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不能行使苏联总统之职..我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的职务。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政令
鉴于一些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我在这里宣布如下命令：这个委员会的言论违犯了宪法，其组织者的行为已构成图谋军事政变的犯罪行为。
——鲍里斯·叶利钦政令1991年8月19日
如果他（戈尔巴乔夫）签署《联盟条约》后再去度假，事情的发展将会对他有利。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1991年8月17日
我认为历史将这样记载：20世纪实际上结束于1991年8月19—21日。
——鲍里斯·叶利钦1994年
1991年7月29日，也就是布什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汇聚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他们同意定于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坚持要对苏联政府进行重大改革。根据叶利钦的建议，戈尔巴乔夫同意签署条约后不久撤换克留奇科夫、普戈和帕夫洛夫。虽然会议是在他们三人认为非常隐秘的状况下举行的，但是后来却在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他们谈话的记录。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度年假。克留奇科夫于是马上派一小组人到郊区马斯基诺村的克格勃秘密活动场所制定一个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相当于实施军事管制）。但当8月8日这些人向克留奇科夫报告说情况还没有达到非要这样做不可时，这位克格勃主席反对说此事不得耽搁，理由是一旦联盟条约签订就不可能再宣布紧急状态。
第二周，克留奇科夫叫这些人回到马斯基诺村继续筹划紧急计划。他这样做的同时，又告诉他们当中的一个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叶戈罗夫，鉴于戈尔乔夫从心理上不能应付当前这种形势，所以将不通知他而宣布实施紧急状态。8月16日，星期五早晨，宣布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实施军事管制的计划草案摆到克留奇科夫面前。他马上命令克格勃副主席派技术人员到克里米亚去切断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但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个应急计划。几个主要人物尚未同意。
浴室里的交易
在美国政治中，曾有一个阶段政治上的决定都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达成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个传说。在俄国，与之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一个不仅可以放松、饮酒、聊天的地方，而且可以讨论大事，特别是秘密的事。8月17日，克留奇科夫邀请了几位同仁去克格勃在莫斯科的一处秘密场所洗蒸汽浴，这个地方的代号为“ABC小屋”。“ABC小屋”拥有豪华宾馆的所有康乐设施，比美国政治家通常光顾的宾馆还要奢华。
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接受了邀请。波波夫6月份曾给我一份指控阴谋者的花名单，他们和克留奇科夫都是列在名单上的人物。另外，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负责军事工业的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兰诺夫、负责人事的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也在其中。
根据政变后俄罗斯大检察官的证词，这伙人用过蒸汽浴后一同去冷却间，那里摆放着饮料和各种便餐。亚佐夫、舍宁和帕夫洛夫挑选了伏特加.其他人和克留奇科夫挑选了苏格兰威士忌。克留奇科夫对帕夫洛夫说，他很快要被撤职了。话题就此打开。“我现在正准备辞职呢！”帕夫洛夫虚张声势地嚷道。然后，他便嘟嘟囔囔地谈起了目前国家的形势，说这几乎是场大灾难，马上就会闹灾荒了。所有的纪律都消失了，没有谁再愿意听话。他认为只有宣布紧急状态才能挽救国家。
帕夫洛夫的抱怨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他的帮腔。克留奇科夫同意他的见解，而且补充说，他过去一直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国内的困难状况，但戈尔巴乔夫一直不很积极。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不想听到真理，每次当克留奇科夫在这个问题上启发他时，他总是打断讲话，然后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
有鉴于此，克留奇科夫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实施紧急状态，然后派一个代表团去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如果他拒绝，那么就让他留在克里米亚并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就说他无能为力。亚纳耶夫将成为代总统，之后，在克留奇科夫的帮助下，最高苏维埃将召开会议，使整个程序合法化。
伏特加酒喝完了，一直致力于应急计划的克格勃官员叶戈罗夫被派去再多搞些酒来。当他回来时，话题集中在谁去见戈尔巴乔夫（看来大检察官所用证词是由叶戈罗夫提供的）。
一些重要人士当时都不在场，当亚佐夫建议军队、克格勃和民兵团结起来采取行动时，克留奇科夫告诫大家说，普戈对这个计划还一无所知。亚纳耶夫呢？他也不在圈内，但是舍宁坚信他肯定会合作的。对于卢基扬诺夫，他们还不能确定，就像舍宁说的，他还在举棋不定。下午6点钟多一点，当这群人散会时，阴谋的主线条已确定。但就在那时——他们一行人将在不到48个小时内去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之时，他们还未得到一个关键人物的同意，要使这次行动具有法律效果，这个人物的加入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亚纳耶夫拒绝合作，不承担代总统之职，该怎么办呢？策划者们显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他肯定会接受的。
