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认为控制军备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们一再坚持应首先达成军备控制协议，才能提出其他重要问题。他们这一主张的用意很明显：他们希望缓和军备竞赛，以减轻对经济的压力，而无须被迫进行根本的改革。
由于这些态度，在1984年和1985年，美苏双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即使苏联人1985年回到谈判桌旁时也是如此。如果我把军备控制看作美苏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我就会对此丧失信心。但我并没有感到绝望。我认为，储备大量武器尽管很危险，而且代价高昂，但它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反映，而不是造成美苏两国相互敌视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敌意，武器储备就会减少，而不管是否有协议。反之，即使签订了裁减军备协议，也不会起多少作用。实际上，除非设法减少猜疑和敌意，否则，军备控制协议只能引起新的争端，譬如相互指责对方耍花招，违反协议等。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让军备控制问题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过分突出。当然，武器问题要谈，而且要认真地谈，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其他重要问题也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中。正像里根总统在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所指出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
9月初，我给巴德·麦克法兰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应准备在日内瓦就结束在第三国的冲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往，讨论具体的办法。我还指出，重要的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应私下与苏联代表讨论新的设想。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怀疑我们最初公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宣传。在公开讨论这些新的设想之前，如果给他充分时间考虑这些设想及有关的评论，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谢瓦尔德纳泽计划那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检验一下这种方法。
我知道，如果让这些设想经过正常的公文经办程序在各个机构间旅行，那么，到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时也准备不好，官僚们一定会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向新闻界泄露此事，那就不可能在公开讨论它们之前向戈尔巴乔夫加以介绍。因此，我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四五个专家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把打算做的事情通知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们表示不反对这样做。温伯格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对军备控制问题注意力的建议，凯西虽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接受这些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加以尝试。
几天内，我们的小型工作组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它特别针对在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非洲之角及柬埔寨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了解决地区性冲突的设想，建议分三个阶段逐步停止苏美的军事卷入，并促使冲突各方的和解：
（1）美苏两国敦促地区性冲突的各方开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
（2）一俟谈判开始举行，美苏两国代表将决定怎样阻止武器从国外流入冲突各方。
（3）在已实现和平的地区，美国和苏联将合作帮助经济重建工作。
美国第一次向苏联提供了一种途径，使苏联在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地区性冲突中脱身。美国没有谴责苏联制造冲突，并表明解决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地区性冲突的有关各方，它还承诺如果苏联撤出，并且支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美国将结束对这些战争的军事卷入。它还表示，如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美国支持苏联以和平方式参与该地区的建设工作（直到此时，美国的政策通常是反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任何活动）。该方案呼吁先由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试图尽量缩小对美苏两国的怀疑，以免让人以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相互勾结，把其解决方案强加给他人。其目的在于消除美苏军事竞赛，这种竞赛正在使冲突加剧。
旨在揭开铁幕的这些建议，包含着具体的设想，即增加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交流，允许接触对方的新闻媒介，逐渐增加文化、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往。
9月26日和27日，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华盛顿，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向他介绍了这些设想，舒尔茨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通信和后来的会谈中，又清楚他说明了更多的细节。仅仅在这个时候，里根才把它公之于众。在1985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了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建议，赴日内瓦前，他在面向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演说，谈到了他的建议中有关扩大交往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
当我们为日内瓦会议拟订议程时——希望也是为美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拟订议程——美国新闻媒介却更为关注美国政府对苏联行动的批评，以及被泄露出来的有关军备控制政策方面争论的报告，而对实际上正在谈判的议事日程却不怎么注意。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冷战结束感到很突然，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调整苏联的政策，但是速度很慢，而且没有像里根那样清楚他说明广泛的目标。在1985年春天和夏天，他与里根每隔几周就交换一次信件，语气都很诚恳。但双方在信中谈到关键问题时都极为坦率。仲夏时节，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暂停核试验，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宣传手法，因为他在通过官方途径通报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向公众加以宣布。这就是苏联不想达成协议时的典型做法。
