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城市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票价是7个戈比，而莫斯科规定全苏联一律为5个戈比。市长打算将票价提高到10个戈比，以便将其中的利润以及交通补贴用来资助天然气管道工程。市议会支持这一动议，但莫斯科不予批准。从原则上讲，并无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去否定市政府对划归它们的资金拥有分配权，只要它认为是合适的即可。但在实践中，地方的动议常被否决，只因莫斯科的各部委不愿其他人侵入其权力范围。
事实上，莫斯科工业部门的态度不只是为了争夺官僚机构的市场份额，在他们控制的工业部门中，官员们将遍及全国的各项设施都视为该部门财产——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置。当然，在法律上，事情并非如此。财产属于国家，各部门只是对它进行组织和管理。但管理者很容易忘记这一原则，如同美国公司的官贝们有时忘记了不是他们，而是股东拥有该公司一样。
在1990年斯帕索别墅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向苏维埃邮电部长提起立陶宛的独立要求，这位部长反应强烈，“这些人是极端分子，”他咆哮道，“他们认为自己是立陶宛所有财产的主人，但他们不是。为什么？我的部就在那里有三家工厂，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开办的，它们理当属于我们。”
我评论说，虽然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苏联的官员们一定是，令我不解的是，他如何将其对那些工厂的态度与财产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原则协调起来。各部门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那些财产，人民也有权将财产从他们手中收回。
“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他气愤地问道，“事实是，我们为那些工厂付了钱，它们就属于我们！”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的态度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关系，但人们可以从其对各共和国和省份的态度上很快领会到其意义所在（这一态度在莫斯科各部委中非常普遍）。正如他们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是受莫斯科的管理，就好像是各部委的私有财产一样。
缺席的所有者对他们的计划如何影响环境并不关心，有的建筑设计并不安全，甚至是建在断层面上。钢厂、化肥厂和造纸厂没有清除排放物的配套设备。植树造林只是某个单位的事情，也只能粗略估计是否已有足够的资金。
1989年，仅乌克兰就排放了八倍于美国的污染物，这一记录是不太光彩的。
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环境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由苏联的集权经济造成的，而这一集权经济又是由莫斯科的各部委所操纵。由于有关环境破坏的事实日益为人所知，促使各地的人们对苏联帝国及其活动产生不满。毕竟，是现场的人民，而不是莫斯科的高官们，亲身感受环境破坏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行政部门决定商品价格，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理由。各共和国的主要商品和产品，其价格都被定得极低，而它们购买进来的、主要来自莫斯科的工业品则价格较高（当然，仍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低）。然而，人们强烈地感到这一价格体系是用来欺骗他们的，投资政策有利于俄罗斯而非边远地区，这种情形在中亚尤为突出。
如同控制俄罗斯地区一样，共产党也控制了非俄罗斯地区。为确保地方官员不对“民族主义倾向”心慈手软，通常，党的第二把手都由俄罗斯人担任（第一把手是当地人）。实际上，大多数非俄罗斯官员都奴隶般地屈从于莫斯科的独裁者。他们明白，对他们忠诚的任何怀疑都会使他们的官运终结。
尽管如此，它仍不能阻止非俄罗斯官员逐渐在许多共和国形成骨干力量。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的“互利”政策下，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党内发展“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服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小圈子。
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省份领导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只要他们忠于莫斯科的总书记（他们的国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
苏联这一国家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工具而已。就是在改革的最后两年里，尽管改革的口号叫得十分响亮，党的地位仍然高于政府。当不能将两者职位合而为一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时称第一书记）就高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它只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这一模式延伸到每一级别，直至县和区。
官方文件中很少提及共产党的地位，但首脑会晤时例外。在那种场合，我们被告知，应给总书记以国家元首的所有荣誉。其实，也没有必要总是将党的地位挂在嘴边，因为社会等级观念已被灌输到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生活之中。当我和丽贝卡去苏联各地旅行时，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点，有时它令我们吃惊，有时又令我们感到有趣。
在旅行时，我们总设法会见社会各阶层的人，常常在当地旅馆举行招待会、午餐或晚宴，邀请当地党政官员（如无上级批准，他们是很少出席的）和其他各类人。
虽然我们总设法去接近普通人，但当地的习惯常常使我们的努力受到阻碍。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但人烟稀少的州府，如果没有党的首脑出席和首肯，决不会有一个苏联客人敢跨进我们招待会的大门。即使有时客人们被千方百计请进了宴会厅，他们也只有在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同我们干杯之后才敢吃东西或喝饮料。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助餐不感兴趣，只要当地领导人答谢完我们的欢迎词并碰杯后，餐桌上的食品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然而，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服从政治权力。
“被解决的民族问题”
由于共产党对帝国的控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观察家们怀疑潜伏着的全国性紧张是否能动摇这一体制。尽管这种紧张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爆发，但强有力的专政支柱会防止帝国崩溃。
大约在1985年，苏联官方认为相对来说国籍问题是一个不很重要而且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们相信，一个没有民族特征的“新苏维埃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人民说的是俄语，但国籍却是“苏维埃”，这一新的类型将稳固地取代乌克兰入、拉脱维亚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以及俄罗斯人。在他们服中，未来属于这一新的“国际”类型，即使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不得不对恢复旧的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这一进程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但是，当局仍有足够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反抗历史潮流的幻想。
戈尔巴乔夫赞成这一观点。甚至在他就任总书记两年之后，在他已将改革描述为“革命性转变”之时，他仍满怀信心地写道：“苏联在人类文明史上（在防止民族冲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例努力受到阻碍。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但人烟稀少的州府，如果没有党的首脑出席和首肯，决不会有一个苏联客人敢跨进我们招待会的大门。即使有时客人们被千方百计请进了宴会厅，他们也只有在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同我们干杯之后才敢吃东西或喝饮料。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助餐不感兴趣，只要当地领导人答谢完我们的欢迎词并碰杯后，餐桌上的食品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然而，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服从政治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