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经济继续滑坡，公众的不满情绪上升了。由于随之而来的地方主义，局势变得特别危险：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各州，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许多原有的乌克兰人在文化上也俄罗斯化了，他们比住在乌克兰西部的人更为不满。然而，除了克里米亚之外，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次要因素：重工业大部分位于乌克兰东半部。那里巨大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它们不但人员严重超编，管理混乱，而且技术落后。很多企业污染严重。需要进行改革，在乌克兰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不可避免地使东部地区人民的负担格外沉重。某些观察家开始怀疑，如果地区之间相互疏远的趋势继续下去，乌克兰是否能够维持统一。
1994年6月，我去基辅参加乌美联合举办的有关国家安全决定因素问题的讨论会，我发现，乌克兰的官员和学者们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是指能够有效地抵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乌克兰人则关注来自内部的威胁。他们对我们说，民意调查显示，政治态度出现了危险的两极分化。他们感到，对乌克兰独立更直接的威胁，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不是俄罗斯，尽管他们也抱怨，俄罗斯人倾向于把他们看作任性的亲戚，而不是地位平等的邻居。
最尖锐的地区问题发生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占该地区人口的2/3以上，在过去20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外，它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的旅游业和黑海舰队。尽管该地区大多数人在1991年12月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但他们只是赞成从苏联获得独立，而并不赞成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人。当乌克兰经济迅速恶化、比俄罗斯更严重时，乌克兰要求得到黑海舰队一事，疏远了许多现役和退休的海军家庭，俄罗斯旅游者不再去克里米亚的旅游胜地度假，克里米亚人选举了一个要求自治的立法机关和一位要求独立的总统——很多人认为，这是它同俄罗斯重新统一的过渡步骤。
基辅政府处理克里米亚的独立倾向很成功，比它进行经济改革更为有效。它准许克里米亚在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中享有自治地位，但拒绝克里米亚脱离基辅的最终控制。在1994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辅和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间进行了一场“法令之战”，但是基辅当局尽力不使用武力，实际上，当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尤里·米什科夫——他于1994年1月当选为克里米亚总统——卷入与克里米亚议会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时，独立倾向似乎烟消云散了。到1994年底，地方议会剥夺了米什科夫的大部分权力，大大削弱了推动克里米亚独立的力量。此外，俄罗斯政府认识到克里米亚问题的潜在煽动性，他们开始设法冷却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发热的大脑。无论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拒绝同米什科夫打交道，并且重申，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1994年7月，当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宣布该城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时，俄罗斯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正像辛菲罗波尔的克里米亚政府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克里米亚人都愿意脱离乌克兰的管辖。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的30％以上，其中包括被斯大林流放到中亚，后来大批返回故乡的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宁愿由乌克兰控制该地区，而不愿受俄罗斯的统治。
1995年3月，库奇马总统利用克里米亚的政治分裂，取消了克里米亚的总统一职，解散了地方立法机关，并命令举行新的选举。他清楚地表明，克里米亚宪法必须进行修改，删除与乌克兰宪法相抵触的条款。他的行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激起了一阵愤怒的抨击，有个右翼议员甚至在争论中焚烧了一面乌克兰国旗，但是，叶利钦政府断然拒绝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者。俄罗斯同车臣已经有很大麻烦，它不想再对公认的国家边界提出异议。
尽管在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爆发了春季危机，但是在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而相互大打出手危险比1992年和1993年要小。如果乌克兰能够解决有关黑海舰队的争端，制止其经济的下降，吸引俄罗斯游客回到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克里米亚想获得独立或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愿望很可能落空。
在1994年选举期间，乌克兰的地区紧张状况变得明显了。1993年乌克兰东部的劳工骚动，特别是顿巴斯煤矿工人的长期罢工，迫使政府准备于1994年3月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比宪法所要求的提前了一年。东部地区选举的议员主要是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人士，而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则在西部地区的所有竞选中获胜。
