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开始攀登一座山峰，他甚至看不见山顶。
——鲍里斯·叶利钦1989年
我在1985年仍然相信制度是可以改进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2年
计划的艰难、成功的不确定及执行的危险，都不亚于试图引进新的制度..
——马基雅维里1514年
1985年3月10日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的去世本应成为当天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但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新闻媒介并未中断它已安排好的节目。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决定，在继任者选出前，不宣布契尔年科的死亡。政治局当晚开会做出了选择，并于次日召开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加以确认。飞机当夜从苏联各地起飞，载着党的首脑前往莫斯科参加秘密会议。一位资深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要一直从加利福尼亚飞回去。他是唯一有幸在部分航程中乘坐美国空军飞机的政治局委员，美国空军飞机把他从旧金山送到纽约，一架苏联飞机被派到那里接他。
事实上，组织紧急运送谢尔比茨基一事，为我们在华盛顿提供了有关契尔年科去世的最初消息。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很差，我们曾常听到有关他去世的谣传，但最后都证明是不可靠的。当时我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有关苏联和欧洲事务，刚好在两天前，即3月8日，我给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最新的传闻看来是可靠的，总统应该就届时是否去苏联参加葬礼一事做出决定。
丽贝卡和我当时正前往马里兰东海岸瓦依种植园内的阿斯彭学院会议中心，参加一个有关美苏关系的周末讨论会。我在星期天下午回到家，电话正响着。来电话的是马克·帕尔默，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他负责苏联和东欧事务。他告诉我，我们接到请求，请我们帮助谢尔比茨基迅速返回莫斯科。我同意请求白宫授权空军把他送到纽约，在那里有一架苏联飞机接他，我们还就此事的明显含义进行了讨论。接着，我们两人都收拾行装匆忙前往莫斯科，参加又一个葬礼。
尽管有我们的帮助，但谢尔比茨基仍然到得太迟，没有参加那两次会议。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首脑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也没有及时赶到。这两位共产党保守派官员没有参加关键性会议一事，使人们后来推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当选，是以5比4的微小优势战胜了莫斯科的共产党首脑维克多·格里申的。
这份有意思的报告是为苏联政策问题的专家写的，它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其他直接参加会议的人都否认这种说法。
问题并不在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坚定地支戈尔巴乔夫，而是在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在3月10日的会议上没有投票权。
实际上，在1984年和1985年初，格里申就通过阴谋手段，想使自己被提名为契尔年科的继承人。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勃列日涅夫时代一定还会再持续几年。但是格里申在1984年有关继承人问题的斗争中失败了，当时他没有得到有影响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乌斯季诺夫在12月去世一事，使格里申的希望死灰复燃，他企图得到契尔年科的认可，为达此目的，他利用其势力范围内的新闻媒介，进行了臭名昭著的阿谀奉承活动。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各方面都依靠其智慧战胜了格里申。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中负责人事的书记，他有计划地安排戈尔巴乔夫的潜在支持者担任全国各地的州级共产党首脑；如果政治局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的票就是决定性的。契尔年科对情况了如指掌，因而他根本不注意格里申拍马屁的举动，也可能他曾极为严肃地加以抵制：他没有阻挠戈尔巴乔夫有效控制中央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努力，除了戈尔巴乔夫，他没有再提名其他继承人。这可能并不是很重要，但它将给戈尔巴乔夫赢得全票带来许多麻烦。有一点更为关键，戈尔巴乔夫设法使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站到他的一边。
此外，契尔年科去世时，如果不是立即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的敌人，包括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共产党首脑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就可能密谋互相吹捧。戈尔巴乔夫的迅速行动阻止了这种企图。
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头一个得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坚持应毫不拖延地做出决定。他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离开房间，直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由他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按惯例由明确的继承人担任），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为总书记。
第二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匆忙召开会议。它只能确认政治局的推荐，因为没有任何人做好了挑战的准备。格里申及其朋友们认识到，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可能会使他们立刻很痛苦地退休，因而他们与其他人一道投了赞成票。
过去领导人的幽灵
契尔年科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糟，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是第三个这类领导人了。在他前面，勃列日涅夫庸庸碌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短暂任期内疾病缠身。从一切客观标准来看，人们早就期望着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
10年来，苏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都是年迈而自满，他们缺乏创造力并坚决镇压任何有新思想的人。
