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并未完全死亡。它只是缩小到和俄罗斯一样大。
——维塔利·特留季亚科夫1992年7月
在俄罗斯，从没有一次改革努力被贯彻到底。
——鲍里斯·叶利钦
不实行改革，俄罗斯就不具备帝国的力量。实行改革，俄罗斯就失去了帝国的愿望。
——小杰克·F·马特洛克1995
年正如戈尔巴乔夫所预言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作为一体化机构或者协调机构是无效的，至少在其最初四年如此。那些留待以后谈判解决的问题，不是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达成的条件过于笼统，仍需继续争论。即使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所以独联体不过是为其成员国及其政府首脑定期开会的一种安排。他们的确举行了会议，但他们回去后，通常继续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除了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外，其他前苏联共和国需要立即为它们自己定位，决定其民族形象和地位，决定它们将建立哪种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它将重新确定它在世界和历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都必须决定，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否有利，或者说国家能否依法对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提供平等的保护和权利。
即使经济能够平稳过渡，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易于造成分裂。但是经济并未平稳过渡。国家身份的定位——对俄罗斯来说是重新定位，恰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情况提供了进行蛊惑宣传的炮弹和避免做出向必要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决定的借口。在中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仍然为共产党的官僚所控制，虽然共产党已经正式取消或者更改了名称。官僚机构的腐败却从未消除过，现在它像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一样迅速蔓延，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利用了官僚，两者常常同流合污。
最初的独联体协议规定，其成员国将“维持和支持一支共同拥有和共同指挥的军事战略空间部队”。但是，统一的指挥结果只维持几个月。在阿拉木图签署了独联体条约后仅仅一周时间，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对指挥方式发生了争执，到1992年1月初，乌克兰坚持要求拥有在其领土上的所有多用途部队和黑海舰队。到夏天，实际上所有独联体成员国都开始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1992年5月，俄罗斯建立了它自己的国防军，在这之后，它接受了留下来的独联体指挥系统。从那时起，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就取决于双边谈判，虽然有几个成员国仍坚持由俄罗斯发起的独联体集体安全协定，允许俄罗斯军队在其他前苏联国家以多国部队的“名义”进行军事活动。由此看来，独立国家联合体并不是一个实体。
独联体在维持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方面，并不比保持一支统一的军队所取得的成功更大。每个前苏联共和国都宣称拥有对其边界之内所有财产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赞成俄罗斯在1992年1月推行的激进的改革计划。经济政策实际上五花八门，各国鼓励采取保护措施，并给相互间的贸易——现已变为国际性贸易——设置障碍。
所有前苏联成员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保持共同国籍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他最后一次对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提出的。谁有资格确定国籍已成为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之间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曾经被苏联所占有的领土上的历史，从1991年起，成为不是由1个国家，而是由15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在试图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时，它们要同巨大的内在压力做斗争。1995年，在苏联解体四年之后，独立国家联合体仍然只是个概念。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其成员国似乎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实体，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采取渐进的步骤，因为真正的行动还不存在。
俄罗斯的阵痛
叶利钦最初把政府交给了年轻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这些人乐观地认为，只要采取自由价格、取消对企业的补贴、实行有节制的预算等，他们就能使俄罗斯迅速建立起市场体系。他们最初的政策后来被称做“休克疗法”，特别是批评它的人这样叫。波兰早些时候曾使用过“休克疗法”，一些有严重财政金融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也曾这样做，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存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许多要素。因而，把俄罗斯政府最初的经济改革政策称做“休克疗法”属于用词不当。
不管该政策的恰当名称是什么，它的确引起了震动。1992年元旦，当许多日用品的价格放开后，一夜之间价格暴涨，不到一个星期，很多商品的价格比以前上涨了10倍以上。工资并未同步增长，存款已经一钱不值。
