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旧的权力结构。我想到了国家的官僚主义..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决定性的民主变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6日于苏联最高苏维埃
今天，我比几个星期前，即失败了的叛乱之前，更信任戈尔巴乔夫。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9月4日
很难说会有多少共和国加入联盟，但我确信联盟将继续存在。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11月14日
是的，他们现在说：我们要创立一个邦联。停顿了一下他们又补充说：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可能吗？
——列昂尼德·克位夫丘克1991年11月26日
到1991年8月25日傍晚——在根纳季·亚纳耶夫同意行使总统权力之后仅仅一周——他和他的所有共谋者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丧了命，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大多数共和国开始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后尘，纷纷脱离联盟。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更槽的是，苏联中央政府处于全面的混乱之中。内阁被解散，克格勃受到了冲击，担忧着自己的命运，并被一位改革分子所领导，军事指挥受到了全面的震动。
叶利钦利用政变的机会，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以前曾属于中央或联盟权限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期间，他只能批准叶利钦所做的一切，因为这对于拯救他自己是必要的。但其结果是，政治主动现已完全由叶利钦所掌握。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由于对是否反对共产党并否认他同“社会主义”的联系犹豫不决，叶利钦的政治主动地位更趋加强。
如果没有叶利钦的帮助，戈尔巴乔夫就不能够挽救他的总统地位，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叶利钦的积极合作，戈尔巴乔夫此时也就不再能够维护任何类型的联盟。幸而这时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放心的是，叶利钦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声明，即他相信联盟条约将会签署并得到履行。但是，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莫斯科。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将缩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选择范围。
独立热
政变策划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实行军事戒严令，中止其立法机构，结束那里煽动独立的活动。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后，第一批举动随之而来，当时，波罗的海军区司令费奥多尔。库兹明将军宣称，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应服从他和持强硬路线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并宣布成立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军队和警察部队占有很多通讯设施，并占据着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其他许多战略要地，但暴力行动很少，在他们采取反对共和国政府及其立法机构的行动之前，政变就失败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议会和政府没有被8月19日和20日的力量显示所吓倒。它们立即谴责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中两个尚未明确宣布独立的国家迅速地宣告独立，爱沙尼亚于8月20日宣布独立，拉脱维亚于8月21日宣布独立。当然，立陶宛早在一年前就宣告了独立，而恰好在政变发生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立陶宛订立条约，承认了它的独立。当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告独立后，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
戈尔巴乔夫对是否批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仍感到犹豫不决，他坚持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但他批准采取步骤，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再受到苏联军队军事干预的威胁。库兹明将军被撤换，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务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公民被遣散，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克格勃的财产由选举出来的政府接管。8月24日，拉脱维亚当局以参与政变罪逮捕了卢比克斯。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内阁一致通过，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尽管有许多事务留待谈判解决，包括从该地区撤出苏联军队的时间表等，但三国的分离是正式的和最终的。很多国家已经对三国的独立予以承认，在苏联承认之后，它们的独立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联合国的下一届大会上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退出苏联一事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苏联第一次允许共和国行使斯大林宪法伪善地给予它们的脱离权。假如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就宣布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而它们能够以一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方式脱离苏联，那么这种先例很可能会减弱其榜样作用。在那个时候，他也很可能有权谈判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保持军事基地，并保护在该地区的其他苏联利益。由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戈尔巴乔夫被迫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一种从总体上最有损于苏联的情况下脱离：除了鼓励了其他国家之外，它还表明，中央不再有权力违背一个共和国的意志而留住它。