阴谋集团成立
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下午5点钟之前，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说，有伙人来看他，现在正在克里米亚海滩的总统度假室中。戈尔巴乔夫没有约过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伙人未经他的允许就能进来感到很吃惊。他听人说他们之所以能进来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和他们在一块儿”。尤里·普列汉诺夫负责克格勃第九局，肩负保护总统以及其他政府要员的人身安全的职责。大致他说，在美国和他角色相当的就是美国秘密机构的头头。
为了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戈尔巴乔夫拿起电话寻问。没有声音。他又面带恐惧地匆忙试拨桌上的其他电话——每部专用电话都连接着不同的设备，没有一部可以用。他把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召集到跟前，告诉他们说他们被禁闭了，有人可能打算要他们的命。
直到那时，戈尔巴乔夫才看到这些不速之客，他们未经通知就闯到他楼上的书房里。除安全总长普列汉诺夫外，这行人中还包括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两名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和奥列格·告宁，以及苏联陆军司令瓦连金·瓦连尼科夫，苏联军界中著名的大嗓门、好战的顽固派之一。当波尔金在浴室会议上被选派担此任务时，亚佐夫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一见他准会嚷嚷；其实，波尔金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为信任的下属之一。
起初，这群人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赞成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将权力交给亚纳耶夫，当他拒绝时，瓦连尼科夫愤怒地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说，他曾竭力和他们讲道理，预言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可能会导致一场残酷的内战。但是，当他发现木已成舟时，他便骂他们退下。
当“代表团”成员们飞回莫斯科时，他们的同伙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汇合。根据检察官后来搜集的证据，帕夫洛夫来晚了，他在星期日傍晚就已经有点儿醉了。亚纳耶夫更迟一点闯了进来，他醉得更厉害。接着是卢基扬诺夫，当他进来时，克留奇科夫让出他坐的上首位置，坐到了桌子的旁侧。
虽然克留奇科夫做出服从的姿态，但会议仍由他主持。首先，他向到会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不听从到克里米亚去的“那群同志”的建议。然后他又补充说，总统已无法行使他的职责，因为他患病了。
“如果他真的病了，应该有医生诊断书或由他自己宣布出来。”卢基扬诺夫面带焦虑他说。
“稍后，我们会拿到诊断书的，”克留奇科夫回答，“而且，那些同志回来时，他们会把他们的印象说给我们听。”
接着，卢基扬诺夫提出他不想加入紧急委员会了。作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认为他那样做不太合适。其他人便开始与他争辩，直到10点15分，已克拉诺夫、舍宁、波尔金和普列汉诺夫走进来（瓦连尼科夫当时去了基辅以争取使乌克兰当局加入）。他们几个都醉醺醺的。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描述了他们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以及戈尔巴乔夫如何断然拒绝成立紧急委员会或宣布紧急状态。
焦点于是转移到亚纳耶夫那儿，刚才他一直没怎么发言。他还没有签署文件行使代总统权力，而且看起来他还在犹豫。据传说，克留奇科夫曾告诉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如果我们不去收获，就会发生灾荒，几个月后，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内战。”
亚纳耶夫没有被说服，他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没有病，因为在同一天（戈尔巴乔夫的联系被切断之前），他还和戈尔巴乔夫就其第二天计划返回莫斯科的事通过电话。他然后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阅读那份准备让他签署的文件。
“我不会签字的，”他突然宣布。屋子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亚纳耶夫接着说，“我相信总统休完假后会回来的，病会好的，他会康复的。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道义上的权利也没有必要履行他的职责。”发表这篇证词的检察官后来评论说，现在回顾起来，很难说当时亚纳耶夫是真的有疑虑，还是故意推托一下以免以后有人控诉他追逐权力。但无论如何，他不久之后还是垮下来了。其他的同谋者们都安慰他说，他们都将各自承担责任，而且总统病情一旦好转就将回来重掌局面。
直到11点后，亚纳耶夫才颤抖着拿起笔，在宣布履行代总统职务的文件上签下了他歪歪扭扭的名字。亚佐夫、普戈、克留奇可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即刻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命令，宣布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
正在白俄罗斯度假的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被召来参加会议。当他进来时，文件刚好签订。当时他正身着牛仔裤和斜纹布夹克衫。
一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后，别斯梅尔特内赫抓起笔将自己的名字从紧急委员会名单上划掉，抗议说将他的名字写在那上面，真是荒唐。如果他真的那样做，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会再同他打交道了。
