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克格勃的忠诚时，已为时太晚。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如果以为任何克格勃主席会彻底改革该组织，那是白日做梦。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推测，如果克格勃由不同的人来领导，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例如，如果在1990年和1991年由瓦季姆·巴卡金而不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负责克格勃，肯定就不会发生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同时也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监视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将会终止，阿尔法分队也不会被用来对维尔纽斯的电视联合企业发动猛攻，有关国家情况的报告很可能更为客观。巴卡金指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并不喜欢克留奇科夫篡改证据的嗜好，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更准确的报道。
西方的作用
在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中，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作用，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像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一样。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依据他们个人对有关政治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依据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审核。那些对里根、布什、撤切尔夫人或科尔持好感的人认为，当时发生的多数事件应归功于他们的政策。而那些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丝毫也不承认这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例如，挪威议会似乎就属于这一派，它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一人。
为了清楚地考虑责任问题，我们必须区别三种转变：结束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尽管三者有明显的联系，尽管结束冷战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另外两个事件，但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
冷战按照美国所确定的条件结束，从开始美国对此就有所考虑，1984年1月，里根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想伤害一个和平的、实行改革的苏联的真正利益，尽管它涉及苏联统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无疑将改变苏联政权的性质。
从担任苏联领导人之时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只要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他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内部改革。最初，他试图仅靠军备控制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它没有奏效（转折点很可能是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于是他便开始全面响应美国的四点议程。然而，这根本不是对美国的让步：国内的事件使他确信，如果他设想的改革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苏联社会，并开始民主化进程。这样，美国及西方的议程便开始与他的计划不谋而合。
由于就议程的四个主要问题取得了进展，具体问题便非常迅速地解决了——那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加以鼓励的事情。移民更加自由；新闻媒介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举行真正的选举；而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取消中程核导弹，以促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并帮助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的各方调解当地的战争。某一地区情况的改善有助于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
如果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切还能够以这种形式和这种速度发生吗？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莫斯科做出决定时的处境，便不会说一切仍将如此发生了。
有些人主张更软弱的武器政策：冻结或单方面削减核武器，拒绝以在欧洲部署军队来对付SS—20导弹，这决不会鼓励苏联减少军备。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此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政策也将会逐渐破坏很可能是唯一的论据，使苏联军方难以相信应该削减核武器。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而它必须找到结束这种竞赛的方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付持强硬路线的批评者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鸽派”将使他丧失这个武器，并很可能延长冷战，增加那些以为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苏联将军发动不计后果的战争行动的危险。
某些西方政治家想用武力控制国际关系及一切有关的事情，如果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冷战也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结束。军备控制协议有可能更快地签署（尽管这一点并不肯定），但是，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可能要推迟数年，直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仅靠减少军事负担并不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可能会变为进一步争论的源泉，而不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
怀疑论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达成并遵守一个合理的协议，如果让这些人来制定政策，也会阻碍冷战的迅速结束。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缔结协议，那么，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妥协的努力就会停顿下来，他将被迫更早地中止改革，并变得比他最终显示的更加强硬。
总之，我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一致性：
（1）西方进行公平谈判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力量、决心和愿望；
（2）苏联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苏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它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但它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里根以及美国的盟国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值得受到称赞。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使之成功，绝对不可能。方案是在华盛顿制订的，但它未必能在莫斯科制订出来，即使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足智多谋的领导人。当里根政府明确表达了结束冷战的战略时，它并没有计划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这并非因为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是因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里根总统希望苏联停止威胁他国，并相信，掌握了情况的苏联公众对其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制止苏联的侵略倾向。他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他没有试图为苏联人民规定政治结构。那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如果共产党政权能够逐渐演变成一个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的政府，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某些人可能立即表示反对，如果的确是那样，美国政府就是难以置信的天真。一个共产党政权怎能逐渐演变为它的对立物吗？美国人民一定知道，民主政治、自由迁移和自由获取信息与维持共产党统治是不相容的。或者新的自由是个骗局，或者共产党统治垮台。