在一段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世界上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虽然有许多共和国宣告独立，但是否所有这些宣告都代表一种取得完全独立的认真意愿，目前还不清楚。其原因，不同的共和国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宣告独立是在公众的压力下作出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宣告代表了当地共产党统治者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他们想使自己同莫斯科可能决定进行的改革隔离开来。
无论原因是什么，政变刚刚失败，各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便几乎每天出现。8月24日，乌克兰宣告独立，并有待于12月1日的公民投票。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告了“白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独立”。8月27日，摩尔多瓦议会批准了它的独立宣言。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告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告独立。格鲁吉亚早在4月份第比利斯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就宣布了独立，9月6日它宣告，鉴于苏联没有将其独立宣告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它断绝同苏联的一切联系。塔吉克斯坦因纠缠于内部权力转移问题，直等到9月9日才宣告独立。亚美尼亚推迟了独立宣告，9月21日，它进行了久已计划的公民投票。近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亚美尼亚议会遂正式宣布独立。
这样，到1991年9月底，在苏联的所有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他共和国都宣告了独立。土库曼斯坦于10月也宣告独立。尽管如此，多数共和国仍继续参加现存的苏联各个机构的活动，井同戈尔巴乔夫就新的联盟条约进行谈判。
骚动中的共和国
流产的政变加强了那些同莫斯科的中央当局有关的所有共和国领导人的地位，同时，它所激起的冲击波改变了许多共和国的内部政治。有些共和国领导人——通常是那些反对政变的领导人——得分；其他领导人则失分。
白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杰缅捷伊没有谴责8月19日和20日的未遂政变，8月21日，恰好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它。由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领导的议会温和派加入了国民阵线反对派，他们要求召开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8月24日星期六，该会议召开。
杰缅捷伊出席会议，并因他在8月19—22日的行为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为自己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说他的行动被曲解了，但在当天晚间，压倒多数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然而，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足法定人数，因而该投票没有法律效力。第二天，会议重新召开。
恰在此时，政治气氛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星期六的会议休会后，代表们得知，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总书记职务，并且中止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政变期间，党组织的活动将受到调查。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突然意识到，宣布独立是阻止莫斯科对其活动进行含有敌意调查的唯一途径。星期天重新开会，他们行使了其正常的反对权，投票选举了国民阵线，赞成独立。杰缅捷伊被迫辞职，让位于他的第一副主席舒什克维奇。其后，在9月18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们将国家更名，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舒什克维奇是一位物理学家，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多年从事专业工作，1989年他55岁左右时才进入政界，当时他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1992年，他在一次谈话时告诉我，他对共产党随意处理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粗暴方式感到愤怒，这迫使他在竞选一旦成为可能时，立即进入政界。
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的那些共产党代表很可能认为，他有着温和改革者的名声，能够对继续已往的生活方式提供某种保障。如果这样，他们就看错了。虽然他举止文雅，说话温和，但他努力推进着——尽管是无效的——市场方向的改革，并在摧毁出去，后以他的家乡纳希切万为基地重新确立了其地位，纳希切万是位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与此相反，亚美尼亚保持着国内的政治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1990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正领导着国家有秩序地脱离苏联，他在政变刚刚发生就表示坚决反对政变。然而，该国在运输问题上经受着长期的联合抵制，承受着从1989年地震灾害后重建家园和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未宣布的战争的双重负担，经济上一片混乱。它的未来将继续陷于有关卡拉巴赫的冲突中。
中亚各共和国对莫斯科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差异最大。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都在政变刚发生时就对它加以谴责，随后，阿卡耶夫支持宣布独立。与此相反，纳扎尔巴耶夫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忠诚，并且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
南方的三个共和国仍处于旧的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它们对政变曾持欢迎或者默认的态度。政变流产后，它们宣告独立，以免被莫斯科吹来的自由主义浪潮所波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姆·卡里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还由此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开始对抗在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反对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一直有压力，民主反对派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土库曼斯坦，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微不足道，对莫斯科试图建立的更自由的标准，它从未保持一致。