所有的文件都签订后，克留奇科夫说还准备拘留一些民主领袖，并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10多个人的名单。“你应该抓1000个。”帕夫洛夫用嘲弄的口吻大声建议说。
午夜过后不久，一些策划者回家了。亚佐夫后来证明说，当他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大门、面对红场时，他看了看塔楼上的钟，当时已是凌晨12点16分了。
政务会接管
塔斯社大约于5个小时后，即莫斯科时间8月19日上午5点半钟前首次宣布接管。接下去还有各种宣言，主要内容包括：亚纳耶夫将履行总统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都要服从于它，否则就中止其活动。还有，紧急委员会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政治党派及公共团体停止其活动，禁止罢工和上街游行，对舆论工具重新实行监督，不管何时何地如果有必要将实行戒严。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又有命令封闭了最具独立性的报纸的发行。
虽然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成为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允许外交部向驻在各国的苏联大使发出命令，让他们以紧急委员会的名义向其所驻国政府送交一份公文。这一公文由亚纳耶夫以代总统身份签署，并由塔斯社公开发表。它向外国政府保证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是暂时的，他们不会影响苏联在国际上的承诺。
卢基扬诺夫实际上给了紧急委员会更强有力的隐蔽帮助。在他发表的关于第二天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草案的一个重要声明中，他指出草案没有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初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被各共和国领导人拒绝），他坚持认为在签署前应该经“最高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进一步讨论。
虽然卢基扬诺夫并没有把这一声明和紧急委员会扯在一起，但是它紧随紧急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之后，并作为一系列声明的一部分由塔斯社发表，其目的无疑是为拖延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提供借口。
另外，又有两个人于8月19加入紧急委员会，一个是工厂经理亚历山大·济贾科夫，他数月以来一直谋划以一个政务会取代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瓦西里·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领导着苏联农民工会，它是一个游说团体，但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营和集体农庄主的利益。他们都不是政界要人，但是他们却能够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出现。
一些组织和政界领导很快同意了政务会的成立。这些组织和个人包括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他不该把他的党叫自由民主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分裂后，他们一直忠于莫斯科（而且他们也曾参与今年初民族救亡委员会的活动）。还有谢尔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从度假地克里米亚匆匆赶回莫斯科为紧急委员会出力。
整整一天，军事装备从四面八方被运往莫斯科。但除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和跑马场上的示威者，执行宵禁的军队不过就是站站岗而已。许多民主运动的政治领袖都被置于监视之下，其中有两个被抓了起来，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逮捕。
但紧急委员会及其支持者并非那天唯一的积极活动者。
叶利钦采取行动
8月18日，叶利钦正在阿拉木图与纳扎尔巴耶夫磋商。他原定于下午5点乘苏联政府飞机离开，但纳扎尔巴耶夫逼着他留下来吃晚饭，所以直到晚上8点他才登机离开。负责后勤的哈萨克斯坦官员不太熟悉叶利钦所乘飞机的通知程序，所以苏联空军保卫队未接到修改的飞行计划。后来便谣传飞机时间的突变挫败了政变策划者们欲将飞机射下来的命令。至今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曾颁布过此命令，但有一点属实，政变策划者的确发布过命令，将叶利钦的飞机转向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飞机一到马上就逮捕并将把他监禁在莫斯科以北扎维朵夫的政府狩猎处。但在飞机到达前，大概是克留奇科夫改变了命令。飞机同往常一样降在民用机场，叶利钦则驱车回到他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
克留奇科夫没有马上逮捕叶利钦，而是吩咐克格勃监视他。他似乎已下定决心等叶利钦违反紧急委员会颁布的命令，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抓起来。
第二天早晨，叶利钦被女儿塔尼娅叫醒去看一个电视公告。他说他当时马上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俄罗斯政府成员陆续到达他的别墅的同时，叶利钦开始和其他各共和国的首脑进行电话联系。7点刚过，他便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但被告知亚纳耶夫工作了一夜，正在休息。然后，他又竭力和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但等了一会儿后，被告知克里米亚的官员不给他接通戈尔巴乔夫。费了好大的劲，他终于和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以及白俄罗斯领导人尼古拉·德蒙特伊通了话，但令他吃惊的是他们都不愿意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以前表态。