勃列日涅夫是个沉闷的政治寡头，即使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他喜欢谄媚、奉承、奢侈品、高速轿车和年轻女人。他用权力分赃的方法笼络党的官僚，以维持其统治。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排位紧随共产党权势集团之后，每个有影响的利益集团都分享到其中的一份。斯大林的恐怖、赫鲁晓夫的轻率试验，都导致散发着臭气的腐败。统治者之间的个人联系决定了一切。
安德罗波夫是帝国的最高“执法者”，他担任克格勃首脑达15年，他利用所掌握的有关腐败问题的情况削弱勃列日涅夫派，竭力争得了权力。但这时他的肾出了毛病，才一年多时间他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安德罗波夫曾推荐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其继任人，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派进行了报复，他们排挤了戈尔巴乔夫，代之以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契尔年科。
我第一次见到契尔年科是70年代初在华盛顿。
我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苏联事务，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外交官与我联系，要求对即将来访的人给予特殊接待。当时，我并不知道契尔年科其人，他们解释说，他在中央委员会负责档案，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之一，那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位。他对美国国务院如何归类和分发函件很感兴趣，因为他正在寻找改进苏联有关系统的方法。
我不知道国务院安全官员能否同意让苏联官员参观密码间，但我同意问一下。
使我惊讶的是，我们的人认为此行没有问题。实际上，他们力图尽可能好地接待他，在他参观期间不处理任何机密函件，并安排用无关紧要的和不保密的文件演示如何对文件进行分发、归档和使用可恢复程序。
契尔年科根据商定的时间准确到达，他的圆脸上堆着憨厚的微笑，就像丘比娃娃的笑。他衣服崭新，皮鞋亮得耀眼，我甚至怀疑是漆皮的。在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我和我们的通讯专家陪同他参观了国务院的设施。他对所有向他介绍的情况都仔细倾听，问一些有关分发系统和计算机工作情况的问题，并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一再表示感谢。
以后，我只在远处看到过他。在政治局参加的公开集会上（例如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总是正好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后面，有时被叫出去拿文件夹。他总是先把它交给勃列日涅夫，然后再拿给其他几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每个人在文件上签名后还给他，他再交给下一个人。显然，他只是负责保管文件而已。因此，勃列日涅夫把他提拔到政治局令人感到很惊奇。他看上去并不是负责制定政策的那种人。但在当时，勃列日涅夫就是那样办事的。个人关系决定一切。
契尔年科被勃列日涅夫派选中，以推迟他们认为安德罗波夫及其一派想要进行的变革。他无疑是最高层中的一个消极，平庸的人。但是，与他的某些前任不同，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拒绝支持政治局中那些想取消戈尔巴乔夫继任资格的人。
3月11日中午刚过，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终于向世界宣布了。几小时后，在晚间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塔斯社宣布，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一天新闻报道的中心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契尔年科，其意义第二天早晨便为苏联报纸的读者所知，他们发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消息登在报纸的第一页，而契尔年科的讣告在第四页。
3月13日的葬礼看来只是走过场，或者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葬礼为由，赶往莫斯科拜会新的总书记。美国的代表是副总统乔治·布什，因他曾参加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但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都亲自前来参加葬礼。在进行了简短的礼节性拜访后，他们都同意撒切尔夫人的判断（上一年12月，她曾在伦敦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是一个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
新的首脑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人们都不想看到苏联帝国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正像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当时所说：“他步履矫健，谈笑风生，衣着合体。”因而他使世界感到惊奇和迷惑。
在华盛顿，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比对他的那些前任在就任时了解得略多。长期以来，苏联新闻媒介一直被禁止宣传政治领导人的私生活。情报机构不得不设法一点一滴地搜集这种敏感的情报，比如某位政治领导人有几个孩子，他们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等等。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美国白宫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以弄清他的夫人是否仍在世，以便发去唁电。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但不清楚他的夫人是否仍活着。
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要多些。我们知道他毕业于苏联最著名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因而可能比他的前任受过更好的教育（列宁是个有争议的例外）。他来自农村，在共产党机关中开始其政治生涯。他设法克服了曾主管苏联农业的政治上的不利条件。比起他的前几任领导人就职时的情况，他去国外旅行得更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也享有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他的夫人赖莎很有魅力，她衣着得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上很活跃，与前几位第一夫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背景和个性在很多方面仍是个谜。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往一般避免接触外国人；因此，甚至没有什么人见过他，更不用说了解他了。