从常规经济指标来看，塔吉克斯坦是各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它也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该国有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主反对派，他们强迫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卡哈尔·马“德涅斯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此相似，在德涅斯特以西地区居住的讲土耳其语的民族加告兹人也试图建立一个自治地区，但他们只是一个较小的威胁。
8月事件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响。高加索地区有大多的自身麻烦，不允许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转移其注意力。
当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周未试图在莫斯科接管权力时，格鲁吉亚正处于民主政治危机之中。5月份，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获胜，此后他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专横作风，使得其同盟中的主要成员同他疏远。1991年8月17日，他因强迫温和派离开其政府而引发了一场危机，他粗暴地将总理田吉兹·西谷阿及副总理、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解职。8月19日，他继续其清洗，将格鲁吉亚国家卫队司令田吉兹·基脱瓦尼解职。然而，国家卫队成员的反应是转而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至于莫斯科，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还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都失去了对格鲁吉亚局势发展的影响力。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依然支配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活。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可能希望在这一斗争中得到莫斯科的更多支持，因而最初赞成政变企图，但当政变流产后，他支持宣布独立，以免自己遭到莫斯科的惩罚。他的突然转变，以及他未能按照阿塞拜疆的条件解决有关卡拉巴赫的争端，削弱了他的地位，并使他易于遭到阿塞拜疆国民阵线的攻击，1月份，苏联军队镇压了阿塞拜疆国民阵线，但它的力量现在重新集结起来。此外，穆塔利博夫还要同海达尔·阿利耶夫进行竞争，阿利耶夫曾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被排挤出去，后以他的家乡纳希切万为基地重新确立了其地位，纳希切万是位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与此相反，亚美尼亚保持着国内的政治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1990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正领导着国家有秩序地脱离苏联，他在政变刚刚发生就表示坚决反对政变。然而，该国在运输问题上经受着长期的联合抵制，承受着从1989年地震灾害后重建家园和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未宣布的战争的双重负担，经济上一片混乱。它的未来将继续陷于有关卡拉巴赫的冲突中。
中亚各共和国对莫斯科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差异最大。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都在政变刚发生时就对它加以谴责，随后，阿卡耶夫支持宣布独立。与此相反，纳扎尔巴耶夫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忠诚，并且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
南方的三个共和国仍处于旧的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它们对政变曾持欢迎或者默认的态度。政变流产后，它们宣告独立，以免被莫斯科吹来的自由主义浪潮所波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姆·卡里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还由此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开始对抗在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反对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一直有压力，民主反对派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土库曼斯坦，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微不足道，对莫斯科试图建立的更自由的标准，它从未保持一致。
从常规经济指标来看，塔吉克斯坦是各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它也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该国有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主反对派，他们强迫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卡哈尔·马赫卡莫夫辞职，因为他曾支持政变。然而，他们对共产党政治机器的胜利为时很短。马赫卡莫夫的继任人卡德林金·阿斯洛诺夫上台后立即取缔了共产党，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由共产党所控制的立法机构否决了禁党令，并帮助马赫卡莫夫的前任拉赫曼·纳比耶夫重新掌权，纳比耶夫是在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撤职的。在随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纳比耶夫取得了胜利，但是外国观察家发现了广泛作弊的证据。
结果，“民主派”开始同两个穆斯林派反对党联合起来，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由于穆斯林集团得到了阿富汗穆贾迪迪派的支持，局势更加险恶，穆贾迪迪在战胜了苏联所支持的喀布尔政权后，有多余的武器可提供给边界那边的朋友。
苏联的转变
莫斯科不愿卷入这些地方斗争，尽管叶利钦曾同纳扎尔巴耶夫一起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作短期停留，试图调解那里的冲突。首都的注意力集中在试图支撑风雨飘摇的苏联政府，稳固地扩展俄罗斯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以及为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而进行的狂热谈判等等问题上。
9月第一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因流产政变而引起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议案，满足了参加新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的10个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人们认为，这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终结。
