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的长形桌边坐下，当时我对它已相当熟悉了，我面对窗户而坐，戈尔巴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坐在对面。戈尔巴乔夫问布什总统派我来有什么事。我用精心准备的措辞回答：“总统先生，布什总统让我来通知您，我们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属实。它的来源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完全是谣传。它说的是有一股力量正试图赶您下台，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就在本周内。”
戈尔巴乔夫摇着头轻笑起来，然后变得严肃了：“请转告布什总统，我对此很感激。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的关心，他做了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但请他不必担心，我完全掌握着局势，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我说，我很高兴地得知这个报告是毫无根据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无法证实它，尽管它的严重性看起来足以引起重视，而布什总统也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然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所喜欢的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他承认到处都有关于推翻政府的传言，政局确实不稳定。帕夫洛夫虽然是一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但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还正在学习之中。他已经承认了他在星期一犯的错误。但最近政治和解的趋向比较明显。就连叶利钦也开始养成合作的习惯。联盟条约很快就要签署了，他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伦敦之行将表明向世界经济又跨出了一步。公众支持经济改革，这在投票倾向叶利钦中已表现出来，但他们也希望结束政治对峙局面。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然而，也有势力试图阻碍改革。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就在议会中，这是联盟议员团中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不排除有些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告的根据。
我对他说，听到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就放心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看到他与叶利钦的合作也在发展，如果这种关系停止了，就难以对未来抱乐观情绪了。
送我出来时，他重申明天我会看到事态还控制在他的手中。事实上，第二天他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特别权力的要求。但在同时，他突然对那些试图在他和总理中间“插入楔子”的人进行了攻击。我为不去提波波夫和其他名字的决定而高兴，因为这可能增加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报告的怀疑。很快，我就得知，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我们的报告来自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等那类人的牢骚，而不是正试图劝说最高苏维埃控制他的权力的那些人的阴谋。
难道说波波夫的报告是一个错误的警报（在6月22—23日那个周末，看来似乎如此），或者它是有关计划的一份准确报告，只是计划被推迟到更为合适的时机，直到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但仍受控于克格勃之时呢？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真相，但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解释。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两位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处理这份报告的方式都暴露了他们行动中的不成熟之处。6月20日，我还不知道，但后来得知，甚至在波波夫的消息被转达给叶利钦之前，国务卿贝克就坚持紧急约见正在柏林的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恃内赫，并向他转达了报告的内容（虽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对苏联的政治运作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无论别斯梅尔特内赫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都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来使戈尔巴乔夫警觉起来。苏联所有的官方联系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而报告中说一个主要的阴谋分子就是克格勃的负责人。值得称赞的是，别斯梅尔特内赫告诉贝克，鉴于所说的介入者的情况，他无法私下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希望他肩所警觉，还是由我来做这件事为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别斯梅尔特内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时候通知他这样一个敏感的消息，真是愚蠢至极。即使他有办法保证通信安全，他也可能会为传递这样一份报告而犹豫不决，消息来自外国人，内容涉及他的内阁同僚，准确与否尚不确定。
贝克的反应是不假思考，而总统也是鲁莽行事。在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证实叶利钦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不忠诚的行为时，也告诉了他波波夫是消息的来源，而且就在一条克格勃监听的电话线上！谈话过后，我被告知，尽管我们先前有君子协定，但总统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中走漏了消息的来源。我没想到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会干出这种事来，他一向以他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对泄露任何无关紧要的信息都能迅速作出谴责，但这也能衡量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迷恋有多深。