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苏联的安全政策时，开始使用某些新名词。他在10月初去法国旅行期间（普遍认为这是为11月与里根会谈作准备）指出，“合理的充分”是决定苏联军队规模的适当基础，他否认意识形态分歧是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关因素。这些说法很迷惑人，但其含义太模糊，我们很难确切地理解其真正意思。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可以就削减中程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而不要求就战略武器和空间防御问题同时达成协议，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国早就感到，如果苏联坚持要么全面谈判、要么不谈判的政策，这些复杂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苏联的主张已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逐步找到共同语言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有理由对日内瓦首脑会谈感到满意。虽然他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都已认识到，除了和平，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合乎情理，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和平，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这似乎是不证自明、毫无疑义的常识。但从两国关系史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负担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直到会议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任何主张和平的声明中，都应表示赞成“和平共处”。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谁会反对“和平地共同相处”呢？实际上，这个名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陷阶，在苏联的字典中，“和平共处”的定义是“国际范围内非战争手段的阶级斗争”。换言之，和平共处意味着冷战，而不是和平。它意味着西方应被动地接受东方所发动的冷战，而不可能以同样手段予以回击。
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官员通常为“和平共处”补充这样的短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换言之，“和平共处”不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利有责任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的阿富汗那样。
在70年代初最高级会谈的鼎盛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同意把这种词写进联合文件中，而不顾像我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扔给勃列日涅夫这种蠢货的廉价骨头，如果我们对他足够好，也许这样能说服他不要给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设置障碍。不幸的是，这种词对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义，我们接受该名词一事（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相信，他们能够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的冲突，而不会受到损害。里根比尼克松更为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决心避免使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含义的词汇。苏联宣传机器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却渴望在历史上留下支持和平的记载。但他想在坦率的非意识形态的讲话中表达他的想法，他已在若干次演讲中谈道：“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我不知道苏联在日内瓦能否接受这个简单的公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准备发表任何联合声明。然而，虽然苏联代表最初坚持常用的“和平共处”一词，但在同戈尔巴乔夫磋商后，他们完全接受了里根在其坦率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这是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由于苏联可以使用常规力量进攻西欧，因此，我们美国的谈判代表坚持，任何联合声明都应宣布放弃常规战争。过去，苏联代表总是坚持两国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西欧遭到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这将阻止美国用核武器保卫西欧。令人高兴而惊讶的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放弃了以前的立场，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有必要防止“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这样，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后，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终于为双方所接受。
一般来说，我不耐烦对宣言或联合声明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常常很琐碎，只有专家能够理解，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值得为此进行谈判的努力。但是这一次，联合声明中的用语很重要，不仅表现在它所阐述的内容上（该声明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实际政策），而且表现在它进行阐述的方式上。戈尔巴乔夫已表明他准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而无须求助于不真诚的公式。
日内瓦首脑会谈还就事先磋商过的问题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大为扩展的交流计划，其中许多设想是由里根所提出的。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拒绝延长以前的交流协议。尽管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但我们认为这些交流很重要，它们能够对苏联产生长远影响。拒绝支持人民之间的接触只会加强铁幕，而我们本应该打开它，而不是加强它。我认为，使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最好办法，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具体的帮助。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弄清两种行动的区别：一种是真正承担压力的行动，一种是从长远来看导致自我毁灭的行动。