有七位候选人参加了6月份的总统竟选。克拉夫丘克总统的形势最为有利，但是，观察家对他能否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感到怀疑。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计票结果，克拉夫丘克得到的票数最高，但并没有过半数。他不得不同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再进行一次角逐，库奇马也得到了超过30％的选票。竞争十分激烈，克拉夫丘克的支持者指责库奇马想使乌克兰回到俄罗斯，库奇马的支持者则指出克拉夫丘克要为乌克兰的经济困境负责。7月11日，公民们参加了第二轮投票，库奇马居于领先地位。他赢得了所有票数的52％，取代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然而，两人的支持者地域分明：库奇马所获票数的80％以上来自东部地区，而克拉夫丘克所获票数的87％来自3个西部省份，这3个省份中只有4％的选票投给了库奇马。
尽管在竞选期间出现了政治和地域的两极分化，但是从克拉夫丘克到库奇马的权力交接进行得很顺利。克拉夫丘克及其支持者输得很有风度，证明他们尊重民主程序。就库奇马来说，他很快使全国团结起来，决心加快经济改革，并保证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乌克兰，并且不损害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此，他反对建立任何超国家的独联体协调组织，担心俄罗斯将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应由双边协议来决定。
库奇马还立即着手改善同西方的关系。1994年11月，他正式访问了美国，强调他所保证的改革，决心实现乌克兰成为无核国家的承诺。回到基辅后，他说服议会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给予他广泛的权力以推行改革计划。他还设法筹集了大笔贷款，并从美国、欧共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了提供经济援助的保证，不久之前，所有这三方还因为乌克兰的核政策和它缺少一个可靠的改革计划，而对是否提供援助踌躇不决。
在1995年初，乌克兰仍因依赖进口能源而负担沉重。它欠俄罗斯25亿美元，欠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款7亿多美元，但它仍未找到以出口商品归还欠账的措施。但是，乌克兰实行真正经济改革的前景十分光明，超过了它独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如果乌克兰继续进行改革，外国援助将能有效地减少其困难。
虽然在1994年的选举中出现了分裂，但其结果实际上有助于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最不忠诚的地区选举了新的总统，但这反而促使他进行经济改革，而东部的各派势力到当时为止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提醒了住在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希望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必须避免乌克兰化的政策，并建立一个以各民族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乌克兰国家。因而在1995年，一个客观的观察家可以说，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乌克兰挺过了它独立后的最初三年，经受住了第一次民主考验。如果在乌克兰人民中能够确立一种信念，即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民族，而是忠诚于乌克兰国家，那么它肯定能够维持其独立，并最终成为重要的欧洲国家，享有与此相称的地位。
白俄罗斯：难道你想让我们走回头路？
白俄罗斯的独立看来近乎偶然，尽管少数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决心获得独立，认为独立是恢复民族生机的先决条件。白俄罗斯共产党的许多官员，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领导人，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独立问题，直到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失败使他们突然失去了莫斯科的庇护人。那一打击促使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告独立，并屈服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以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拼写白俄罗斯的国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俄语拼写国名。
然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人并不赞成独立。实际上，他们继续像从前一样统治国家，并焦虑地注视着莫斯科的所有变化，期待这种变化能使老大哥认识到应把他们拉回到大家庭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是议会主席和国家首脑（直到1994年选举出一位总统），他认为白俄罗斯应该独立——毕竟，他是独联体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但他既不能控制最高苏维埃，也不能控制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总理，克比奇是他的政治对手，他还忠实地代表着旧的官僚阶层的利益。
在1992年9月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舒什克维奇向我抱怨说，他无法迫使经济官僚采取哪怕是最初步的经济改革步骤。民族主义反对派试图以请愿书的方式——这是宪法所准许的——敦促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遭到议会的断然拒绝，议会直接违犯宪法的规定，干脆裁定该请愿书非法。然而，反对派对议会的违宪行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对那些按照苏联时期的方式继续管理白俄罗斯经济的人，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挑战。