然而，失控的价格并没有引起竞争，因为大部分生产仍然由国家所垄断。除了最小的零售企业之外，私有化推迟了一年，由于毁灭性的高税率和官僚机构的敌意，新的企业步履维艰。官僚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改革或缩减，它仍然阻碍着私人的努力，共产党时代的规章成为腐败的温床。
俄罗斯议会从未同情过改革计划，它很快成为活跃的反对派。立法机构行使其宪法权利控制了中央银行，任命前苏联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管理它，并坚持继续向国有企业和农场发放大量补贴。税收减少了，这一政策仅仅有助于增加预算赤字，加剧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尽管日用品价格在1992年1月的初次暴涨中上升了245％，但它继续上涨，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00％，接着，1993年在此基础上又上涨了847％。货币贬值甚至更迅速，到1995年初，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为4500比1，而我在1991年8月离开莫斯科的职务时，这一比价为27.6比1。
很多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仍由国有部门管理，这意味着，缺少一个政府管理的保险网，需要对公共事务给予大量补贴，不允许工业和农业中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破产和进行结构性重组。
甚至在苏联正式解体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就已经宣布，他反对经济改革计划。由于1992年经济混乱更为严重，他同叶利钦的不和加深了。当我于1992年3月拜会鲁茨科伊时，他仍然表示忠于叶利钦，但是他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到夏天，他开始公开反对政府，并参加了“中间派”联盟，他们要求向市场经济进行渐进的过渡。曾经是戈尔巴乔夫忠实信徒的阿卡尔基·沃尔斯基也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领导着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该组织把中国看作市场改革的样板。他们欣赏中国所实行的那种保持政治稳定，推行渐进改革，迅速发展经济的做法。但是，俄罗斯不可能不加改变地实行中国的这种做法，即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实行自由化，同时实行最小限度的政治变革。俄罗斯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维持、即使暂时维持这种做法的政治结构。
叶利钦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是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对叶利钦的改革计划也有不同意见。他和议会中持批评态度的人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他开始公开反对叶利钦在1992年全年的政策。叶戈尔·盖达尔是35岁的经济学家，叶利钦曾让他负责经济政策，他最初担任第一副总理，然后是代总理，他成为反对激进改革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人们公认他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人。他身材矮胖，长着一张娃娃脸，因而不具备在选举政治中十分有用的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他在阐述其政策时所使用的术语，也使那些对市场经济很不了解的公众难以听懂。他信奉“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创立的货币金融经济学，但他对管理官僚或管理使市场运转的机构毫无经验。
结果，当盖达尔政府宣布某些显著的成就，诸如放开价格、使多数私人经济活动合法化、允许卢布自由兑换、颁布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垄断组织的欺骗榨取，公众的骚动不安也在不断地增长。此外，议会控制的国家银行无限制地印刷钞票，逐渐破坏着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即改革的关键举措。私有投资得不到什么保护，税务负担过重，以致企业家在交税后不能做到收支平衡。由于人们隐瞒收入，潜在的投资基金逃到国外，国家的税收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到1992年秋天，据熟悉情况者的估计，流出的资金达到180亿美元以上。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批评，叶利钦在199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支持盖达尔及其政府。9月份，叶利钦在一次私人谈话时告诉我，他认为盖达尔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并断然拒绝“将他解职”。但是到了12月，叶利钦屈服于议会的要求，以温和的行政官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他曾管理庞大的国营天然气垄断集团。
叶利钦总统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多数派的让步，并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议会拒绝扩大他依法统治的权力，并试图推翻某些已经推行的改革措施。在他们的压力下，叶利钦进行了谈判，但是，他同哈斯布拉托夫及最高苏维埃的其他领导人达成的每一个协议，都是还没有贯彻实行就不了了之。叶利钦希望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实行“总统制”共和国，而不是由立法机构享有最终权威，采用新的宪法，并批准提前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一贯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冲突变为各倾全力的政治斗争，议会威胁要弹劾叶利钦，叶利钦则威胁要在新的选举期间中止议会。
