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他从德国买了一辆用了五年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并把它一直开回比什凯克。“你能买到备用零件吗？”我问他，我知道直到1991年，即使苏联汽车的零件在莫斯科也很难买到，而外国汽车的零件根本就买不到。
“没问题，”他回答，“如果我需要某种零件，我就打电话给在德国的朋友，他就在下趟飞机把它捎来。”显然，他用德国马克支付货款也不成问题，因为吉尔吉斯货币是可兑换的，尽管它在贬值。
在1992年，俄罗斯的企业家可能已表现出过早的乐观，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困难则加剧了，经济困难在1994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作为阿卡耶夫追求民主的酬劳，外国同意提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不足以补偿普遍的生产崩溃。阿卡耶夫指责议会阻挠必要的改革，并安排于1995年初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随着经济继续恶化，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开始攻击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新闻自由。一项新的国家秘密法律甚至禁止报道有关物价上涨、牲畜死亡和道路状况的消息。
1995年2月和3月，吉尔吉斯斯坦公民选举了新的议会，但是新议会看来几乎不可能比旧议会做得更好。在一个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国家里，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简直太陡峭了，以至于代议制机构不可能攀登到顶点。
中亚：独裁专制制度
其他三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反对任何试图建立民主政体的努力。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独裁者所控制，他们采取了比苏联后期的统治者更加严厉的高压手段。塔吉克斯坦遭到内战的破坏，结果使那里也出现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
乌兹别克斯坦是三国中最大的国家，它由伊斯兰·卡里莫夫统治，他在担任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开始确立自己的权威。1990年，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向我保证，他欢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负责的反对党”，并以意志党作为例证。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他镇压了所有与共产党竞争的党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共产党自1991年也改名为人民民主党。意志党和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不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受到折磨和监禁，而且在1994年，乌兹别克特工人员还开始在其他国家绑架乌兹别克人权活动分子和反对党领导人，并把他们带回塔什干审问。
尽管在1994年进行了新议会的选举——它现在称做最高议会，而不是最高苏维埃——但是唯一允许存在的“反对党”也在卡里莫夫的控制之下。新议会看来根本不可能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卡里莫夫的确已宣称乌兹别克斯坦将向市场经济迈进，并于1994年开始对小商店实行私有化，但是国家继续实行从前那种管理方式。在外交事务方面，它力求与前苏联以外的国家建立联系，只要这种关系不影响卡里莫夫的独裁统治，它还同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一起，组成了很多经济联盟，其中多数没有什么影响。
经济统计数字表明，乌兹别克在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经济衰退没有它的邻国那么严重，但是那些统计数字很值得怀疑。官僚们一贯捏造棉花生产数据，他们在整理汇总统计数字时，决不可能受事实的约束。独立的观察家能够发现，没有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乌兹别克的经济比它邻国的情况更好。
与此同时，对苏联时期的生态破坏，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整治措施。咸海日益干涸，化学工业和棉花生长对它造成了损害。虽然5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在1994年1月和1995年2月两次开会研究咸海的未来，但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土库曼斯坦——它们两国抽走了需要留在咸海中的大部分水——都不愿意减少水的消耗量。棉花单一经营——民族主义者对此曾长期加以反对——仍然是经济的支柱。
上库曼斯坦保持着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僵硬的专制独裁制度——甚至在莫斯科已宣布改革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仍阻止任何反对派的发展——并且在那里搞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总统的画像随处可见，鼓励人们佩带有他的肖像的毛式徽章。任何萌芽状态的反对活动都被警察行动迅速镇压下去。1994年，尼亚佐夫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据报道，99.9％的人投票赞成不需要举行原定于1997年的改选，而是让他的总统任期延长到2002年。
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状况比其多数邻国要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有更出色的管理。巨大的天然气蕴藏使土库曼斯坦具有现成的出口产品，尼亚佐夫用出售天然气的所得来支撑经济。1994年，他宣布了在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方案，但它进展缓慢，看来不可能允许发展真正的私营经济，因为那将减弱尼亚佐夫对国家的控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尼亚佐夫对许多俄罗斯人想在土库曼斯坦得到特殊优惠的企图加以抵制。反之，他建立了与伊朗及西方的联系。例如，土库曼斯坦是第一个成为北约和平伙伴的中亚国家。然而，这种联系不太可能转变为普通民众更大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状况。尽管除了俄罗斯之外，土库曼斯坦比其他前苏联共和国赚取外汇更容易，但尼亚佐夫政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是，它足以避免可导致起义的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的状况。