是的，从理论上我们懂得这一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我们也如此。没人能说出需要有多少自由（假如自由能够测量）才足以推翻这一制度，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一制度根本不会显示出它改变其自身的意外能力。那些发动改革的领导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受到西方政策的鼓励，但他们之所以采取改革路线，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利益。愤世嫉俗的人一直不相信，受到苏联制度制约的领导人能够理解真正的改革，更不用说坚持改革了。很多愤世嫉俗者拒绝承认所发生的变化。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出现了，其他许多改革者也出现了。像杰斐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是难以产生的，但是很多人更接近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约瑟夫·斯大林。
改革——如果可行的话——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不会有损于美国或西欧，即使他们希望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
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这与其说是苏联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其生活状况造成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富裕和自由与大多数苏联人晦暗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不断增加的接触和信息使得这一对比更加明显，对现存制度的支持就会逐渐消失。
事实证明，苏联制度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满足其人民所渴望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竞争的要求。苏联人常常看到，外国的情况比严格的新闻检查下的报道要好一些，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数十年谎言的一个后果是，人民已习惯于相信与他们被告知的情况相反的消息。
然而，如果我们要确认某一个人应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负责，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他所坚持的改革最终把共产党从统治地位拉下来，他拒绝同意使用武力去维护旧制度。在相继发生的危机中，他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苏联第一位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领导人。这难道不是很恰当的吗？
当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显然将要结束时，美国和大多数（或许是全部）其他西方国家希望，戈尔巴乔夫将成功地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当然，它不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许也不包括诸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其他几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已开始注意以前不太在意的叶利钦，但他们仍认为叶利钦反复无常，不太可靠，不如他们所熟悉的戈尔巴乔夫。
个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显然，就有关核武器一类问题同1个国家达成协议，比同12个国家要简单得多。很多制定政策的人担心，苏联的解体可能导致类似南斯拉夫的那种民族冲突。
如果美国和西欧有权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联盟，它们一定乐于做这件事。但这当然不会由它们负责。所以，当苏联帝国分裂时，它们只能沮丧地看着，然后匆忙地竭力设法同那些意外出现的共和国建立联系。
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正如我所指出的，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很可能应就此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这令人啼笑皆非，但也许又是恰如其分的。
结束与开始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我没有为它的灭亡感到哀痛，但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也没有感到特别想庆祝一下。束缚在一个帝国中的15个国家终于解放了，所有自由的朋友们难道不应为此而欢欣鼓舞吗？我认为应该如此，但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声音又说：“不，等一等。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两者不能画等号。我们怎能知道人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好呢？”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我喜欢熟悉的东西，对新的不熟悉的东西感到困惑。苏联制度中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在大声疾呼改革。到1991年9月，它们被改变了。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将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那里的决定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任何国家的领导都不可能直接做这样的事。政治领导人不必再假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自愿站到一边，允许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建立文明社会，确立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如果政治家们能够设法鼓励这种变革，事态发展就会更好。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那些曾管理过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人阻碍新事物。然而，各共和国多数政治领导人是旧的国家机器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们自愿把权力交给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支持独立，恰恰是因为那能够使他们更牢固地控制权力。除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者已经取得独立——没有一个苏联共和国在任的政治领导人想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即便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尽管经过几年的讨论，却根本来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从国营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保护平民百姓。
如果在1991年能够真正实现过渡时期的安排——例如联盟条约，使政治经济改革得以持续进行，使得新机构有时间适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它比实际已发生的苏联的突然解体更为可取。然而，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在长期推迟之后，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只有激进的改革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革肯定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政治骚乱。除非那时管理俄罗斯的“民主派”极为灵活和幸运，否则，大多数人将对民主政治丧失热情，并对旧的帝国产生新的感情，记忆力的选择性就像哈哈镜，它在人们头脑中美化了旧帝国的形象。
尽管突然的独立意味着不适应改革需要的中央机构被多数前苏联共和国继承下来，但无论如何，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已不再可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比，这些机构在个别共和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小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或经济是为独自运转而建构的。
