过面，此后只是偶尔联系。他对苏联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客观预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森说，亚夫林斯基在他们合作的报告中将准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他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们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个方案在考虑政治因素方面比“500天计划”更全面一些，阿里森尤其感到，伴随着发展民主机构和提高经济财政管理的开放性的努力，需要向共和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和我一致，但我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寻求某种机制来解决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收缩而招致的社会问题。当前向民用工业转变的计划无法实施，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关闭国防工厂，而把上百万的工人抛向街头，这是一种冒险。我建议他们考虑类似美国军人法案的办法来解决国防工业的问题：用失业救济和再培训方案作为过渡。虽然这需要昂贵的开支，但比维持无用的国防工厂所耗费用还是要少一些。
5月19日，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到马萨诸塞州汇合，研究被亚夫林斯基称为“机会之窗”和阿里森称为“大交易”的方案。我明白并赞同“大交易”后面的逻辑（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与合作的方向，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标题。“机会之窗”向各个派别暗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对我而言，这是比协调冲突利益更好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交易”一词暗示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含义。无论如何，实质性的东西总比标题更重要，而所有政党似乎都明白如果它们要得到西方帮助，就得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他们深信，戈尔巴乔夫将支持这个方案。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显然希望他的西方朋友们能帮他摆脱困境，但同时他的公开讲话也开始闪现出现实主义的火花。在我会见亚夫林斯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当天在内阁讲话的电视新闻摘要。在列举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经济数据后，他说，外国人不会为他们挽救这种形势，苏联必须“自救”。“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即使投入1000亿美元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补充说。然而，他在私下里对其外国朋友们不断使用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他也加强了对外国庞大援助方案的游说活动。玛格丽特·撤切尔是他说服的主要对象之一。
5月底，撒切尔夫人以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客人身份来到莫斯科。尽管几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私下会见里根时，我曾为他们作过记录，但我没有指望她在莫斯科期间还会记得我或者想见我。因此，当我的英国同事罗德里克·布莱斯威特爵士打电话告诉我说，撒切尔夫人希望与我商讨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时，我着实感到意外。由于她将和戈尔巴乔夫夫妇共进晚餐，布莱斯威特建议我与他的家人共同进餐，以便撒切尔夫人赴过戈尔巴乔夫的晚宴回来后能立刻见到我。我为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除了因为有机会听到这位前首相的看法外，还因为我知道布莱斯威特夫妇也是苏联问题最热心的观察家，与他们共度这个晚上将是非常值得的。
撒切尔夫人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穿过莫斯科河回到这家英国人的府邸，当时刚过10点，她在罗德里克的书房里加入了我们的讨论。通过书房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和里面的建筑，它们在探照灯的强光下显得壮丽辉煌。然而，这种宁静只是表面的景象，一场政治漩涡正在得到精心保护的古老城墙里面发生。
手中端着餐后饮料坐定后，她直接进入正题。“请为我的老朋友乔治带个口信，”她说，“我们需要帮助米哈伊尔。当然，你们美国人不能也不应该独揽此事，但乔治将在其中起到领导人的作用，如同他在解放科威特时所做的一样。”
她顿了顿，然后开始解释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几年前，我和里根就已经告诉世界这里在发生什么事，”她继续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帮助我们结束了冷战，如果我们不能携手帮助他，“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晚上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交谈使她相信，尽管他可能认为现在就公布还为时尚早，但他已就恢复私有制做好了准备。不过，她也同样感到，目前他的政治地位发发可危。
她敦促应当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并且不要让他空手而归。她认为所有的盟国都应尽力而为，而不是在美国强迫大家“尽义务”的压力下才行动。她知道德国已经许诺提供巨额援助，但她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得更多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日本，应当劝说他们先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等苏联更加稳定一些之后再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现在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可能会被赶下台，无论是日本还是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都不愿冒这个风险。
我向她保证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她的意见，并对她关于苏联改革重要性的看法表示赞同。我相信布什总统会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制订一套有效改革方案的实际困难。不幸的事实是，戈尔已乔夫还未采纳与外援相配套的政策：预算赤字失控；目前尚无可行计划将社会服务业从国营企业中分离出来；私营企业得不到保护；大部分经济还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另外还缺乏建立市场体制所必需机构的战略。在这个时候向这个国家倾注资金援助，不但不会带来好处，可能还会带来许多坏处。
“你讲话像个外交官！”她对我怒目而视，“只是为无所事事而找理由。你为什么不能像政治家一样考虑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决定来帮助这个转变过程，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然后，她语调稍事缓和他说，戈尔巴乔夫的话是对的，他指出帮助苏联转轨需要布什在保卫科威特时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只有美国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她最后说，“请一定把我的话带给我的朋友乔治。”
我回到斯帕索别墅后，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电报，把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作了汇报。然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
我想撒切尔夫人是对的。一个人可以为无所事事找到许多借口和实实在在的理由，但毫无疑问，苏联朝开放和民主的进一步演变与西方利益攸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无力应付这个挑战，他们将丧失智慧或勇气，或者两者兼失。当然援助应当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且应当与具体的项目或目标挂钩。
但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庞大的方案来支持和引导这里的改革努力。
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在我已向撒切尔夫人谈到过的那些问题上盲目地扔钱，但从根本上来说，她是对的，这些都是借口，是为援助本可成功但却没有去尝试这种行为开脱的。为了这种努力，我们必须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结构来促进有效步骤，转变苏联经济，使这种结构帮助戈尔巴乔夫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使他的公众接受这些决定。亚夫林斯基是对的，尽管有时需要钱，但钱并非是最重要的。