通向雷克雅未克的崎岖道路
尽管日内瓦会议后戈尔巴乔夫的调子有所转变，但1986年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仍不是平静的一年。里根建议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当我们试图安排华盛顿会议的时间表时，他又开始推诿，要求保证在会议上签署实质性的军备控制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里根并不反对签署协议，但他不想冒被人指责的危险，说他只是为了开会而让步。因此，他拒绝作出事先的保证，或通过谈判作出为他的顾问所反对的让步。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怀疑里根是以谈判本身为目的，以此哄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盟友，而并不打算达成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开始逐渐改变苏联的谈判立场。
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广为宣传的建议，即到2000年分阶段销毁所有核武器，里根对此印象颇佳。与他的多数顾问意见不同，里根认为核武器可以而且应当销毁，而现在，一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有关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然而，许多细节他不能接受，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的方式（他在发出建议信的同时，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是在作宣传，而不想达成协议。
在同一封信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几个月前在巴黎所作的暗示，表示他不再像葛罗米柯那样，硬把三种核武器的谈判紧紧捆在一起：他宣布，苏联不再要求首先就所有三种核武器达成协议，然后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现在，尽管仍在就战略和防御武器进行谈判，也可以先签订有关中程导弹和现场视察的协议。
2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第二个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他把阿富汗战争称做“流脓的疮伤”。他不再夸耀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仅仅是为了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此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被看作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历了更为艰苦的两年时间后，戈尔巴乔夫才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建议，三年后，苏联军队才真正撤出阿富汗，但在1986年已经看到了终止苏联军事卷入的曙光。
谢瓦尔德纳泽也忙于转变苏联的外交方式。1986年4月，他重新任命了一批苏联高级外交官，5月23日，他召开了有苏联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解释了“新思维”。人们期待苏联外交官今后能够抛弃以前那种大声喊叫和唱反调的策略，而代之以说服的艺术。
西方外交官对“新思维”很感兴趣，并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大多数人希望看到某种更具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言辞。但当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许多持强硬路线的老外交官正调到莫斯科闲散的咨询机构，而擅长外语、富有社交能力的更年轻的外交官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提升。谢瓦尔德纳泽已开始根据他自己的而不是葛罗米柯的面貌来塑造苏联的外交机构。
这些变化并未迅速弥合美国和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矛盾，1986年的整个夏天，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就下一次首脑会议的日期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拒绝赴华盛顿参加首脑会议，除非他能够签署军备控制协议，但日内瓦的谈判进展不大。
初秋，戈尔巴乔夫在一封密信中建议，尽快在第三国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它并不是取代下一次正式的美苏首脑会议（戈尔巴乔夫同意应在华盛顿举行该会议），而是短期的工作会议，研究将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
戈尔巴乔夫表示，他十分希望在两国之间的中立地点与里根会晤，他提出冰岛的雷克雅未克，该地距双方都是四五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他忽略了其前任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冰岛并不是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而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旅程将超过一半。
里根虽然想在华盛顿举行正式规格的首脑会议——他特别渴望向戈尔巴乔夫展示美国的情况——但他还是同意举行一次更为有限的会议，1986年10月11日和12日，他们两人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与公众的印象不同，这次会议并非仓促而草率，两位领导人都对各自的主张作了精心的准备，尽管准备得很迅速，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外交联系使彼此都能相当准确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军备控制是关键问题，而对里根来说，军备控制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只是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由于冰岛会议安排为工作会议，而不是正式的首脑会议，因而没有大事渲染，没有任何社交约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进行了整整两天，只是在与各自代表团用餐时才中断一下，而两个谈判小组——一个讨论裁减军备问题，另一个讨论地区问题和双边问题——则通宵工作。
10月11日，在美国大使小巧舒适的住所共进工作早餐时，我们与总统一起回顾了关键性问题，然后举行了一次模拟会议。我扮演戈尔巴乔夫讲俄语，由译员进行翻译。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前的类似练习中，我曾准确地猜到戈尔巴乔夫的论点；这一次我不打算预测他可能提出什么特别建议，而是模仿他在讨论和争论问题时的方式。
随后，我和国务院的托马斯·西蒙斯轮流担任秘密会议的记录员，我是地区和双边问题的谈判小组成员，并参加美国小组中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内容广泛的军备控制协议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有积极因素，但它在某些方面含混不清，令人难以接受。由保罗·尼采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主持的谈判小组通宵工作，以澄清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由罗扎尼·李奇韦大使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主持的另一个小组正在处理地区冲突、人权和双边交流等问题。
