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安全日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米哈伊尔·戈尔日乔夫1986年
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如果不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将一无所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1年
“如果你们真的使用部署在德国的潘兴导弹，那么导弹打来时，我恐怕连躲进厕所都来不及，更谈不上躲进防空洞。当导弹命中目标时，我们的雷达操作人员可能还在检查设备的毛病！”
1984年冬，当我同苏联共产党国际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莫斯科会晤的时候，他这样说。对于像他那样在克里姆林宫内及其周围工作的人来说，冷战突然变成了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承认他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但我指出，当苏联在70年代部署SS—20导弹的时候，我们在伦敦、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朋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威胁。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部销毁这些武器，但莫斯科当时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在它看来，那完全是幻想。
事实上，在1983年和1984年，东西方关系非常紧张。北约决定，如果苏联人拒绝撤走SS—20导弹，那么北约将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这一决定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竭力加以阻止。苏联力图说服西方国家议会拒绝部署美国导弹，同时其宣传机器宣称战争迫在眉睫。尽管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德国和其他西欧盟国仍坚持重新部署导弹。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召回了参加军备控制谈判的所有外交代表。但是，苏联失败的宣传战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苏联当局无意中在本国制造了战争恐怖。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甚至在掌权之前就一定清楚，如果东西方关系不缓和，苏联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不同美国改善关系，要想改善同西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甚至在当总书记之前，就运用他的影响，避免与西方的联系完全中断。当他还是第二书记时，政治局就决定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于1984年9月派葛罗米柯到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会晤。接着，戈尔巴乔夫利用1984年9月应邀访问伦敦之机，表现出他有资格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调子温和的讲话，他暗示，他将比他的前任更为灵活。一个月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政治局决定恢复同美国的核武器谈判。
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接替了契尔年科之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开始放弃以往那种僵硬的断然否决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他就任总书记时起就开始了对话，对话使双方关系间断地、逐渐地得到了改善。
里根总统1984年一直渴望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但先是由于苏联的政策，然后是由于契尔年科糟糕的健康状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局不愿让他与里根见面）妨碍了这一年的会晤。因而当新的身体健康的苏联领导人出现之后，里根没有丧失时机。他派副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祝贺，并顺便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送去了由我起草的邀请信，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同里根举行会晤。
两周之内，戈尔巴乔夫便作了答复，原则上接受举行会晤的建议，但确定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花了好几个月。里根建议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而戈尔巴乔夫则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快到6月末的时候，双方才最后商定，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
这使双方都有时间进行准备。在戈尔巴乔夫方面，准备意味着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任命新的外交部长，降低好战的宣传调门，降低鹰派成员的级别，以此向美国的欧洲盟友挥动橄榄枝。和从前一样，同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仍然是艰难的，但至少他们回到了谈判桌前。
新人物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时候，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各国外交部长中已经是“老前辈”。他担任这一职务近30年，从斯大林的奴仆变为政治局的元老，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无可争议的设计师和执行者。尽管他很少卷入有争论的国内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染指外交政策领域，触犯了他的领地，都会使他出自本能地勃然大怒。他对共产党的国际部特别反感，禁止该部与西方国家外交官接触，而让它处理与苏联集团中的“兄弟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葛罗米柯对那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外交界的高手，知道孰轻孰重。
正是他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内最高职务，而他的支持是很关键的，使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吉洪诺夫都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地位发起任何有效的挑战。
当葛罗米柯脸部肌肉放松时，他的下嘴唇左侧歪斜，表现出冷淡甚至是轻蔑的神情。摄影师捉住的常常就是这种表情。在许多人看来，他就是“否决先生”的化身。实际上，葛罗米柯似乎更乐于对抗，而不是解决问题。在私下里，他对来访者个人所关切的问题显得通情达理和敏感，甚至闪现出幽默，但是涉及官方问题时，他总是表现得严厉而僵硬。
即使当他决定或者受命作出让步时，在让步之前，他也是先为他以前的立场辩护，并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攻击对手。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宣布妥协（或许朝着达成公平协议前进了1/10路程），以表示苏联政府的宽宏大量，并证明它愿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与安宁。