以后的发展如何，我将拭目以待。
由苏联帝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国家今后要为它们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满足于在其现有边界内生活，集中精力开发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那将有助于所有继承苏联遗产的国家的发展。反之，如果俄罗斯沦为独裁统治或恢复为帝国，那么对其他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发展可操作的民主政治，建立健康的经济将是极为困难的。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非殖民化的痛苦。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要为自己重新定位。苏联帝国是否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如果是，那么俄罗斯便失去了一半人口及大片领土。俄罗斯曾是共产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吗？如果是，那么它现在便避免了一位帝国统治者，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实际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身兼二任，既是宗主国，又是殖民地。在1991年12月，叶利钦的行为就像俄罗斯是个殖民地，他坚决放弃了迫使其他共和国加入一个新帝国的努力。他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了其他所有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和它们的边界。
为了理解那件事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也要考虑如果俄罗斯的领导人在1991年坚持这一传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记录是一部帝国强权的记录。从14世纪初，当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第一次开始记载很小的莫斯科公国的活动时，国家统治者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热情。首先，莫斯科吞并了其他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公国；接着，它又占有了在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非俄罗斯人居住的疆土。它在19世纪的最大疆域，西到瑞典、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边界，东达太平洋。它在西半球也曾占有土地，拥有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赞扬帝国的扩张。有些人曾对专制行为加以批评，但他们却赞扬领土扩张，赞成加强国家权力。甚至像伊凡雷帝那样残酷的暴君，也因其增强了俄国的实力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民族的尊严、荣誉、安全、甚至幸福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苏联宣称它不是俄罗斯帝国，但其领导人聪明地利用了这种帝国情结，它成为俄罗斯政治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沙皇后没有几年，苏联领导人就把帝国的传统攫为己有。历代沙皇获得的领土成为苏联历史中的光荣篇章。
这就是被叶利钦及其政治伙伴在1990年和1991年12月所抛弃的传统。1990年，他们正忙于宣布俄罗斯的主权；1991年12月，他们强迫俄罗斯尊重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边界。
假如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方针，会对事态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看南斯拉夫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在1990年或1991年都决定解散联邦，走各自独立的政治道路，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塞尔维亚愿意承认现有边界，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也愿意承认，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发生某种经济混乱，但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将会出现政治斗争，而不是流血冲突。
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各共和国独立，苏联将会陷入内战的地狱之中。但这并没有发生。独立后进行的民族斗争，在苏联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发生在边远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带。为什么苏联的解体比较和平？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没有仿效塞尔维亚的做法，没有企图重新划定边界，或把所有俄罗斯人都集中在大俄罗斯，并把非俄罗斯人都从该国赶走。如果他们那样做，苏联很可能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一个非常大的南斯拉夫，因为，与南斯拉夫不同，苏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它们很可能脱离负责任的控制。
叶利钦对俄罗斯含义的重新定位是历史性的决定，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维持其统治同样重要。如果它能够保持下去，如果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逐渐接受它，它将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它像结束冷战、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独裁统治一样，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1991年12月，人们还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将如何确定其新的特性。比较聪明的俄罗斯领导人知道，帝国将不再是荣誉和权力的源泉，而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看法不是很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相信帝国的意义。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会把经济上的贫穷和失去帝国一事联系起来呢？肯定有很多顽固守旧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会怂恿和利用这种失落和被出卖的情绪，正像本世纪早些时候，德国法西斯以指责其敌手在德国的背上刺了一刀而赢得了权力。
从感情和精神上来看，民主政治要想获得一个机会，俄罗斯仍需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当俄罗斯民族满足于居住在其现有边界之内，建立同其邻国的平等关系，它才能够获得发展和繁荣。如果它试图重新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自身的独裁，这对它的每一个邻国都是悲惨的。
认识到前面仍有如此严酷的斗争，使我在1991年圣诞节没有去庆祝苏联的终结。
分析报告回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并成为历史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份死亡鉴定书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一概括。
苏联的死亡：
死者曾是一位有恶习的病人，医生开始为他治病。他们设法减轻病人的偏执狂，控制他的侵略行为，但是所用的药逐渐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他最终死于感染扩散，这种疾病不会威胁到健康人的生命。
鉴于该病人的恶习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并继续威胁着几十亿人的生命，显然，医治那种习惯比拯救那个病人更重要。此外，该病人长期滥用强权，这已使他建立起一个对治疗最不敏感的僵化系统。因而，人们认为，有责任心的医生已经达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该病人未被治好一事，是他自身疾病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治疗不当。
15个子女（其中3个是不合法的）幸免于难。他们都表示，一定要避免那种逐渐损害死者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确实深受其害。然而，应该指出，这些子女很可能携带着某些致病基因。实际上，恶性肿瘤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医务当局应该对幸存的一代进行仔细的但又是同情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