波波夫后来告诉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再次见到他时居然是在7月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国宴上，他用手指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对美国人编故事呢？”仅仅不到三周后，波波夫所披露的这个集团便试图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而波波夫的名字被列在逮捕名单的前列。如果这次政变成功，乔治·布什的草率行事可能造成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将是损失最大的一个，他像一个梦游者，四处徘徊，对周围环境不以为然。他对谢瓦尔德纳泽12月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且满怀憎恨；他牺牲了像巴卡金这样忠诚的助手，忽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他最初帮助他实施改革的人们的建议，反而继续信任口是心非的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这样的轻率小丑。
据切尔尼亚耶夫说，尽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美国轻信的谣言，但我在6月20日带来的消息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他当时想起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前一天告诫过他，不要过于信任克格勃和他的私人保缥。戈尔巴乔夫倾向于把普里马科夫的怀疑当作官僚们忌妒心的反映，但切尔尼亚耶夫建议他还是小心为好。他本人在莫斯科也听说过令人生疑的有关军事调遣的消息。
但是，尽管在6月21日的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了严厉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阻止他的安全负责人参与一场政变的企图。
6月21日，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到莫斯科，并在第二天陪同戈尔巴乔夫一起献了花圈。私下里他提到了在柏林与贝克的谈话，并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得到了我报告的消息。戈尔巴乔夫说得到了，并补充说，他已经给“那些官员”作了很好的回答。然后，他问贝克是否说过政变可能发生的时间，别斯梅尔特内赫回答说没有，但贝克说过“现在它随时可能发生”之类的话。（15）别斯梅尔特内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推断出消息中的几个人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当时实际想到的似乎只有他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批评过的联盟议员团的领导人。
1992年3月，当我请求波波夫同意我在书中写进这件事时，他立刻同意了。然后，他评论说，最初当他得知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是消息的来源时，他非常愤怒，毕竟，他的消息并不是提供给我们的，而是为了给叶利钦报信，并为我们的可靠性下了极大的赌注。不过，当他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感到这个漏洞可能还是有利的。
他推测说：“当阴谋家们得知我得到过他们的计划后，不得不把计划限制在小范围内，因而无法把政变策划得十分周密。这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算是如此吧，但那是将来的事。
官僚主义者再赢一轮
甚至在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在剑桥研究他们的“机会之窗”（或者说是“大交易”）时，莫斯科的官僚们就已开始发起了攻势来抵消他们的努力。尽管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都得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他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5月中旬，在他们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简要汇报时也得到了有力的鼓励，几天后，我们得知，苏联已经发出正式请求，要求在月底由帕夫洛夫的总助理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会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戈尔巴乔夫曾通过电话告诉布什，他将派亚夫林斯基和普里马科夫去讨论新思维。而现在看来，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到华盛顿来是为了维护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亚夫林斯基将被搁在一边。
我立刻去拜访普里马科夫商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总统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即由他和亚夫林斯基去华盛顿协商后者正在哈佛研究的课题。布什认为亚夫林斯基的主张将是讨论的焦点，而普里马科夫的来访将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态度。然而，尽管戈尔巴乔夫有权派出他希望的人代表他去华盛顿，但他应该认识到，由总理的代表率领的代表团并非布什总统所期待的。
普里马科夫说，亚夫林斯基将是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两人正在一起工作——但由谢尔巴科夫率领代表团应该没有错。于是我问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什么（通过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对布什所提的建议，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来讨论亚夫林斯基的建议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来让谢尔巴科夫来率领代表团）。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是来帮助戈尔巴乔夫准备他所期待的伦敦七国集团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希望提前征求布什的意见，并了解他的态度。
“很好，”我回答，（根据我的笔记）“我相信总统会为咨询感到高兴。但您和您的总统必须清楚一件事——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只能直言不讳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主要感兴趣的是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想法。如果谢尔巴科夫的来访是为了给予这些想法以官方色彩，您将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抢亚夫林斯基的戏而耍的花招，是为了使我们接受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那你们将犯一个很大的错误。”普里马科夫反驳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同意他的政府无法吸收的任何方案。如果要进行经济改革，那么实施它就要与帕夫洛夫政府合作，而不是反对它。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个问题看来已经牵涉到官僚政治问题了，这也是可以预测到的，但普里马科夫对帕夫洛夫方案的明显支持令人失望。可以设想，他已经得到了要求戈尔已乔夫的新安全委员会寻求新途径的经济文件。即使抛开亚夫林斯基的评论不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反危机方案”不满意，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但是，他的关键人物普里马科夫似乎要把赌注押在官僚派一边。