他一生都在努力捍卫苏联的政策——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宣传，他的那些特点无疑是由此而塑造出来的。即使他的对手掌握了事实根据，他们也可能仅仅因为他的恐吓以及他对会议的阻挠而深受影响。重复取代了说理，“事实”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以适应论战的需要。作为外交政策专家，葛罗米柯的性格形成时期，恰好是斯大林实行最无情镇压的某个时期。的确，如果有谁一夜之间就从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战士变成纳粹—苏联条约的辩护者，那么，即使华盛顿已经掌握证据，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否认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一事，并谴责对苏联细菌武器的质询是蓄意挑衅，当苏联空军击落载有269名无辜外国乘客的韩国民航客机时，他却污蔑美国是“侵略者”。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时，有两件事情他肯定很清楚。第一，无论他如何感激葛罗米柯支持他作为最高领导职位的候选人，但只要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他就别想把苏联的外交政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葛罗米柯担任此职达数十年，不仅使外交部变成了他的工具，而且该部在许多方面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塑造的。他的外交风格贯彻到所有苏联外交使团中。他不得不对斯大林卑躬屈膝，遵从任性的赫鲁晓夫，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设法使外交部具有了自主权。到了1985年，总书记若不听从他对外交事务的领导，就必须撤消他的职务。
第二件事情也与此有关，长期以来，葛罗米柯捍卫以对抗为基础的苏联政策，这使他很不适合推行合作政策。这并不是因为葛罗米柯必然反对这种转变：他能理解需要一个更缓和的国际环境，他很可能也乐于从事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工作。
然而，他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个人信誉受到他过去的沉重负担的影响。如果葛罗米柯继续负责外交事务，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认真对待苏联公开宣布的任何外交政策变化。一旦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在华盛顿，我们将不知道两人会晤时葛罗米柯是否仍然担任外交部长。
我们很快就听到了消息。在宣布11月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的前一天，1985年7月2日，葛罗米柯“晋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替了他，这一消息使苏联国内外感到意外。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首脑，以前在外交关系方面并不活跃，只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偶尔到邻国作短期旅行。
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事实上，他看来是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显示出独立于莫斯科迹象的人。
例如，在整个70年代，当苏联犹太人开始移居国外时，我们当中关注移民方式的人都注意到，从苏联格鲁吉亚迁出的移民占有较大比例。这意味着，在准予移民出境方面，格鲁吉亚官员比苏联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更宽容。当移民抵达以色列后，许多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都说，谢瓦尔德纳泽是可以信赖的。他被认为支持移民自由，并鼓励格鲁吉亚官员准许那些想走的人离开。
谢瓦尔德纳泽还以善于调解而著称。当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阿布哈兹人举行游行示威、希望获得更大自主权、得到更多的文化、教育设施时，他满足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而不是简单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他所反对的一项关键要求，是阿布哈兹要求划归俄罗斯而不是格鲁吉亚管辖）。两年后，当格鲁吉亚学生在第比利斯游行反对取消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反对所有的博士论文都必须用俄语撰写的要求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服莫斯科对此持宽容态度。
我们所听到的也并不都是赞扬。70年代在格鲁吉亚也发生过逮捕不同政见者的事情，就像苏联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格鲁吉亚最著名的一位小说家的儿子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是一例。在70年代，他是一位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同几位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交了朋友。他被捕究竟是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命令，还是莫斯科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谢瓦尔德纳泽主持共和国工作时，那里仍然存在着政治压迫，尽管其程度或许比苏联其他许多地区要轻一些，他本人还曾担任过该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当时这就是共和国的警察首脑。这与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履历实在不相称。
1985年7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美国官员来说还是有问号的人物。
美苏两国外长如果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参加国际会议，按惯例要举行会晤。恰好在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葛罗米柯之后四星期，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赫尔辛基聚会，纪念由与会者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协议10周年。在筹划这次会议时，我们认为葛罗米柯将出席。结果，它真的成了谢瓦尔德纳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的机会。
舒尔茨国务卿与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第一次会晤令人难忘，我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坐在谈判桌美方一侧的大多数人（习惯上，双方外长在长桌两侧正中相向而坐，代表团其他人则在自己这一侧依次序就坐）都经历过与葛罗米柯仿佛没完没了的谈判（在日内瓦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谈不间断地进行了六个小时），看来这已逐渐成为美苏会谈的正常情况。
我们走进房间时感到愉快和惊奇。一位满头白发的人也走进房间，他兴致勃勃，面带从容而迷人的微笑，他与美国人握手，然后用带有地方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助手们说：“我在这里是个新手。如果我出了大错，一定要纠正我。”接着，他轻松地笑着转入了正题。