到星期天早晨，苏联的态度已很明确。他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很小。在当天晚些时候里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望对武器裁减条约取得共识。从一开始，谈判就很顺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所提建议，即苏联削减50％的重型陆基导弹，保留少量中程导弹，进行广泛的现场视察。到中午，有关中程导弹的协议看来即将达成，于是我们急电美国驻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大使，请他们找到各国政府首脑，授权他们就谈判条款向各国政府作简要介绍。鉴于此时已是星期天下午，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首都很难办到。
下午的会议不时中断，常常要同谈判小组磋商，起草文件。两国代表团都很兴奋，因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武器裁减条约。看起来，只有两个原则问题尚待解决。第一，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到2000年销毁所有核武器，而里根只同意销毁所有弹道导弹。第二，戈尔巴乔夫坚侍认为，一切有关战略防御武器的研究都应限于在实验室内进行，里根则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实验室以外的试验对于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使其助手们感到沮丧的是，里根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建议，但在有关战略防御计划试验的问题上他毫不让步。结果，两国领导人的会议不欢而散。到晚上，中午那种欢快情绪变成了怨恨不满。两国没有就华盛顿会议——雷克雅未克会议旨在为其做准备——作出时间安排，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新闻媒介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一个失败了。
在会议刚刚结束的几小时内，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已经解决了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其广度超过了已往历届美苏首脑会谈。我们的失望情绪影响了最初的新闻发布会，并使我们实际获得的成果没有得到清楚的介绍。实际上，所签订的协议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为会议规定的目标，只是没有确定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国拥有同等的少量中程导弹，并提出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限额。他还同意从苏联的武器库中削减50％的重型洲际导弹，从而满足了美国的目标。在苏联几十年的抵制后，他同意了进行现场视察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来雷克雅未克时的权限是，只要协议能够阻止美国突然部署战略防御系统，就可以接受美国的立场。根据两国现阶段的研究程度，实验室工作的重要性超过了空间试验，因此，美国本来就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而不会削弱该计划。但是里根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反应就好像让他把他所珍爱的孩子扔进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雷克雅未克会议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为以后的条约扫清了道路，尽管当时并未达成任何最后协议。第二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它比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更好，因为它规定销毁所有中程导弹，而不再允许双方各保留100枚。里根同意到2000年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标，这给英国和法国出了难题，这两个国家仍决定保持独立核力量，而且他们也并未被告之里根即将作出这种让步。美国的政策在作出如此重要的改变之前，未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充分的磋商，这是不妥当的。
美国在未对议程中的其他问题作更大变动的情况下，同意了主要的裁减军备方案，很可能也会使戈尔巴乔夫推迟接受全部议程。戈尔巴乔夫来到雷克雅未克时仍然相信，只要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就可以修补美苏关系。仅仅是在雷克雅未克会议结束后，他才认识到，只有他同意讨论议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揭开铁幕问题等，苏美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过去时，人们有可能作出这些判断，但在当时，他们对此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几个月来，苦涩与背叛的感觉笼罩着美苏关系。两国领导人在接近达成协议时无功而返，他们都指责对方应为谈判失败负责。戈尔巴乔夫尽管作出了较大让步，但仍为空手而归感到窘迫烦恼，他只好对政治局同僚们严厉斥责里根。军事史学家及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在苏联解体后查阅了苏联档案，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讲话极为刻薄，并带有侮辱性，他不知道以后戈尔巴乔夫怎样再面对里根。
幸运的是，正像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他同里根“注定要进行合作”。
间谍、外交官和人质
尽管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处理的并不是间谍问题，但正当会谈进行之际，两国却陷入了有关间谍问题的争吵。
这场争吵开始于8月，当时，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籍雇员根纳季·扎哈罗夫，指控他违反了美国的间谍活动法。与大使馆中正式委派的外交官不同，联合国秘书处雇员的非公务活动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如果他们犯法，将要受到起诉。
尽管扎哈罗夫被捕一事有确凿证据，但克格勃决心营救他。但它面临一个难题：在苏联，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从事间谍活动可以被合法逮捕。因此，他们决定拿一名无辜的美国人开刀，以捏造的罪名指控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遂成为牺牲品。
这一卑鄙行为，把一般的执法问题变成两国间严重的政治对抗。苏联当局企图以逮捕美国人的手段，迫使美国释放他们的某个间谍，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曾在同样情况下，逮捕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巴洪，但是当肯尼迪提出抗议后，赫鲁晓夫改变了态度，并下令释放他。
但随后，当没有什么名气的美国人被捕时，尼克松及卡特政府都错误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各自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每当没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人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在美国被捕时，在苏联的美国公民也面临着被无辜逮捕的危险。