塔吉克斯坦是苏联最穷的共和国，也是运气最坏的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不久，它就陷入内战，数万人伤亡，数十万人成为难民，屠杀取代了经济发展。
内战开始于1992年，交战双方一方是一直统治着国家的共产党官员，一方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联盟。共产党的军队最终赢得了战争，它得到了应政府要求而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某些帮助，但是反对派继续在国外进行政治上的反对活动，并从阿富汗——很多支持伊斯兰复兴党的人在那里避难——进行武装袭击。
现在，俄罗斯的边防军继续保卫着它同阿富汗的边界。战斗是零星的和小规模的，但它继续存在。1994年，联合国倡议塔吉克政府代表与在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举行会谈。尽管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反对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不能在199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而它拒绝承认埃莫玛利·拉赫莫诺夫当选为总统的合法性。因此，当塔吉克斯坦进入1995年时，它的停火协议很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打破。
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要完全依靠俄罗斯，才能继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存在。俄罗斯军队保卫着它与阿富汗的边界，俄罗斯还是它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尽管数量很少。在非俄罗斯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只有塔吉克斯坦继续使用俄罗斯卢布，某些官员还谈到将俄罗斯与塔吉克的经济合为一体。然而，莫斯科对承担维持塔吉克生存的负担持怀疑态度，它鼓励尽力找到一种办法，以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
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在其近邻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政府以及某些中亚国家的政府常常以此为例，说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行为对于该地区的稳定造成的威胁。更靠近那里的人们对此半信半疑：塔吉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党派不同于伊朗那种引人注意的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什叶派穆斯林，虽然塔吉克人与伊朗人语言相近，但是他们对伊朗的毛拉统治持怀疑态度。因此，指责他们代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该地区的进攻，似乎主要是共产党官员的一种借口，以利于他们牢牢掌握权力，并把穆斯林的信徒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即在塔吉克斯坦，穆斯林抵抗组织在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斗争中与倾向西方的民主党派结成了同盟。
就塔吉克斯坦而言，战争看来难以停止，国家也难以得到再生的机会，除非现在的统治者听从劝告，同这个国家的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俄罗斯军队或许能够阻止全面内战再次爆发，但它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该国的战争。如果俄罗斯能以撤走军队、取消经济支持——除非现政权与其对手达成妥协——相威胁，那么，俄罗斯就能够最有效地维护它自己的利益，维护该地区的利益。
俄罗斯的少数民族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在推翻了苏联的统治之后，在其少数民族的处理方面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曾鼓励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要求更大的自由，以削弱叶利钦的权威，利用这一契机，俄罗斯联邦的很多地区开始要求享有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区领导人更关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征税权以及在俄罗斯议会上院中的地区代表形式，但有些人也企图获得独立。
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位于伏尔加河流域，是人口最多的自治共和国，也是最富裕的共和国之一，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和发达的工业基础。它的首都喀山一度曾统治俄罗斯，但自从伊凡雷帝占领喀山后，它就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然而，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鞑靼人既想保持他们的语言，又想——直到苏联时期仍然如此——保持他们的宗教，尽管莫斯科定期进行俄罗斯化和反伊斯兰教运动。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鞑靼斯坦的360万人口中，48％是鞑靼人。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鞑靼斯坦都比1991年独立的某些联盟共和国更大。
苏联解体时，鞑靼斯坦最初拒绝签署联盟条约，它所选择的地位是“与俄罗斯联邦有联系的主权国家及国际法主体”，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与俄罗斯有特殊联系的独立国家，而不是其组成部分。为了强调其特殊地位，该共和国领导人控制了鞑靼斯坦的国有资产，甚至拒绝将税收交给俄罗斯联邦。
