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失败？
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失败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们的失败在于自身的无能，他们匆忙组织政变，在开始时没有采取逮捕叶利钦这类必要措施，后来又缺少成就一桩事业所需要的冷酷无情。
显然，紧急状态委员会既没有效率又优柔寡断。但大多数的苏联机构都缺乏效率。它的敌手也缺少周密组织；他们有热情和决心，但没有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有组织进攻的机构。直到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夺权的那天，他们还在争吵不休，而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后没几天，他们又开始了争吵。
政变组织得太糟糕了，但这不是它失败的原因。它失败是因为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场非法夺权。组织者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他们认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60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人们会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数都不会太在意。只要答应他们生活会好起来就行了。他们信不信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对左右局面无能为力。
政变领导者们是其自身偏见的牺牲品。克留奇科夫一直争辩说，只有用铁的手腕才能恢复秩序，保证苏联完好无损，而且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也许曾以捏造或者歪曲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想要相信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个国家再也不是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想象得那样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锗。大多数人对政变不会公开反抗。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因为莫斯科有足够的人坚决反对回到过去，阴谋家不经战斗就休想夺取胜利。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决定而产生的民选机构，使政变在许多共和国未得到轻易的默认。对政变的反抗就是以许多地区领导人为中心展开的，叶利钦不过是他们之中最突出、所处地理位置最具战略意义的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走上街头表示反抗，只要能向阴谋家们显示，他们必须流很多血才能执掌政权就足够了。
“共产主义者什么时候害怕过流血呢？”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问，回答是：当要流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血时。1991年8月19日、20日，莫斯科的事件显示了那些早就该明白的道理：苏联的军队不是用来镇压俄罗斯民众的可靠工具（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可能会进攻非俄罗斯共和国，一年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直被这种威胁困扰着）。军队里的应征士兵被训练抵抗敌军而不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指挥官们会找尽借口不进攻白宫。令人吃惊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竟认为他们的命令会被执行。
很明显，如果政变领导者们坚持的话，他们可能会找到某支军队愿意执行那个很简单的军事任务。但那又会怎么样？想一下在其他城市聚集起来的民众。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辅、利沃夫和基什尼奥夫到处都是。但又有多少军队或者克格勃成员可以信任呢？有多少会加入到另一方去？如果事件发展下去，世界上其他国家又会如何对待呢？1918年德国人曾攻到基辅，当然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内战并不是政变阴谋者们所希望的选择。当这种前景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
一个意外？
每当政府或者共和国感到意外时，它们就会指责说“情报不利”。然而，政治上出现意外往往不是由于情报不利，而是因为判断失误。既然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可以合理地断定它为什么发生和怎么发生，我们可以判断出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哪些不能预测。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之前的几个月里，共产党、军队和克格勃中已有多种势力制定应急计划，对经历政治动荡的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统治”或者“总统直接治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选举产生的议会尤其令他们担忧，但他们知道，从总体上讲，民主运动对他们个人来说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必须镇压。随着共产党的失势，军队在中欧和东欧已失去资源、特权和基础。警察则面临着结束过去滥用权力、服从法律的压力。这些群体一度曾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权决定每一件事”，而现在如果他们所害怕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他们就要面临失业。
最初，他们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宣布总统直接治理，“中止”选举产生的机构，授权他们采用必要的高压政策，将社会引入正轨。起初，他给他们的印象是他有可能采取合作态度——这是他们从他1990年秋“转向右翼”得到的暗示。1991年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塔并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夺权的演习，而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逼迫戈尔巴乔夫使诉诸武力合法化，以便铲除立陶宛政府。
不知是因为信仰还是怕失去西方帮助，或许两者都有，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但他没有完全排除实行总统治理的可能性，只要在他看来形势需要。因此，他身边的那些亲信——克留奇科夫、巴卡金以及帕夫洛夫（一度曾担任总理）——便竭力使他相信确有这种必要。1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屈从了他们的愿望，他命令军队进驻莫斯科，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