机会清楚地摆在眼前，但我对它能否被抓住并不乐观。虽然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困难表示同情，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但他似乎并不愿意组织一个国际机构来帮助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如何能构筑将来缺乏想象，因此，他选择了反应性的立场：等待戈尔已乔夫自己找到改革之路，而他则不时地加以鼓励或者是给予责备，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亚夫林斯基一阿里森研究方案可能会给一个新的具有想象力的政策提供一针催化剂；也许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老朋友的游说可能会对布什起到推动作用。
1991年5月和6月，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证据，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某种事件，它将使我的政府相信我们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为他面临的问题寻找建设性的答案，这与我们利害攸关。
对聋子的警告
正当戈尔巴乔夫集中精力于如何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法花招。6月17日，瓦连金·帕夫洛夫总理，这位宪法规定的总统内阁首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了总统。在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
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但大会进入执行会议来进行讨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概要很快被泄漏给新闻界，使得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惊失色：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感到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毕竟，这就如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连同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预先通知总统，就到美国国会要求允许他们来支配总统。
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些苏联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然而，我发现他的无动于衷令人费解。我同苏联政治家、记者和外交方面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像样的解释。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我邀请了几位政治领导人，包括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他和叶利钦一样，刚刚当选），于6月20日共进午餐。
那个星期，叶利钦在华盛顿，他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尽管他尚未就职，但已和布什总统约定于6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星期四上午，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波波夫不能够来参加午宴，但希望在此之前来见我，向我告别，因为我计划于8月初离开莫斯科，在此之前他恐怕没有别的机会来跟我告别了，我回话说我可以在中午会见他，午宴被安排在下午1点。
波波夫很快就到了。我们在斯帕索别墅图书馆里见了面。男管家端进来一些酒，但我们都要咖啡。我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也询问了我离开莫斯科的计划。然后，当男管家关上门出去后，他取出一张纸，边说话，边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上面的俄语草草写着：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政变，我们必须告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我尽力保持着自然，小心地让谈话继续进行。在同一张纸上，我用俄语写道：
我会转达的，但幕后指挥是谁？波波夫瞥了一眼我的问题，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推给我。我看到了这几个名字：
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波波夫随即把纸片抽回去，撕碎了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没有必要突然结束会面而引起怀疑，我们的谈话又进行了10到15分钟。我们谈到了竞选，波波夫进一步发展莫斯科的计划，以及他对私有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尽管我们都心不在焉，但可能已经足以应付克格勃的窃听器了。
12点半左右，波波夫离开了。我立即写下这个消息，装在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通过一位美国使馆官员交给我的助理吉姆·科林斯，指示他用最快、最安全的途径送到华盛顿。它将被交给国务卿贝克（他当时在柏林），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总统本人，除非他们下令，不得再经他人之手。由于时差的关系，在布什总统会见叶利钦之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来自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凯米恃的安全电话，他告诉我，布什总统会把消息转达给叶利钦，但我应当去见戈尔巴乔夫，向他发出警告。我同意了，但告诉他，虽然布什总统可能理所当然地会告诉叶利钦消息来自波波夫，但请一定不要把我的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我想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都是不妥的，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克留奇科夫或其他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戈尔巴乔夫。因此，我计划只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得到一份无法证实的、但他应该知道的报告，有一股力量正在试图推翻他。凯米特同意这是合理的，并向我保证，除非是对叶利钦，所有的人都明白不提及波波夫的名字的重要性。
即使我们的消息再准确一些，我对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这些阴谋家的名字还是犹豫不决。由一位美国大使告诉前不久还是敌人的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说他的总理、情报头子、国防部长及议会发言人正在阴谋推翻他，这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这岂不是自我麻烦，让人怀疑是一种播种猜疑和争端的企图？不，如果真是这样，精明的戈尔巴乔夫会看出破绽来的。想到最高苏维埃都在发生些什么，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提示。
我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要求立即安排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几分钟后，他回话说，我可以立即过去。此时莫斯科夜幕刚刚降临，但天还亮，因为这天正是夏至的前一天。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我没有带记录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陪同下走进去。他的情绪平和，似乎并不急于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称我为“大使同志”，并请我不要生气，他并非暗指我是在为本国以外的其他集团的利益服务，但他们逐渐把我看作是协调美苏政策联合小组中的一员。他继续说，我已经成为对他们的社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且是苏联内部改革的坚强的支持者。就像他在上次会面时所说的一样，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去，两国都需要我的帮助，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希望下个月他从伦敦七国首脑会议返回后，我们能有机会会面，做一次从容的告别。
戈尔巴乔夫的赞美之辞让我浑身不自在，至少切尔尼亚耶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反映在他对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我心里想的只是我受命传达的口信，在恭维话一句接一句地从戈尔巴乔夫的嘴中说出时。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将如何把他的话写进我的报告中呢？”一般情况下，我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都依照记忆和简要的笔记逐字记下来，但如果我还用这个办法把这些恭维一一记下，即使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也将显得是在自我拔高，而有些官员们甚至可能怀疑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对同事表露出的任何傲慢态度都是极其敏感的。我决定在报告中把这部分的整段对话省略，只简短记录他对我不久后就要离去的夸张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