那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但是由双方代表团所提出的议事日程第一次得到全部确认。谢瓦尔德纳泽简要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如果舒尔茨不同意（往往如此），他只是简单地说：“好的，考虑一下。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们或许能够提出更好的。”然后，他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当舒尔茨提出他不能接受的建议时，他往往这样说：“在这方面我们观点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请考虑我所讲的，我们也将研究你们的想法，或许下一次我们能够更加接近，”
没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长篇的说教，没有进行任何相互指责。苏联的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但是表现的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葛罗米柯发言时总好像面对成千上万听众，陶醉于他自己的雄辩之中；而现在，谢瓦尔德纳泽在讲话时口气十分和缓，人们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不漏掉他所说的话。当会议结束时，他转向他的全体同事并问道：“好了，伙计们，我干得怎么样？你们发现我出了多少大错？”没等他们回答，他大笑着说：“别忙，等出去后你们再告诉我吧。”说着，他便同周围的人握手话别，走出房间。
“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苏联外交部长！”一个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在谢瓦尔德纳泽离开后惊讶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完全新的球赛！”我们的确就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班子中还有一位新人物，他的出现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张扬，但在向谢瓦尔德纳泽提供可行的外交政策方面，他有重要影响。谢瓦尔德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使苏联外交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雅科夫列夫生于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的农村，那里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心脏，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拄着拐杖回家，使他当农民的母亲感到很惊愕，他不相信正规教育的价值，来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完成了教师学业。在那些年中，他的职业从教师转到新闻工作者，从共产党的机关工作转向短期的研究生学习。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1958年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研究生的众多外国留学生中，有三个人引起学校、报界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更大的注意。这三个人就是根据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达成的美苏交流协定，第一批到美国来学习的苏联研究生。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这些人非正式的头。联邦调查局对他很注意，这使他感到，联邦调查局把他当成了克格勃官员，但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人来自克格勃，但那不是我。”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戴维·特鲁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雅科夫列夫感兴趣的领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有一次他对我说，特鲁曼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让他自由从事他所希望的研究，并向他提供精明的建议，告诉他哪些书和文章值得注意，哪些可以忽略。遗憾的是，雅科夫列夫对他在美国的学习所做的公开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他所感到满意的方面，而是集中在令人不愉快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上。
后来，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居住了10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事。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
对他来说，旅居加拿大是命中注定的。1983年，当主管农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加拿大作广泛旅行时，雅科夫列夫就在加拿大。几年前，他们就相识，当时雅科夫列夫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曾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若干农业管理改革计划进行过辩护，而此时他们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大使这样的外交官来说，他必须一直陪同高层来访者。
据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他被戈尔巴乔夫“坦率而清晰的见解”所打动。
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调回莫斯科，在享有盛名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所长，该研究所的俄语缩写ИＭЭＭＯ通常为。人们所熟悉。
1984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少数随员之一，陪同当时还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这是他第一次从事高层外交。如果正是由于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才赢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其上司的赞扬（“他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那么他便不虚此行。
尽管他长期居住在北美，人们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官员对雅科夫列夫的了解仍比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了解更多。而根据他们在1985年对他的了解，不能对他抱什么指望：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充分信任，是派往西方敌对环境中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在加拿大任外交官的10年期间，并没有公开表现出向传统苏联政策挑战的倾向。他所发表的言论是恶毒反对西方的。
1984年，即在雅科夫列夫久居渥太华之后，并即将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之前，他在刚出版的一本书中用如下措辞描绘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垄断财阀们相信，他们对世界的控制是解决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们认为，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催化剂。他们认为支配世界的新机会已经出现，出于这一丧心病狂的思想，武器制造商和高级官员们结成了死亡同盟。他们准备把几十亿人民埋葬在城市的废墟中，仅仅是为了使世界跪倒在他们的脚下。