但尽管如此，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俄罗斯不愿再像苏联政府那样向白俄罗斯的国有工业提供补贴，尽管白俄罗斯人敦促缔结一个使它与俄罗斯结为一体的一揽子协议：建立军事同盟，建立经济协调委员会，订立有关边境地区政权的协议——它看来是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以前，外部补贴曾使白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得以运转自如，缺少外部补贴，使白俄罗斯经受了同俄罗斯一样的损伤，但却没有导致任何改革。1992年，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而这仅仅是开始。1993年，生产继续暴跌。当俄罗斯开始要求它以世界市场价格支付进口的能源产品时，白俄罗斯像乌克兰一样，经受了债务问题的困扰。1993年8月，它欠俄罗斯的债务达3.5亿美元，俄罗斯削减了近2/3的天然气供应。
白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反对改革路线，但它小心地不去得罪西方国家，就像它小心翼翼地讨好俄罗斯那样。白俄罗斯很快便同意从其领土上撤走所有核武器，甚至比协议所要求的更迅速。然而，没有进行私有化进程，使白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不那么有吸引力，它同西方的贸易受到了其支付能力的限制。
1992年和1993年形成的政治紧张局势到1994年初达到了顶点，当时白俄罗斯议会投票罢免了议会主席舒什克维奇。随之进行了总统选举，因为最高苏维埃已经修改了宪法，设置了总统职位。舒什克维奇和他的竞争对手克比奇总理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泽农·帕赞亚克都是候选人。然而，他们都未获得成功。人民对政治争斗和经济管理不善感到厌烦了，他们投票选举了候选人中的黑马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是1991年白俄罗斯议会中唯一投票反对独立的议员。他作为反腐败战士和俄罗斯的朋友参加竞选，虽然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过半数票，但在与克比奇的决定性投票中，他得到了80％以上的选票。尽管卢卡申科善于利用公众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一旦这种情况变得明显，他所任命的人遭到批评，他就开始实行新闻管制。曾在竞选中支持他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成员辞职了，白俄罗斯在1995年再次陷入政治混乱之中。
很多白俄罗斯人认为，同俄罗斯更紧密的结合能够拯救他们。在总统选举前不久，克比奇总理与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签署了白俄罗斯加入卢布区的协议；俄罗斯将控制货币政策，并无偿使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但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按1比1的比价用他们的某些地方卢布兑换俄罗斯卢布。鉴于白俄罗斯卢布当时仅值俄罗斯卢布的1/10，这种兑换显然是非常有利的。然而，由于来自两国的反对，这种谅解很快就瓦解了：多数俄罗斯经济学家和财政官员都认为，这样做代价太高，而且可能控制不住俄罗斯的货币发行量。许多白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为了有限的和一时的好处，而让俄罗斯控制其货币政策。该协议在达成一年后也未能得到履行，而且看来决不可能履行了。
难点在于，俄罗斯不愿意承担同白俄罗斯结成经济同盟的代价，因为白俄罗斯仍保持着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白俄罗斯战略地位重要，它位于历史上从西方入侵俄罗斯路线的两侧，即使如此，它也不值得俄罗斯把其资源投入一个没有竞争力的经济中。当然，渴望白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接受从属于俄罗斯的地位，刺激了俄罗斯“爱国者”的自豪感。但是，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到自豪的结果，这种喜悦便消失了。
1990年和1991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曾进行了几乎是无望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它没有成功，后来它突然看到其梦想出乎预料地实现了，然而它在政治上继续表现出无能。尽管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并不是人民阵线成员，而是个温和的而非激进的改革者，但他献身于维护白俄罗斯独立的斗争，成为人民阵线中有政治影响的希望之星。然而人民阵线从未与他携手合作，在总统选举中，人民阵线反对他当选，从而分散了改革派的选票。像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一样，人民阵线似乎总是把一个可以得到的好人变成理论上最厉害的敌人。
白俄罗斯无论如何需要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尽管那些现在从政治上控制着国家的人亟盼与俄罗斯结成更紧密同盟，但他们首先必须创造出条件使俄罗斯值得这样做。他们不可能靠莫斯科的补贴来维持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因为莫斯科已经付不起了。但如果白俄罗斯建立一种有价值的伙伴关系，进行经济改革，使之能够吸引投资，它将不再需要俄罗斯——除了作为一个好邻居。
康尔多瓦：第五纵队与老大哥
自从摩尔多瓦独立以来，在它德涅斯特河以东的领土上就发生了起义，起义从它与乌克兰接壤的北部边界不规则地延伸到其东部边疆地区。甚至在独立前，一个由俄罗斯族人所领导的分离主义政权就对摩尔多瓦“左岸”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并宣称它是独立的。无论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承认这个“德涅斯特共和国”，其原因，至少因为它看来只代表了该地区人口中的少数，那里的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在人数上都超过了俄罗斯人。但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第14军的领导人支持分离主义政权，并有效地阻止了摩尔多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
俄罗斯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德涅斯特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它不仅没有采取行动，控制随心所欲的第14军，甚至还对蒂拉斯波尔政权提供了经济支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就此与莫斯科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到1995年初，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将在三年内从摩尔多瓦领土上撤走。然而，虽然俄罗斯遵守了这个时间表，但此时那个分离主义政权已经为它所拥有的人数众多的军队获得了武器，这支军队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抵抗西摩尔多瓦军队占领该地区的任何企图。