1993年4月，就叶利钦同议会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所确定的四个问题举行了全国性投票，结果显示，叶利钦仍然得到国家大多数人的支持，对他的改革政策，赞成者多于反对者，大多数人希望举行新的选举，特别是议会的选举。叶利钦试图利用公民投票，迫使最高苏维埃提前进行选举，授权宪法会议采用新的宪法。一方面，他提议进行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他又提议选举新的议会。然而，俄罗斯议会继续进行抵制，不仅拒绝提前举行选举，而且让宪法会议准备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草案于1993年7月完成，但是，只有获得各州和各共和国的批准，新宪法才能生效，这一过程至多也就需要几个月，但因不够法定数量，它从来没有被正式通过。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3月以他的政治前途为赌注举行公民投票一样，叶利钦希望1993年4月的公民投票授权他继续其改革政策，制服难以驾驭的立法机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夏季，叶利钦同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分歧扩大了，此时，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已能控制大多数选票。实际上，分歧已演化为全面斗争，每一方都力图摧毁另一方，成为俄罗斯的最高权力机构。俄罗斯那个拼凑的宪法不适于解决权力斗争问题，在新宪法应如何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划分权力的问题上，双方继续进行争论。
行政一立法之争的双方开始违犯现有的宪法。诞生不到两年的俄罗斯宪法法院已证实它毫无能力处理这一危机，因为其首任主席瓦列里·佐尔金超越了法官权限行事，并企图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佐尔金不明智地去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问题，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他同议会中的过激分子站到一起，而坚决抛弃了合乎法官身份的不偏不倚和法定的程序。拘于党派偏见，他甚至宣称，叶利钦宣布的法令在得到议会批准和详细条款公布之前是违宪的。佐尔金把宪法法院牵涉到政治斗争中去，超出了这个羽翼未丰的法院的能力，实际上摧毁了这个机构，阻碍了在俄罗斯建立起司法制度并确立法治的努力。
与此同时，由鲁茨科伊副总统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共同领导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过激分子，从激烈的言语转向暴力行动。哈斯布拉托夫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一再裁定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他还不顾在投票时所发生的公然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电视摄像机也拍摄到这样的情况：在同伴缺席时，许多代表篡改桌子上的电子投票器。这就使少数派代表变成了多数，从而赢得了真正的多数派未必同意的选票。
最后，它导致了全面的战争，当叶利钦于1993年9月21日解散了最高苏维埃时，残余的议会（其成员远少于必需的法定人数）在俄罗斯的“白宫”设置了路障，投票选举了鲁茨科伊取代叶利钦，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并以这些非法行动为借口，建立了一支主要由反对苏联解体的无赖和强盗组成的私人军队。10月3日星期天，鲁茨科伊派遣他的“杂牌军”去占领莫斯科的重要建筑。他们迅速占领了议会大楼对面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并几乎成功地占领了几英里外莫斯科奥斯坦金诺区的电视广播大楼。他们还没有控制电视塔，就被忠于叶利钦的军队挡住了，但是已经有许多人死于战火之中。
俄罗斯议会的过激分子把政治斗争转变为武装起义，在几个小时内，他们似乎成功地控制了莫斯科。警察不是接到命令不得抵抗，就是因过于胆小而不敢抵抗；他们对星期天的进攻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抵抗。午夜前不久，叶戈尔·盖达尔在电视上呼吁莫斯科市民挺身而出，保卫他们的合法政府，就像他们在两年前所做的那样。
叶利钦莫名其妙地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他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克里姆林宫，据传说，他经过几个小时的说服，使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确信，应使用军队对付那些在议会大楼设置路障的议员。第二天，1993年10月4日黎明，军队和坦克包围了俄罗斯白宫，正像他们在1991年8月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他们进攻了大楼，迫使残余的议员们出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像机拍下了全部过程，向世界展示了坦克向大楼上层开火以及穿着肮脏衣服的议员们在军队的警戒下从大楼里鱼贯而出的情况。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被逮捕。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人民得到了选举新议会的机会，但是要根据新的章程，而不是苏联时期的老章程。叶利钦在挫败了旧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后，提交了一个新的宪法以供全民投票来批准。它基本上是宪法会议制订的那个宪法草案，但删去了给予前“自治”共和国的某些特殊优惠。新的立法机构有不同的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下面的最高苏维埃由两院制立法机构所取代，一个是下议院，它像沙皇时代一样称做俄罗斯国家杜马，一个是上议院，即联邦院，它有些类似美国的参议院，但它的权力要小一些。