实质上，战后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表现，就像带有核武器魔爪的好斗公鸡，力图与共产主义和苏联作战，以此证明他们的“可靠”、“强健”和“胆量”。
因此，虽然我们没有立即预料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做的贡献，即他改变了作为苏联外交和国内政策基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当他进入共产党书记处并一度进入政治局后，他力图限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力、保护人权，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此外，他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都成为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基本成员，他们承认需要改变苏联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
美国因素
然而，在1985年和1986年，潜在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美国并不是他所面对的唯一外交政策问题。的确，某些不恭敬的苏联问题观察家曾在私下戏言，苏联应该得到特别的同情，因为它是世界上被“敌对共产党国家所包围”的唯一国家。然而，要想缓和引起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如果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张，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如果两国仍处于对峙状态，就很难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里根政府一直警惕着突发事件。美国国防预算的迅速增加（从卡特政府时已经开始），其部分原因是特意向苏联领导人显示，美国不允许因自己退出竞赛，而让苏联占有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1984年初开始，美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缩小我们的差距。我同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及其助手马克·帕尔默一起工作，我主要负责起草里根总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稿及他给苏联领导人的信函。
从1983年起，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苏联的谈判策略。总统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成功。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怀疑苏联领导人的谈判诚意，但是里根却很乐观。尽管他厌恶苏联的制度，但是他相信，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再加上他个人的谈判技巧，该制度就可以改变。舒尔茨国务卿确信谈判是有意义的，渴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难以驾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很不积极，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加以反对。
1983年6月，我搬到毗邻白宫的豪华的老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看来十分紧张，几乎达到直接冲突的程度。阿富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苏联军队的攻势实际上正在逐步升级。在非洲之角、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柬埔寨，苏联政府支持的反叛运动或极权政权正在进行局部战争。在中东，苏联的仆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不仅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被怀疑支持恐怖组织。在70年代，每年从苏联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五万多人，现在其数量急剧减少。在苏联，很少有人被允许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旅行，可以出国的大多数是负有官方使命的政府官员。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押在劳动营、精神病院或在国内流放，新闻媒介受到严密控制。干扰使许多城市地区听不清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和美国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代表看来举步维艰。保罗·尼采和尤里·克维特辛斯基试图独自弥合我们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的分歧，但被两国政府所否决。苏联人还威胁说，如果欧洲部署美国导弹以抗衡SS—20导弹的话，就退出所有军备控制谈判。
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双方的公开言论日趋激烈。仅仅在我到白宫工作前几周，里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讲中还称苏联是“当前世界罪恶的根源”。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直诽谤里根是战争贩子。
他们现在指责他并不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想以此迷惑公众。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摩擦，而且公众感到两国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和极度危险之中，但我仍以乐观的情绪开始工作。如同我所料到的，基本趋势正明白无误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和巨额军事开支，苏联经济日趋僵化，效率低下，步履蹒跚。苏联在国外负担沉重，它所支持的反叛活动在战斗中遭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打击。苏联公众对阿富汗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忧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有形式下维持多久。
在我看来，美苏关系的低谷可能已经过去。它在今后几年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既然美苏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那么，如果美国确定了合理的目标并准备进行机敏的谈判，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稳步改善关系的时期。
确定议事日程
