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夫看到民主改革运动有可能团结民主力量，但他对其领导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成立一个政党而感到气愤。他个人认为它或者组织一个政党，或者解散。他觉得“民主分子”内部虽然存有分歧，但却占有天时。他说，他最大的忧虑不在于共产党内保守分子的活动，而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类狂热的反动分子的潜在威胁。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恶化，像他们那样的投机党派不仅会赢得大量的选票，还会争取到军队和警察组织的支持。
虽然波波夫作为政治领袖有其局限性，但事实证明他不愧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分析家。
布什的莫斯科—基辅首脑会晤
1991年7月29日晚，乔治·布什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莫斯科。正如布什上任伊始我所建议的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两国每年都有互访。在第三国的其他会议，如果有必要或者机会方便，也时常召开，比如1990年9月在赫尔辛基以及两周前在伦敦的会议，现在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他们会轮流在彼此国家每年举行一次“全方位的高级会议”。
去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现在大多数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经过10年的谈判，终于做好了签署准备。苏联已经同意了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总统也已经将它送交参议院审批。苏联议会终于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移民的权利，总统已经将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送交国会。美苏贸易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无任何歧视性关税。
留待讨论的有争议的双边问题已经不多了。当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签署时，最初由里根总统于1984年和1985年提出的四方协议已经得到完全实施。实际上，到1991年，我们已经超越议程上升到合作领域。这些在80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甚至在1989年，布什总统还执意不肯研究此问题。即使如此，要谈的还很多。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国家显然正在走向崩溃。两位总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两位总统都极其关注各共和国首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布什在正式拜访叶利钦并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后访问了基辅，并借此机会邀请了几个共和国首脑参加他的国宴。戈尔巴乔夫则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与布什共进工作餐，以此组成苏联代表团参加讨论。
纳扎尔巴耶夫特意从阿拉木图赶到莫斯科，结果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问题成了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叶利钦却坚决回绝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井声称他宁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布什，而不愿意参加与其他人的小组会议。
在就职俄罗斯总统的前几周，叶利钦已经进驻克里姆林宫内戈尔巴乔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工作过的办公室，他特意在这里接待布什，而不在俄罗斯“白宫”里他自己的办公室。我希望他最近的政治胜利能使他不再像个衣衫不整的受压迫者那样行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喜欢出风头和在一些小事上胜人一筹的毛病并没有改变，会谈开始前布什等了他差不多10多分钟，会谈时间又大大超过了原先的安排——尽管他所讲的并无多少实际的内容——而且他不通知他的客人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宴上，他差遣妻子越过接待人员，等所有的客人都进入房间后，试图陪伴芭芭拉·布什入座，仿佛他才是此间的主人。
叶利钦的行为未免粗鲁和孩子气一些，由于他有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使得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很不自在。过去，他在使用这类伎俩时总是说，为了防止他的对手阻碍他和公众的联系，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我很痛苦地注意到，在他赢得了直接的政治目标、这种借口已不复存在之时，他却继续使用这一伎俩。然而，这些社交中的不协调微不足道，只是在它们暗示更深一层的问题时才值得一提。
7月31日，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中会晤时，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美国大使馆接到报告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夜间袭击了立陶宛海关署，有六位官员死于非命。美国大使馆官员通知了别墅的有关人员，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这一事件。乍听到这个消息，戈尔巴乔夫极为尴尬，不仅因为发生了此种暴行，而且因为首先获悉的是他的客人。看起来，这一暴行好像是某些人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戈尔巴乔夫在与布什的会谈中难堪。而实际上，这也表明他的权力在削弱，他手下的人员正变得越来越不中用。
布什产生访问基辅的念头十分自然。去年访问美国时，戈尔巴乔夫曾访问了明尼波利斯—圣保罗教堂、旧金山以及海湾地区。随着所有的共和国都变得越来越自主，布什认为不仅应该在莫斯科拜访叶利钦，而且至少应该在某个共和国的首府逗留一下。借此机会，他将发表演说，提请人们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文化和民族性给予注意，欢迎他们加入到民主运动中来，因为它正波及很多——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国。