选民们以近60％的多数票通过了新宪法，但是国家杜马的选举却使俄罗斯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国家杜马的半数议员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另一半则按地区选出。使大多数国家感到震惊的是，由自由民主党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提出的选举名单，得到了比其他政党名单更多的选票，而该党的党纲看上去更像是法西斯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尽管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最终比自由民主党赢得了更多的议席，因为它在个别地区的选举中更为成功，但是自由民主党、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激进改革的政党——农民党和俄罗斯妇女党——的选票加起来足以使各种改革政党处于少数地位。
各“民主主义”政党未能赢得国家杜马的多数议席，有几方面因素。“民主派”内部分裂，进行愚蠢的争斗。叶利钦回避选举运动，拒绝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的共产主义政党能够利用经济困难，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困难是改革者而不是以前的共产党制度造成的。
根据1993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俄罗斯议会所享有的权力要小于前届议会，一些批评叶利钦的人谴责该宪法专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指责夸大其词：1993年宪法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性总统职位，但它也规定了许多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防护措施。实际上，它所包含的特点，几乎都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其个或者更多的宪法中找到。例如，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至少是名义上的权力——并不比法国总统的权力更大。
俄罗斯国家杜马成立后所通过的首批法令，包括同意赦免1991年8月未遂政变和1993年10月议会起义的所有参加者，这实际上是宣布它独立于行政首脑。叶利钦试图说服检察官否决议会的大赦，不要释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亲密伙伴，但是没有奏效。检察官阿列克谢·卡扎尼克将军命令将他们释放，然后提交了自己的辞呈。卡扎尼克不仅是由叶利钦所任命的，而且恰好也是前苏联人代会的议员，他在1989年曾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议席让给叶利钦。
国家杜马不再依法起诉前阴谋者的行动，使俄罗斯的法治可作两种解释。释放违犯前宪法的人，便难以增强法律的权威，但与此同时，社马拥有宪法权利，可以批准大赦或赦免，而叶利钦不能否决杜马一事，强调了新宪法所提供的权力分立。此外，卡扎尼克拒绝屈服于行政的压力和杜马的决议，体现了司法独立，尽管他随后的辞职表明，这种独立性今后不可能再采用。然而，新宪法通过了它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一部宪法如果想产生效力，仅仅作为一个正式文件是远远不够的，1993年俄罗斯宪法实施的时间还不长，因而目前还无法检验其活力。在1994年，叶利钦同国家杜马的关系，不像同其前任那样有那么多的风波，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不理睬杜马。宪法允许他根据政令管理国家，只要这些政令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撤销，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个权力。
然而，依法治理并未加强叶利钦对国家的控制，因为这些政令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实际上，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日益脱离了莫斯科的直接控制。尽管叶利钦任命了大部分地区的官员，但他们总是自行其是，只要符合他们个人的或者地区的利益，他们就反对莫斯科。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一个联邦，不仅在理论上是联邦，在实际上也是如此。
到1994年底，大多数俄罗斯国有企业都正式实行了私有化，但是，使很多人感到惊恐、少数人感到惊讶的是，新的所有者多数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经理。一些人非常迅速地学会了在新的准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有利可图的管理，他们常常只是把国有财产转为个人使用。其他人，特别是国家和集体农庄的经理和国防工业的经理，仍然在国家控制并享受国家补贴的旧体制中举步维艰，继续要求从预算中得到救济或施舍。
官方统计显示，如果它可信的话，生产的下降已经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在1994年9月底，工业生产仅仅相当于1990年1月的一半。然而，这个数字是有疑问的，因为很多生产数字对税务检查人员及统计人员隐瞒了。其他资料，例如通常与生产相关的电力消耗的资料，则显示生产并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下降。
苏联之后的统计数字看来被人为地缩小了，就像苏联时期的生产数字被人为地抬高一样。此外，某些种类工业生产的下降不会减少日用品的供应：如果国家生产更少的坦克、导弹和潜艇，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工人的收入可能会受影响，但是人民作为一个总体并没有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
事实上，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是多数俄罗斯人仍设法克服了困难，某些人还干得十分出色。从1994年第一季度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情况，它显示出，有112.7万人每月的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他们只占人口的0.7％，但是统计部门认为，人口的10％是富裕的，大约30％属于“中产阶层”。但还有约27％是“贫穷”的，即他们的收入在购买食品之后所剩无几，约30％的人属于赤贫，几乎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