同时，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每次他们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从1990年夏季开始——他们都发誓将迫使戈尔巴乔夫要么授权实行铁腕统治，要么退位。每次他都能出奇制胜，一方面他暗示他们他正在认真考虑实行总统治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选票来免除他的职务。1991年7月，叶利钦为戈尔巴乔夫扭转了局面。由于叶利钦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国家机关设立组织和进行活动。这样，他比总书记给共产党官员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在济贾科夫的文件中，期望采取的行动和类似的紧急计划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但地方党的书记们、下属的军事或者克格勃指挥官们不可能自己组织一场成功的政变。要阻止对共产党机构的严重威胁，需要这些关键机构的领导者的赞同，还要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足够的帮助。
1991年6月，当帕夫洛夫向最高苏维埃要求更多的权力时，阴谋集团的核心已固定了下来。但他们的计划仍然似乎是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而不是要将他一脚踢开。给他的选择是，或者自动交权，或者被监禁起来。当小集团的重要人物得知不久后戈尔巴乔夫将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签订联盟条约，而他们将因此而被免除职务时，“倒戈”意识愈来愈强烈了。
驻在莫斯科的消息灵通的各国大使馆对动荡的局势心领神会。西方政策上也相应作出反应。西方一年来一直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不让他实行总统统治。这被看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抵御他从克格勃、军队和许多共产党书记那里感受到的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谁会站在哪边，而且我们的预感总是要比戈尔巴乔夫的好些。
但我们是否知道8月18—19日晚会发生政变呢？不，当然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比阴谋家们更了解当时的情况，而他们的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做出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足以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策来。
首先，我们知道某些重要势力决心对这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管制，但他们的计划却受到越来越大的挫折，因为戈尔巴乔夫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孤注一掷，采用强制手段，但会采取哪种形式却难以预测。社会新的开放性使阴谋计划不可能停留在一个肯定会成功的小规模范围内，任何一个范围广泛的重要计划总会泄露的，波波夫能于6月份得知他们的阴谋就证明了这一点。不与指挥官们进行高层协商，就不可能保证克格勃军队的可靠性。所以，阴谋者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最佳的机会来实行他们的计划。
在福沃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如果他拒绝他们的要求就囚禁他，这个想法似乎只是在8月16日星期五才形成。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准确计划只是在福沃斯遭遇后才定形。实际上，在亚纳耶夫于8月18日莫斯科时间晚上11点签订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文件之前，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计划会继续实行下去。
除了知道可能有一场酝酿中的政变外，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也很重要。秘密情报对形成这样的判断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的是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透彻了解。
1991年夏天，我们的大使馆就反复评论说，尽管逼戈尔巴乔夫退位的企图有可能成功，但一场非法的暴动却不可能成功。这也是我1991年8月5日在莫斯科向美国记者们竭力解释的一点。
如果说8月19日早晨白宫显得惊愕和毫无准备，那么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歇斯底里地惊呼戈尔巴乔夫“被放逐”，好像这已成为定局了（即使是政变领导人也只是宣称这不过是暂时的），星期二的报纸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而其截稿时间是在莫斯科灾难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小时，此时政变瓦解的势头已初见端倪。
例如，《纽约时报》，比其他报纸登载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它在8月19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宣称：
戈尔巴乔夫被放逐，显然是发生了政变发起者是苏联武装部队和强硬派戈尔巴乔夫被控将国家引入“死胡同”标题中有两处歪曲了事实：第一，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放逐”（虽然官可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最终目标）：第二，政变不是“苏联武装部队”的杰作——国防部长并不等于“武装力量”。至少，一个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纽约时报》的这些歪曲——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用了“戈尔巴乔夫显然已被放逐”这样的词句——但是大多数地区的报纸没有这样定位。第二天，8月2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再一次宣称：
克格勃以及军事统治者们强化统治
但那时，很明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统治并不像头一天人们想象得那样紧张，虽然传媒被严加控制，还是有大量消息传出来。
虽然存在着上述失误，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比美国的其他大多数报纸还要好一些。《圣路易斯邮报》使用“放逐”一词时不带任何限定性修饰，不仅是在8月19日，而且在20日至少在4篇不同的报道中用了这个词。它的分析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变已经取得成功；其中一人甚至宣布它已经“把美国政府的最高愿望抛到地狱去了”。两天后，读到政变已被“挫败”，它的读者们一定吃惊不已。
而电视从总体上讲消息也不够灵通。8月19日，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采访时说，政变不可能成功，所有的评论员都表示怀疑：他们不仅排除了形势逆转的可能性，而且暗示克格勃或者军队不能按自己希望的去控制局面的想法是愚蠢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军队，都不是坚如磐石，两者在不得不应付民众反抗时，都可能变得不可靠。
很少有观察家意识到苏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在许多时候，他们观察他们、写他们，实际上，他们往往犯政变者所犯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