叶利钦政府在同鞑靼斯但打交道时，交替使用威胁和谈判两手。最后，在1994年，叶利钦与鞑靼斯坦总统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鞑靼斯坦得到近于完全自治的地位，但是要求它交付若干联邦税，并收回它关于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声明。该条约在俄罗斯和鞑靼斯坦都引起了争议。在俄罗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拒绝接受同俄罗斯的一部分订立条约的想法，而在鞑靼斯坦，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仍然为彻底脱离俄罗斯而斗争。但是条约没有改变，它看来为同那些仍对其地位感到不满的其他俄罗斯地区解决争端提供了一个样板。
不幸的是，莫斯科用来处理与喀山关系的方法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它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发生在车臣，高加索一个很小的共和国。1994年12月，莫斯科试图用军队重新控制该地区，致使那里变成了血腥的战场，并动摇了整个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人们仍将目睹其后果，并对它加以评价。车臣冲突是苏联之后俄罗斯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应对它进行更认真的而不是草率的分析。
车臣：政治的巨大失误还是独裁的复活
1991年事件恰好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开始于一连串的战斗和抵抗，并最终导致了1994年12月和1995年初的大屠杀，当时数千人被杀害，数十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车臣—印古什是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它的人口在1989年约为130万人，它迫切要求在联盟条约的谈判中获得联盟共和国的地位，它是俄联邦中提出这种要求的政治单元之一。它也有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它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很相似。1990年，若干“非正式的”组织建立了车巨人民国民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了德佐卡尔·杜达耶夫为主席。杜达耶夫是车臣人，他在苏联军队中晋升为中将，当时他负责驻爱沙尼亚的空军基地。1991年，该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杜达耶夫开始组织和武装“国民卫队”。当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愚蠢地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8月未遂政变时，杜达耶夫取代了他们。
俄罗斯政府同意，应取代政变前的车臣—印古什政府，但它坚持应该在选举的基础上从事这项工作。然而，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为进行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用武力接管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接着，几乎没有预先通知，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竞选，就举行了“选举”，显然，那只是一个骗局。在控制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后，杜达耶夫很快就宣告独立。
叶利钦的反应是宣布车臣—印古什处于紧急状态，并派遣数百名内务部军队前往格罗兹尼，他们很快就被车臣人抓获并驱逐。与此同时，仍然担任着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卷入到这场争端中，他命令负责内部事务的俄罗斯内务部停止在该地区的行动，说服俄罗斯议会取消叶利钦的法令。尽管俄罗斯议会拒绝了杜达耶夫企图脱离联邦的要求，坚持应保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要求严格控制该地区的武器进口，但它规定只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那里的紧张局势。
杜达耶夫则重申了他的独立要求，并且拒绝与俄罗斯当局进行任何谈判，除非它承认该共和国的独立。他继续努力武装车臣人，俄罗斯政府对执行议会通过的武器禁令似乎无能为力。车臣武装包围并封锁了车臣境内的军事基地。基地的士兵纷纷开小差，到1992年春天，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军官还留在驻地，俄罗斯当局撤走了这些军官，并将武器留给了杜达耶夫。
杜达耶夫不仅缴获了部署在车臣的苏联武器，而且开始从其他地方得到武器。到1992年夏天，车臣已成为武器和毒品交易的主要中心。莫斯科每次试图禁止与车臣作买卖都证明是无效的，武器、毒品和钱自由地穿过防卫很糟糕的边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车臣匪帮加强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勒索商务企业，汇集违禁交易的收入，敲诈那些表面上合法的挂名老板，并用典型的黑社会方式同其对手和叛徒打交道。俄罗斯警察注意到，在杜达耶夫占领了格罗兹尼后，车臣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狂，而且组织得越来越好，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由于俄罗斯议会的阻挠以及俄罗斯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的干扰，两年多来，叶利钦试图不理睬车臣日趋恶化的局势。俄罗斯政府从未承认车臣所宣称的独立，也从未承认杜达耶夫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它的确也做过谈判的尝试。格罗兹尼的答复似乎总是同样的：“只有首先承认我们的独立”，才有可能进行谈判。
然而，杜达耶夫的所作所为，仿佛就是个独立国家的首脑。他的影响扩展到车臣边界以外：他是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迫离开格鲁吉亚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避难的地方，当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重新掌权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当阿布哈兹人起义反对格鲁吉亚的控制时，他也向他们提供武器，可能还提供了战斗机。他设法在俄罗斯境内寻求盟友和“业务伙伴”，特别是在军事部门寻求，他在收买和操纵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方面通常十分有效，超过了叶利钦对它们的控制。