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抱怨，但当民意调查人员在1994年向人们询问其家庭状况时，50％以上的人回答不错或更好。然而，在同一份抽样中近70％的人认为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分析人员指出，认为自己或者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的人，在1993年12月大多投了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
到1995年初，甚至官方的统计数字都指出，工业生产的下降减慢了：1995年1月，工业生产只比去年同月降低了0.7％。
遗憾的是，向市场经济和法治转变的缓慢步伐，不仅因生产下降、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意识形态的多变而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因为两种社会痼疾而深受其害，这两种恶性肿瘤不但发展迅速，而且开始相依为命，相互影响：他们就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在合法职责缩小的情况下反常膨胀的官僚主义。
犯罪活动深深植根于苏联的制度之中，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只要苏联仍是一个警察国家，这种情况就不会为公众所清楚了解，尽管周期性丑闻———它通常因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而曝光——仅限于影响政府政策，或扩大在社会边缘的夹缝中活动的范围。
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这些限制因素不再存在。但同样重要的是，人民不了解使自由经济运转的观念、惯例和道德。几十年来，苏联公民被告知，贱买贵卖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而现在，俄罗斯人却被告之，这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认识到，所有束缚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
国有财产从未像个人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它是每个人的财产，那么它就谁的财产也不是。在整个苏联时代，小偷小摸行为很普遍。但是，大规模的盗窃和贪污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还要处以死刑，因而不是很普遍。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在1989年和1990年，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军官开始把国家财产转归自己使用，开展自己的业务，并在执法部门和税务部门建立起保护网。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这个有害的过程加快了速度，政府对控制它看来无能为力。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用法律来控制因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结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他们只知道，如果他们同有权势的人关系良好，他们就不可能遭到清算。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是彻头彻尾的贼，但是，国有企业的经理组建同一类型的私人公司，然后再利用其官方地位为该公司获得有利可图交易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不仅政府公务员，而且选举出来的官员、军官和警官也常常一方面继续履行公职，一方面也从事第二职业。
官方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完成哪怕是最基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履行商业合同几乎从没有提供任何保证，甚至不能保护企业家不受勒索。其结果是，提供武装警卫和其他安全服务的企业在90年代初发展得很快。那些不能负担安全服务费用的企业便成为绑匪勒索的对象，勒索者常常同更大的犯罪组织有关系，开始时他们要求获得利润分成，如果公司发展了，他们的要求便逐步升级，先是要求得到部分所有权，最终要求全面控制公司。
像其他社会的情况一样，不同的犯罪组织之间为控制地盘相互厮杀。被暗杀行刺的人数不断增加，某些著名人物也牵涉进去，新闻媒介对此很重视。人们常常不清楚，受害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同犯罪组织有关系，还是因为他们反对这种关系。有关的官方资料很少，也不可靠；暴力犯罪问题显然很难解决。
政府看来对解决不断增长的犯罪活动无能为力。部分原因是，杜马迟迟未能通过确认敲诈勒索为犯罪的法规，但更重要的是，犯罪团伙已经渗透到了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中。尽管政府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不再管理所有的经济活动，但是文职人员的数量却增加了。俄罗斯不仅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还增加了这些机构的人数，而前苏联管辖地区的人口要两倍于俄罗斯。总统办公室成为官僚机构膨胀的一个突出例证：到1994年春天，叶利钦的办公室有2万名雇员，其中很多人的职责与政府其他机构重叠。
在多数政府部门中，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时候，在预算紧缩期间，文职人员连续几个月得不到工资。由于常常得不到好的指导和清楚的指令，即使很诚实的官员也禁不住尽量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谋取私利。
此外，腐败现象并未局限于政府的中下层官员。尽管证据只是一些趣闻轶事，但是多数寻求投资机会的西方商人发现，关键部门在其申请获得必要的批准和颁发执照前，通常要求他们向幕后的“顾问”付出大笔好处费。一个在州里管理一家中型国营公司的俄罗斯朋友告诉我，1992年曾让他去莫斯科担任部长职务，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把那家公司看成是他私人的，他想完成由公到私的转变。六个月后，一位新任命的内阁部长找到他，要求在他的公司投资100万美元。
“我认识‘萨沙’（即提到的那个部长，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名）已有些年了，”我的朋友说，“在他到莫斯科工作前，他一个戈比投资也没有。但在6个月内他就拥有了100万美元的现金。许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切尔诺梅尔金和叶利钦很可能不是这样。”
