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了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
1·三强俄、英、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一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