虽然某些人认为在几周内将签订联盟条约，因为反对建立松散联盟的派别已经崩溃，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建立了一个新的苏联政府组织，它将维持到新的联盟条约或新的宪法生效。其主要机构为：国务会议，它由那些希望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总统组成，苏联总统任主席；经过重组的最高苏维埃，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政策的跨国经济委员会。然而，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实际上，各共和国已经宣布控制位于其领土内的国家财产。
辩论极为激烈，因为多数代表并不愿意投票通过设立现存机构之外的新机构。他们最终被收买了，保证让他们享有现在的工资和特权直到1994年底其最初的任期届满为止。
尽管许多人认为，匆忙设计的新的国家结构只能维持很短的过渡时期，但如果在更顺利的环境下，它所包含的某些妥协折衷，本来能够使它解决在8月份之前拖延了联盟条约谈判的某些争论。例如，作为立法机构的上议院，拥有对下议院所通过法律的否决权，其组成成员为：每个参加联盟的共和国各出20名代表，再加上每个前自治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由于多数前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一规定给予俄罗斯比其他共和国更多的席位。然而，每个共和国在上议院只有一票表决权，因此，额外的代表只不过给俄罗斯提供了更大的声音，而不是更多的票数。
另一项革新是，即使那些不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也可以参加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如果签订了联盟条约，该机构能够为各独立共和国提供协调经济政策的途径。一年以前，它还会被看作对各种独立运动的一项根本让步。当时，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争辩说，独立同经济合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1991年秋天的政治气氛改变了，以至拟议中的机构改革方案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戈尔巴乔夫还以一个新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他的主要顾问班子所采用的第三种形态。总统委员会存在了近一年后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组建，其领导人又试图夺取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这一次，戈尔巴乔夫不再虚假地容忍党内的保守派和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任命了一些他最信任的顾问进入国家委员会，例如瓦季姆·巴卡金、经济学家尼·彼得拉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还包括一些激进改革派，例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长期支持叶利钦的尤里·雷若夫、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莫斯科新闻》的编辑、刚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负责人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还提名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入该委员会，但他拒绝接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能够听从与此类似的委员会的劝告，他或许可以避免他所犯的某些最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些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摆设，而不是实在的机构。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咨询，而只是与个别的顾问打交道，并凭一时的兴致，接受或者拒绝其意见。在这方面，政治协商委员会并不比其前任的境况更好，从它成立时起，苏联政府中已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对事变进程施加影响了。
多数人不大注意新的政府机构，而是注意两个老的机构，克格勃和武装力量。这两个机构的首脑都曾参与未遂政变一事，使他们很容易遭到清洗，虽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武装力量）并未一致支持政变的策划者。
最初，克格勃比陆海军的组织变化更剧烈。未遂政变刚刚结束，保卫部门、总统通讯部门和阿尔法小组就脱离了克格勃的管辖，转归总统直接控制。接着，在10月11日，国务委员会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并建立三个独立的机构：边界保卫机构、外国情报机构和跨共和国内部安全机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外国情报部门的首脑，瓦季姆·巴卡金则负责在克格勃剩余人员的基础上重组新的国家安全部门。继起的跨共和国安全机构的俄文缩写是MSB，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周才正式组建，后同俄罗斯安全部门合并。
尽管克格勃的某些高级官员因直接参与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而被逮捕，但其大多数雇员仍留在剩下的机构中。巴卡金坚持认为，他所领导的部门的活动是在执法机构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反对进行普遍清洗，反对开放克格勃的档案以确定谁曾经是告密者。他认为，后者将导致对无辜者的不公正的和常常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
巴卡金同各共和国进行了充分的合作，以切断中央对其领土上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控制，他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将位于各共和国领土上的克格勃财产转交给它们。他还与俄罗斯当局合作，建立了俄联邦的联邦安全局。
武装力量不像克格勃那样遭到解散，但对其高层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到10月份，国防部各口半数以上成员被更换。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曾拒绝同政变领导人合作，现在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曾拒绝进攻莫斯科叶利钦所在的白宫，现在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尽管沙波什尼科夫、格拉乔夫及其他高级军官表现出忠于宪法秩序，但是没有人怀疑，自1990年以来所采取的削减军队举动将加快进行。前军队领导人曾对削减军队的做法加以抵制，为了阻止或至少是延缓这种削减，他们对大规模的军官复员一事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准备。新的国防部领导将被要求处理其前任因怠工所造成的问题。
10月初，格拉乔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他个人认为至少应削减120万部队人员。当时，苏联军队达350万人，因而这一削减约占总数的35％，然而没有制定出任何安置军官的计划，他们在刚退役时不得不转入民用经济。即使军队不从东方及中欧撤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军队的撤回则使情况更趋恶化。从德国撤军还将持续三年时间。