普遍的腐败和暗中投资还导致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严重堕落。卫生保健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很好，而现在就更糟了，某些已近乎绝迹的流行性疾病又开始流行，婴幼儿死亡率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日益下降。政府的教育、科研和文化资金严重削减，使许多知识分子不知所措，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工作保障也不复存在。在以前由国家给予补贴的部门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迅速适应由市场重新定价的局面。
俄罗斯民主发展和经济体制中的缺陷极为惹人注目，并被广为宣传，以致很多观察家都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某些良性事态发展。政治上混乱无序，但公民能够成立政党和团体而不受当局的横加干预。尽管有政府的压力，资金不足，新闻界仍保持着自由。到国外旅行最终不再受到政府的限制，虽然它取决于每个公民的财力。尽管在1993年10月发生了流血冲突，但仍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并举行了选举，由反对总统的政治反对派所支配的议会也建立起来。甚至释放了那些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并允许他们恢复其政治生活。新的宪法为人权提供了基本保证，尽管司法制度还无法为履行这一保证提供充分依据，警惕的新闻界和有献身精神的人权战士保证，有组织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可能再被秘密掩盖。
甚至极为糟糕的经济也出现了某些光明。几个月时间内，价格放开了，商品短缺的现象无影无踪，仿佛有魔力似的，在城郊的商业中心，人们实际上发现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而且不需要排队等候。按照传统标准来看，价格很高，很多人买不起新的奢侈品，但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积极主动的那些人是买得起的。当我们在1992年9月访问莫斯科时，丽贝卡的一个俄国朋友抱怨说，新鲜菠萝的价格太贵。丽贝卡说，她在莫斯科住了11年，但直到我们一年前离开时，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卖菠萝的。她的朋友笑了，并说：“看看我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什么都买不着的时候，我们从不为价钱着急，而现在价钱却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
尽管俄罗斯人对广泛的经济混乱、失去工作保障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感到焦虑，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适应了新的环境。虽然只有少数人——最多占人口的1/3，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但是根据民意调查，赞成回到过去的人甚至更少。人们所进行的真正争论是改革的速度、方式和公平程度，而不是其方向。
1994年秋天，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诞生近3年时，在很多人看来，它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仍存在大量问题，但多数问题看来正在逐渐得到解决，或至少是有所改善。尽管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既不亲密也不热乎，但已不像一年前那样一触即发了。资金从国家流出的情况似乎有所缓和，一些资金已开始回流。在1994年的春天和夏天，外国投资开始增长，人们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实际支持以稳定卢布，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减少1995年预算赤字的话。
1994年夏天的谨慎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整个秋季，卢布都在急剧贬值，资金开始重新流出。恰在此时，在12月，当叶利钦总统命令俄罗斯军队进攻车臣时，国家陷入一场政治和道德危机，主张分离的车臣政权宣布了独立，武装其人民，并抗拒莫斯科的命令达三年时间。但在考察那场冲突的根源和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苏联统治下的另外14个共和国中发生的事件。
波罗的海国家情况
在所有脱离苏联的国家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显然为独立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它们以前曾是独立国家，一旦它们在1989年决定坚持恢复独立，它们便开始有组织地重整或建立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机构。
然而，经济转轨并不是很容易，特别是在立陶宛，它的经济没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么发达。经历了一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之后，前共产党——它现在更名为拉脱维亚民主劳动党——控制了议会（塞马斯）。接着，在1993年2月，那个曾经公然反抗戈尔巴乔夫，领导多数立陶宛共产党人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在直接选举中当选为立陶宛总统。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曾领导国家取得独立，他成为保守的反对党家乡联盟的领导人，该党由非共产党的萨尤季斯残存分子所组成。虽然有些报纸声称，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一事是“回到共产党统治”，但这是不公正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更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前苏联的共产党。