直到1983年夏天，白宫官员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催促，但仍很少考虑与苏联谈判方案的大致轮廓。然而，在那年春天，里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利用他通过增强防务所积累起来的谈判筹码，他同意让舒尔茨在国会作证时概要说明一项前瞻性政策。在冗长的介绍中，舒尔茨称我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为基础。“现实主义”是指我们应客观地根据苏联的现实来看待它。“实力”是指我们应拥有必要的经济能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通过谈判达成合理的解决办法。“对话”是指我们应保持沟通，不中断联系，就像在以前的危机期间某几届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舒尔茨的证词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想与苏联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他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姿态，而不是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出前后连贯的对苏政策。美国政府有个装着各种各样个别政策的百宝囊，其中大部分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像关于裁军、人权、贸易制裁、不接受分裂欧洲、苏联在其境外的军事干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等等。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即使相互关系没有通过政策体现出来，它也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参议院拒不批准吉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甚至早在1974年，国会就因苏联不允许自由移民而通过了限制对苏贸易法案。然而，美国的各种政策只是混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时，美国的政策就变得过分乐观，有时还非常欣快；而一旦遇到挫折，我们就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拒绝与之来往。当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坚实、可靠的政策时，我们的政策却忽冷忽热、大起大落、断断续续。
当我们试图在某些领域改善关系时，我们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因而难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扩大对苏贸易，却因苏联当局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其他践踏人权事件，而未能成功。卡特政府决定优先考虑军备控制问题，并反对苏联在第三国的军事冒险，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也未能成功。
当然，避免爆发战争是个紧迫的问题，但我怀疑仅靠控制军备是否能达此目的。美国人民把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如果苏联正在侵略另一个国家，美国人民就会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并本能地认为这种侵略行径比军备水平对和平的威胁更大，此外，让犯有侵略罪行的政府去执行它参与制定的协议，会冒极大的风险。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在试图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它将铸成大错。与苏联关系或者全面改善，或者根本不改善，苏联领导人有必要认清这一点。
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苏关系。如果苏联仍保持原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去应付相互敌对的状态，而不是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共产党决不会放松控制，但我认为，美国制定一个鼓励苏联内部变革的策略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不能预言苏联领导人将开始进行内部变革，但许多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制定一项政策，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帮助他们渡过某些难关，为何不尝试一下呢？即使苏联现任领导人对此没有反应，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将来的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加以响应。
虽然我认为苏联制度需要改革，但我认识到不宜公开宣扬这一目标。苏联领导人出于骄傲和其他原因，将拒绝响应我们要求他们改变制度，以便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呼吁。这将堵塞谈判道路。我们必须另辟间接途径。
苏联领导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他们开放国家、放松控制，这就使美苏两国有可能进行间接的接触。我相信，开放边境、信息自由流动和建立民主制度等，会使苏联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但任何着手改革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该制度能够适应更为开放的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我们不应据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仍然拒绝揭开铁幕及保障一定的人权。这种改革一旦开始进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将发展出自我激励机制，难以逆转。因此，即使这不是其统治者的意愿，苏联终将发生变化。
必须制定一种政策，能够鼓励苏联的开放和民主化。我们需要明确，在支持苏联起变化的同时，必须确保我们的利益和安全。
如果最初苏联领导人不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不能丧失信心，而必须准备等待。
1983年9月1日，当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民航客机时，我们仍在讨论谈判策略。该飞机被击落，使269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1名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许多美国人。苏联政府最初否认它与飞机失事一事有关，接着又声称美国应对此负责，因为它利用该客机作为“间谍飞机”。
飞机被击落一事虽然是很大的灾难，但如果苏联政府承认所发生的事情，对此加以道歉，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很可能并不会造成美苏关系的的严重破裂。以前，例如近在1977年，也发生过击落偏离航线的民航客机事件，但是伤亡人员要少得多。事后，苏联政府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因此，它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然而，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使之发展成为严重的外交对抗。里根总统重写了他的撰稿人和我起草的讲话稿，并在国家电视上称这次事件为“大屠杀”。几天后，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谈，我们本来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有实际效力的谈判框架，但它变成了一场叫喊比赛，当舒尔茨要求此次会议仅限于讨论飞机被击落事件时，葛罗米柯异常愤怒，暴跳如雷。