俄罗斯议会的代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当时还没有被确定接替叶利钦的位置，他不久后便到了别墅。陆续到达的还有其他俄罗斯政府官员：谢尔盖·沙赫赖，根纳季·布尔拉茨基，伊万·西拉耶夫，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维克多·亚罗申科。他们集体起草了一篇告俄罗斯人民书，他们先写下来，然后又给每个人复印了几份留待分发。这时，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顺道来看望叶利钦，呆了一小会儿便匆匆赶回去了。
一起草完呼吁书，他们便决定迅速赶回白宫，那幢面临莫斯科河的俄罗斯政府所在地。他们意识到别墅已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但他们不清楚保安部队究竟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凌晨一两点钟，驻守在叶利钦别墅的克格勃分遣队显然只是被命令监视这幢房子。所以，他们眼看着叶利钦和其他俄罗斯官员离开别墅赶往市里，未采取任何行动。
大约10点钟，他们到达白宫，公布了刚刚写好的呼吁书，然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哈斯布拉托夫召集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叶利钦接见了请来的各国驻苏外交人员。中午刚过，他得知来自于塔曼的坦克已到达白宫而且很友好（他们接到命令驻守白宫）。他于是走出来，和士兵们谈话，然后登上其中一架坦克，创造了10年来一次最佳摄影镜头。
苏联的大部分新闻媒介已向俄罗斯领导人关闭，但后来证明由于还有别的渠道，只产生了一些很小的不便。独立的新闻社“国际文传电讯”像外国记者一样，立即报道了他们的全部声明，对外的电话线路以及电视线路仍保持畅通。如果由克拉夫琴科控制的塔斯社和奥斯坦金诺频道拒绝报道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市民们仍可以从国外广播中获知详尽的事实。就连被困于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也已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自由之声”听到了全部消息。
俄罗斯政府呼吁举行总罢工，但一开始好像没有人太在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在白宫。中午，还只有几千人的队伍到傍晚时已壮大到几万人。中午，库兹涅茨克盆地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电告亚佐夫让军队将他们抓起来，但亚佐夫未采取任何行动。他后来告诉调查人员说，他认为帕夫洛夫一定是喝醉了。而实际上，帕夫洛夫主持了8月19日下午的内阁会议后，便回到他的别墅，以后在政变中再没有听说过他。
虽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摩尔多瓦新当选政府立即对政变进行了谴责，但仍有几个共和国领导人，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丘克，白俄罗斯的德蒙特伊，赞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其他人最初看起来还有些犹豫，但等到8月20日星期二早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已都宣布这场阴谋政变是非法的。但乌克兰共产党却表示同意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
沉闷的反应
布什总统正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度假，这时传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已被免职。据消息可靠人士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勃特的说法，国家安全顾问伯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午夜塔斯社报告前已通知布什此事，意识到明日凌晨布什就要发表宣言，他们讨论了布什该说些什么。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斯考克罗夫特说这次政变很可能会成功。鉴于我们或许要和政变领导者们打交道，他说，我们不该“不留一条后路”。所以，他建议不要使用像“不合法的”、“非法的”或者“不符合宪法的”等字眼。布什同意他的建议，最后他们认为用“超越宪法”或许更合适些。
第二天早晨，布什打电话给一周前接替我的驻苏联代办吉姆·科林斯，得知科林斯已见过叶利钦，后者表示要决心抵制这次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给过布什一份分析报告，告诉他这次政变计划得很糟，但斯考克罗夫特好像说：“在这点上，该报告不过是推测，无疑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成份。”所以，当布什总统向报界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听起来似乎他认为政变已经成功了，而且他有意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交往。当他谈到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时用的是过去时态，他希望政变领导者们能履行苏联的国际义务，将其显然是非法的行为轻描淡写为“超越宪法”。
虽然当晚他会发表一个更为严厉的讲话，但是他的第一次讲话却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尤其在苏联。8月19、20日，政务会在他们控制的传媒中反复引用布什的话，丝毫不考虑布什后来作的修改。19日，关键的一天，布什一直回避直接与叶利钦联系，即使叶利钦曾通过科林斯请布什打电话给他。
布什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显得他已放弃了戈尔巴乔夫，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叶利钦一直公开地争取恢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与叶利钦直接联系将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虽然布什8月19上午的错误后来得到纠正，最近事情的发展也证明这个错误并未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但是它表明了白宫对苏联事态判断的缺陷，这一点在布什的整个任期都让布什一班人烦恼。
