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 [ 译者注：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 ] 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1·美国向外看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在思想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被绝对地集中在某个方面的情形下，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就是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中遭到损失的危险和保持优势的前景被忽视了。尽管美国的丰富资源使它的出口额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令人得意的局面存在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大自然对美国的极为丰富的馈赠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我们那被保护的制造业的特别要求。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致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在美国内部，国内市场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在其外，在宽阔的大洋彼岸，还有着世界市场，只有通过生气勃勃的竞争才能进入和占有它们，而诉诸法令以求保护的习惯是不会增进竞争能力的。
不过，归根结底，美国人民的性情本质上和这种懒怠的态度并不匹配。不管对于保护主义有什么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完全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认识到了在国外获利的机会，美国的企业就会披荆斩棘以获取它们。从此说开去，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位著名的、颇有影响力的保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支持保护主义派别的一位领头人和对时代的特征和舆论的转变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已经转而支持了一种旨在调整关税以使美国的企业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政策。各种派别的人们都能够就布莱思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出的下述言词达成共识：“对于象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食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天安排。”面对着如此精明能干的知名人物的这些话语，即使近来的关税立法的极端之处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使人想到了著名的大陆体系----我们自己的安排和其相似。当初拿破仑竭力维持这一封闭体系，直至帝国的结构在重压之下崩溃。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因为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道理，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大谈特谈？不过，我们不会更深地认识这些道理，除非认识到美国的独特位置和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不管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的政策出现变化迹象的同时，世界也处于某种即使不是预示着危险，也具有深刻意义的动荡之中。我们不想为欧洲的内部事务劳神费力。即使欧洲出现动乱，其对我们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和间接的。可是，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殖民和在远方加强影响的意愿。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我们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关于萨摩亚群岛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不值一提，但清楚地反映出了欧洲国家的雄心。由此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都是确凿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不是引导而是顺应国民的情绪。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情形。
此外，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超出欧洲控制之外的世界已进入持久的和平。动荡不定的政局，如在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在夏威夷群岛，所存在的，和大部分这类地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性相结合，滋生着各种危险的争吵。对此未雨绸缪才是稳妥明智之举。无疑，和旧时相比，各国总的趋向是更加厌恶战争。即使不比我们的先辈更少些自私与贪婪，我们也似乎更不愿见到由和平的丧失所带来的艰辛与痛苦。不过，为了拥有珍贵的闲适和悠然自得地享有商业带来的好处，必须坚持具备和对手同等的力量。是敌国的戒备有加而不是对现状的默认使欧洲各国军队的规模受到一定抑制。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法上的规定还是基于某个公理的裁决都不能被指望用来求得对争执的公平解决，如果它们和一方的强烈的政治需要相冲突，而另一方又处于相对的弱势。就依然悬而未决的关于白令海海域海豹的猎捕的争端而言，不管如何看待我国的主张，根据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无疑我们的意见是合理、公正、符合世界的总体利益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主张化为现实时，我们不仅和我们自己也强烈地具有的对于国旗的尊严的民族主义的敏感相抵触，也和一个为某种强有力的需要所驾驭且在我们特别薄弱和缺乏保护的方面极为强大的国家相冲突。不仅仅是英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我们的海岸漫长且缺乏防御，英国的较大的殖民地----首当其冲是加拿大----还认为宗主国的力量是它们需要和可以指望的东西，这对英国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商业和政治优势。有关的争端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而不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可是后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争端来促进它和其殖民地之间在感情上的亲密。仅就英国而言，它可以和美国方便地达成一项对双方利益都有所增进的平等安排；可是加拿大渔民的纯属地方性的和过于自私的要求规定了英国的政策，出于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海上利益的最重要一个环节的缘故。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形下，英国海军可能无力保持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的畅通。但是，英国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拥有了一条替代性的交通线。这条线路比前者以及经由好望角的第三条航线在避免受到海上攻击方面要好得多，而且两大基地对于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活动和海军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上述争端最终如何得以处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立场只可能在加拿大和其他大殖民地造成对母国的依附情感和信赖的强化。这类的同为一体且相互依赖的意识提供了这么一种鲜活的精神；没有它，出现不久的帝国联邦体制只能是死气沉沉的、呆板的玩意。这些意识也影响着对于诸如买进卖出、贸易路线这些事宜的通常非情绪化的考虑。