尽管德涅斯特共和国的领导人声称，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摩尔多瓦俄罗斯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右岸”俄罗斯人的支持，那里的俄罗斯人更愿意同基希纳乌的摩尔多瓦政府打交道。他们的主要目标看来是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权，他们无情地镇压了控制区域内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文化。然而，这块飞地的经济状况在1994年迅速恶化了。地方货币很快就变得一钱不值，许多工厂关门，德涅斯特政权的困难日趋严重，甚至不能向当地的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基希纳乌和蒂拉斯波尔都有充分理由达成协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对此给予强有力的推动，1994年它倡议召开和平会谈，并建议给德涅斯特河以东地区以特殊地位。斯涅古尔总统经常与德涅斯特政权的领导人伊戈尔·斯米尔诺夫会晤，但直到1995年初仍未达成协议。然而，多数观察家认为，如果俄罗斯就此施加压力，斯米尔诺夫将不得不达成协议。
对于摩尔多瓦南部讲土耳其语的加告兹人所发动的较小的分离主义威胁，摩尔多瓦政府处理得更为成功。有一段时间，加告兹领导人曾同河对岸德涅斯特共和国的斯拉夫人政权进行合作，但是在1994年，他们与基希纳乌取得了谅解，决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摩尔多瓦领导人一方面要应付俄罗斯人和加告兹人的反叛，一方面还不得不设法回绝某些摩尔多瓦人提出的同罗马尼亚结盟的要求。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曾在1990年控制摩尔多瓦的政治生活，但在独立前它已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少数派想同罗马尼亚重新统一，但是多数摩尔多瓦人，包括较年长的人民阵线领导人更赞成独立。然而，要求与罗马尼亚重新统一的少数派运动为企图从摩尔多瓦分离出去的“德涅斯特共和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借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尔多瓦政府在1994年3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有95％反对同罗马尼亚合并。公民投票使情绪冷却下来，并使斯涅古尔和斯米尔诺夫得以进行后来的谈判。
由于受到少数派分离主义运动和收成不好的困扰，摩尔多瓦政府开始时实行经济改革的步伐很慢，尽管这看来无疑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尽管存在着国家资格问题的压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力——它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除了中亚各共和国，它是前苏联共和国中领导独立的领导人中仍然在位的少数国家之一：米尔恰·斯涅古尔总统的地位似乎特别牢固，但他是靠政治领导，而不是靠镇压来保持这种地位。
摩尔多瓦现任总理安德烈·桑盖利领导着一个多民族的联盟，他从1992年年中开始担任总理职务。议会发言人彼得·卢钦斯基在1989年和1990年是共产党第一书记。他从1991年起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苏联共产党解散后，他回到摩尔多瓦。在1994年的选举中，他的民主农民党得到的票数最多。尽管他过去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他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但他证明是一位坚定支持市场改革的人，1994年选举后，这一改革进程加快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摩尔多瓦的改革步骤，于1994年和1995年向它提供了大笔贷款。摩尔多瓦货币从1993年底开始使用，它出人意料地坚挺，在1994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从1月份的45％下降到12月的约5％。
自1991年以来，摩尔多瓦政治领导层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面对着敌对军事挑衅和反摩尔多瓦人的暴行，它仍设法在它所控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因而，摩尔多瓦正在多民族的基础上确立它的国家资格。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因为摩尔多瓦政府不希望用军事手段击败德涅斯特河对岸的分离主义者。然而，如果领导人心胸狭隘，手段笨拙，他们的反应很可能是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煽动民族仇恨，赶走少数民族居民，就像跨高加索地区和前南斯拉夫的情况。斯涅古尔总统及其同事们应受到称赞，因为他们坚持和解和不歧视政策。如果摩尔多瓦经济复苏，他们就可能用和平手段控制德涅斯特的分离主义者——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就把分离主义者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
格鲁吉亚：分裂的代价
格鲁吉亚分裂而争吵不休的政治派别，它的难以驾驭的少数民族，它的越来越独裁和乖戾的总统，使它自苏联解体以来陷入到内战之中。