此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如果以前人们还幻想”有可能与里根政府打交道，那么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破灭。几周后，当第一批潘兴导弹部署在西德以抗衡苏联的SS—20导弹时，苏联政府实践了其威胁，撤回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削减中程导弹和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美苏关系退回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状态。
苏联对击落韩国民航客机这一错误的反应，表明苏联的政策已陷入困境。苏联官员撒谎，掩盖公认的事实，并反过来指责对方，当这些都未奏效，他们就进行恫吓和威胁。其结果，恰恰给里根政府提供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抨击他们的有力武器。
里根本来已决定对谈判采取主动，但当苏联领导人对空难事件拒不承担责任时，他感觉受到挫折。他和舒尔茨及其他每个政府成员一样，确实感到很愤怒。然而，美国的反应并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有计划地向苏联表达两点重要信息：第一，苏联政府对其错误的反应令人无法接受，它最终将有害于苏联自身；第二，美国仍有兴趣就两国的分歧举行谈判。正当苏联人威胁从日内瓦撤走其军备控制谈判的代表时，我们把美国的谈判代表派回到谈判桌旁。
里根提出的方案尽管我们愿意保持交往渠道畅通，但美苏关系仍冻结了好几个月。1983年秋天，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而苏联的政策看来仍处于发泄愤怒状态。但是，有头脑的苏联官员认识到，他们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孤立和敌对态度，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3年10月，我在莫斯科认识的《真理报》政治评论员谢尔盖·维什涅夫斯基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要求和我见面。《真理报》常驻美国记者生病，维什涅夫斯基临时替换他。他说，他没有兴趣为《真理报》进行采访，而是想同我讨论当前局势。我猜想他是想让我向美国政府转达一个非正式信息——过去每逢两国关系紧张时，苏联都使用这种方法。
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在老行政大楼对面的饭店共进午餐。他谈了很多问题。他说苏联领导人的年龄老化，思想僵化，他对苏联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他知道苏联领导人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进行改革，但苦于不知怎么做。他们愚蠢而莽撞地制定了一项政策，最终因处理中程核武器谈判和击落韩国客机事件而走入死胡同。他们现在认识到，里根总统不仅将使增加的国防预算得到批准，他还很有可能在1984年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他预言，苏联领导人将不得不中断谈判，以实践他们以前发出的威胁，随后是几个月的僵持局面，并伴随着刺耳的宣传。但他劝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1984年无事可干。到那一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将试图逐步恢复谈判。
维什涅夫斯基所谈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主动到华盛顿来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他个人的观点，这很可能是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个人想让我们得知的信息。实际上，我已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随着冬天的临近，我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制定谈判的议事日程了。由于苏联的好战情绪和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我们不期望他们马上作出反应，但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谈判制定一个框架。我们还需要向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重申，我们准备进行严肃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由于继续进行阿富汗战争、中止军备控制谈判、错误地处理击落韩国客机事件以及继续践踏人权等，苏联在世界舆论中的声誉每况愈下。然而，西方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担心，由于里根政府不愿意妥协，美国正在冒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有必要使美国公众和苏联领导人了解，我们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我建议总统发表演讲，阐述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我们都把罗伯特·麦克法兰称做“巴德”，他刚刚接替威廉·克拉克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他同意我的想法，并让我准备一个发言稿。因此，把从春天起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的思想整理出来，形成一份完整材料的机会到了。
我向国务院的里克·伯特和马克·帕尔默征求意见。我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均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初步提纲，他们再加以充实。白天我抽不出时间，就谢绝了宴会邀请连夜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我感到极为疲劳，同时已完成了演讲稿的80％，其中包括所有实质性建议。我把它送到国务院形势分析室，让信使在当天就将它送交国务院的帕尔默，请他审查并完成该演讲稿，然后我驱车回家，在预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前我可以睡三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
该演讲稿体现了舒尔茨国务卿所阐述的“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三原则。它还提出了一个谈判框架，主要有三个方面：（1）减少并最终停止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2）削减“大量储存的武器装备”；（3）通过尊重人权、遵守协议、扩大交往、自由交换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第三点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把人权作为单独一项议程，由此该方案变成了“四点议程”。
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问题作如此归纳，也不认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即一个问题的进展将推动其他问题的进展。尽管问题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作决定时也不必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很清楚，不解决某个问题，就会妨碍其他问题的解决；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取得全面进展，或者没有任何进展。除非僵化到自我毁灭，否则，武器控制与武器使用，国外行动与“国内”问题，例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等，都是彼此联系的。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里根进行了谴责，说他把世界上所有罪恶都算在苏联头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里根在其演讲中说，我们并未指责苏联为地区性冲突创造条件，而是谴责它企图利用这些冲突，武装其中某一派，或者进行军事干预。里根引用了约翰·肯尼迪1962年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在紧张关系之后愿意改善美苏关系的信号。当时，肯尼迪提出了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从而缓和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紧张局势。