上述争端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十分重要，来得突然而且涉及的是超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考虑。它有助于我们确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通过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开凿而来的对西半球和平的潜在和尚未被预见的危险。一般说来，显而易见的是，这条运河会改变贸易路线的走向，从而会导致商业活动和通过加勒比海的航运量的巨大增加；而如今相对冷清的这一海域将成为象红海那样的航运要道，前所未有地勾起海洋国家的兴趣和雄心。这片海域的每一个地点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会上升，而运河自身将成为最为举足轻重的战略中心。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运河将把两大洋连接起来；不过，和前者不同的是，除非为条约所详细保障，否则它会完全为凭借海军力量控制海洋的好战国家所拥有。在战时，美国无疑应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与我们相敌对的他国海军会对我们的海岸施以威慑性行动；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比之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美国将无力控制中美洲运河。军事上，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和海军准备而言，在欧洲国家卷入的情形下，地峡的凿通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海岸尤为危险。我国的一方海岸的日益缺乏保护会对整个军事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
尽管地理上的邻近和丰富的资源赋予了我们某些固有的巨大优势----用其他话讲，这些优势来自于我们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无论就事实还是意图而言，美国还是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和其在该地区的利益规模相匹配的影响。我们没有，而且更糟的是，我们并不愿意拥有将在和那些其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在该地区冲突的国家的争端中举足轻重的海军。我们没有，似乎也不急于安排将使我们的海军更放心地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岸防御。在加勒比海之内及其四周，我们没有如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它们不仅对于控制该海域具有巨大的天然优势，而且由于筑垒和武装已具备或正具备人为的力量，这使它们实际上变得坚不可摧。与此相反，我们在墨西哥湾甚至都没有开始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我们的行动基地。不过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遗憾我们缺乏建立和欧洲大陆国家各主要海军同等强大的海军的办法。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也不关心如何使自己的海洋边界得到保护，并使自己的海军拥有凭借我们地理上的优势足以在不可回避的争执----比如我们最近碰上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在某个时刻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萌发之时发挥重要作用所属的力量。是否美国准备让德国获取位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是否美国准备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是否美国默许一个外国将保护权施于夏威夷群岛----这是太平洋的中心据点，至旧金山、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相等，并是我们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或者是否可以认为，假如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政策和权利坚如磐石，以至于对方会马上收回自己的迫切要求并体面地后退？在萨摩亚是这样么？白令海呢？
当估量我们进行军事准备的需要时，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离我们海岸的遥远以及在如此长的距离之内采取行动的困难是充分合理的。同样合适的是在形成我们的政策时，考虑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猜忌、它们随之对于引发一个象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的敌意的顾虑、它们对于我们将来的报复的担心、它们在既分遣出一支力量至我们海岸而又不过多地损失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方面的无能为力。实际上，认真判断英国或法国在不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或者不使它们的殖民地和商业缺乏适当保护的情形下会动用多大力量对我们的海岸采取行动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进行估价的起点。如果后者超过了对付英法用以反对我们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海岸得到了防护以至于我们的海军能自由地打击它想打击的目标，我们就能够保持住我们的权利：不仅是国际法承认的以及国家间的道德感支持的权利，而且有那些同样实际的权利----它们不由法律所赋予，但有赖于对利益的清晰考察、有赖于执行明显必要的政策、有赖于自我保护。如果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居于有利地位，我们就能够充分维护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这不是因为我们可在大洋上截获他国船只，而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的城市受到保护，不受海上攻击；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我们能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以及这个自治领的边境地区任意采取行动。不过，外交家们不会当着对方的面炫耀这类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要找的是妥协之策，并且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我们在西半球的地理优势以及某个欧洲国家在对我们采取行动时要对付的种种不利是不可否认的，且是政治家的思维中的固有因素，但如果认为单是它们即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显得天真幼稚了。需要把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才能使其朝向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倾斜。上述因素仅是防御性的，而且还只是部分地。尽管路程遥远，我们的海岸还是可以被抵及；它们未设防御，只能在短时间阻遏前来攻击的力量。如欧洲可能出现三个月的和平，没有哪个海上强国会不敢动用相当多的舰只来支持它的要求----不过它确实不会愿意这些舰只出航达一年之久。
不过，倘若我们海岸的牢固程度和它今日的薄弱程度一样高，在贸易或战争方面的消极防御就只可能是一项可怜的政策，只要世界依然充溢着斗争与盛衰兴亡。我们周围处处是争斗。“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并不体味其意义，除非我们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任何地方，一个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怀有戒心，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他国特殊。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我们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是什么呢？的确，我们只能运用某些今天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属于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的程序，即使这些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愿做的事是正当的。我们的人民难道是如此地温顺以至于他们在其利益系于受到争议的权利之时不可能独行其事？或者是如此地麻木以至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人向那些他们长期认为自己的影响应占上风的地区的侵入渗透？