基辅首当其选。它是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首府，其民主进程比中亚许多共和国快得多，也没有发生类似高加索地区的那种冲突。而且这也很方便，布什于8月1日在此停留几个小时后，仍可以在同一天回到华盛顿。
我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访问基辅的想法，他们不反对。于是我们又开始和乌克兰官员讨论行程安排，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曾在基辅安排了几个外交官，准备建立一个总领事馆。访问计划顺利进行着，但令我吃惊的是，7月21日，星期六下午，埃德·哈韦特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说，苏联驻美国代办来到白宫，带来了苏联总统办公室的信息，说基辅目前局势紧张，布什最好别去那里，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旅游区度过这一天。
显然，如果戈尔巴乔夫建议布什不要去基辅，布什就不能再去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取消他的行程肯定会给公共关系带来极大不利。因为事前我们已经与乌克兰方面就此次访问联系过，现在就得告诉乌克兰方面为何要取消它，说戈尔巴乔夫不允许去，无疑会成为此次首脑会晤的重要新闻题材。考虑到公共关系，这样肯定会给其他每件事都罩上一层阴影，必将破坏此次会晤的目标。
为了故意让克格勃和有关官员知道这件事，我们在公开电话上讨论了取消此次访问的后果，然后我通知外交部说我明晨得见见别斯梅尔特内赫。当他见到我时，他坦诚地告诉我说对于华盛顿的消息他一无所知，不过他答应他会调查此事。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布什总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按计划访问基辅。后来，他解释说他向戈尔巴乔夫询问，虽然后者有些不悦，但还是同意布什应该去他想去的地方。
这样，布什和他手下的人更加谨慎，避免在访问中发生任何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设想如何能够“帮助戈尔巴乔夫”。演说起草人认真检查稿件，删除可能使戈尔巴乔夫不悦的言词。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做得有些过了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或者基辅的外交官员商量如何来翻译这篇演说词。
在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的旅行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演说稿的全文。我们乘坐的是新的空军一号——一架宽敞豪华的波音-747飞机，它和以往总统乘坐的狭窄的波音-70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向报界传播，布什向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说也被重新修改。我又匆匆扫了一遍，发现有很多出色之处，尤其是它警告说独立和民主其实是两码事。
但是，其中有几处堆砌起来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也不太合适。对他开创民主制度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表示赞同会更好些。只要人们觉得戈尔巴乔夫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那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赞扬。大张旗鼓地夸奖他可能会令他本人很高兴，但在政治上对他没有丝毫好处，因为批评家们已经攻击他，说他是布什的仆人，再这样大加赞许只会给批评家们提供更多攻击他的材料。
在演说中特别称赞新联盟条约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条约无疑是多方政治妥协的成果，有些地方很微妙，有些地方还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外国政治家，搅和在其中不仅是胆大妄为，而且也很危险，会造成与设想相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或者法国的首脑在1789年和1790年的宪法辩论中建议美国如何投票，美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布什总统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而且仍可以坚持他的重要原则，他只要强调各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协议而不是强迫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协议采取何种形式得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外人。
我把一个撰稿人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文章中大部分我是赞赏的，但有些语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特别指出了其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和对条约的称颂。“他不该使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这类将事件私人化的措词，”我说，“他也不该暗示我们反对独立，”我又加上一句，“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你的观点，”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们不可能修改了，因为复印件已经送给报社了。而且，这些是总统本人加进去的，他想这么说。”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该降落了，坚持下去也无济干事，但我还是再一次提出建议：“我看到你在行文中多次写到‘这个乌克兰’，你应该确保总统不用‘这个’，他应该说‘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美国人会认为加上‘这个’，就使乌克兰像个地理名词，而不像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提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冠词，对吗？”他反问道。
“请别介意，”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逻辑问题，我只是说许多人会对此有强烈反应。如果总统说‘这个乌克兰’，那么白宫下周就会收到数以干计的抗议信件或者电报。”
他最后同意在提到乌克兰时，不再加上定冠词“这个”。后来，布什总统来到我们这边问候时，我相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图。