不久，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经济开始好转，而立陶宛则依然如故，但这并没有及时地阻止那里的政治转变。独立后不久举行的自由选举选出了由更年轻更激进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许多曾推动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落选。1992年1月，爱沙尼亚议会以前运输部长季特·维亚希取代埃德加·萨维萨尔任总理，但他只担任了9个月总理就被32岁的马尔特·拉尔所取代，拉尔是一位历史学家，领导着基督教民主党。到1992年秋天，爱沙尼亚采用了新宪法，根据其规定进行了议会选举，以更年轻更激进的伦纳特·梅里取代阿诺尔德·昌特尔任国家元首，他成为新爱沙尼亚的第一任总统。以前的共产党在新的议会中没有得到一个席位。
拉尔担任了两年总理，在这段时间内，他稳定了货币，撤除了多数关税壁垒，减少了补贴，以此促进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拉尔的党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他的两个盟友抛弃了他，选举之后几个月，即在1994年10月，爱沙尼亚议会迫使他辞职，并以看守政府取而代之，直到1995年3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通过那些选举，更关注社会保护而不是改革速度问题的政党控制了爱沙尼亚议会，并使季特·维亚希重新担任了总理。
尽管个别党派的命运起伏不定，但是，爱沙尼亚的基本政策路线已经确立，政坛上党派结盟情况的变化不可能使之有很大的改变。
拉脱维亚直到1993年才举行了它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并也由此导致了政府的变化。只有战前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及其后裔才有资格投票，因而34％的拉脱维亚居民不能参加选举。即使如此，选票也分散到了很多小的党派中，由两个最大政党组成的联盟仅仅控制了议会（塞依马）中的微弱多数，即100个议席中的51席。其结果，新任总理瓦尔迪斯·比尔卡夫斯仅仅担任了一年总理，他在第二年夏天被迫辞职，以支持曾担任其副总理的马利斯·盖利斯。
爱沙尼亚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并成功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它同芬兰和北欧国家密切合作去做这些事情。爱沙尼亚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第一个建立了本国的货币克朗，并成功地使它同德国马克相关联。虽然在1992年曾出现短时间的通货膨胀，但不久物价上涨率就降到每月4—5％，这一上涨率在西欧是非常高的，但比起其他前苏联国家达两位数的每月物价上涨率来说，它还是适中的。
拉脱维亚的变化过程类似于爱沙尼亚，但它同芬兰没有那种特殊关系，其大型工业设施的私有化速度也比较缓慢。它使其货币与美元相关联，但它的通货膨胀率比爱沙尼亚更高。然而到1994年，两国经济调整中最糟糕的情况看来已经过去。爱沙尼亚该年同芬兰的贸易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同俄罗斯的贸易。俄罗斯仍是拉脱维亚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但拉脱维亚与西方和北欧国家的贸易在增长。甚至有着更多麻烦问题的立陶宛，也显示出经济更为稳定的某种迹象。
苏联解体时，苏联军队仍旧驻扎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基地中。说服俄罗斯撤走这些军队成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交界最重要的目标。立陶宛与莫斯科迅速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在1993年撤离。然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得不进行更长时间的谈判，这是由于两国拒绝让苏联占领时期移居于此的俄罗斯人自动享有公民权，从而遭到俄罗斯的抵制。协议最后终于达成，驻扎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最后一批苏联军队于1994年9月30日撤离。
公民身份问题继续影响着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北面两个国家的关系。立陶宛的人口中只有20％的非立陶宛人，它对所有居民都给予了公民权；而很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太小，不能同化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并保持其民族特点。因此，一方面，他们没有把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赶走；另一方面，他们剥夺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并使加入所在国国籍一事极为困难。
在拉脱维亚，公民身份问题特别尖锐，因为拉脱维亚族人只占人口中的微弱多数。1992年出台的法律使1940年之后来拉脱维亚定居的非拉脱维亚人很难获得公民身份，甚至连他们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后裔也是如此。这个法律障碍激怒了很多曾捍卫拉脱维亚的权利并追求独立的俄罗斯族民主派。它也震动了西方的人权拥护者，欧洲议会推迟接纳拉脱维亚，直到它放宽了公民身份法的限制。1994年底，塞依马修改了这项法律，允许大多数现有居民在2003年年底之前享有拉脱维亚公民身份，几个月后，拉脱维亚加入了欧洲议会。
到1995年，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似乎都渡过了最艰难的转折时期。然而，它们决不是无忧无虑。所有三个国家继续为贸易不平衡问题所困扰，俄罗斯在1994年拒绝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使这一问题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的货币在外国的交易市场上已经比较稳定了。多数人的生活标准继续下降，或停滞在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准上。虽然犯罪问题和腐败现象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是两者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逃税现象很普遍，税收日益下降，为减少预算赤字，采取了克扣养老金和政府雇员工资的办法。