我们自己造成的在市场方面的孤立闭塞以及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航运方面利益的减少与我们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遥远特别地吻合。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幅北部和南部大西洋地图，它显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的走向及所承载的运输量的比重。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相对比较冷清的地区是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邻近的国家与岛屿。一条宽广的运输带从我国的北大西洋海岸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同样宽阔的另外一条从不列颠群岛通往东方，经过地中海和红海。这条运输带溢出了红海的边界以表示贸易规模。通过好望角和合恩角的运输带的宽度是红海地带的四分之一，它们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线上的近赤道处交会。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标示着当前英国和一个在拿破仑战争中曾容纳了英帝国整个贸易额的四分之一的地区的贸易量。其意义是千真万确的：欧洲目前在加勒比海只有很少的商业利益。
一旦地峡被凿通，该地区在商业上的孤立连同其他国家对其的忽视就会一去不复返。任何使用运河的船只不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都必经加勒比地区。不管随海上活动而来的大量需求会对毗邻的大陆与岛屿产生什么影响，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将集聚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周围。为了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都会在一个美国历来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有着颇具戒心的敏感的地区寻求支撑点和影响方式。大部分美国人对于门罗主义的准确内涵只有着非常粗浅的理解，可是这个为人熟知的词语已导致了一种举国上下的敏感，它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能引发战争。另外，对于这种情绪造成的争端而言，国际法及其公认原则的道义权威并没有发挥息事宁人的作用，因为争端主要系于政策和利益，而不是所承认的权利。法国和英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所掌握的港口的地位，虽然它们当前的重要性还有限。这两个国家关注的是不久的将来。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目前由弱小或不稳定的国家所掌握的意义重大的要点。难道美国乐意看到它们被卖给某个强大的对手？可是美国又能诉诸怎样的权利来反对这种转让呢？它只能求助于一件东西，那就是由它的力量所支持的合理的政策。
不管美国人乐意与否，他们如今必须开始注意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么做。一种日益壮大的公众情绪也要求这样。美国处于两个旧世界和两个大洋之间的位置也导致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很快会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的通道的出现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太平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不断进步以及有着不断推动国家进步的进取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而被保持和加强。某项生气勃勃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都不会象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民众中得到的支持那么多。
前面提到，在当前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给太平洋沿岸地区。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会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会和它所在的国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而太平洋海岸则会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由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从而蒙受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从欧洲派遣一支敌对的舰队，也在于某个欧洲强国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海军，因为这支舰队在需要之时可以被迅速得多地召回国内。不过，如果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明智处理，我们在那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就能得到保障。由于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不可能为鱼雷艇有效地保护；随之而来的是舰队总是能经由一条毫无阻碍的通道通过炮台。因此仅仅依靠堡垒工事并不能给这两处地点带来充分的安全。尽管这些设施对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它将和炮台相互配合以反击敌人。这些舰只的行动范围不应被允许超出为它们指定的港口之外很远，它们是该港口的防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限度之内，这些舰船永远可以在战争形势使该港口成为敌对的焦点之时给在海洋上行动的海军以有力的支持。通过舍去进行长距离航行的能力，海岸防御船只相应地可以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力量，从而增加了它对于在某一时刻将与之共同行动的舰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除了英国，没有哪个外国拥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其纳入它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且值得疑问的是是否英国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这样的舰队。一旦加拿大太平洋海岸交通被截断----美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也就失去了它对英国的主要价值。这时，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牙买加的所有者会通过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压来保卫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目前我国的海岸防御状况而言，英国绝对可以这么做。和我们的易受攻击的大城市相比，整个的加拿大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即使我国的海岸得到了加强，英国还是可以那么做，如果我们的海军还不象如今所规划的那么强大的话。我们对加拿大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至于它可与我国的海岸贸易的被切断，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和切沙比克湾的被封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拟？依据多少有些含糊的国际法上的规定，英国的确可以使上述封锁在技术上十分有效，而中立国也会对其照样接受。