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既丧失了军事选择的自由，也不能施加经济压力，1994年，俄罗斯政府试图利用车臣内部的分裂，它暗中支持社达耶夫的对手乌马尔·阿夫土尔汉诺夫，阿夫土尔汉诺夫企图用武力推翻杜达耶夫。虽然他们得到了克格勃的继任者联邦反情报部的支持，但是阿夫土尔汉诺夫的非正规部队在离格罗兹尼很近的地方，被忠于杜达耶夫的军队所阻挡。这一挫折表明，叶利钦在控制车臣的反叛者方面并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事实上，他已开始退却，因为他的失败加强了杜达耶夫的地位，并使杜达耶夫确信，不需要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1994年12月9日，叶利钦签署了“恢复车臣秩序”的法令，两天后，俄罗斯军队对该分裂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曾预言将迅速而轻易地获得胜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指挥官最初投入战斗的是新征召的士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车巨人似乎不费力就击退了他们的进攻，面对着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和炮击，他们保卫格罗兹尼足有两个月，军队伤亡达数千人，平民死亡或负重伤的更多。仅在格罗兹尼一地，就有10多万居民逃走，潮水般涌入邻近的共和国，隆冬的寒冷加深和扩大了他们的痛苦。
当战争开始造成重大的伤亡、报刊和电视使俄罗斯和世界看到了凄惨痛苦、令人伤心的画面时，显然，叶利钦决定授权在车臣使用武力一事，使俄罗斯处于危机的边缘。它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虚弱，国内行政管理部门的无能以及国家的分裂。它再次使人们注意到，叶利钦易于感情冲动，缺乏权威的手段。实际上，他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误，而且为犯罪暴行开了通行证。
随着民主派在1993年12月的选举中失败，以及叶利钦受公众欢迎的程度逐渐下降，他中断了与很多早期支持者的直接联系，退到了只有少数老朋友的圈子中，其中多数人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据说，这个圈子里的人相信，在车臣的胜利能够提高叶利钦正在下降的权威，他们说服他发动了对车臣的战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他的顾问们就犯了大错，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地征服车臣，而且表现在他们错误地估价了发生在俄罗斯自身的流血杀戮的社会影响。到199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只有9％的人赞成叶利钦行使其职权的方式，只有4％的人认为他处理车臣问题是得当的。
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即叶利钦与其计划实施者所结成的表面同盟，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至1991年的冬天“转向正确方向”一事。某些人预言，叶利钦即将下台，甚至俄罗斯也将要解体。其他人认为将会出现专制政治，从而毁灭俄罗斯来之不易的而且仍很脆弱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如果车臣人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城市搞恐怖活动作为回应，那么俄罗斯当局就可以、而且很可能以此为借口，逮捕并驱逐所有可疑分子。他们认为，俄罗斯公民所得到的少数防止任意逮捕的保障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对言论、集会和政治活动的限制。即使这些事情不发生，很多人也担心，叶利钦的同事很可能以车臣灾难之后的政治混乱为借口，推迟或取消原定于1995年12月举行的国家社马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
随着1995年春天的临近，俄罗斯看来很可能向更糟的方向转化，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从国家总体来看，车臣的悲剧不仅产生了恶棍，也产生了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俄罗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科瓦廖夫，当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格罗兹尼并停留在那里时，他前往车臣，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暴行，并为此作证。从整体来说，俄罗斯的新闻媒介曾长期受到苏联政权的压制和束缚，但它在车臣问题上真正成熟了，它报道有关的事实，驳斥虚伪的政府声明。《消息报》以前是虚夸不实的宣传机器，现在它的头号标题倾向性鲜明，比大多数西方的报纸更大胆，例如“军事狂热与蓄谋的牺牲品”，“在这种战争中，甚至胜利者都将受到审判”。
只要俄罗斯还有新闻自由，政治领导人还能够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民主政治就还有机会。但是，车臣战争所激发的情绪，导致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批评叶利钦者的新的压力，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谴责了新闻媒介和谢尔盖·科瓦廖夫一类人权发言人，他的言论就像国家杜马中的某些右翼议员。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打击来自对利斯特耶夫的暗杀，弗拉基斯拉夫·利斯特耶夫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他最近受命负责俄罗斯主要的电视网，1995年2月，当他离家前去工作时，中弹身亡。没有很快找到暗杀者，但是暗杀利斯特耶夫一事，使日益严重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994年和1995年初，国家杜马的两名议员、几个著名的商人以及至少一名新闻工作者被谋杀，没有逮捕任何最终应对此负责的人。