首先，鉴于苏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解释它的第一个标准不应该是“历史上的经验”。在许多方面，苏联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她最不可能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然而，斯考克罗夫特猜测政变会成功，并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的政变领导者组织不当不过是异想天开恰恰是基于这个原因。
但这不是唯一的错误，而且也不是最严重的错误，布什讲话后面所隐含的更深刻的错误在于他对政变领导者的评价以及他应采取什么策略同他们打交道。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帕夫洛夫是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赞成用铁腕政策中止苏联的解体，他们显然都在阻挠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期望他们会继续改革过程简直是愚蠢至极。
而且，他们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同美国及整个西方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达成的妥协。克留奇科夫编造了一整套的无稽之谈诋毁美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削弱苏联。亚佐夫则用尽手段违反欧洲裁军条约，以其不妥协的立场使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订被拖延多年。而帕夫洛夫呢，从他上任的第一周就一直责备西方银行家、工业界人士以及西方政府使苏联面临种种难题，并明确提出他反对与西方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就算这伙人能执掌政权一段时期，美国总统难道就有必要与他们周旋吗？给政变领导人留情面，美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最后，避免阻断联系渠道——其实从来也不存在——的做法忽视了美国的声明和政策对苏联形势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领域，因为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领会某些话，但毫无疑问，美国能够推进有利形势和阻止不利发展。一个明显例证就是罗纳德·里根使用了“罪恶的帝国”这个词。尽管因此惹恼了苏联统治者，但它却有力地动摇了苏联帝国自封的合法性——尤其是因为里根看到了那里发生的有利变化。
正像政务会的第一个宣言所表明的，政变者不准备大规模动用军队及警察以武力夺权，他们指望给政变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使得其行为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人们自然会归顺过来，那些不能保持中立的也可以以违法为借口抓起来。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得不到人们对其合法性的承认。与外界同他们建立联系的需要相比，他们更需要外界的认可，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认可。
那么，总统究竟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问到我，我将会建议他简单阐述三点：1.夺取权力的企图是非法的；2.我们继续承认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3.如果无法取得和苏联总统的联系，我们将努力与选举产生的各共和国政府联系，因为根据苏联宪法，他们有权与外国缔结关系。
这样的声明将使政务会惊恐万状，如果其他西方领导人愿意仿效的话就更是如此。他们也不会痴心妄想西方会默许他们篡权，更重要的是，应该警告他们，除非戈尔巴乔夫复职，否则我们将和各共和国直接交往，就当苏联政府不存在。这才是我们反抗莫斯科那个反西方小团体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运用这一武器就意味着以实力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去祈求他们。
从8月19日晚上开始，布什总统开始正确行事。他的第二个声明已开始谴责政变是非法的、违宪的，这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叶利钦，之后一直和他保持紧密联系，直到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整个星期二政务会一直播放第一个声明，而不理睬第二个。
尽管政府对莫斯科局势的理解已逐渐抓住了重心，但布什似乎仍然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政策和利益的前景来看待那里的政治对抗。他一直不能摆脱曾诱使他发布8月19日凌晨那不幸声明的本能。
这些本能反映了布什和里根工作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人们滥用“保守派”和“自由派”，或是更肤浅的“左派”和“右派”这类错误对比没有关系。但它肯定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有关。里根认为，会有好的变化出现，而且他将起到有影响的作用。所以他不大可能犯布什1991年8月19日早晨所犯的错误。他将有一种本能的自信，相信他的讲话将导致局势发展的不同，他将设法不求宠于不受欢迎的政权，而是把它拉下来。他将有信心应付一个动荡形势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局面。
另一方面，布什则对变化感到不舒服。即使是一种好的变化，他最初也将很难认识到这种进步。他似乎总是落后一步，一个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致命危险、却足以让他坐失良机的一步。而里根则很可能抓往机会。布什不相信他可以塑造未来，于是他集中力量搞好现在，不重蹈覆辙。里根因为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根基很自信，所以他愿意抓住机会，而布什却总是左顾右盼。
这次布什总统很幸运。这个自封的莫斯科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第二天就开始分崩离析，不是来自外界压力，而是由于它自身的虚弱和无能。