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安排此次访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乌克兰人的感情，这篇演说可能会更加困扰我。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7月初科尔总理访问基辅时，戈尔巴乔夫不让乌克兰人参加其间的几次会议，对此乌克兰人极其愤怒。所以我们同意布什总统私下会见其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其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其他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将不出席。所有的演说和祝酒词都将使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总统也将使用一名乌克兰翻译（虽然克拉夫丘克谙熟俄语）。简单他说，我们已经有点儿出格了，以往的来访者从未像我们这样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鉴于有这些安排，我认为总统的演说中即使有一两处辞令不当也无大碍。
我不该自鸣得意。甚至在我们到达基辅前，一些民族主义的乌克兰领袖就对我们为安排此次行程所付出的努力采取明显的漠视态度，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一乌关系上，向美国记者批评布什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鲁克的主席伊万·德拉奇声称“布什总统像是被戈尔巴乔夫施了催眠术”。列夫科·卢卡年科更令人费解，他声称美国总统“一向藐视发生在各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除这次访问外，他（布什）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上一次与三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袖会面，和叶利钦也有三次，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数次，一年前布什总统在华盛顿还拒绝会见乌克兰共产党总理，原因是布什认为他不能够代表乌克兰民意。考虑到三年来美国官方代表和鲁克领袖们频繁接触，他们也不应该提出如上指责。实际上，鲁克领袖们收到美国的邀请远远多于乌克兰境内其他政治运动派别加起来的总和，而他们在乌克兰却只获得不足1/4的选票，所以如果要指责美国偏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本不该给鲁克那么多的关注。
鲁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也很反常。当一个人在政治上进行垂死挣扎时，他可能就不记得过去了，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乌克兰共产党施加压力，大多数的鲁克领袖们可能还在监狱里，更不用说参加竞选、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参加为美国总统举行的正式宴会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们，如谢尔比茨基，竭力反对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自由化。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丢下鲁克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反抗80年代未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将永远也不会取得他们现在的成就。
这次访问本身就将过去和现在许多新的因素串联起来。
在基辅波里斯波尔机场的欢迎仪式让人想起了过去。精心挑选的一群人欢迎总统的到来。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同时也挥舞着乌克兰苏维埃官方旗帜——由苏联国旗稍加修改，红底，接近底部有一条细细的蓝色条纹。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用乌克兰语致欢迎词。布什用英语致谢。接着，就是拍摄数张照片，麦克风中传来乌克兰语的翻译。我记得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基辅时情景很相似，只是当时讲的只有英语和俄语。
我们的车队一离开机场，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很多人聚集在机场广场前，手中挥动着蓝黄相间的乌克兰独立运动旗帜，呼喊着独立口号，向布什总统舞动春控诉当前共产党政府和共产主义的条幅。在去市区的路上也有类似的示威游行，甚至在城内也随处可见。这种气氛与尼克松访问时以及在不久前1988年国务卿舒尔茨访问时形成的对照让人瞠目结舌。1988年时，道路专门为车队清理干净，人们甚至不许站在两侧的人行道上！
布什总统和克拉夫丘克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当中我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在旁边的房间里一边等候一边聊天。福金特别忧虑，害怕今年冬天粮食会短缺。虽然乌克兰一直是闻名的苏联的“粮仓”，但斯大林强行采取的国有化政策曾于30年代引起过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令许多人丧生。现在日益加剧的经济混乱已经威胁到从那时起就不能满足需要的农业生产。共产党政府仍不愿意打破斯大林的集体化农场，恢复私营农业，尽管国有体制已名存实亡了。福金像一个绝望的人谈论着未来；鉴于当前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他似乎仍看不到任何避免经济崩溃的妥善办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会停止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活动；他们首先要独立，然后才考虑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继与克拉夫丘克会面之后，布什总统对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他的讲话虽然中途未被掌声打断，但结束时议员们纷纷起立欢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精心布置的巴洛克式的玛林斯凯皇宫中举行了正式宴会，参加者有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其中包括五名鲁克领导人。祝酒词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没有人翻译成俄语。坐在丽贝卡旁边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说，幸亏他懂英语，否则他还真的不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离开皇宫，总统接着访问贝比亚。这是当年纳粹德国施行残酷暴力的遗址。在这里，布什和克拉夫丘克都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然后，他们回到机场，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空军一号起飞，从基辅直返华盛顿。