即使如此，人员削减也并不是苏联军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由于政治变化无常，年轻人开始抵制征兵。目前还不清楚，苏联军队是否会保持在格拉乔夫所建议的减少了的部队水平上。此外，越来越多的共和国计划建立它们自己的军队，有些共和国坚持，在苏联军队中服役的该共和国公民应该回去，在其本国的独立军队中服役。鉴于苏联军队不是按单一民族特性而组织——军官和应征士兵常常被派往远离家乡的单位，并有意将所有人员混合起来，以防出现具有民族特性的军事单位——这种做法将影响各地苏联军队的效能和准备就绪的待命状态。
乌克兰的抱负对于苏联军队来说似乎特别不利。10月23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以驻扎在该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为基础，建立45万人的乌克兰军队和3万人的国家卫队。
乌克兰的观点是，除非签署联盟条约，否则苏联军队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中没有存在的必要。统一的苏联军队应划分为更小的军事组织，它们可以彼此合作，或者与此相反。即使最大的一部分军队无疑将留在俄罗斯，其现有的原则和基础理论也必将改变。
俄罗斯登上舞台中心
9月9日，鲍里斯·叶利钦正式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手中取得对武装力量、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控制权——政变期间他曾就此颁布法令，并在其后不久突然休了三周假。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正在为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俄罗斯究竟是应该支持建立一个由共和国自愿参加的有意义的联盟呢，还是宣布独立，并在双边基础上处理同其他共和国的关系，或是通过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一类的有限多边组织来处理这种关系。
当叶利钦组织其权力机构时，他从三个主要方面获得人员：（1）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机构中的前同事，例如该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尤里·波波夫，他成为叶利钦班子的头；（2）国家经济管理官僚，其中多数人来自军界一工业界联合体；（3）民〔617〕主运动的政治家，其中多数为三四十岁的人，由于其年龄和比较激进的态度，他们常常被外界称为“激进派”。
最初，叶利钦让前两个方面的人控制俄罗斯政府，而让“激进派”进了顾问班子国务委员会，他们在那里不能够直接管理俄罗斯政府。那些掌管俄罗斯政府的人，包括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赞成保留联盟，而“激进派”认为，俄罗斯最好获得完全的独立。他们感到，同其他仍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共和国建立联盟，可能妨碍俄罗斯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而且将把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耗光。一个独立的俄罗斯还将为他们提供更重要的工作。例如，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将不再居于苏联外交部长之下。
对这一团体的许多人来说，实际考虑因如下观点而产生或得到加强，他们确信，俄罗斯在建立帝国时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错误，现在必须像其他20世纪的宗主国那样摆脱其属地。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那些反对“激进派”俄罗斯独立主张的人并不都是老人、共产党人或具有帝国思想的人。很多民主改革派，包括阿那托利·索布恰克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都力求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他们争辩说，如果俄罗斯离开联盟，特别是让出它的现有边界，它就将丧失部分领土。
哲学家亚历山大·茨普科，作为公开性的早期试验，曾在苏联新闻媒介上第一个著文直接抨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此时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反对俄罗斯任何破坏联盟的企图。他在1991年10月的《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一个联盟，如果没有其财产，得不到对其总统和作为联盟各种制度象征的宪法的尊重，没有共同的联盟军队，它对任何人都是毫无用处的。只要俄罗斯作为统一的要素而存在，联盟就能够存在。但是，俄罗斯使自己离开了核心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成为分裂的因素..
苏联在其现有内部边界内的解体，不仅将导致苏联帝国的死亡，而且将导致国家历史核心的瓦解。几世纪来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地区现在将位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之外。
茨普科把离心倾向归因于共和国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野心。他们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权力的愿望肯定很强烈，但这并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因素。随着联盟结构的力量日趋衰微，人们开始看到，继续进行改革的唯一途径是不理睬联盟，并在共和国或地方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要求俄罗斯进行政府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叶利钦离开莫斯科期间，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辞职，他因俄罗斯政府未能有效地进行改革而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在未遂政变失败后，西拉耶夫又担任了苏联临时经济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在辞去俄罗斯的职务时，西拉耶夫实际上已将其命运与联盟绑在一起。无论如何，他辞去俄罗斯总理职务一事，造成了俄罗斯政府高层的真空，“激进派”很快便利用了这一状况。
10月中旬，当叶利钦从其度假地返回莫斯科时，政治不满情绪正在上升。8月底的欣快气氛烟消云散，国家又陷入政治阴谋的纠纷之中。新闻媒介中充满了这样的评论，认为由制止政变所创造的机会已经因争吵和优柔寡断而丧失。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后，在很多地方，共产党的官员公开接管了地方和州的政府，使很多共和国蒙上了反改革的色彩。
灰色、阴冷的10月天气宣告冬天即将来临，但是经济衰败如此严重，饥荒和寒冷已经伸手可及。最终，激进改革派的声音开始引起叶利钦的注意。