自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于1991年5月以压倒多数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他便开始逮捕其政治上的反对派，并继续试图以武力压服南奥塞梯人。这就导致了1991年8月的政治危机，并使他同若干主要支持者关系破裂，其中包括总理西谷阿和国防部长基托瓦尼。到1991年12月，除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家乡明里利亚之外，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起义。人们聚集到第比利斯，要求他辞职，由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人所控制的武装组织支持他们，反对派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包围了格鲁吉亚议会大厦，那里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避难所。1992年1月4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它已在“反对罪恶政权的民族民主起义中”夺取了政权，两天后，加姆萨胡尔季阿飞离格鲁吉亚，他先飞往亚美尼亚，接着又飞到闹独立的俄罗斯省份车臣，从格鲁吉亚到那里要飞越高加索山脉。..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返回格鲁吉亚，组成协调委员会以统治国家，直到举行新的选举，军事委员会设法阻止了这一企图，尽管如此，格鲁吉亚仍然因意见分歧和政权不可靠的合法性而备受折磨。尽管美国和欧共体在苏联解体时曾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由于那里的政治混乱状况，它们推迟了与它建立外交关系。在进行了几个星期反复而无效的谈判后，反加姆萨胡尔季阿派的领导人邀请住在莫斯科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回来组织新政府。1992年3月初，谢瓦尔德纳泽回到第比利斯，他赞成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各政党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10月份如期举行了格鲁吉亚的议会选举，谢瓦尔德纳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获得了总票数的近96％，当选为议会主席。
谢瓦尔德纳泽尽力团结格鲁吉亚的各个派别，并与各少数民族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然而，他没有控制两个反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缺乏约束的行动逐渐破坏了他使国家实现和平的努力。事实上，国防部长基托瓦尼未经授权，便于1992年夏天进攻了苏胡米的阿布哈兹议会，发动了一场格鲁吉亚军队难以支撑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指挥官们对谢瓦尔德纳泽心怀怨恨，因为他在任苏联外交部长期间，支持削减军备，所以他们像某些北高加索领导人那样，支持阿布哈兹的叛乱分子，到1993年9月，格鲁吉亚军队及20多万格鲁吉亚族难民被赶出了阿布哈兹。当谢瓦尔德纳泽试图结束冲突、同意从苏胡米撤走格鲁吉亚军队及其重炮以换取停火和谈判时，格鲁吉亚遭到了最终的失败。格鲁吉亚的重炮和大部分军队撤离后，阿布哈兹人违反了停火协议，对尚未撤走的格鲁吉亚军队横加蹂躏。格鲁吉亚军队逃离阿布哈兹后，加姆萨胡尔季阿再次发动进攻，迫使谢瓦尔德纳泽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要求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允许俄罗斯有权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在此之前，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俄罗斯帮助格鲁吉亚军队打败了加姆萨胡尔季阿，并维持了阿布哈兹边界的原状。
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谢瓦尔德纳泽领导地位的威胁随着1993年的结束而终结：1994年1月，他的遗孀宣布他已自杀。其他报道认为，他是被他的某些随从所杀，或死于其他方式，除了他的某些最狂热的支持者，人们都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死亡。然而，阿布哈兹的挑战仍然存在：阿布哈兹的民族主义者控制着整个地区，继续阻止格鲁吉亚的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政治斗争摧毁了格鲁吉亚的经济。在90年代初的混乱状况下，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1992年的工业生产实际上已经崩溃，几乎不到两年前水平的1/3。1993年的经济崩溃继续发展，尽管第二年的下降不那么明显——实际上，格鲁吉亚已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准——但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
在加姆萨胡尔季阿死后，格鲁吉亚的政治仍然处于骚动之中。谢瓦尔德纳泽设法击退了逼迫他辞职的多次尝试，并逐步削弱了迄今一直实行自治的军事组织的影响。1993年，田吉兹·基托瓦尼和杜扎巴·约瑟利亚尼——他们两人都拥有私人军队——被体面地解除了在国防委员会中的职务，基托瓦尼所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也被别人取代。后来，基托瓦尼于1995年1月被逮捕，当时他未经批准，就试图率众进攻阿布哈兹。武装盗匪——名义上归政府控制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控制住的武装——的活动渐渐减少了。当丽贝卡于1994年8月访问格鲁吉亚时，她发现人民因战争和经济混乱而感到精疲力竭，但他们对局势的好转仍抱有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起来并维持下去。
事实上，在1995年初，局势似乎就显示出了某种光明的前景，比苏联解体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光明，尽管困难问题仍然不少。阿布哈兹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实体，它仍然阻止格鲁吉亚难民返回家乡，但是俄罗斯的和平调解人强制实行了停火，在联合国调停人倡议下举行的对话也对解决问题提供了某种希望。格鲁吉亚货币就像20年代初通货急剧膨胀时期的德国马克一样，几乎毫无价值：1994年底，1美元可以购买100多万格鲁吉亚“息票”。犯罪团伙和腐败的政府官员仍在掠夺经济中所剩无几的财富。政治活动继续保持反复无常和高度个人化的特点。然而，战争停止了，并存在着开始重建过程的机会——如果能够避免再次爆发严重的自相残杀的冲突。
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面临的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比他就苏联军备问题与西方达成协议、以便使戈尔巴乔夫获得改革机会的工作更为艰难。但是，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宽容和他所具有的礼貌的美德引入他的国家，那么，他将名垂青史，不仅是作为结束冷战的政治家，而且是作为近代格鲁吉亚国家之父。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民族仇恨的代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不仅支配着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关系，而且支配着两国的国内政治。亚美尼亚武装在该飞地的行动日益左右事态的发展。亚美尼亚政府支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但它发现它的政策和经济愈来愈取决于该地区的事件。尤其是，亚美尼亚政府不能迫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好斗分子同阿塞拜疆人讲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都不能使它们的经济恢复正常。