政变垮台
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在俄罗斯白宫内度过了最为痛苦的两夜，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闯过这一关。然而现在看起来，政变的失败命运在第一个宣言发表后十四五个小时就已确定了，此间，他们未能马上监禁叶利钦，叶利钦公开反抗，众多军队不愿向自己的人民施用武力，大城市示威者的人数不断壮大，最后，政变领导者在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亚纳耶夫、普戈、巴克拉诺夫、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和济贾科夫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没有出席很明显是为了强调政务会的非军事特征。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个灾难。因为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心怀恐惧，亚纳耶夫的手不停地颤抖着。亚纳耶夫似乎心怀歉意，翻来覆去地许诺说他们的统治是暂时的，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回来。当问及戈尔巴乔夫到底患了什么病时，亚纳耶夫则闪烁其辞，只是说“他现在正在休息，接受治疗”。
随着记者招待会的进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严肃了，甚至有些无礼。《独立报》的塔基亚娜·马尔金娜问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商人报》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和皮诺切特将军协商过。最后，从侧影看让人想起希区克克的亚历山大·鲍文用亲近的口气问他从上学时起就很熟悉的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政变发生时，我们的儿子戴维和他的妻子为了写一本书，正在亚库特旅行，收集关于西伯利亚自然方面的资料。他们告诉我们，最初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放逐，他的苏联朋友们是何等的恐惧，但看完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令人惊奇地轻松地笑了起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自信的领袖，也不是可以恐吓一个国家臣服的暴徒，他们不过是胆怯的、竭力自保的官僚，他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
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却永远不能容忍他们的软弱和懦弱。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被鄙视对象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不会跟随他们，他们也没有强迫人们那样做的意志和手段。大多数人们似乎在8月20日星期二早晨已经感觉到了这点，虽然很多人仍担心他们会孤注一掷，对白宫进行军事袭击，这样可能会造成几千保卫者遭杀害的修案。
当天，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已开始瓦解：帕夫洛夫因“病”离开，亚纳耶夫不久后也不见了。苏联宪法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关于紧急状态委员会合法性的严肃问题。卢基扬诺夫星期二早上报告说，通过星期一与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磋商，他确信他不可能得到2/3的选票来使他们的委员会具有合法性。他们许诺的关于戈尔巴乔夫身体情况的医生报告也没有兑现。
直接的反抗也逐渐升级。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都是被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取消的戈尔巴乔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政变是非法的，科学工业联盟的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主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共产党的青年附属团体共青团的领导人也谴责这场政变，他们要求面见戈尔巴乔夫，并呼吁士兵们不要用同胞的血玷污他们军人的荣誉和良心。
群众们不仅在莫斯科的白宫周围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其他城市聚集。外国首脑们也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心怀恐惧，害怕他们可能会在8月20、21日夜里进攻白宫。关于8月19日进攻白宫的报告已证明是假的，但军队仍然包围着这所建筑，随时有可能轻而易举攻下它，尽管可能会有许多人丧生，因为那么多人聚集在它的周围。
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经过一天的踌躇不决，克留奇科夫终于下令逮捕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亚佐夫尽力一个接一个地劝说军队指挥官们进攻白宫。有些人，如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和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断然拒绝了。沙波什尼科夫甚至威胁说如果有人进攻白宫，他就炮轰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只是到了半路就停下了。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从莫斯科南部的图拉调兵过来，但他马上告诉叶利钦他不会进攻白宫。他手下的一些士兵甚至一度加入到叶利钦的队伍里来保卫白宫。
克格勃特种部队、曾于1月份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网的鼎鼎有名、极具威慑力的阿尔法小组也不准备向他们的同胞开火。当他们得知三名副指挥官中有两名反对动用武力逮捕叶利钦时，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他们对1月份他们采取行动以来所受到的待遇不满，特别是他们之中的一名遇难士兵的家属未得到任何帮助。除此之外，打击立陶宛“叛军”是一回事，进攻一个民选的俄罗斯政府却是另一回事。就连克格勃精英也不想参与一场内战。