1975年，当美国驻苏大使离开时，我曾临时负责驻莫斯科使馆事务，我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我特别请求拜访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位年轻的（我们几乎是同龄人）、以试验者和政治“新人”而著称的官员。我希望，他不像大多数州那些墨守成规的领导人，而能破例接见一个美国外交官。但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接待我的是州政府首脑，他安排我在该地区进行了经过精心选择的旅行。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坐汽车和出席宴会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同其他州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1985年5月，即在那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过了10年，我终于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机会出现在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是一位有魅力的前牛仔，仍酷爱在竞技活动中骑马，两年后从马上摔下来，悲惨地死去。他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来自产马的农村地区，就带了美国西部马鞍作为礼物。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物，机智地避免提到他早年曾是一名拖拉机手，而不是骑手的经历。
新任总书记与我们的会见有两个多小时。我曾就近观察过他的若干前任。和他们相比，他非常能说会道。他坐在勃列日涅夫曾使用过的长条桌旁，面前放着文件夹，那或许是准备好的提要。但他从未动它们。以前，当勃列日涅夫专注地看放在他面前的稿子、试图弄明白眼前模糊不清的字母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曾发生令人尴尬的停顿，现在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也不再出现助手纠正领导人口误的现象。
戈尔巴乔夫控制着谈话；他对客人的每个问题或评论都要发表看法。然而，他看来确实在倾听，他的答案也并不总是我们在前苏联领导人那里经常听到的那种老生常谈。例如，他没有宣称他们有最好的制度，他还动感情地谈到需要改进经济管理方法。但是，他在谈话中也进行了某些辩护。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最近所说的苏联不再能满足人民对食物的需要的话，他进行了抱怨。
我记得，他当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为什么你们总是贬低我们？英国或德国也必须进口食品才能满足其人民的需求，你们为此而谴责过它们吗？我们的确满足了人民的食品需求，像它们一样，我们进口了某些食品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付了钱，付了现金，就我所知，你们的农民并没有拒绝拿这些钱。至于所涉及的产品，我们所生产的小麦比你们更多，即使按人均计算也是如此。我们的问题是浪费得太多。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正在就此采取措施。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的农民就将失去一个主要的市场——但那是你们的问题，或许我们将不得不忍受说我们不能满足人民食物需求的恶意嘲笑。”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骄傲、严阵以待、在辩论中很机敏，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我后来对华盛顿的同事说，美苏会议开始有趣了；也许那种沉闷、令人昏昏欲睡、无休止地倾听和重复同样论点的会议，现在要被更有活力的辩论所取代。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在个性上与其前几任领导不同。他还决心改变制度，而勃列日涅夫派则要使之永远存在下去。
然而，他的辉煌的100天改革并没有对国家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首先，他的政治地位不稳定，其次，他的计划有所局限，没有涉及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1985年，他仍然相信能够用修补制度的办法来治理好国家。
1985年春，残存的勃列日涅夫派仍据高位。自从勃列日涅夫死后，还没有举行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因此，党中央委员会为极端保守的人所把持。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得太快，他作为总书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
从外表来看，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通常显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强有力。通过狡诈的和冷酷无情的手段，斯大林实现了独裁统治。然而其继任者中，没有任何人去设法做到这一点。那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人们心头留下了创伤，从那时起，斯大林的继任者确信，共产党的寡头政治能够使独裁得到控制。这种做法绝不是什么民主政治，而更像是暴徒之间相互防范的盟约。
总书记既没有固定的任期，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威。他的权力来自他对大多数同事进行说服、哄骗或胁迫的能力。一般来说，“多数”意味着意见一致，而不是变动的票数，它通常取决于默认，而不仅是得到51％的票。在理论上，如果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支持并建议选举其他人任总书记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可以罢免原总书记。但在实际上，只要政治局的多数派同意，就可以罢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只有罢免了他的主要对手，或至少是罢免了足够多的对手，并提拔那些准备支持他的人，他才能拥有可靠的多数，才能够进行领导。
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一年后，他的地位已像其前几任领导人那样稳固，而仅次于当年处于权力顶峰的斯大林。如果他后来没有着手改变制度，他本来可以比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间更长。
1985年4月，在就任总书记6星期后，戈尔巴乔夫经过策划，选举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从而得到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后来，戈尔巴乔夫同这三个人断绝了关系，但在当时他们还是支持他的。