无疑，我在回答时语气是严厉的，我说，当然任何改革计划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但是如果普里马科夫建议他的总统带着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去伦敦，他是在为灾难铺路。戈尔巴乔夫最好还是不去伦敦，除非他能带去更好的东西。我强烈建议普里马科夫能保证亚夫林斯基有机会在华盛顿向布什总统和其他官员介绍他的想法，并能仔细听取他们对此的反应。这样，他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以便将最有成果的方案带到伦敦时，将处于更好的地位。
为了避免一次毫无意义的会晤，布什总统再次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并强调说他正在期待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意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普里马科夫减少亚夫林斯基参加华盛顿会晤机会的不断努力。华盛顿本来残存着一线希望，即戈尔巴乔夫最终可能愿意采纳有成功前景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结果他们粉碎了这一希望。
5月31日的会晤给布什总统的影响正如我对普里马科夫预言的那样：这使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一套方案来证明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是值得的，他开始怀疑让戈尔巴乔夫去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晤是否对戈尔巴乔夫有利。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戈尔巴乔夫转达这一意见（这本来可能成为有力的警钟），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布什总统的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好处。最后，曾向戈尔巴乔夫许诺过支持邀请他的科尔和密特朗说服了布什，如果戈尔巴乔夫遭到七国集团的拒绝，将对他的地位不利。到6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接到英国首相梅杰的正式邀请，他将作为一名客人，而不是集团的一名成员参加正式会议之后的讨论。
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继续共同工作着，尽管有人企图阻止他参加5月底在华盛顿的会见。实际上，他对普里马科夫的私下评论所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但他们因布什和贝克在会见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而受到鼓舞。到6月中旬，他们完成了草案，给华盛顿的布什和贝克寄去一份，给戈尔巴乔夫带去一份。亚夫林斯基后来就此评论说：
6月中旬，方案呈交给了布什，他的助手们告诉我，他们肯定他将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还说，我应该留心贝克6月底在柏林的讲话..如果其中有一个特定的提法，这就说明这个方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我回到莫斯科，难题就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与波普林斯的会面最为艰难，我告诉刚刚当选总统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我与美国人达成的默契：我正在等待贝克的讲话，看他是否会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提法。他们瞪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但是，贝克的确说了那句话，就在这时叶利钦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在那里当被人问起新方案时，他说他还没有读过它。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的反应就更有趣了。他把方案交给瓦季姆·梅德维捷夫，用来为他的伦敦之行做准备..他向我保证他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将会使用我的方案中所有好的部分。当他完成这项工作时，我总算弄明白了所谓“所有好的部分”是什么含义了。
6目6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之前的星期六，我收到了布什总统致戈尔巴乔夫的紧急信件。当我要求呈交它时，被告知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所别墅里办公，但他愿意在下午接见我。苏联礼宾司负责人乘一辆公车来为我的司机引路，来到城西沃林斯科伊的一套别墅里。戈尔已乔夫正在一幢斯大林时代的房屋里办公。据我的陪同说，斯大林过去经常用这幢房子。
我们的汽车驶向主楼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在周围走动，有的敞开了衬衫（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有的放松了领带，夹克衫搭在肩上。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专门接待我。
礼宾司主管陪同我上了楼，戈尔巴乔夫把我让进一间令人愉快的房间，这间房子有点像被屏风隔断的阳台。他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衫，没有系领带。他感谢我为他带来信件，并说他正在会见他的顾问们，为伦敦之行做准备。我告诉他，亚夫林斯基的方案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知道，并说他们也正在“好好利用”这个方案中的思想。然后，我们讨论到总统的来信，是关于结束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遗留问题的，并为布什的莫斯科之行确定日期——在离开之前，我问戈尔巴乔夫，他对即将成行的伦敦之行有何感想。
他回答说，感觉很好，他将带去的方案写得很好，他期待着看到“非常重要的讨论和重要的决定”。这种期望给他带来的快乐看来是真的，他终于能在世界级的大集团里发挥作用了，甚至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他的艰难经历，看来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信心十足。
离开之前，我与等待会议继续开始的官员们握手告别。他们中有总理帕夫洛夫（我向他打招呼时，他脸上堆着笑）；他的副手谢尔巴科夫，普里马科夫；总统顾问斯捷潘·西塔里扬，雷日科夫的经济改革助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亚夫林斯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都不在场。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波格莫洛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弗拉德伦·马季诺夫，或者说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在场。
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对迅速解决被延误了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问题并在月底安排一次首脑会议感到乐观。但我也知道，只要把经济引向混乱的官僚们还在，戈尔巴乔夫肯定无法利用伦敦会晤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