叶利钦对利斯特耶夫被谋杀一事的反应，是罢免了莫斯科的警察局长和首席检察官，并打算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然而，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反对将他们罢免，认为那是不合理的，他指责叶利钦企图用那些诚实正直的专业人员作替罪羊，而同时却放过真正的罪犯。许多民主派人士也对侵犯公民自由的倾向感到焦虑，他们不赞成以同犯罪作斗争的名义，取消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担心，独裁主义势力正在利用公众对日趋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无比义愤建立警察国家。他们甚至隐约暗示，诸如弗拉基斯拉夫·利斯特耶夫一类引人注意的暗杀很可能不是犯罪组织干的，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证明镇压是合理的，正像斯大林曾经以谢尔盖·基洛夫（许多人相信是斯大林策划的，尽管没有得到证实）被谋杀为借口，在30年代发动了血腥的肃反运动那样。
这些问题到1995年春天仍没有得到解答，但是，入侵车臣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对著名人物的暗杀，标志着苏联之后俄罗斯领导者的重要失败。俄罗斯民主派尽管勇敢地挺身而出，反对当局使用武力，但他们已普遍证明没有能力从事必要而枯燥的制度建设工作。当他们在1991年底和1992年掌权时，他们未能采取有效的步骤改革官僚体制——包括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并开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更有效的执法机构。他们企图以宏观经济学公式为指导来改革经济，而没有创立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没有考虑民意。在1993年12月的选举中，他们过分自信，把时间都用于在他们之间争论秘密计划，而没有直接而且切合实际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俄罗斯人民。
叶利钦总统对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习惯于避开日常的管理问题，而且从1994年起，他在少数密友的怂恿下作出了缺乏充分依据的决定。到了1995年，人民要问，他是否仍然能够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像他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或者他是否将在耻辱中结束总统任期。不幸的是，他对选择继任人问题没有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他倾向于同他的支持者保持距离。
为了说明叶利钦在1995年的立场，我回忆起他在1992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许多人声称要为他辩护，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我避免与他们亲近，”他解释说，并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了一个圆圈，接着又从圆圈放射状地画了许多条线，就像车轮的辐条。“这样，”他继续说，“我就能在我希望的时候利用他们，但是他们不会控制我或者做我的代言人。”
在1991年和1992年，这种态度使叶利钦那些成分杂乱的追随者中的任何一派人都不能够控制他，但它也逐渐损害了他的同事们建设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党、以开展和支持改革的努力。接着，他同很多最初的伙伴分道扬镳——在1994年出版的书中，他公开贬低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叶戈尔·盖达尔等忠诚于他的人——他似乎受到一伙人的影响，他们倾向使用武力，而不是以说服和合法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的影响不但使俄罗斯的民主主义改革者感到焦虑不安，而且在国外也使叶利钦作为谈判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特别是车臣战争增加了俄罗斯再次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它将毁灭1992年和1993年所发展起来的伙伴关系计划。
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
1992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蜜月之中，它在同美国就削减战略武器的第二个协议进行谈判，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与西方国家协调一致，国际贷款机构许诺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财政和经济援助，尽管它是有条件的。但在1993年，当俄罗斯议会中主张强硬路线者开始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造成了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时，这种美好的感情开始破灭。
这些批评者中的某些人，例如联盟的前领导人——联盟是议会中的一个派别，曾试图迫使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利用克留奇科夫在1991年兜售的那些克格勃的虚假情报，来“证明”美国的恶毒意图。某些人甚至相信克格勃的胡言乱语是真实的，但其他人则是故意利用这些假货，并重新使用苏联宣传机器所制造出来的持敌对态度的西方形象，来挖苦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1992年，俄罗斯没有任何外国敌人，所以反对改革的人不得不制造出敌人。
俄罗斯议会1992年的议长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1990年和1991年，他是使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的推动者之一。他在1990年时曾使我感到震惊，当时他乐观地预言苏联不久就将消失，并被类似联合国那样的松散组织所取代。但是在1992年，当他看到反对叶利钦政府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他就开始指责美国伙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策划了肢解苏联的阴谋，他有一次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曾允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200亿美元以肢解苏联，但布什又违背了诺言，没有提供这笔钱。