到7月份，他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把最可能威胁其领导地位的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从政治局赶走，罗曼诺夫是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首脑，他以傲慢、独断和粗野而闻名。据传闻，他的姓是郑重地取自最后一个沙皇王朝的姓，他还随意取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前沙皇的收藏品。据说，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胡闹的客人曾打碎了一些特意从博物馆“借”来的珍贵的有历史价值的瓷器。
赶走了罗曼诺夫，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重要的提拔：鲍里斯·叶利钦进入党中央书记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表示将亲自负责外交政策。安德烈·葛罗米柯曾担任了28年外交部长，既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也负责执行，他被“明升暗降”，担任了受尊敬但却无权的挂名的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曾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对他很了解，因为格鲁吉亚邻近斯塔夫罗波尔地区。
到秋天，雷日科夫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最顽固的对手之一、80岁的尼古拉·吉洪诺夫，担任了总理。到1986年春天，高层领导中残留的勃列日涅夫派已经调离、退休或者安排到政治上不重要的位置。1986年2月，共产党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它导致了党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重要变化。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这是比以前历次党代表大会所发生的更为重大的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太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央委员会仍然极为保守。
改革派后来认为，党代表大会提早了一年，他们感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准备”，确保由志趣相投的官员占主导地位。看来，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对他打算进行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因而他不可能知道谁会支持他。即使他了解其改革方向，他也难以在共产党的上层发现对其改革有帮助的人。旧制度的提拔过滤系统仍在照常运转。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在就任总书记第一年所采取的加强个人权力的斗争，是极为漂亮的政治行动。即使某些尖锐批评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曾指出：“在改革计划刚刚提出的最关键时刻，他表现出惊人的手腕。”
领导班子成员
1985年底，戈尔巴乔夫关于国内政策有两个最重要的助手，他们是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
雷日科夫比戈尔巴乔夫年长1岁半，55岁时被任命为总理。与高层领导中的多数同事不同，他没有在共产党机关中度过其主
要的职业生涯，而是作为工业的、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管理人员而得到提升。他曾在苏联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巨大的乌拉尔机器厂工作了25年，并最终担任了其领导。1975年，在勃列日涅夫的权力鼎盛时期，他来到莫斯科，担任重型机器制造部部长，接着又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重工业和武器制造工作。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让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党务工作，1982年任命他为负责经济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10年后，雷日科夫对我追忆此事，他说他对调做“党务工作”感到很惊讶，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典型的党内官僚。然而，安德罗波夫坚持要他去，因为他正试图把更注重实际的人集结起来，以便改进工作效率，并同腐败做斗争。
在雷日科夫调入中央书记处前，他同戈尔巴乔夫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从1978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农业问题。安德罗波夫把他们两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们，对专家们就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有助于改善管理的措施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他们共同负责。这项工作未经政治局讨论，而是秘密进行，直到它完成。
该项计划尚未完成，安德罗波夫就去世了，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总书记，他和雷日科夫在办公室的保险箱中已积累了约120份由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成为在1985年4月的全会上公之于众的有限改革计划的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雷日科夫是在斯德哥尔摩。那是1986年3月，他担任出席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葬礼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他同意在城里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身穿剪裁合体、做工考究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戴着雅致的格子领带，看上去就像是在美国任何最大公司的会议室里。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管理众多官僚。当我们处理有倾向性的问题时，他显得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显然非常熟悉苏联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但他只是阐述它们，而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就此进行协商谈判。他的兴趣和责任是苏联的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他热切地谈到外国对发展规划进行投资的前景，并向我们保证减少军品生产，以便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民品。然而，他并未暗示他预见在制度方面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似乎认为，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投资重点的逐渐转移，能够使发展速度正在减慢的苏联经济恢复活力。