整个访问只持续了五个小时，但对于一个了解过去的观察家来说，它却是史无前例的。自从17世纪初期以来，这是一个大国的首脑首次来到乌克兰，待其领导人犹如元首，而且特意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坚持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都加入到他的访问中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什曾赞扬戈尔巴乔夫，并赞同联盟条约（乌克兰人也参加了条约的起草），这个事实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布什来访本身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毕竟，他强调说未来要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对于乌克兰朋友来说至关重要，对苏联其他的共和国也是如此。
拙于政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未能抓住主要问题。他们忽略了这次访问的实质因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一篇演说中几个不当的辞令上，他们错过了推进他们最终目标的机会：使乌克兰被视为一个有别于俄罗斯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主权国家来定义与周边国家、包括与俄罗斯共和国的关系，这比谈论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联盟条约的优缺点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显示出乌克兰有权自己作出决定。
当然，美国报界报道了鲁克领导人的抱怨。他们没有对官方态度的历史性转折进行哲学家式的讨论，而是制造出了更好的新闻。专栏作家威廉·塞法尔一向喜欢让布什难堪，这次他抓住布什在乌克兰议会演讲时的某些不当辞令，然后给他的演说起个绰号叫“软弱的基辅”。这个玩笑从性质上讲不准确，但这并不防碍人们记住它。
塞法尔的文章可能讨美国人喜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对于乌克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却无丝毫作用。鲁克领导人的前途显得更加渺茫，他们是否会将国家的表面形式置于民主和改革之前呢？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将继承了一个软弱分散的国家，它将难于维持他们所要的独立。他们将依靠外来者的恩赐来得到他们所渴望的未来，还是将共同努力在乌克兰缔造一个健康的全民一致的社会？
布什总统讲话中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独立和民主自由不是一回事。对它的公众来说，一个压制性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帝国一样糟糕。首要的目标应该是民主，因为只有有了民主，独立才会令人向往，人们也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联盟条约保留了各成员国退出联盟的权利，而且确保独裁的中央机构无法剥夺这个权利。
民族主义者经济上的主张也着实让我吃惊，他们企图在经济上维持官僚控制，并从莫斯科发起的改革趋势中分离出来。它或许很快会带来国家外表的独立，但结局将只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内部凝聚力来推进必需的基本改革，这最终只会威胁国家统一。而独立的允诺最终也将化为灰烬。
我的许多乌克兰朋友们对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无动于衷，我对此十分担忧。
布什夫妇在基辅的波里斯波尔机场重新登上空军一号，我和丽贝卡向他们道别。然后，我们走到将把副总统亚纳耶夫送回莫斯科的苏联民航客机上。他请我们和他一起回去，随行的还有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和他的妻子阿拉。
我们五个人在这个中型客机的贵宾舱中坐定后，鱼子酱、熏鲑肉、香槟和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就端了上来。我们为这次看似成功的美国总统来访而干杯。亚纳耶夫似乎对自己在基辅所受的冷遇毫无温色，反而很高兴，因为乌克兰人似乎很满意。
丽贝卡把话题从闲聊中转移开来。“告诉我，副总统阁下，”她说，“你们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纳耶夫沉思起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人们很不安，”他说，“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就会有人站出来，答应给他们稳定、伏特加和香肠，而我们呢，都得滚蛋。”
一个更加松散的联盟
从5月到7月，曾经签署了新奥加廖沃（9＋1）声明的9个共和国的谈判者（通常是总统们本人）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一直在商讨可接受的联盟条约文本。有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曾希望条款在他赴伦敦与七大国成员会面之前达成，但这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7月7日，《消息报》登载了对格里戈里·列文科的采访（他受戈尔已乔夫之托掌握谈判的进程），他提出了一个比5月份的设想更实际的时间表，他说目前的草案要在6月份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7月份将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在他看来，这些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他认为在年底前可以签订条约。
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并没有坐等协议的签订，而是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刊登着对列文科采访的同一期《消息报》还报道说，乌克兰苏维埃已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共和国接管乌克兰境内迄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的所有的公司和组织，并拒绝给中央任何补偿。