我并不指望苏联领导人还能记得肯尼迪的讲话，但我知道他们会收到对里根演讲所作的分析，他们的美国问题专家会指出谈话的用意。此外，里根援引了一位民主党人士的话，提醒国内的听众他正在寻求两党一致的政策。
里根还需要表明，美苏对话中逐渐升级的相互抨击不应妨碍建设性的谈判。因此，我为他作了如下解释：
我坦率他说明我对苏联制度和苏联政策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不隐瞒对我们的看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彼此交往..实际上，在这个核武器时代，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坐下来进行更紧迫的谈判。
我们本来希望里根在圣诞节之前发表演讲——演讲稿已经过多次校订和讨论，到12月中旬已经准备好，但白宫负责日程安排的人几次推迟演讲时间，而没有对此作明确解释。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南希·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占星家应对这些拖延负责。直到1984年1月16日，该演讲才最终进行。
推迟演讲一事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该演讲意味着提出一项，长期政策，我们并不指望莫斯科马上作出反应。总统的顾问们最初很想让里根在1983年12月发表演讲，以便尽量不使新闻媒介把它看作竟选文件。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在1983年，而是在大选年的1984年发表演讲，很可能被认为具有政治动机。
许多美国时事评论家实际上把它看作竞选演说，但我觉得，即使在1983年12月发表演讲，他们也会那样认为。在那段时间，南希·里根强烈敦促她丈夫同苏联进行谈判，希望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和平总统”。谁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她的占星家也许是正确的。最终，在这次演讲中简要提出的政策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
为日内瓦谈判作准备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前的一年间，但从1984年1月16日起，直到苏联解体，我们公开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里根政府内，对于某些特殊政策，特别是关于裁减军备及抑制苏联在第三国军事活动的政策，存在着许多争论。而在有关人权和需要敦促苏联人进一步开放社会方面，则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但是，许多人不相信苏联人会对这些压力作出反应，还有某些人不理解它们与诸如裁减军备及苏联的侵略行径有什么关系。
在1984年，苏联始终拒绝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能够打破僵局的其他议题。恢复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卡特政府中止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协定似乎是最好的赌注，于是我们敦促签订一项新的协定，以便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交流，人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旅行。6月，在对美苏交流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一次会议上，里根发表演讲，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该会议是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和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起的。当时美苏关系似乎正处于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里根的结束语却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想到可能有一天，各种职业的美国人和苏联公民能够自由来往，访问彼此的家庭，拜访朋友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各种问题，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彻夜探讨人生的意义及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梦想。
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我认为你们也不会把它看作梦想。
当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在日内瓦会晤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更明确地提议苏联和美国不再卷入局部战争。我们已经就裁减军备、增加接触、保护人权提出了具体建议，但我们一直没有对如何减少两国在第三国的军事竞争提出明确的设想。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表明，如果苏联停止对第三世界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我们也将停止这种军事支持。
公众看来仍然关注着军备控制谈判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各种热战。
在一些人看来，里根关于空间战略防御盾牌的建议——美国政府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而批评者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是鲁莽之举，而且妨碍了军备控制协议的签订。可以理解，某些人对苏联支持第三世界的叛乱感到很惊恐，他们一般仅仅考虑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法，例如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或安哥拉的若纳斯·萨文比提供武器。尽管很多人确信苏联的军事冒险难以成功，但却嘲笑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应创造条件，使苏联人能够不丢脸地从军事卷入中撤出。
尽管我们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军备控制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它只是若干同样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许多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把它看作核心问题。除了性问题和间谍活动之外，没有什么能像武器系统那样为人们所强烈关注。在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争论围绕着我们的谈判代表应该怎样对待这种或那种武器系统的问题。每个专家都有他自己所偏爱的系统，认为任何限制该特定系统的企图部等于纵容投降。这些人一方面拒绝限制我们的系统，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说服苏联人消除他们的全部优势。即使苏联日趋衰弱，也决不要指望它会同意这种显然是对单方面有利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