10月下旬，叶利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使俄罗斯能够据以从联盟政府和其他共和国独立出来。10月28日，他向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并要求给予他一年的权力，以便依法实行经济改革及任命各州的领导。很多代表反对这一要求及改革计划，但是代表大会最终批准了它。它还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宪法法院，并选举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8月份之前，哈斯布拉托夫在几次选举中失利，没有得到多数票，但在政变后的气氛中，叶利钦的强有力支持使他当选。
11月4日，苏联国务委员会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同意将国防部、外交部、铁道部、电力部及核工业部以外的苏联各部废除。
11月6日，叶利钦颁布法令，任命他自己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他还任命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布利斯以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马列主义教员，曾主持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议会主席的竞选班子，被人们认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其他副主席有叶戈尔·盖达尔——他是一家经济研究所的领导，深受芝加哥学派货币金融经济理论的影响，以及曾任劳动部长的亚历山大·索辛。
每个副主席将监督若干特定部门，布尔布利斯负责监督外交、司法和新闻媒介部门，盖达尔负责监督经济部门，索辛负责监督社会福利部门。叶利钦本人则负责监督国防、安全和执法部门。这些任命使激进改革者掌管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机构。他们不再仅仅是顾问，作为顾问，他们的意见很可能被忽视。但是，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即国家的关键性金融工具仍被联盟政府所控制。叶利钦迅速采取措施对此加以纠正，11月15日，他颁布了10项法令，宣称实际控制所有的苏联金融机构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产的石油、黄金和钻石的出口许可证。
一周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开会，接管了苏联国家银行。由俄罗斯议会控制银行，而不是让银行从属于行政部门（像苏联时期那样）或独立（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或德国联邦银行那样），在日后将激起巨大的反响。
为了抑制对其计划进行的改革的有组织的抵抗，叶利钦还颁布法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较早发布的中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非通过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叶利钦在11月6日这天宣布对共产党的禁令很可能并不是巧合，根据惯例，这一天应由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表讲话，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恰好在四年之前的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纪念革命节的讲话，中央委员会曾讨论其内容，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并要求把他从政治局除名。1987年11月6日，叶利钦曾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坐在议会大厅内的椅子上，情绪激动，他完全知道大厅中充斥着他将被撵走的窃窃私语。现在，他进行了全面的复仇。共产党力图扼止他的政治生命，现在，他以自己的笔使共产党遭到了同样命运的打击。
到11月底，联盟的政府机构已经所剩无几：一片混乱的陆海军，正在经受着肢解阵痛的安全部队，没有明确权限的法院和检察官，总统的办公室，以及刚刚更名为对外事务部的外交部。
与西方的共同事业
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受到了攻击，并因给予西方，特别是美国过多的优惠而遭到更多的攻击。某些反对者甚至指责他与美国共同策划肢解苏联。
对任何尊重事实的人来说，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显然是辉煌的成功。从改革一开始，其目标就是减少苏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以便把它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内部的改革上。戈尔巴乔夫达到了这个目标，他的方法是制定一种政策，使之符合苏联和其以前西方对手的共同利益。
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当苏联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其外部环境是宽松的。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人们都愿意帮助苏联渡过它所选择的困难的过渡期，而不是利用其困难并使它更糟。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对于苏联的好处，在1991年秋季国家处于分裂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以它所理解的方式表示了善意，而不是敌意，这就为苏联人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能够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不能弥补苏联政治过程的缺陷，但是这一因素并未改变下述事实，即当苏联处于衰落的时期，当时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国际环境使它受益匪浅。
在未遂政变之后的几个月内，苏联外交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被指控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时表现得“过于消极”，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不久就辞职了，并由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潘金接替该职，这是对潘金的奖赏，因为他是在政变破产前公开谴责它的少数几个苏联大使之一。很多被认为曾不恰当地同情并执行政变政府命令的大使被召回，外交部裁减了大批人员。
尽管苏联外交部在这段时间内很忙——它是9月份一个重要的人权会议的东道主，要接待很多外宾，还要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即10月30日在马德里召开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同乔治·布什担任联合主席——但是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正在转移到各共和国。若干共和国的领导人到国外旅行，并且都受到当地政府首脑的接待：10月份，叶利钦访问德国，纳扎尔巴耶夫访问英国。11月，阿卡耶夫和捷尔-彼得罗相访问美国。12月，叶利钦再次去国外旅行，这次是去意大利。与此同时，当外国政治家前往苏联时，他们通常要同叶利钦会面，并经常在某些共和国的首都略作停留：当美国国务卿贝克9月份访问苏联时，他去了阿拉木图和莫斯科（以及当时已独立的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10月份，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奇·金克尔访问了基辅。这里仅仅是举一部分例子。