军事成功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领导人敢于抵制要他们妥协的呼吁。苏联解体时，该飞地的战争加剧了，几个月时间内，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就击败了被派去对付他们的阿塞拜疆军队，并强迫阿塞拜疆族人逃走。他们还经阿塞拜疆领土开辟了一个走廊，以保持同亚美尼亚的陆地联系。这些行动迫使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族人离开了家乡，这还不算以前被从亚美尼亚赶走的那些人。..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失败，导致了不止一届巴库政府的倒台。独立后不久，1992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村庄发生了大屠杀，阿亚兹·穆塔利博夫总统被迫辞职。在6月份进行新的总统选举前，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混乱。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布尔法兹·叶尔切贝是位大胡子的东方学专家，他获得了60％的选票，人民阵线在1991年1月曾被苏联军队赶下台，现在重新控制了阿塞拜疆政府。
然而，叶尔切贝担任总统职务只有一年，就被迫逃离巴库，以免遭到其政治对手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阴谋策划，盖达尔·阿利耶夫——他曾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在80年代离开了苏联领导层——在叶尔切贝离开后终于在1993年6月控制了巴库政府。几个月后，他安排了另一轮总统选举，并宣布他获得了98％以上的选票。
阿利耶夫靠着镇压和灵活的策略维持其地位。他试图动员多数派别支持他，但却压制政治反对派和新闻媒介。他舍弃了作为共产党人的过去，宣布了市场改革政策——然而，这一改革难以实现。尤其是，他把阿塞拜疆的经济前途押在了某个国际财团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上，这家由外国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打算开采里海下面的石油蕴藏。然而，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宣称拥有里海海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还要求任何输出石油的管道都应经过俄罗斯领土。1995年仍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和谈判。
正当石油交易为阿塞拜疆的未来展现出某种希望的时候，其经济自独立以来却一直在急剧下降，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复苏的迹象。
亚美尼亚甚至经历了更加灾难性的经济混乱。由于阿塞拜疆的抵制，陆路运输路线大多中断，再加上格鲁吉亚的混乱以及国家还没有从1988年毁灭性的地震中恢复过来，所有人都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然而，私有化和其他改革措施在亚美尼亚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官方资料显示，亚美尼亚经济在1994年开始恢复。据说，工业生产比前一年上升了1.8％，国家收入上升了2.6％。但要使人民感受到他们凄惨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改善还需假以时日。
然而，比起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亚美尼亚在独立的头三年在政治上十分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1991年当选为总统，此时他仍是总统，尽管到1994年亚美尼亚的反对党派变得更为活跃，并开始要求他辞职。他也开始使用高压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例如，在1994年10月的政治危机期间，他对反对派达什纳克党颁布了临时禁令，借口是它包庇从事政治暗杀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达什纳克的领导人否认这一指责。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之前，人们很难看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使它们的经济或政治得到稳定。1995年初，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开始生效，但此前的所有的调解努力都失败了。早些时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接受了一项建议，但它却遭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的亚美尼亚领导人的拒绝。因而对抗仍在继续，对于数百万跨高加索地区的人民来说，对抗不停止，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中亚：实行改革的国家
民族问题困扰着所有前苏联共和国，而哈萨克斯坦所存在的问题是其中最严重的。哈萨克人在独立后控制了权力杠杆，但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中却是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数量几乎同哈萨克人一样多，这个国家也是其他许多民族的家园，例如伏尔加日耳曼人、维吾尔人、乌克兰人和朝鲜人。毕竟，这里在斯大林时代是被流放民族的主要收容所之一，赫鲁晓夫曾将数百万居民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北部从事农业，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牧场。
其结果是，多种民族最终散布在这个国家，俄罗斯人口在北部占优势，而哈萨克人口则在南部和东部占优势。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敌视确实很可能使国家分裂。
