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们赶走了那些坚持电影家协会“纪律”的共产党信徒，并以最有才能的某些同事取而代之，这些人也是改革的积极分子。有时候，外国发言人也在苏联电视上发表和官方路线不同的见解，使苏联的电视观众大吃一惊。长期被禁止的作品出版了，并在舞台上演。
以前遭禁的少量作品现在出现在新闻媒介上，苦役营的大门偶尔打开，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安德烈·萨哈罗夫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仍住在伏尔加河边的高尔基城，在流放中苦度岁月，高尔基城以前和不久以后都称做下诺夫哥罗德。12月15日晚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到萨哈罗夫的住所，匆忙地重新安装了电话，他们以前为了使他与世隔绝曾把电话拆掉。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亲自打来电话，通知萨哈罗夫，他可以返回他在莫斯科的住所。
1986年底，苏联领导人仔细考虑了从2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实践中所没有的想法，因为意见不一致，三次推迟了党中央委员会原定的会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苏联经济能否恢复活力？能否既谈论政治改革，又不违背该制度所赞成的一切？
全体会议最终于1987年1月底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态度使人们感到吃惊。他把国家的发展阶段称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重复人们所熟悉的勃列日涅夫的公式：“发达社会主义。”他甚至赞成地谈到“真正的选举”和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仅仅在几年前，谈论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使党的官员丢掉工作，如果一再发表这种言论，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
1月份，当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这些仍很笼统的想法时，人们感到很惊讶，但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因为仍然存在着遵从总书记的老习惯，并避免对他的见解提出直接的怀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建议是想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公众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而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付诸实践。如果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就是全部含义，那么迁就一下总书记没有任何害处。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并在中央委员会6月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现在公众开始注意了：这是否超出了过去那种周期性的运动？党的信徒开始提出了疑问：他真的很认真吗？如果的确如此，他难道没有意识到，那种想法可能损害管理国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共产党的权威吗？
改革的开始
我们外国观察家开始注意到有关的区别。1986年，我们曾殷切希望戈尔巴乔夫将会证明是一个不同的苏联领导人，真正关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愿意用更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谈判。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最高级会议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魅力和健谈。他对军备控制的政策似乎也转变了。
然而，他的国内政策同过去偶尔的“改革”时期的政策相比，没有表现出什么差别。赫鲁晓夫的“解冻”结束了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暴行，但接着，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解冻自身也结束了。在60年代，所谓“李普曼改革”，即合理化管理的建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被遗忘了。70年代，广为宣传的改善食品供应的计划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难道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完全不同吗？直到1987年1月，回答还是坚定的，不。1985年和1986年的政策同以前失败的政策相似：试图对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进行表面的纠正。这就像试图用拔一两颗牙的方法来驯服鲨鱼。除非改变或者摧毁这个制度，否则它会完全破坏那种改变它的零散努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的计划直接指向了制度本身。他掌权头两年的经验使他确信，他从上面所发动的变革，只有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才有保证。他现在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仅靠来自上面的命令是不够的。在我所参加的1987年和1988年的会议期间，他有时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他说（根据我的回忆），“变革来自上面。它总是靠武力来推行。现在，我不能使用武力，否则我将击败目标本身。你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人民，而只能给他们行使民主的可能性。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俄罗斯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从未被允许这样做。”
尽管这些思想是激进的和雄心勃勃的，但至少可以这样说，他的计划是很不完全的。它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其中又包含着错误的前提和令人惊讶的缺陷。
最不足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可以充当改革的工具。戈尔巴乔夫就任时，他告诉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继续加强党，强化其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
假设后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计划很可能被看作玩世不恭的欺诈，但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想进行改革，并相信他能够使党跟着他走。他在1987年6月仍然相信这一点，当时他宣称：“只要我们坚定地和始终如一地追求民主化，我们就会取得改革的成功。”到那时为止，他仍然认为党的控制和民主化是不矛盾的。
除了依赖一个不适当的工具去推动国家的民主，他对民主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和很不完善的。他赞成真正的选举，赞成代表大会拥有真正的权力，赞成不同权力的分立，赞成保护个人权利，但与此同时，他仍然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在土地和大部分工业中的私有财产。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希望回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但他又不能确定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还忽视他所统治的广大帝国中那些从属民族的利益，他认为民族的差别已经极大地消失了，它们不再需要特殊的注意。
最后，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满，就这一点来说，人们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尽管他的计划是笼统的和很不完善的，但它的目的在于制度自身的重大变革。当他敦促进行实际改革的时候，党组织内部的抵制无疑也在增长。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他是否将按照许诺推行政治变革计划，还是屈服于开始抵抗的制度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的活动并未完全局限于国内问题。他也开始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他达到其国内目标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束军备竞赛，并消除由此所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