患难之时的精神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虽未使他公开丢脸，但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七国”同意苏联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并让这些机构制订出有关方案以便协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
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其赴伦敦前几天已经致函戈尔巴乔夫，他们将以如下方式资助苏联：采取小规模试验计划将某一地区的食品批发业私有化，派一些人调查军转民的可能性，另外一些人负责能源部分。在信中，布什警告说，如果苏联执意维持在“反危机计划”中所描述的指令性行政控制，那么它将很难得到帮助。同时，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将食品供给制度私有化，并明确能源所有权以吸引外资，而且布什也不鼓励重新组织安排苏联外债的支付计划，尽管美国并不是主要债主。
布什所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也没有就全面的政策提出建议，而这是使各部门的改革切实可行所必须的。而且，反对重新安排苏联债务支付计划实际上堵塞了西方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我们如果是采用以下的说法，很可能更将有裨益：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债务，那么苏联对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态度将有助于商定其条件。最后的结果是，债务最终还是进行了重新安排，但却没有换回任何改革措施。
即使戈尔巴乔夫不去伦敦，七国集团也照样会作出以上决定。但这些决定为苏联经济过渡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七国没有认识到仅仅依赖目前的体制，他们是无力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帮助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货币市场，但对目前苏联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它几乎一无所知。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苏联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混乱的国家。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发挥有利的协助作用，但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苏联经济过渡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最后成果甚微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如果他不去伦敦可能会更好些，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争取西方的援助，但却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计划，由此也损害了本人的信誉。尤其是他说服布什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出他多么没有说服力。
他们是在7月17日的工作餐上会晤的。最后谈到的一点是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随后儿分钟，戈尔巴乔夫的保安部队全副武装，直奔温菲尔德宫——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现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在两位总统手里，他们都知道，不到两星期他们还会见面，不过是在莫斯科，他们将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当时亲切友好的气氛对倾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天赐良机，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任何计划而错过了这个机会。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竟采取了发牢骚的办法。他最忠实的助手也不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他的会晤记录，它表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合适。午餐的谈话刚变得严肃起来，他就开始了散漫的独白，就像5月份对我讲话时一样。切尔尼亚耶夫将它归纳如下：
我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对自己所做决定的政治含义审慎周密，而且他从来不随心所欲。关于安全政策，得益于他的决定，我们的收获颇丰。但同时，我感觉我的朋友美国总统布什先生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未给予答案：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只有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问题才能明了。然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切尔尼亚耶夫注意到当时布什很不高兴，脸色微红，但是他不动声色，继续就餐。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于是我问：乔治·布什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如果我“七国”的朋友们在我们后来的会晤中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他们愿意支持我，但开始时你必须“自作自受”一阵子，那么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集中几百亿美元去解决一个地区性冲突，这不奇怪吗？支持其他计划的钱会有的。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实施一项工程：改变苏联，赋予它新的性质，使它融入世界经济，它将不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不再是威胁的根源。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伟大而重要的使命！
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布什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漠。他回答说显然他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还不够，他认为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想看到一个民主的苏联，拥有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成功地联合。他指出并非每个美国人都会支持他对苏联的态度，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制造出一些现实的难题。但是，没有人希望见到苏联经济崩溃，而且他认为苏联解体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切尔尼亚耶夫察觉到紧张局面缓和了一点，但却未能完全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长篇大论给布什及在场的其他美国人留下的阴影。这是一个绝望的人的哀叹，他正在失去他对他的国家的控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并不理解他所竭力追求的是什么。据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特伯·泰伯特说，布什一回到美国就说：“真是可笑。他一直善于推销自己，但这次却不是。我想，他真让人难以理解。”