当雷日科夫出任苏联政府机构的首脑时，叶戈尔·利加乔夫实际上担任着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当时没有正式的副总书记，但是由利加乔夫主持书记处会议，这使他能够直接掌管日常工作）。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大10岁。像雷日科夫一样，他受过技术教育，但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共产党机构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那红色的脸膛和蓬乱的白发，显示出他在寒冷气候中奔波于户外的经历。安德罗波夫让雷日科夫就任共产党高层职务，把管理专长引入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他也让利加乔夫进入书记处，主管人事安排的工作，以便更努力地同腐败做斗争。利加乔夫名声清白，这一点打动了安德罗波夫。像安德罗波夫一样，利加乔夫也认为应该由共产党来推行改革。后来，当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进行自身的改革时，利加乔夫开始反对他。
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难以驾驭的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的首脑，在1985年圣诞节前夜被任命为主管莫斯科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公认的对手格里申曾任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叶利钦的任务是清除自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以来在这个关键的党组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腐败。他精力充沛，非常认真地投入这项工作，并善于引起公众的注意，不久，他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
一个有限的计划
注明改革的时间在共产党中已成惯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4月，他当选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次会议以“四月全会”而著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批准的计划并不是最终为世界所了解的那个改革计划，即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改革计划，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计划。它应更准确地称为“安德罗波夫宣言”，因为它基本上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
从一开始，某些支持者就敦促戈尔巴乔夫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在办公室里，他公开指派两个有改革思想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负责“四月计划”的最初起草工作。他们被送到郊区的别墅，不受干扰地工作了几个星期，这是戈尔巴乔夫一再使用的办法。据波尔托拉宁说，当戈尔巴乔夫看了他们的草案后，他删去了所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段落。“那是以后的事情，”戈尔巴乔夫说，“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演习。”
戈尔巴乔夫最初采用的口号是“促进”——换句话说，就是加快现已存在的趋势。只要有更严密的纪律、更严格的管理、更少的腐败、更多的节制和对传统管理方法的某些调整，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普通老百姓从两个方面感受到新的政策：努力工作的压力增加了，含酒精的饮料更难得到，更贵了。
消费品短缺是苏联的痼疾，管理人员对雇员花两三个小时出去吃“午饭”通常视而不见。很多人必须花时间排队才能买到每天的生活必需品。为了减少这种现象，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并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把视察员派到商店，以便核实顾客是否从自己的单位溜号。实行更严密纪律的运动本来能够起作用，如果同时增加消费品的话。然而，消费品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仅仅敦促更努力工作的做法激怒了公众。几个月后，这一运动停止了。
1985年5月宣布的反酗酒运动，给公众甚至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酗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采取削减烈酒、葡萄酒甚至啤酒产量的办法，则使情况更糟糕。伏特加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中。1000多年前，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以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为国教，因为他认为，他的臣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烈性饮料。此外，缺乏更有益于健康的消遣娱乐的机会，在有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这种机会。对很多苏联人来说，除了喝酒之外无事可干。
反酗酒政策被推向自我毁灭的极端。中央命令减少含酒精饮料的生产，但在很多地方，官僚们决定走得更远，他们停止了所有饮用酒的生产。在南方，所有的葡萄园都被犁除，尽管消费葡萄酒并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而且葡萄酒在许多非俄罗斯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雷日科夫说，在一年内，官方允许的蒸馏法伏特加的产量减少了一半，葡萄酒的产量减少了近2/3，啤酒的产量减少了1/2。
由于获得含酒精饮料的合法来源受到了限制，许多酒鬼干脆去买非法酿造的酒，甚至是更危险的调制酒。在两年内，糖的消费量上升了14％，正像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沮丧地指出的：“我们都知道它用于生产什么。”
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从1986—1988年的3年时间，国家税收减少了67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1000亿美元。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