1992年，我问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什么因素使他领导中亚各国加入了独联体，尽管他强烈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条约。他回答说，一俟三个斯拉夫共和国决定脱离苏联一事变得明显，他就意识到，如果苏联分裂为一方是斯拉夫语民族，一方是突厥语民族，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尽管他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联盟，但他仍敦促中亚各共和国加入独联体，以防止形成排他性的斯拉夫—基督教集团和突厥—伊斯兰教集团。
他没有说出来、但却狠明显的因素是，这种两极分化将使哈萨克斯坦极其难于保持它的国家统一。某些俄罗斯人已经煽动并吞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1990年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已提议将它作为斯拉夫人联合体的一部分。纳扎尔巴耶夫继续成为赞成加强独联体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并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之有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从未从属于俄罗斯。
在国内，尽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自己是哈萨克人的领导人，但他一再向非哈萨克人，特别是俄罗斯人保证，他们在哈萨克斯坦也不是外人。然而，一些人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开始离开那里，因为实际上，政府倾向于在关键岗位上更多地任用哈萨克人，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人。此外，纳扎尔巴耶夫热情地鼓励散居在国外的哈萨克人返回故乡。不仅邻近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而且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新疆也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在集体化所导致的饥馑中，许多人逃离了新疆。1992年，纳扎尔巴耶夫主办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哈萨克人会议，阿拉木图的名称现在正式采用哈萨克语来拼写，而不是俄语拼写的旧名。鉴于该会议已经为哈萨克人所了解，年轻的哈萨克斯坦显然十分鼓励哈萨克人移居该国。
实际上，在俄罗斯人离开后，哈萨克族的人口继续增长。独立时，哈萨克族人口仅略高于俄罗斯族人，但是三年后，官方统计显示，哈萨克人约占44％，而俄罗斯人只占40％。
尽管哈萨克斯坦拥有广阔的领土，拥有在前苏联共和国中仅次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但它所经历的经济困难与其他共和国是相同的：高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普遍的混乱。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进展比俄罗斯更缓慢，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比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寻求外国的投资。外国投资比他所希望得要迟缓，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但也是因为哈萨克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合作，便难以建立起出口工业，而俄罗斯并没有始终进行合作。例如，哈萨克斯坦西部油田的开发推迟了，当时俄罗斯就建设输油管道的问题提出了不合情理的要求。
尽管有这些问题，哈萨克斯坦仍然保持了政治稳定，比多数前苏联共和国更稳定。纳扎尔巴耶夫保持着国家权威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尽管他在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方面更开明，超过了中亚各国多数领导人所能允许的程度。然而，哈萨克斯坦的新闻界却不像俄罗斯那么自由，许多报道反映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有欺诈、操纵和篡改行为。新议会甚至比其前任更不接受纳扎尔巴耶夫的意见，1995年3月，宪法法院裁定1994年的选举无效，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议会，并宣布举行新的选举。直到1995年，纳扎尔巴耶夫似乎更多地是靠着机敏的政治策略和掌握舆论的能力来进行控制，而不是用压制的手段，但他在1995年的行动使很多人怀疑他已渐渐趋向于经常使用南方国家所共有的独裁方式。
尽管纳扎尔巴耶夫竭力扩展哈萨克斯坦与前苏联以外国家的联系：他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与土耳其和德国的直接航线，发展了与美国政界和企业界领导人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认识到，他的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一考虑不仅仅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及该国的俄罗斯人。问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能够取代俄罗斯的地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除了民族问题的考虑之外，这一因素还促使纳扎尔巴耶夫一再试图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的资格。显然，哈萨克斯坦宁愿同作为更大组织一员的俄罗斯打交道，而不愿使两国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排他性的双边关系基础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纳扎尔巴耶夫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地位的建议，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拒绝或者忽视。但是到1995年，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看来正在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逐步明确其关系。