精通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学家、国会图书管理专家杰姆斯·布林顿当时正在莫斯科，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绪。整个城市都谣传下午4点钟白宫就会遭到袭击。但4点钟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们确信晚上肯定会发生。那天晚上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但这并未阻止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白宫周围向政变者们挑战，看他们究竟有没有胆量杀害他们。在圣波得堡集结起来反对政变的群众更多。但莫斯科更紧张些，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反抗的焦点是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群众不仅包括许多年轻人，还有很大数量的中老年人。女人和男人一样多，正像一位年老的图书管理员8月20日晚动身到白宫去对布林顿讲的那样。他们这一代加入其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保持沉默很久了”。1989年12月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灵柩上留下“原谅我们”、“永远不要再这样了”字样的那种感情好像又复苏了。
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当然也在那些用自己的身体来捍卫俄罗斯政府的人们之列，同她一样的还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他带着他的大提琴从巴黎飞来。很多保卫者曾严厉谴责过戈尔巴乔夫，他也曾严厉责骂过他们，同时还为那些要将他赶下台的人找借口。人们不会忘记这些分歧，但一个比个人更重要的问题正摆在面前：俄罗斯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还是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正如叶琳娜·波纳对与她一起保卫白宫的伙伴所说的那样：
戈尔巴乔夫是我们的总统。只有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有资格评论他。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统治我们，指使我们..
但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人，真正的人，而不是牲口。
人们担心的对白宫的袭击没有发生，但是夜里，还是留下几具尸体。三名年轻人，德米切·科马、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乌索在美国使馆旧楼前面的街心花园与坦克兵遭遇，结果被打死。虽然这次事件不是军事袭击造成的，但它使示威人群明白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同时它也使军事指挥官们知道：只要存在重型军事装备，而且操纵者又是一大群未经训练的士兵，那么就会有更严重的流血牺牲的危险，即使士兵们并不是按照命令对示威者采取行动的。
星期三凌晨3点钟，也就是阴谋者决定性的克里姆林宫会议结束后还不到51小时，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已看到成功无望。亚佐夫命令军队撤离莫斯科，回到驻地，克留奇科夫则电告叶利钦说不会再进攻白宫了。
几小时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还可以行动（帕夫洛夫和亚纳耶夫晚些时候被逮捕，烂醉如泥），他们飞往克里米亚，显然是想向戈尔巴乔夫弥补过失。戈尔巴乔夫拒绝见他们，并于深夜回到莫斯科，随行的有苏联政府的官员以及他的随从，如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巴卡金和普里马科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活跃的同谋者都被逮捕，其中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者，最高苏维埃先投票取消他们的议会豁免权，然后再将他们逮捕。有几个人自杀：当官员们去逮捕内务部长普戈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开枪自杀了。两天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他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并给家人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之后便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自缢了。他还极具个性地留下50卢布支付他在食堂的饭费。
戈尔巴乔夫的双重磨难
在克里米亚经历了72小时的磨难，8月21日星期三晚上，戈尔巴乔夫和家人在由俄罗斯政府组织、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指挥的人员陪同下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没有做公开讲话。当他面对着摄影机镜头走下客机的梯子时，他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赖莎则是被搀扶下来的。
第二天，他举行了一个很长的记者招待会。三周前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他曾接待了布什。他详细叙述了他在福沃斯的经历，然后开始回答问题。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很明显的：同以往相比，他的回答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有时竟在中途突然转变思路。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诚恳是毫无疑问的。