尽管限制饮酒的政策在1988年悄悄地撤消了，但它的影响却长期存在。伏特加的产量迅速恢复了，但是葡萄酒的产量却滞后了好几年，甚至到1992年，在俄罗斯的餐馆中也难以得到葡萄酒：唯一的选择常常不是伏特加，就是白兰地，几乎不鼓励人们喝低度酒。
从外表看，反腐败运动的效果更好些。从1985年冬季开始，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在很多共和国和州都以犯有腐败罪为由进行了广泛的清洗。然而，在非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运动常常搞得很混乱，如果将非俄罗斯人免职，即使他们很不正派，但也很可能被看作清洗当地民族，以利于俄罗斯人取代他们。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在1986年12月栽了个大跟头，当时他们以俄罗斯人取代一个公认为腐败的哈萨克族共产党领导人。它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民族骚乱，一些人伤亡，很多人被逮捕。当时，苏联领导人和很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开始政治改革
到1986年夏天，很显然1985年开始的有限“改革”已经无路可走。戈尔巴乔夫开始发表更为激进的讲话。6月，他攻击了有影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夏末，他开始谈到改革政治制度。到那时为止，还很少使用“改革”一词，仅仅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例如“改革经济管理制度”。
那年夏天所流行的另一个新词是“公开性”，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戈尔巴乔夫最初认为公开性是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同反对他改革计划的那些官员进行斗争。
维塔利·科罗季奇曾担任过数年《星火》杂志的编辑，他后来说，当戈尔巴乔夫宣称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部分时，他心里的感觉是“让一个老妓女洗个海绵擦身浴，再穿上干净的衣服，以为这会使她变成处女”。
尽管外界当时不知道，但包装这个老妓女的是前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很早就把他吸收为改革伙伴，1986年，雅科夫列夫开始负责共产党宣传部门，他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新闻媒介的领导。尽管主要任命仍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他能够主动提拔他所选中的人。
1986年春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并遭到错误的处理，它给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机会，把某些活力注入死气沉沉的苏联新闻媒介。当放射性尘埃开始沉降、这场巨大灾难的某些情况开始为克里姆林宫所知时，如果进行改革，那么显然对过去事件过分保密的做法就不能持续下去了。苏联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由于未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正当他们最需要信誉的时候却失去了它。
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是一个突出事例，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已对这类问题掌握了很多情况：即使作为宣传工具，苏联的新闻媒介也一钱不值。报纸和电视迟钝单调，缺乏信息，根本引不起苏联公民的注意；如果他们想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收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些不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要等好几天才能得知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这些消息也是很不完全的。
科罗季奇引进《星火》周刊的方式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他的专业是医生，但他像以前的契诃夫一样，从医学转向文学。开始时，他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写诗，逐渐他转到新闻工作，到80年代，他在家乡基辅出版的一个青年杂志担任了编辑。
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几天，科罗季奇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话。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的出版工作是由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负责监督，而不是莫斯科党中央委员会。打来电话的是他的一个老熟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刚刚搬到老广场的办公室。
雅科夫列夫问科罗季奇，他是否愿意到莫斯科，接管《星火》杂志的编辑工作。《星火》杂志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是最老的连续出版的俄语周刊。有一段时间，它曾经很受欢迎；在30年代，它似乎模仿美国的《生活与观察》杂志：它登载人们感兴趣的文章、短篇小说、一些侍及大量图片。然而，在许多年里，它由整个苏联宣传界最庸俗的两个雇佣文人管理，因而其订户暴跌。雅科夫列夫知道科罗季奇具有独立思想，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力图使杂志更符合公众的兴趣。
科罗季奇并不想离开基辅，他对雅科夫列夫的询问含糊其词，但是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不能驳回的命令：指令他两天后的上午11点到利加乔夫的办公室。
利加乔夫当时负责人事安排，在把候选人的名字呈送政治局正式批准之前，他通常要同他们谈话。与科罗季奇的谈话很短，而且几乎是秘密的；利加乔夫提到，他们调查了科罗季奇的情况，查明他没有建立“个人秘密组织”。他在工作时看来完全不受外界影响干扰。当科罗季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能经得起这种压力表示怀疑时，利加乔夫向他保证，他们检查了他的医疗记录，确信他很强健。显然，利加乔夫的办公室做了彻底的背景调查。
在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后，利加乔夫带着科罗季奇去了政治局的会议室，介绍说他是选为主持《星火》杂志编辑工作的人，并问是否有人反对这项提议。人们都不反对，他告诉科罗季奇，“很好。到此为止”并指着门。