1993年，反西方的主题受到了“右翼”“爱国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强有力的宣扬，两者的方案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论点是，前苏联地区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是西方的阴谋造成的，西方企图收买或者欺骗俄罗斯领导人肢解苏联，然后使残存的俄罗斯处于衰弱状态。他们打算断绝同西方的联系，重申由俄罗斯控制前苏联领土，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为此使用所需要的一切手段。
俄罗斯民主主义改革者一方面拒绝使用武力，拒绝进行领土扩张，但其中一些人也开始打出了一直为“爱国主义者”所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牌。他们关注居住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内的俄罗斯族的地位，要求俄罗斯政府承担保护他们的明确责任，既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也避免因俄罗斯人大批返回造成经济和社会负担。他们特别关注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因为多数人承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并没有不公正地对待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族人，尽管那两国也宣布了最终权利。
由于超级爱国主义者的煽动，以及来自自己营垒的意见，叶利钦开始对相邻的前苏联共和国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常常就像是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1993年选举后，民族主义者的突出表现使叶利钦的夸张言辞变得更加刺耳，但甚至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鼓励、至少是允许俄罗斯对某些国家进行恐吓。
在就俄罗斯军队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出问题举行谈判期间，叶利钦一再将撤军问题与居住在那两国的俄罗斯族人的地位问题相联系。他要求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允许其公民享有本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如果他们本人希望这样的话。他没有对驻摩尔多瓦的第14军支持分离主义的“德涅斯特共和国”的行动加以阻止，他默认了在阿布哈兹的俄罗斯指挥官对局势的干预，为了证明干预阿布哈兹是合理的，最初的理由是保护当地的俄罗斯人不受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战争的伤害。他批准了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干预，有效地保护了执政的独裁政权。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国防部还是俄罗斯外交部，都表现出相同的思想，赞成在前苏联领土范围内保持俄罗斯的霸权。在1994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叶利钦看来支持宣布俄罗斯有权在独联体国家进行单方面干预，他当时说，俄罗斯与它们的关系不仅是“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血缘关系”，并且宣称“俄罗斯联邦肩负着主要的调解责任”。
尽管俄罗斯的某些行动已处于侵略的边缘，但是叶利钦始终拒绝对俄罗斯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尽管俄罗斯议会敦促他这样做。到1994年8月底，俄罗斯军队撤离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虽然俄罗斯仍对那里的国籍法感到不满。俄罗斯政府通过谈判，与摩尔多瓦达成了撤出第14军的协议。俄罗斯一再重申尊重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完整，不仅在双边会谈中这样表示，而且在有联合国等第三方参加的会议上也这样表示。
然而，进攻车臣一事看来表明叶利钦已改变了政策。虽然车臣在法律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使俄罗斯总统有权采取进攻行动，而如果承认车臣独立，他就无权那样做——但他诉诸武力一事表明，如果争论变得激烈，他很可能乐于在边界之外采取同样的行动。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可能是不必要的。要征服车臣是很困难的，这场战争在整个俄罗斯极为不得人心，这就使今后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不经受可怕的损失和破坏，俄罗斯军队甚至无法使一个小小的造反省份屈服，它怎能被用来有效地对付一个决心抵抗的独立国家呢？事实上，它在这样做时不可能不威胁到俄罗斯自身的领土完整。1995年，俄罗斯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在俄罗斯的政治机构、经济和整个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倾向，难以有把握地预测它的短期发展。可能的事态发展是：或者当局采取进一步的镇压行动，那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自由；或者社会将经历另一次改革的阵痛。由于当局正尽力解决随着俄罗斯帝国、共产党权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产生的错位和混乱，或许以上两者仍旧是兼而有之，然而，有两件事情看来就像是人类的本性一样确定无疑：
1.苏联制度不可能重建。从前允许这一制度存在的环境已经消失了，甚至在其鼎盛时期，它也竞争不过自由经济。试图走回头路——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必将失败，最终它将变为前进的压力。