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推测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的自我挫败行为的原因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克留奇科夫在许多报告中都要指斥所谓的美国的欺诈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十分怀疑，但它们仍留下了阴影；其次，布什总统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为使双方成为伙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太合作，这一态度使戈尔巴乔夫受到伤害。
我相信，这两种因素均影响了他的情绪，再加上第三点：由于他没有在伦敦会议上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而产生的受挫感。即使只是在下意识里，他一定已认识到，他缺少勇气利用亚夫林斯基提供的机会。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另一种结果是否有可能发生。从某种程度看来，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自从马耳他会晤以来，他们一直以一种直接的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交流，而不像两个疏远的大国的领袖。他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非常之深，虽然还不是无条件的。尽管如此，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似乎失之交臂。
戈尔巴乔夫不能直陈他心中所想，至少从1989年以来，他没有道出他深深的、也许只是半意识的渴望。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便为自己判了政治死刑。但如果这样做可行的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没有人确切知道，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凭我多年的就近观察，我猜想，译成地道的美语，大概如下（其中有95％是我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所听到他的讲话，另外的5％则基于我的直觉）：我的国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从未体验过民主的滋味，一直是由上自下的统治。这是它的悲剧，也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根源。看一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鼓励他们的创造性，同时又收获其成果。我希望我的国家也这样，因为如果它不改变，它将落后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制度，不仅仅美国、西欧和日本会遥遥领先，我们会甚至连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赶不上。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
这听起来也许很简单，但是相信我，它并不简单。俄国整个历史都是在逆行，所以我必须扭转乾坤。彼得大帝可以残暴统治，但你不能期望这样会产生民主，我要达到民主的目标更难。我们的人民从未被允许自己做主，所以他们也没学会如何去做。你们曾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完善民主制度，而我们从未拥有过民主制变，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建立它。尽管这样，我却不能接过你们的制度，然后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并期望它奏效。我们要屏弃旧制度，并给人们一段适应时期。我只能利用现有的人和物，我不可能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历史。
对于我们要走的路，虽然我有大致的轮廓，但从未有人给我一张图纸，告诉我如何达到目标。前面可能会有无数的曲折和错误，不要以为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得到了许多帮助。
大多数国家或者不理解或者反对，尤其是与旧体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我将不得不改变或战胜后者，教育前者，这样会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怪异。
我希望我能争取到足够的共产党员而缓解我们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共产党将不得不让位。我必须加倍小心，以免被它围困。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有时我不得不左右逢迎，但不要把它想得太坏。
那么，我究竟需要你们做什么呢？首先是理解，理解和尊重。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做资本主义，但我想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
我决心成就这番事业，不是因为你们要我这样做。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它。如果它不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也许它还不过是个跛子——如果它真能熬过来的话。如果问这个世纪真正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具有竞争力。我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才这样做的，但你们不得不承认，它客观上确实于你们有利。想想过去45年里你们耗费了多少金钱来抵抗苏联的威胁？（对了，顺便说一下，尽管有时你们夸大其辞，但它的确是个威胁。）
当我说理解和支持时，我的意思是不要视我为战败的敌人。别再说什么赢得冷战了，如果你们把我当作一个输家，你们又如何能指望我领导我的国家向前艰难地迈进呢？此外，我难道真的不该得到一点点夸奖吗？是我降服了苏联的军官们，并且强迫他们、有时甚至耍点小手段欺骗他们做些非做不可的事。我不让他们成为威胁东欧的力量。我创造了一整套的哲学解释为什么结束冷战对我们有利。在此方面，我想我未得到丝毫的帮助。让我们面对现实，乔治，是你、里根和我共同结束了冷战。没有必要为谁赢了而趾高气扬，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吗？
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我清楚地知道我到底该往那里走。我毕竟是学过法律的，虽然这法律有点可笑，可他们毕竟教会了我“资本主义法律”的原则。我可能并不总是显示出这一点，但我知道在此方面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但经济却另当别论。老实说，我知道我们得改变现有体制，但我不愿承认的是，我不知该如何去改，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们的制度在你们的国家是很管用的，但搬到我的国家就不灵了，除非是人也发生了改变。