任命科罗季奇时所用的程序，表明在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下如何进行任命工作。一个有着“全联盟”重要性的职位的候选人，要先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这一次是宣传部门），再由主管人事安排（在共产党的术语中称做“干部”）的书记进行复审，最后由全体政治局正式通过。这种任命程序不仅有关任命重要杂志的编辑，而且涉及任命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大型工业公司领导、各州“首脑”、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大使、重要大学校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共产党控制着所有涉及监督其他部门的人员任命工作。工作越重要，所需要的批准级别越高。如果一个机构被认为有着“全联盟”的重要意义，那就意味着要由政治局亲自批准。
当新闻媒介被认为需要恢复活力时，便使用了传统的方法：干脆撤换原有的负责人。但尽管程序是传统的，人员却是全新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显然想创立一个更独立的刊物。他比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更了解有关人员。正如已经发生的情况，新的编辑们所进行的改革，比他们的共产党领导更彻底，但当后者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不能继续按老路走下去了。
科罗季奇并不是从外地引入宣传界的唯一编辑，腐朽的苏联新闻媒介曾由宣传界原来的那些人所把持。在1986年，《莫斯科新闻》周刊、《文学报》、政府的日报《消息报》及有名的月刊《新世界》和《旗帜》也被任命了新的编辑。
尽管这些任命发生时我仍在华盛顿，但我对他们很有兴趣，因为我对大部分有关人员都很了解，一些人是亲自认识，其他人则是久闻其名。我不知道他们将会做什么，但是所有的人看来都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人，是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前他们没有得到施展能力的机会。
我在1970年曾会见过科罗季奇，当时他正随苏联作家团访问
美国。这次旅行后，他回到莫斯科，有时也应邀来吃午餐或参加宴会。我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但当我们谈论政治问题时，他很谨慎（在那个年代谁不谨慎呢？），但也很坦率。
当他后来撰写有关美国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文章和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愕，但并不像我的某些同事那样震惊。为了享受去国外旅行的优惠，他必须做点什么，而且他通常能够正确地理解事实——他言过其实，断章取义，但他并不捏造事实。在我看来，他的诗更能证明他的性格（我可能是美国政府官员中唯一读过这些诗的人）。它表现出一种敏感的和极为坦诚的个性。那对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并不是必要的，但它提供了希望，如果他认为能够蒙混过关，他就会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
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在莫斯科的外交官中享有盛名，他受命主持《文学报》。他曾与赫鲁晓夫在一起工作，关系密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对他的前途是很不利的。此外，他继续做新闻记者，并经常设法在苏联的报刊上偷偷发表一些伊索寓言式的文章。这些文章中通常有一个含义隐晦的寓言，指出当苏联同其他国家产生麻烦时，它也要承担某种责任。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对肆意使用武力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例如，在布尔拉茨基的一个讽刺剧中，他描绘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华盛顿举行的虚构会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拒绝了美国军方提出的进攻古巴的要求，相反，他接受了他的兄弟罗伯特提出的建议，与赫鲁晓夫订立了秘密条约。熟悉情况的读者知道他指的是莫斯科和苏联军队，而不是指华盛顿和五角大楼，他变换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以便他的剧本能够通过检查。万一我们美国人太迟钝，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的意思，布尔拉茨基便会在招待会上把外交官叫到一边，把真相告诉他们。
所以，即使我们不可能知道费德罗在《文学报》将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果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某个人不想看到出现更多的“大胆”文章，那么费德罗就不会被任命去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
我还会见过《新世界》和《旗帜》杂志的新任编辑，但我更熟悉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他们本人。《新世界》杂志的谢尔盖·扎利金已经73岁，是这伙人中最年长的，他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兴趣。他将报道今后的切尔诺贝利和咸海事件吗？
格里戈里·巴克兰诺夫被派到《旗帜》杂志，他也是位著名的小说作家。他擅长写战争小说，这种题材在苏联已经写滥了，但巴克兰诺夫知道如何表现真正的人民。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那类充斥于大多数苏联战争小说中的刻板模式，而是同真实的困难做斗争的可信人物。在70年代，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它的坦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克兰诺夫可能没有讲出全部，但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生活。在他的人物身上，人们能够体验到苏联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以及共产党制度所造成的道德上的进退两难。人们可以确信，除非拴住巴克兰诺夫的手，否则《旗帜》将成为论述社会精神问题的重要论坛。
我不认识《消息报》和《莫斯科新闻》的新编辑伊万·拉普季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因而不知道该对他们期待什么。《消息报》是中央政府的日报，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注意《莫斯科新闻》。它被认为是对外国人的宣传机构（它出版英语版、法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和若干其他语种的版本），俄罗斯人不怎么读它，尽管也出不多的俄语版，但它可能是为党的宣传部门那些只懂俄语的官员出版的，以便他们能够了解为外国人写了些什么内容。
然而，这两种报纸都曾轰动一时，当你提到“雅科夫列夫”时，他或她会问：“哪一个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还是叶戈尔？”他们俩不是亲戚，但每个人都是有关公开性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