2.俄罗斯帝国不可能重建，即使俄罗斯人民在感情上依然留恋那个难以理解的过去，并受到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周期性的欺骗。只有健康的俄罗斯经济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帝国，但如果俄罗斯又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它的经济创伤就不能治愈。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对于第二种主张的反对意见，因为我从很多我尊重其判断的朋友那里听到过这种意见。他们通常这样说：“你一定是又瞎又聋。难道你没有听到很多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和——甚至更为不祥的——军事领导人所说的话吗？他们不仅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而且正在为此而策划，并且愿意使用任何所需要的手段。他们不必侵略其他国家。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开始全面干预前苏联地区的事务：在塔吉克斯坦驻扎军队，鼓励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起义，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继续交战，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作出它们不可能接受的让步。他们谋求在前苏联共和国充当唯一的‘执法者’，甚至厚颜无耻地要求其他共和国为此付钱，事实上，他们当时所想的是在国外获得免费的军事基地。他们的经济政策同样是帝国式的，即要求独占从殖民地征收的贡品。俄罗斯反对阿塞拜疆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尽管俄罗斯的公司也参与了这项交易。它把里海看作俄罗斯的内湖，而不是由若干主权国家所环绕的水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始终想重建帝国。”
这些事情大部分是真实的，但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它忽略了某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俄罗斯已经支撑不起一个帝国了，无论这个帝国是怎样建立的。如果20世纪教会我们什么事情，那就是使我们明白，帝国是一个昂贵的负担。当英国和法国抛弃了它们帝国的属国时，它们的经济得到了改善。虽然俄罗斯的顽固分子仍在唱着重建帝国的高调，但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达到这个目的财力了。正如白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所了解到的那样，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负担另一个属国，即使这个国家自愿成为它的属国。
此外，俄罗斯欺侮其邻国的大多数举动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行动使独联体成为一个国家实体变得更加困难，并使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放慢。即使俄罗斯的某些邻国被迫同意俄罗斯有权在其国内保留军事基地，享有其他特殊优惠，但它们很可能也不允许俄罗斯直接控制其内政和外交。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人指出，俄罗斯可以成为帝国，也可以成为民主国家，但不可能同时身兼二任。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俄罗斯的长期选择是处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独裁所威胁的不是其邻国，而是俄罗斯自身。试图重建帝国更可能的结果是俄罗斯的分裂，而不是对邻国的征服。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对所有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内部民族问题是主要的挑战。外部因素可能使局势复杂，也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创造它自己未来的手段。它们将保持独立，只要它们真正渴望独立，但只有当它们决定了其身份和方向、建立起得到其人民忠诚的国家、而不是使国家变为单一民族或政治和经济小集团进行压制的工具时，它们才可能繁荣兴旺。
当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推动后者的是内部改革的需要——在一条道路上汇合时，冷战结束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社会的开放，为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扫清了道路：但它只是扫清了道路，而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某些继承者，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建设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民主社会。其他国家，例如中亚的几个国家，倒退并且蜕变为僵硬的专制政权。还有一些国家因冲突和内战而分裂。但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它们拒绝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样进行迅速的转变，并且有着很多困难的问题，但它们仍有潜力加入世界经济，建设文明社会和民主制度。如果它们取得成功，它们将对其邻国产生强有力而积极的影响。
至于俄罗斯，从长远来看，它必将进行改革或者走向解体。真正的改革将需要时间——估计很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而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改革无疑会遇到挫折，但是俄罗斯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能够仅仅作为这个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实现它的潜力。与它所不能控制的世界隔离很可能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遗产，但是俄罗斯的历史遗产中并不是只有这些，如果俄罗斯想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决不能允许继续保持隔离和孤立状态。
那个开始了这一切的人现在的情况如何？从1991年12月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担任设在莫斯科的社会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的主席，它通常称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它是叶利钦强迫戈尔巴乔夫辞职时所提供的特别补偿。但即使是苏联的消失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也没有停止两个人之间的竞争：戈尔巴乔夫偶尔公开提出批评，叶利钦的反应是在几个月内剥夺了基金会的大部分财产，撤消了前总统的汽车和保安人员。