然而，比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前苏联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管其内部的政治运作如何，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看来都知道其归属和目标。总的方向是西方，而对爱沙尼亚来说则是北方。不要多久，它们大约就能达到其目的地。
乌克兰：新的东西方斗争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西部，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他们的联盟使他们在1991年秋天有关独立问题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票，但这种联盟是不合常理的，他们很快便分裂了。其结果是，乌克兰在它独立的头三年内没有就改革战略取得一致意见。它在经济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同俄罗斯完全一样，但在形式上更为夸张。它的通货膨胀甚至比俄罗斯更严重。乌克兰发行的代金券——打算在使用新的货币格里夫纳前当作临时货币——在1991年与卢布等值，但是3年后，它贬值为不到卢布的1/20，此时，10余万代金券才值一美元。
乌克兰的经济因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深受打击。俄罗斯是其主要供应者，乌克兰独立后，俄罗斯立刻开始要求乌克兰以世界市场价格支付其能源产品。每隔一定的时期，乌克兰便会积攒过多的未支付账单，致使俄罗斯中断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并总是在经过若干谈判，并支付了部分欠账后才恢复供应，但到这时候，能源供应的中断已经损害了乌克兰的工业生产，造成了消费品的短缺。
与此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就政治和军事问题的争论正在逐步升级。苏联军队解体时，乌克兰不仅要求得到驻扎于其领土内的陆军和空军——俄罗斯立即答应了这一要求，尽管交换军官和士兵的工作需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而且要求得到黑海舰队。俄罗斯人一直把黑海舰队看作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也把他们自己看作俄罗斯人，但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后，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便位于乌克兰的领土之内。一开始，俄罗斯拒绝了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要求，但是后来它又同意由两国分割该舰队。谈判进行了约两年，双方达成了解决办法。乌克兰同意只拥有远少于一半的舰艇，而俄罗斯则购买乌克兰的部分所有权。然而，就使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一事的谈判在1995年继续进行。
驻扎在乌克兰的苏联核力量，成为乌克兰与苏联和美国的另一个争论焦点。苏联解体时，这些核力量形式上由独联体指挥，但是叶利钦控制着“黑盒子”，并于1992年代表俄罗斯承担了正式的有效控制。尽管乌克兰政府早些时候曾同意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但是乌克兰议会拒绝授权把核武器转移到俄罗斯。
乌克兰议会企图控制核武器一事，造成了它与美国之间的不和。美国在承认乌克兰独立时有一个谅解，即乌克兰遵守它与苏联所签汀的战略武器协议，承担核不扩散条约的责任。1994年1月，该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双方达成了协议，乌克兰同意将导弹交由俄罗斯销毁，俄罗斯则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核电站所需燃料。随后，乌克兰议会批准了该协议，1994年底，乌克兰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经常加剧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它发出了帝国主义的叫嚣，许多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仍然不承认乌克兰有权获得独立，他们鼓吹由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舰队，并使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1993年7月，俄罗斯议会甚至批准了一个议案，宣称塞瓦斯托波尔“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俄罗斯联邦领土的一部分”。这就直接违背了1991年9月它通过投票所做出的选择，当时，俄罗斯议会批准了独联体条约，承认所有独联体国家的现有边界。
乌克兰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胡闹在俄罗斯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使乌克兰与俄罗斯很难进行合作，虽然这种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乌克兰不仅拒绝加入独联体的集体安全条约，而且在一开始还反对所有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1992年9月，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告诉我，他甚至反对乌克兰参加非官方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如果俄罗斯也参加的话。一年后，乌克兰继任的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他曾任乌克兰东部一家导弹工厂的领导人——对修复与俄罗斯破损的关系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在基辅做东道主召开了一次会议，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协调机构。然而，他还没有做多少事就辞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