1995年1月，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了16个双边协议，其范围从军事关系一直到经济合作。协议规定，俄罗斯可以继续租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试验区。原则上，这种做法近似于将两国军队合并，它在哈萨克斯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为军事协议做了辩护，他指出，哈萨克斯坦不能够单独操作那些试验设备，而且它从租借中得到的收入有助于改善其经济状况。此外，他知道，敌视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新设立的军事机构也没有好处，毕竟它的多数军官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忠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分为二。
协议还规定设立关税同盟（在最初的独联体协议中就包括这一规定，但一直没有实行），但还不清楚何时开始实施，因为它规定“如果双方相互提供无条件保证，使‘单一关税空间’的外部边界得到有效和可靠的保护”，将取消对它们共同边界的控制。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附带条件，为其控制加盟国家的外部边界辩护。
1995年1月，协议朝着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迈出了一步，但纳扎尔巴耶夫无疑是想以此巩固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如果能够实现，它们将消除俄罗斯人占优势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不满。在关键问题上，纳扎尔巴耶夫毫不退让：他拒绝允许双重国籍，这是俄罗斯的主要要求之一。反之，他提出了合理的两国公民登记程序以及保护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居民如果选择了俄罗斯国籍，就将被作为侨民对待。
在莫斯科签署协议时，纳扎尔巴耶夫说，这些协议证明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欧亚联盟”的想法是可行的。我没有那么自信。在我看来，这些协议（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经谈判所达成的其他协议）似乎证明，在前苏联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双边协议，而不是超国家组织。
哈萨克斯坦东面的小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也不再使用俄语拼写国名，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最出色的改革者，尽管它比多数国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更多。它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基础设施尚未发展到苏联欧洲部分各共和国的水准。与它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是俄罗斯，而不是其中亚邻国，它的经理和行政官员几乎都不是吉尔吉斯人。但它也是唯一一个不是由前共产党官员担任领导的中亚共和国：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1990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当选为总统，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曾多年在科学研究院工作。
阿卡耶夫为吉尔吉斯斯坦设计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它可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俄罗斯的方案相媲美，但是他的任务更为困难。该国的立法机构更感兴趣的是维持旧的制度，而不是改变它，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大部分掌握在前共产党官僚的手里，他们对吉尔吉斯人的民族抱负很冷漠。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哈萨克斯坦更受局限：它位于景色优美但是难以进出的山区，夹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它远离通常的海上贸易路线。古代有从欧洲到中国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旅行，它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角落，但是它同现代贸易关系不大。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各共和国中第一个发行自己货币的国家，但是它的货币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货币那样有实力，甚至比俄罗斯的卢布贬值得更快。它欢迎外国进行投资，认为金矿业和旅游业很有前途——吉尔吉斯斯坦常被称做中亚的瑞士——但它距有希望的市场过于遥远，妨碍了出口的发展。
独立前，吉尔吉斯斯坦就存在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在南部地区发生过流血暴乱，但是自从独立以来，一直保持着民族间的和平。实际上，阿卡耶夫一直坚持给所有居民以公民权，并且平等地对待他们，这使吉尔吉斯斯坦某些主张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然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有些俄罗斯族人开始离开。但多数人没有走，如果得到适当的经济机会，大批人出走的情况似乎不会出现。在1992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以前的伏龙芝）期间，我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管理着一家出租车公司。他说，俄罗斯的亲戚劝他离开吉尔吉斯斯坦，但他决定不走。“我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国家。”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情况不是很好——共产党人仍然拥有太多的权力——但是俄罗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而且我在这里的事业正在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