这使得他对国际文传电讯新闻社记者瓦拉迪斯拉夫·特里克霍夫所提问题的回答更加令人吃惊，也更加令人忧虑。特里克霍夫注意到，共产党在其领袖被非法监禁的三天里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他问道：“难道您不认为现在应该认真注意苏联共产党的问题吗，作为一个工具和政治组织，它总是不能跟上当前形势。”
人们可能会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会回答，共产党近几天的活动将受到认真审查，以确定它的构成、组织和结构是否适合一个民主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
相反，他却从整体上维护共产党，并重申他珍视已久的期望，将它变成改革的工具：
我知道我的职责——我将履行它直到最后，只要我有力量，我就会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牵制、阻止甚至铲除反动势力，将他们赶出苏联共产党。我认为在我们提出的新纲领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团结所有进步人士，所有思想正确的人士..
我们必须尽力确保改革我们的党，使其成为改革的有生力量。
接着，一位墨西哥记者问他会不会将“拥护新路线的力量”领出苏共，他反驳道：“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他继续争辩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组织”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一定要废除。像西方的许多人士一样，改革者们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从最近的经历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从福沃斯回来后，戈尔巴乔夫重新取得权力的渺茫希望被这次记者招待会留下的印象彻底毁灭了。同一天下午9点，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讲话中他丝毫未提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称赞那些敢于站出来维护他的人，同时承认他的某些错误，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他说人民代表大会拒绝接受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正确的，他不该坚持第二次投票，说到未来，他建议继续他的既定路线：签订联盟条约，采纳新宪法，举行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与他早期的计划（反对变换人选）相比，有一点微小变化，即他评论说：国家的安全体系已经证明是“不太可靠的”，需要对它进行“最痛苦的研究”。
就在第二天，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当众以最屈辱的方式，面对他的政府及共产党领导层中大部分人的背叛行为。
当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出现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时，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宣读会议记录，那上面记载着他最亲密的部下曾支持政变。内阁中直接反对政变的只有环境部长尼古拉·沃龙佐夫。不巧的是，他又是内阁成员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员。
叶利钦很快转向反对共产党。他禁止《真理报》和其他党报的发行，命令封闭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那里保存着最敏感的档案），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戈尔巴乔夫则不支持禁止共产党本身。在俄罗斯立法人员再三追问下，他顽固地认为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将是一个错误。
但无论如何，第二天，即8月25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好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作为苏联总统签署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按照苏联及共和国法律处理它。第二个是停止军队、民兵、克格勃、其他执法机关和所有党政机关中政治党派的一切活动。
戈尔巴乔夫随后解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所有成员，任命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掌管苏联经济。改革派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个月前他的建议遭到唾弃——现在成了西拉耶夫的助理。这样俄罗斯政府就控制了苏联残余的经济机构。
一天前，即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让巴卡金掌管克格勃，并命令他对其进行彻底改组。与此同时，疯狂的人群挤满了克格勃总部所在的捷尔任斯基广场，捣毁了克格勃前身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克格勃总部里，官员们在巴卡金上任前疯狂地毁坏显示罪证的文件。
于是，从本周开始的准备搞垮戈尔巴乔夫、恢复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的努力，到周末时已使得共产党不能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继续存在。虽然有几个成员仍然有权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组建新党派，情况和以往却再也不会相同了。
苏联共产党并非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汇时的含义，它不是一个政党，它一直是政府的工具，或者反过来说，是控制政府的工具，它有权支使整个国家机构。即使一些类似共产党的组织，不管叫不叫共产党，在苏共残存的基础上再建起来，它也不可能再把触角伸向国家和共和国各个组织中去发挥作用了，它也不会成为国家施行强制统治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将被迫成为一个普通含义上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