不过，说句实活，当我说我需要帮助时，我不单是指钱。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想一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人民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年前，他们还在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但现在他们却说每件事都不对头，但只要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我把他们中的25人集中在一个屋里，我会得到39种建议。
你们想要作壁上观，想管的时候就出出主意，直到我们有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体系，然后你们才知道你们能做些什么。
你们本该是个银行家，我听说你们的金融机构从来不随便借钱给别人，除非借钱者能证明其实他不需要这笔钱。但我认为政治家就不同了。我认为他们是领导，而并不仅仅是在玩一场胜券在握的赌博。难道你们不愿意冒点风险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
好吧，告诉我当前的计划不会奏效。我知道你们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如此急躁的原因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暗示我们会采纳一些建议。我不想听“如果这样做很痛苦，那么就快点做”之类的废话。远在与吉姆·贝克会面之前，我就从马奇亚维尔利那里获得了这个建议。你去年派了一大批商人来见我，他们支持我拒绝沙塔林计划，但现在呢？
每个人又都说我应该接受它。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真见鬼，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可能会说，即使形势恶化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是，如果你们让我知道你们会帮助我——
哎，那么情况就会大不同了。
请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该做些什么。而且，我当然也不想你们从此后开始教我们该如何做。你们的制度在这里可能不会奏效，除非对它做很大改变，这件事要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也相当傲慢，不习惯外国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不会自诩我们是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但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我们的一场悲剧，但同时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太多过。如果我们的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政权，你们每年到哪里去找那多余的四五百亿美元做国防开支呢？现在我们还有三万多枚核弹头，你们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给发动战争者准备的。
推行市场经济，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但是很清楚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个社会。在此方面，为什么我们不携起手来呢？两家联合共同解决一个难题。1947年，杜鲁门和马歇尔在西欧问题上找到了办法，我们的人民也告诉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制度、合作的习惯以及知识的集中。我们属于不同的情况，但原则不会不同，难道你们不会想想办法，集中智慧，加上七大国，大家共同协作，想出些适当的办法来？如果方式得当，我会采纳你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但我要你们保证如果我在采取了你们的建议后陷入困境，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一把，不要寻找借口——
即使是不错的借口——而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遇，我们的形象在历史书本里可能就会显得不够光彩，我指的是你们和我。
痴心妄想吗？当然是。千真万确吗？我敢打赌是这样的。
有什么话布什本该说却没有说吗？也许是吧，但也许已经太迟了，即使说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了。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私下场合，布什能够通过给戈尔巴乔夫提一些大胆的建议更有效地表示友好——而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会郑重采纳他的建议。
当我陷入于想象世界之中时，我能想象出当饭后甜食端上来时，布什会将戈尔巴乔夫请到旁边屋子里私下聊聊，当时只会有翻译在场，也用不着做什么记录。特别是他很相信屋子里不会有克格勃的窃听装置，我想，他很可能会直截了当他说出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大致如下所述：
“米哈伊尔，我能理解你的处境。我们没有做一些本该做的事情来帮助你，你有权利指责我们。但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你。我们确实想帮助你，但老实说，是你将事情搞得棘手了。我没有搞到资金，就算我搞到了，如果把它投到国营企业的无底洞里，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这样做不会奏效，而且只能让人们很快放弃帮助你的念头，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尽管后来你给了我一个很合理的计划。
“我知道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成什么，但你得寻找途径发动各种力量，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帮助你进入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自上而下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你必须从这些官僚手中夺回经济大权。留一点缝隙给私营部门，让人们自由运作。是的，起初可能会有一点混乱，但我猜想贵国的人民会比你想象得更富责任心和创造力。如果你能下个果断的决定而带来一个成功的前景，那我一定会团结我周围的人为你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但你的计划一定要具有可行性，而且要依附具体的项目。我没有办法筹集资金去支撑那些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
“我坦白承认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但是我有一种忧虑，我感觉你现在做得不对。我们也许该想一想是否应该将我们欧洲和日本的两个朋友团结起来，共同寻找一个答案。如果这想法你赞成，那你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努力尽快把事情办好。
“还有，我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因私人感情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建议你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告诫你，你们的总理是个祸害，那么我也称不上是你的朋友了。除非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或者你亲自来领导内阁（我就是这么做的），你要让人们相信你对经济改革是认真的肯定会费一番周折。