里根总统决定，他不仅要使达尼洛夫获释，而且要终止这种蛮横的行为。为此，他必须确保使达尼洛夫立即获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要使克格勃为其自身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
里根直接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达尼洛夫无辜被指控，坚决要求释放他。戈尔巴乔夫拖延了三个多星期还未作答复，里根下令把在联合国工作的25名苏联官员驱逐出境，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都是苏联间谍。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致信苏联政府，措辞强硬：如果继续关押达尼洛夫，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复行动。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国对苏联在美国的更大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允许美国大使馆遭到报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很庞大，而美国在苏联却没有类似规模的机构，即使有，驱逐无辜的美国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指控苏联间谍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是有充分证据的。
因此，我们通知苏联代表，如果发生任何企图报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行动，我们将坚持苏联驻美外交机构应与美国驻苏外交机构的规模相等。这意味着苏联实际将减少驻美人员。
不到两个星期，达尼洛夫就被允许离开苏联，事前，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通过谈判为此作出了安排。扎哈罗夫也在作了无罪申诉后获释离开美国，但他的获释有个条件，即著名的政治犯尤里·奥尔洛夫应释放出狱，并允许他与妻子一同赴美。到9月底，这个事件看来已经结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雷克雅未克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人就做了我们明确警告他们不要做的事情：他们下令把五名美国外交官驱逐出境，这是对不久前我们把纽约的苏联人驱逐出境的报复。两天后，我们根据以前的警告，通知苏联撤回它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另外55名“外交官”（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看来是间谍），并规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不得超过225名，苏联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人员不得超过26名。
规定这种最高限额是基于以下设想：苏联当局将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撤走苏联雇员。最高限额要求苏联实质性减少驻美人员，同时，如果苏联雇员被撤走，它也允许我们派出足够的美国人接替苏联雇员的工作。果然，克格勃的行为一如往常，它确实在一夜之间，就从驻苏美国外交机构中撤走了苏联雇员，并驱逐了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
结果，美国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外交官经历了一个极为严酷的冬天，但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到第二年底，当美国人被派到莫斯科从事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比有苏联雇员的时候进行得更顺利。虽然我们的措施给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造成了暂时的痛苦，但其结果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苏联驻美外交机构中的大部分苏联职业间谍被清除了，最高限额的规定使得苏联人不可能以其他间谍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美国驻苏外交机构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减少了，因为忠诚的美国人取代了苏联雇员的工作。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向克格勃表明，如果他们捏造罪名，陷害无辜的美国人，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
但这些与戈尔巴乔夫以及与苏联解体有什么关系呢？
乍一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现在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准备支持克格勃这一集团的狭隘利益，即使它危及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这一事件中，最终克格勃的损失最为惨重，但这是因为克格勃自己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认为里根政府的反应将与其前任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相同。肯尼迪对巴洪被逮捕一事提出了抗议后赫鲁晓夫曾试图制服克格勃，而戈尔巴乔夫则企图粗暴地对待里根，尽管里根以个人名义向他郑重担保达尼洛夫不是美国间谍，戈尔巴乔夫仍把他当作人质关押。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不适于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鉴于戈尔巴乔夫在正常情况下很擅长同外国政治家建立私人关系，我认为他在许多方面被克格勃所支配，他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假情报，或者担心与之发生争论（克格勃的支持对他担任苏联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他感到不得不保护哪怕是错误的政策。总之——他的态度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在涉及克格勃利益的事件中，他并不是独立行事。
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生涯中离不开克格勃，而且他还是克格勃前任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门徒。但是，他轻易接受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并盲目相信克格勃首脑对他的忠诚，这使他注定要扮演使苏联解体、个人政治前途被断送的角色。
对话走向公开
正当公众和许多官员因雷克雅未克断断续续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及戏剧性的逮捕和驱逐事件而感到迷惑时，其他一些事件正在发生，它们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苏联的政治犯开始获释。同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加，苏联的新闻媒介也向外国发言人打开了一条门缝。
按照传统的做法，只有当指望外国人支持苏联立场或者在不适于争论实质性问题的正式场合时，才允许外国人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苏联公众从本国的新闻媒介上，从未清楚地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政策。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上的每条新闻，都要经过有倾向性的筛选；记者和编辑不仅要经过审查，而且要由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直接的“指导”，指示他们哪些问题可以报道，怎样进行报道。