乌克兰议会是根据他们去年公布的《国家主权独立决议》采取这个行动的。他们解释现在开始行动的原因时说，中央各部已经开始将各企业转为股份公司，而事先却并未将其产权转交各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未能打破垄断进行私有化，也未能把转变过程的控制权转交各共和国，现在他们正为此付出代价。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削弱，各共和国要求控制其国内国有资产的呼声愈来愈强。与其他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容易使当地的共产党经济官僚与迄今一直充满敌意、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推动的独立运动联合起来。在此之前，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力量还在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则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专制的中央政府。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一切极有可能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发生。
7月18日，列文科宣布草案将被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虽然有些问题尚存争议，其中包括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税收制度、军事力量的控制、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鞑靼斯坦。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它曾宣布主权独立，并要求与其他各联盟共和国拥有平等地位，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它将退出联盟。
乌克兰议会于6月26日星期三讨论了草案。在发言的35名代表中，24名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听取了这些意见，但没有发言。议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决定，以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审查草案，并于9月1日提出报告，政府和学者将就中央被授予权力的法律影响提出报告，由大会主席团评估这些报告，于1991年9月15日将其观点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许多支持独立的人显然对此程序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各方面的报告必将暴露联盟条约的各种缺点，这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它的实行。
至少从4月份起，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深深感觉到拖延条约会使许多其他事情被束之高阁：经济改革、外国援助、中央政府重新改组..这只是其中的几个。列文科在6月初所说的延长期限是戈尔巴乔夫不能接受的。整个7月份他在拼命催促，以便在夏末之前能完成关键性的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于7月12日在原则上同意了其中的条款，但建议有些地方需要改动，这遭到各共和国领导人的拒绝。戈尔巴乔夫已经与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在月底达成协议，正如他告诉布什的那样，他认为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安排。
8月2日，即布什离开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条约可于8月2日“开始签订”，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于当天签署。其他共和国要稍后一些，因为它们必须先满足国内法律的要求。
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称此条约公正地反映了备方利益，它将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各主要国家自愿联合的同盟”奠定基础。
除戈尔巴乔夫外，对条约表示热心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它赋予了各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权力，抛弃了国名中“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这两个词，这肯定会激怒党内保守分子以及帝国的拥护者，将近7月底时，在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之前，现存帝国的许多声援者便开始发表公开信，呼吁他不要接受拟定的条约草案，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苏联解体。
其他人则因为草案中保留了太多的苏维埃国家的成分而反对它，虽然草案实际上包含了他们几个月来的所有的建议，但一些较激进的改革者仍持反对态度。8月8日，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及其他著名民主人士给叶利钦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不要签署草案。
第二周，民主俄罗斯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提出只有包括下列条款，条约才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草案中没有这些条款：
1.草案至少要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加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乌克兰加入，草案无效）。
2.最后条款须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公众事先讨论。
3.删除允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批准新宪法的条款。
4.包含明确的退出条约的程序。
5.条约中要有明确条款规定新联盟中的成员不得侵犯人权或者实施种族屠杀。
鉴于叶利钦最有组织的支持者给他施加了这么大的压力，有些人怀疑即使戈尔巴乔夫赶回来参加签字仪式，叶利钦8月20日是否会真的签署条约。
但不管怎么说，当叶利钦和纳扎巴耶夫8月18日在阿拉木图会面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好了要在条约上签字。