“我很高兴6月份议会里没有发生问题，但我仍不免有些担忧。我希望你能重视我给你的那份报告。我知道，你可能觉得那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仍有点不安。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掌握在中央情报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手中，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把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某个机构的手中是不明智的。还有，顺便说一句，好像有人在向你灌输一些关于我们的胡言乱语。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他们骂回去，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你捣乱或伤害你的国家，如果有谁这样说，他就是个骗子。你应该设法找到这些人这样说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说的对你没有好处。”
我的臆想就此打住。我所想象的没有发生，就算它发生了，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领袖的私人关系曾十分融洽，以至他们之间可以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直言不讳地进行谈话，而且这种谈话能够对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所作所为产生重大影响。
想真正奏效，布什就得做出某种许诺，但他不愿意那样做。1991年，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无限同情，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回避帮助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发雷霆的原因在于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挪威议会授予戈尔巴乔夫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未能如期到奥斯陆去发表受奖演说，却不得不留在国内处理紧急事务。当他终于在1991年6月11日来到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而在当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了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
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
苏联《独立报》以恰如其分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对此作了报道。戈尔巴乔夫迫使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91年7月25日通过了新的党纲草案，并获准于11月或12月举行一次党代会。在很多人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走上了分裂共产党的道路。他的拥护者们将支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那些顽固派则被迫要么退出，要么赶走这些改革者。
7月20日，即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叶利钦反对共产党机构的斗争开始升级。他颁布了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
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
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
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
同时，改革创始者中的几个人开始在党外组织政治运动。其中，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仍是正式党员。另外有些人，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最近刚离开了党，组建了名为“民主改革运动”（许多人知道它的俄语开头字母为ДДP）组织，这一组织吸引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以前的知己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他曾于1989年接受了管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这一出力不讨好的任务；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众议院的发言人伊万·拉普季夫，《消息报》的前任主编，都加入有一时期像是一个政治名人集会的“民主改革运动”。
许多人曾怀疑组织这次运动是为了在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失去地位时，给他提供另一个选择，虽然他不赞扬这个团体，但他也不轻意贬低它，就像他过去对待“民主俄罗斯”运动那样，后者的许多领导者已和新建立的“民主改革运动”结成了联盟。当然，有些组织者是要显示，在共产党外组织起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成功了，如果行将召开的党代会导致分裂，那么他们的行动将为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而分裂的势头在1991年夏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恰好是共产党内保守分子所害怕的。他们极力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虽然他们仍是共产党员。谢瓦尔德纳泽6月初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社采访时曾提出有必要成立“民主党”来和苏联共产党相抗衡，保守派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最高纪律监察机构——出面调查。谢瓦尔德纳泽不想坐以待毙，于是立即宣布脱党。加夫里尔·波波夫则相反，他等着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他。而就在曾有权驱逐党内成员的基层党组织做出反应之前，雅科夫列夫自动辞职，并当众抱怨说“一个强有力的斯大林主义团伙”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
7月末，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久，我曾和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莫斯科市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讨论民主运动的前途。他对“民主分子”能否统治这个国家三到五年表示怀疑。他们散漫、缺少组织纪律性是其中的原因，但同时，他还感觉到苏联的高压经济机构仍丝毫未损，被共产党内的官员所掌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对军队、法律执行机构和传媒机构的控制。这当然是叶利钦法令的目标之一，但除非是戈尔巴乔夫能签署类似的法令，否则很难对军队和克格勃产生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