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前几星期，苏联当局同意发表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小组采访里根总统的长篇报道。它发表在苏联的报刊上，内容很准确，尽管它附有一篇“评论”，试图驳斥里根的某些说法。自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1961年为《消息报》采访了约翰·肯尼迪后，苏联的新闻媒介再没有采访过任何美国总统。
直到1986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仍然很少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当赫斯特报系富于进取心的外文编辑约翰·沃利奇邀请我参加与苏联官员的公开辩论时，我感到很有兴趣。
沃利奇的邀请代表了纽约北部的肖陶扩协会和其他可能的主办者，包括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肖陶扩协会每年夏天在具有田园风光的地方举办一系列定期的会议、演讲和对话，1985年夏天，它举办了为期一周以美苏关系为主题的活动，并邀请了许多苏联官员参加。现在，由苏联的“友好”委员会发出的邀请是对上次活动的回报，会议期间，美国发言人将应邀与苏联发言人进行辩论。苏联的主办者保证，届时将有五六千听众，并由包括电视在内的苏联新闻媒介对会议现场作全面报道。作为白宫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我应邀作主要发言，并担任美国官方代表团的领导。
苏联举办这次会议含有某种企图。苏联人希望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旅游城市尤尔马拉举行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不承认苏联吞并拉脱维亚。美国高级官员参加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会议，会不会向人们暗示美国承认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我看不会。毕竟，我曾多次参加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召开的讨论美苏关系的会议，但没有人认为那些国家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即美国或苏联的一部分。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国务院的马克·帕尔默曾就此与重要的美籍拉脱维亚人的组织进行了磋商，说服它的领导人支持这一计划，条件是美国代表团内应包括若干拉脱维亚裔美国人。
我们向苏联东道主说明了这个条件，他们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我们都很清楚，这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苏联官方特别是克格勃的批准。
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想检验一下他们能否控制向西方有限开放的进程。他们显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即便如此，该建议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公开性的机会，公开性已成为苏联的正式政策。如果苏联新闻媒介忽视这次会议，而且所有与会者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共产党活动分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苏联的政策没有起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得到即使是有限的机会接触苏联的公民和苏联的新闻媒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一个最终能够摆脱苏联政权控制的进程已经开始。
会议差一点就未能举行。我们刚要按照预定时间启程赴尤尔马拉，达尼洛夫被逮捕。他的妻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上直接向美国代表团呼吁，要求它在她丈夫被关押期间抵制这次会议。我很难搞清楚这次会议（苏联召开这次会议所冒的风险并非无足轻重）对戈尔巴乔夫在达尼洛夫问题上的决定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的受难漠不关心，而实际上，为了使他能够获释，我们当时正日夜工作。我们决定在达尼洛夫被关押在苏联监狱期间停止会议的准备工作。在达尼洛夫获释并交给美国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后不过几小时，我们便乘包机离开华盛顿，人民之间交流的试验又恢复了。
苏联东道主遵守了诺言，有几千人聚集在会场聆听演讲，并向讲演人提问。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地方的新闻媒介对演讲作了充分的报道，并由莫斯科的“中央”新闻媒介摘要发表。大约300名美国人，包括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被颁发了参加会议的护照。
美国主办者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们将使苏联听众听到苏联新闻媒介一般不予发表的那种坦率的批评。美国认为没有必要派出那种回避有争议问题的发言人，这种人的礼貌放错了地方。许多人，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查尔斯·罗布，以及本·沃坦伯格、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马克·帕尔默等，都是公认的严厉批评苏联政策的人。
虽然我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个发言草稿，但在我们的包机离开杜勒斯机场之前，我没有机会修改定稿。我特别关注发言开始的那几个段落——已经由美国之音译成了拉脱维亚语——因为我已没有机会对演讲进行练习了。
我们代表团中两位会讲拉脱维亚语的团员为我救了急：一位是外交官英特斯·西拉斯，他曾在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一位是奥贾斯·卡尔宁斯，拉脱维亚裔美国人协会的代表，他们和我在飞机上挤在一起，帮助我练习不熟练的发音。采访会议的《新闻周刊》记者报道说，我在演讲开始的部分使用的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然后又转而使用“流利的俄语”。他对我的拉脱维亚语形容得很正确，但即使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也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我把演讲的实质性内容放在俄语的部分。在我抗议达尼洛夫被拘禁一事后，我直截了当地谈到那些危害和平的活动，特别是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兼并。我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这种非法占领，它将继续坚持只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的人民有权决定究竟是独立，还是成为更大联盟的一部分。
晚饭以后，苏联官员对美国客人说，我所谈到的美国不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一事，冒犯了我们的听众。他们争辩说，拉脱维亚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活得这么好，他们不会背弃改善了他们生活的联盟。