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就社会问题发表他的见解，不过，他在1992年断然拒绝了法院要求他为一个案件出庭作证的传票，在该案件中，叶利钦对共产党的禁令受到了挑战。有时候，他甚至暗示，他可能参加预定于1996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竞选。然而，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不要参加竞选，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机会。1991年时，多数公众对他抱有敌意，现在则认为他无足轻重，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可能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莫斯科的《独立报》每月对政治观察家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评出100名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1994年，戈尔巴乔夫并列第86名，1995年，他根本没有进入排名。
戈尔巴乔夫的大多数朋友发现，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容易适应一个骚动的新社会。在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的震动下，年轻的外交官戴维·切克瓦伊泽曾仔细考虑自己的前途，现在他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处理维和问题，他的这一职位属于格鲁吉亚在联合国的配额。
大事记
1985年
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3月13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转交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举行首脑会晤。
3月25日：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回信送抵华盛顿，其基调是和解的，但并无多少具体内容。
4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一项改革经济管理制度的决议，推选切勃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华沙就华沙条约正式延长20年达成协议。
5月16：美国宣布与苏联达成协议，两国将就地区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
5月1日：里根致信戈尔巴乔夫，敦促和谈。
5月14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外长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会晤。
7月1日：戈尔巴乔夫的对手罗曼诺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叶利钦被提名进入书记处。
7月2日：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任外长；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7月3日：美苏宣布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9月27日：谢瓦尔德纳泽会见里根，就日内瓦会晤进行磋商。在莫斯科，雷日科夫取代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2—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一次使用5日：了“合理足够”一词，宣布与中导协议脱钩，反对把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11月1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就有关战21日争与和平问题达成共识。
12月24日：叶利钦取代格里申就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1986年
1月1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交换新年贺辞。
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建议到2000年前全面销毁核武器。2月11日：苏联最有名望的政治犯之一安纳托利·沙兰斯基获释，并被驱逐出境。
2月18日：叶利钦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其方向。
3月6日：与前届大体相似。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心病”。
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放射性物质大面积扩散。随后几天，对直接受害地区的群众进行疏散工作。
4月29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中断的美苏商业航空业务开始恢复。
5月23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主持会议，讨论“新思维”。
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发表演讲，谈“政治体制改革”。
8月23日：美国记者尼古拉·丹尼洛夫在莫斯科被捕，这是对美国逮捕一名苏联间谍作出的反应。
9月15—苏联媒体报道了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举行的18日：“肖陶夸”会议，会上美国发言人阐述了不承认政策。
9月17日：美国驱逐25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以示对逮捕丹尼洛夫的抗议。
9月29日：丹尼洛夫离开苏联：被捕的苏联间谍根纳季·扎哈罗夫获准离开美国，此前他保证对间谍罪“供认不讳”，同时苏联政府同意释放政治犯尤里·奥罗夫并允许他出境。
10月11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12日：晤，就大部分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但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