尽管苏联的各共和国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注意，但是外国的外交部长们仍然更重视莫斯科。在七国集团的催促下，国际机构加快了提供援助的速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都宣布了重要的方案。然而，苏联公众并不理解，这些方案只是为了促进成功的改革措施，在任何情况下其作用都不会持续多年。
由于主张军事强硬路线的人现已不再受宠，戈尔巴乔夫迅速解决了美苏关系中的少数遗留问题：当贝克9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他最终与苏联达成协议，终止向阿富汗各派提供武器。戈尔巴乔夫还同意从古巴撤回剩下的苏联军队。几星期后，作为打算建立信任关系的姿态，瓦季姆·巴卡金向我的后任罗伯特·斯特劳斯提供了图表，标明克格勃在新建的美国大使馆设置窃听器的地点。当然，我们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些窃听器，但是巴卡金的姿态仍然是值得欢迎的，它表明，我们现在已能更坦率地进行相互交往。
11月中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终于被说服，回到已变更名称的苏联对外关系部就任部长，此时已是该部的最后几周了。当时，叶利钦正强迫该部削减80％的工作人员，但削减还未进行，苏联对外关系部已经同安德烈·科济列夫领导的俄罗斯外交部合并，不久前，科济列夫还是谢瓦尔德纳泽手下的一个低级官员。
一个独立国家的联盟？
直到1月中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退出后仍留在苏联的12个共和国似乎还有可能组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也许仅仅是一个过渡类型的国家。9月初，10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原定于8月20日签署条约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打算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决定建立邦联制国家。政变前，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邦联是行不通的；现在，他的地位十分虚弱，以至于认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就是他所希望的最好选择。叶利钦也指出，他现在反对关于新联盟构成的想法。他认为，对于新的联合体来说，联盟条约将建立在完全合法的基础上。
然而，并没有立即就此进行谈判。假如经济混乱状况加剧，那么国务委员会首先关注的是达成协议，以调节跨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它表明，从一开始，各共和国就决心从中央手里夺走大部分权力。
9月份，在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主持下准备了最初的协议草案，并把它提交给若干共同机构，其内容包括：建立中央银行和外贸银行，许诺促进私有财产，保持共同货币，开放边界，分担苏联的债务，协调财政政策，等等。然而，当来自各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审核该草案时，他们删除或削弱了很多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款。
例如，当乌克兰对协调联合伙伴的预算和税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时，俄罗斯代表也否决了将卢布区扩展到拟议中的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正式成员的议案。各共和国还否决了建立一种具体机制以确保向苏联支付欠款的规定（即通过从出口所得的硬通货收入中征税来支付），而代之以各共和国分担应支付苏联债务的一般性义务，并将这笔钱应如何征收留给各共和国去决定。很多共和国对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在经过一轮谈判之后这一议案被撤消，但它以后又被重新采纳。
亚夫林斯基对于各共和国正在施行的外科手术感到十分悲伤，他公开表示，他不知道他“将要医治的病人”（即苏联）是否仍然活着。
尽管有这样的阻碍，8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在10月19日签署了一个建立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条约。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时拒绝签署该条约，但在几周后也签署了。然而，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一直没有签署。
尽管签署条约时大肆夸耀，欢呼它是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实际上该经济条约只不过是继续进行谈判的一个保证。尽管它声称建立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但在真正的经济共同体产生之前，还需达成24个附加协议。某些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经济共同体各机构的地位和权力，联盟银行的章程，所有权，人员跨边界的流动以及外债机构。所有这些很可能都是有争议的。
有关经济条约的经验表明，政治联盟——它是一个比经济合作更敏感的问题——如果最终能够建立，也只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10月末，叶利钦在未征求戈尔巴乔夫意见的情况下宣布其改革计划，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叶利钦试图摧毁苏联，但是叶利钦仍说他赞成保留联盟。实际上，在11月4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讲话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宣称，俄罗斯无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叶利钦说这番话之前，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在报告中预言，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苏联将变成“一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公国的混合体”。
叶利钦第一个对沙波什尼科夫所做的预言加以评论。他说，不管其他共和国可能干什么，俄罗斯决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军队。他以强调问题时总是那样洪亮的声音宣布：“我们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这就是俄罗斯对那些担心它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人的回答。”接着，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常用的语言，补充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既然我们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主权国家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武装力量。”
在讲话中，叶利钦不仅赞成戈尔巴乔夫对武装力量所持的立场，而且当他谈到创建一个“新国家”时，还使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一措辞表示，联盟将是一个拥有真实权力的国际法主体，而不仅仅是个讨论和协调的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