我和丽贝卡把离开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10天，以便在斯帕索别墅接待布什夫妇的来访。我们8月1日从基辅回来后，就开始打点行装，计划8月11日星期日离开。我们在莫斯科任职的最后10天被一系列的活动所纠缠：除了收拾东西外，就是参加一系列的告别宴会，每天接受几家新闻单位的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一次是用俄语对苏联记者，一次是用英语对美国记者。
通常，我是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英语、俄语轮流进行。大部分属于背景情况介绍，不允许记者们公开地引用我的话。如果他们想采用我说的东西，他们会说“一位资深的西方外交家这样说”。
我们接到了参加最后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邀请，这样，我对过去四年半经历的评论将会被记者们引用。开始我有些犹豫，我知道我得应付关于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微妙问题。假如我说我们认为有人在搞阴谋，企图推翻他，那我就不应同意搞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美国大使不能被报界引用他的话说，他估计戈尔巴乔夫会离职。否则到处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信号，说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这只会鼓励反对他的企图，因为它暗示美国将默认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我一直认为背后搞阴谋的人不可能推翻他，但他们可能会试一试。由于外面盛传戈尔巴乔夫会被赶下台，我认为如果我能找到某种方式警告——有可能发生政变，但如果政变真的发生，它很可能失败——将是有益的。于是，我同意去参加公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定于8月5日举行，有几十名记者参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名记者问道，在联盟条约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如何，我回答说，只要他和叶利钦保持合作，直到下届的选举，他的前景会很不错。选举大概在一两年后举行，到那时形势如何，我就无从预料了。
另一名记者问我是否认为民主变革已经深入社会而不可逆转。这倒给我开了个头，我于是做出如下回答：
我认为改革的势头和程度已经使苏联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或者独裁统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人会做这样或者那样的努力，而且我怀疑一些企图这样做的人正在背地里活动，但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能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方式回到计划经济？我将回答“不”。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企图在这里或者那里施加压力，也只是使事情的进程慢一点..但制度已经被摧毁了，我看不出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得到恢复。
至于以独裁方法统治，就更不必说了。我知道存在这样一股势力，他们要求和呼吁其他治理方式..然而，我认为应该禁止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真有这种企图，那么天理难容；如果真的有，我想，他们最终会土崩瓦解。我不是说不存在篡权的企图，不难想象有可能存在这种企图，但我想它们终将失败。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报道，就算有报道也都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不错”，只是他们没有提及我那个表达虽然有些笨拙、但却是经过仔细推敲的限制条件。没有人报道说，我曾说过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企图不会得逞。
用空话无法解释当时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但如果谁不讲空话，得到的反应通常是一个哈欠。当然，批评家们后来毫不迟疑地批评我们根本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夜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夜。谢尔瓦德纳泽夫妇邀请我们赴晚宴。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成年人，我们想这是结束我们在这个国家任职11年的最好方式。
当然，我们谈论了政治。谢瓦尔德纳泽仍担心右翼会篡权；他认为去年12月他警告的那种危险并没有消除。但假如他知道谁会篡权的话，他的态度似乎过于谨慎了。我想他只是有一个总的预感，而并不知道具体的阴谋。
尽管谈论了一些政治，但这是一个充满了浓厚家庭气氛的夜晚。谢瓦尔德纳泽不像我曾拜访过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的住宅里通常充满了矫饰的奢华。而这里更像一个典型的格鲁吉亚上流社会的家庭。谢瓦尔德纳泽语气温和，举止文雅，表现出他是一位富有深刻文化内涵、情感丰富的人。
在我们入座前，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孙女，从第比利斯来。她刚学会了一点俄语，讲话大部分还用格鲁吉亚语。他和我们一起就座，谢瓦尔德纳泽的夫人问我们是否介意孩子做个祈祷。我们当然赞成。于是我们颔首直立，她用格鲁吉亚语祈祷。祷告不是像我们美国孩子们那样只是简单地背诵“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赐予我们食物。阿门”，而是我们在格鲁吉亚教堂里通常听到的那种祷告，它持续几分钟，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结尾。当她结束时，我们的主人画了一个十字，我们都低声说“阿门”，然后就座。
30年了，我和丽贝卡一直和这个国家打交道，亲眼目睹了它的传统文化遭受毫不留情的破坏。共产党统治集团用尽办法使丰富的传统文化变成一个众人相似的“新苏联人”。但在那个星期六晚上，1991年8月10日，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还被人铭记，这个用格鲁吉亚语吟诵祷告的稚童向我们显示出过去的价值观在将来还有一席之地。
这实在令人振奋。但我并未因此而陶醉，我不禁想道，随着优秀传统的复兴，那些既为这个警察国家所利用，又为其所限制的丑恶的、破坏性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重新泛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