太平洋沿岸各州军事需要以及它们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度重要性还只是一个将来的问题，不过这个将来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应该立即为之筹划。要想估量一下上述重要性，就考虑一下一个仅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在弥集着由现今居住在那里以及正大量涌入的人们所组成的，控制着象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海上交通枢纽的人口之时会在太平洋地区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因为这些人和东部的社会由血缘和紧密的政治联盟纽带的维系就小看这种作用？不过这样的作用若想毫无阻碍地得到发挥，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军事准备之上，正如谚语所说，“天鹅绒的手套里面要有一只铁掌”。要做到这点，三件事不可缺少：第一，凭借筑垒和建立海岸防御舰队来保护主要的港口。这将增强这些港口之内的团体的防御力量、给他们带来安全，并为一切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第二，壮大海军力量。这会使进攻性力量如虎添翼，单是它自己就使一个国家能够向外扩展影响。第三，我国的政策应表明这样的不可违背的决心；今后没有哪个外国将会在离旧金山三千英里之内获得加煤站----这个距离之内包括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海岸。燃料是现代海战的生命，是舰船的粮食，没有它，现代的深海庞然大物就会寸步难行，毫无作为。所以，一些最重要的海军战略考虑是以燃料问题为中心的。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我们面对的是许多外国的燃煤补给站，这促使我们要坚决地拥有武力，甚至是象迦太基促使罗马那样，我们不能再默许由于他国在北太平洋先发制人而增加我们的危险，进一步分散我们的力量。
总而言之，在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的情形下，必须格外提及的是，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这两个国家无疑要谋求各自的优势，但两者又受发自同一源泉且深深扎根于自己天性之中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支配。无论出现什么一时的偏差，一种向共同的权利标准的回归必定会接踵而来。英美两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是不可能的，但对双方在禀性和观念上的相似予以坦诚的承认将激发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如果两者不再那么习惯于相互间的大惊小怪，一种更稳定的情感就会有力地生成。
2·夏威夷的意义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独享一个关键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
在夏威夷长期存在的麻烦突然地----至少或迄今就一般的公众反映而言----达到了顶峰，那儿的革命政府----我国在当地的代表已将其正式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取得的进展经报道已为美国国内所知晓。历史已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如今又多了一例。正处盛年的人可能骤逝，沐浴于太平盛世之中的国家也可能发现自己正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其后果或可能是战争，或可能是为躲避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来放弃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国家利益。在没有事先的筹划，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虽都是对人们的行动亦步亦趋但也并没有有意识地照应到当前的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这个问题和当初罗马元老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性也不逊色----当时执政官邀请罗马占领墨西拿，结果后者从此放弃了传统的将罗马的扩张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政策。让我们一定注意，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必须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该决定。这不能被回避。在这个场合下，决定按兵不动和决定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可以前进；如我们不进反退，世界上的情形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形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后果。
其实，目前并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时刻。和刚才引用的历史事例不同，其利益如今已发生联系的英国和美国在所继承的传统、思维习惯及权利观方面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一方要认识另一方在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地区所受到的伤害，并不需要自己也居于对方所处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涌入美国的移民形形色色，但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依然是英国式的----道格拉斯·坎贝尔先生愿意说是荷兰式的，即便如此，血缘还是一样的。虽然嘴里塞满了不一定对自己口味的食物，我们的政治消化系统仍然竭力地试图吸纳它一直无力拒绝的大量不同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同化努力还时时不完美，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在本质上还会是英国式的。我们为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利的类似观念所浸润，而且的确不比大海那头的同胞更少些进步性，在精心维护我们基本的法则方面甚至比英国人更富保守精神。从真实的自由精神中我们吸取了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两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不仅我们固有的传统浸润于这种精神之中；而且，一步一步地，如同罗马将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一样，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这一根本原则----说句对英国表示尊敬的话，英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也一直维护了这个原则----在每个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保持。如今，在南方，一个和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种族的权利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在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存在着和我们同样的传统、其选择其归属的自由应为我们所尊重的州。与此同时，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就闪现于未来的边缘，如今它们已迅即地融入了现实之中。夏威夷发生的事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从根本上讲是小小的一部分。不过，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这个部分又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如前所说，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自身就立不住脚，而且还会在原则和事实上导致全线的后退。在我们合乎天性的、必要的、不带欺压性的扩张中，我们已走到了与另一个伟大民族的前进发生接触的地步；它的生存法则业已赋予了它一条已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还不时地得到表露和昭示的发展原则。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以至于每一派别的政治家都发现，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为某种没有哪个个人能抵御或极大改变的趋势所驱使。并不确切的传闻和欠谨慎的个人言论表明格莱斯顿先生急不可耐地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稗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我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