但我却得到不同的印象。当我从尤尔马拉回到我在里加下榻的饭店时，前台的年轻姑娘动人地微笑着迎接我，并且问：“他们说你开始演讲时用的是拉脱维亚语，这是真的吗？”当我向她保证这的确是真的时，她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以前还没有哪个外国人这样做。感谢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一些饭店雇员把我围在中间。我的演讲还没有在电视上播放，虽然它将在当晚播放，但他们已知道了我的演讲内容。“美国真的不认为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吗？”有人问。当我予以肯定时，他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另一个人也说：“那么，美国人的确了解我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六年以后，当参加过尤尔马拉会议的老朋友又在肖陶扩重聚时，拉脱维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戴尼斯·伊万斯也来了。该阵线领导了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1986年，苏联当局认为伊万斯太不可靠，因而不让他参加尤尔马拉会议，但他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会场外面，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会见来访的美国人。“肖陶扩协会在尤尔马拉推动了我们事业的起步，”他说，“在此之前，似乎什么希望都没有。但会议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立的。”
预言家回家
释放政治犯的举动使美苏关系中某些有争论的问题开始减少。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告诉他可以返回莫斯科。在雷克雅未克的严重挫折及达尼洛夫被逮捕之后，这件事有助于使我们受到伤害的感情得到修补。
早在1968年，萨哈罗夫就撰文要求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警告苏联领导人，如果不采取措施建立民主制度，苏联的经济将迅速地滑到西方的后面。萨哈罗夫受到了外国新闻媒介的注意（他的主张通过无线电广播逐渐传回苏联）。勃列日涅夫对此很恼怒，他下令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这是一个封闭的城市，禁止外国人前去访问。
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度过了七年，在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家。回到莫斯科后，他仍被苏联官员看作贱民。只是在1987年夏天，苏联出版界为了检验公开性的限度，才偶尔引用他的话。
我们认为，萨哈罗夫被流放是违法行为，而更恶劣的是，他的妻子，勇敢的叶琳娜·波纳受到了克格勃的非人道待遇，她唯一的罪名就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他的丈夫，并斥责那些折磨她丈夫的人。我们一再敦促释放他，指出这种流放违反了苏联领导人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时所赞成的原则，我个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营救他，我认为，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获释一事，对苏联的改革来说是个好兆头。1987年春天，我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在我抵达莫斯科后，我坚持尽快拜访他。
萨哈罗夫身材瘦长，动作笨拙，显然不是一个很强健的人，但他的大脑仍然聪明灵活。他说话缓慢，不时停顿一下，以选择最准确的措辞，表达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他在论证他所支持的事业时总是显示出他掌握着充分的事实。
1987年我们第一次会面期间，他表现得异常乐观。他对他所受到的对待并没有表现出牢骚满腹，心怀怨恨，而是关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松对苏联当局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使个人有权选择他们居住的地方，能够自由旅行，并且通过立法确认这些原则，以便使政策不致因官员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改变。
他也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钦佩，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研究和了解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他感到，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正确的手段改变社会，尽管他还没有公开说出他的计划。因此，他建议我们应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使他做正确的事情，而只要他前进的方向正确，就要对他给予支持。
戈尔巴乔夫的确从未直接承认他赞成萨哈罗夫的观点，但他对萨哈罗夫以个人名义所作的呼吁，大多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会他有关民族冲突的劝告，而这一问题正引起萨哈罗夫越来越多的注意。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接受萨哈罗夫为一个民主的苏联构筑框架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如果更重视萨哈罗夫的呼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控制克格勃，以选举产生的官员取代党的统治，他的个人命运显然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赞同使苏联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他认识到，若不这样做，就不能使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
1987年1月，苏联不再干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和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干扰。
1987年3月，当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莫斯科时，她的观点——严厉批评苏联违反人权和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4月，我刚刚到达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就接受了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
舒尔茨在阿富汗问题上直言不讳（赖特没有提到阿富汗问题，他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当苏联采访者告诉舒尔茨，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的邀请前去时，舒尔茨回答说：“不，他们不希望你们留在那里。他们希望你们撤走。”
在春夏之交，莫斯科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偶尔介绍西欧和美国的客人，例如西德议会中科尔总理所在党派的领导人沃尔克·鲁赫及其他著名的西德政治家。苏联公众现在不必设法应付那些干扰便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到西方的观点了。一个已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有极其重要的理由关注苏联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