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还想仅仅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它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祟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海岸中的一个。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我们自己----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注意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如何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它们不受令人迷惑的次要的考虑的干扰，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这种要点的多少依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二千一百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我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一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地考察。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我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实际上也是----比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我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我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我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再对从反面来看的好处稍作提及：获得夏威夷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点为某个可能的敌人所掌握的情形下我国的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贸易所遭受的严重威胁在报章上已被时常提及，不时地被公诸于众的外交文件也反映出了对其的考虑。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而海军军官比一般大众对其要更为敏感，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我国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二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对我们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七千至八千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们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我们确实能做到的话。
我还希望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给予我们的机会，好像它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地区或我国的对外贸易或影响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具体行动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的合适机会可能目前尚不存在；也是一个关于会导致未来的许多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在我国已取得了充分的进步的情况下，确定这项原则或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项原则的可否接受只以它是否给予了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合理的关切----眼下讨论的举措对此毫无违背----以正当、坦诚的注意为条件。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第一项成果，是美国随其发展已认识到了将其生命力----生活于美国的影响之下的人们所享受到的幸福----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承认广受赞誉的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天赋和才智不会被强加于那些不想要它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希望来到我国的人们的权利与睿智的否认。宗教上的比较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是否也可能这样呢？无疑，英国的光荣业绩主要源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被追溯至英国刚刚驶向深海大洋的时代。当时，英国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或者说它只是预见到了它的星宿所指向的未来，顺应了在一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即已规定了尔后更富理性的动机的天性。让我们也从英国的经历中学些什么。英国不是霎那间就成为了今天这样的海上强国；一步一步地，利用着被赋予的机会，英国才登上了世界范围内的至尊地位。如今，这种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和源于英国的制度的普及上。倘若当初英国人一味地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态度今天会使我们拒绝在我们海岸之外的每一步推进，世界不知又要贫穷多少倍！此外，难道有谁会怀疑，如果英美这两个主要的立于英格兰传统之上的国家能达成诚挚的谅解，相互间不带猜忌并相互支持地自由扩展，难道不会大大增加世界上福祉的总量？
不过，如果对世界福祉的呼唤看来令人怀疑得就象是对国家自身利益的掩饰，倒不如如实地将后者直率地认定为全部的动机所在。我们不要回避这一事实，即广泛的自身利益和我们会因故受限于其间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我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我们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结果老是慢悠悠的；伤透脑筋、费尽艰辛，往往还是令人失望地前进不了多少。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尽管一个团体能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力量就在于此，集团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抵制住只模糊地意识到其需要的大众的缺乏组织的抗争，但不管一时遭到怎样的反对和打击，后者终究会象自然中不受控制的力量那样克服存在于其既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采纳了这条原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获取那些位于通向地峡的路线之上、系于其身之上的利益使我们自然要谋取它们的要点。它们为数不少。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有着较好认知力的拿破仑还曾在言语中犯过这类错误，他写道：“圣彼得罗岛、科孚岛和马耳他岛将使我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傲气十足的吹牛！科孚岛在一年之内，马耳他岛在二年之内，就被从不能用舰船保护它们的法国身上割离出去了。英国人内伊还指出：“假如波拿巴没把后一个据点从其堕落但无甚害处的政府手中拿走，这个地中海的要塞也许----很可能----永不会落到他的主要敌人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从认识到足够的海军力量对于在周边获得附属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下子跳跃到得出美国为此需要一支和当今最强大的海军平起平坐的海军的结论似乎毫无逻辑可言。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外国海军基地的国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望距离可以对于欧洲列强运用其海军力量能施加某些限制。不过，在没有以经过仔细权衡的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将那种距离看成是一层防护装甲，认为在其庇护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肆意趾高气扬，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估计多大的海军力量对我国来说才够用时，将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瞩目所在与那些对欧洲国家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利益重心分离开来的令人欣慰的间隔会被恰当地考虑到。如果此外我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合理的势力范围应是怎样的，在处理该范围内的外国利益时显示了坦诚的公正，我们在那里的支配地位就不会碰到多少问题。
尤其应该期望，我们和外部国家中的那个我国是从其脱胎而来的伟大国家 [ 译者注：指英国。 ] 之间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热诚。潜存于我们表面上的政策差异之下的极为一致的精神必定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如果我们并不反对一种将使我们这一种族主导世界的海洋的趋势的话。要强使我们达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是明智的。无疑，期望实现之并通过倡扬非常恰当的行为举止来消除相互间的阻碍----它由我们明确的利益所导致且是包含着进攻性与傲慢的----是一个崇高的、伴之以不可胜数的益处的目标。
3·地峡和海权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在四百多年以来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它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其一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另一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大海在这里拍击着大汗的领地并将富饶的群岛置于其胸膛之上。至今为止，一大片花几年时间才能历经艰辛、冒着危险地走完的土地还将这两地分割开来。不时地，某位旅行者也许从一处跋涉至了另一处。不过早年在这两地之间并不可能通过陆地保持持续的影响和利益的交流。而正是这些----尽管规模有限----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人民的长处，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当年的这个被陆地围绕的海洋之上的微观世界就是后来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的缩影。从古至今，这些国家被这个广阔的、开放的海洋一个接一个地维系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之上，大海的阻隔反过来只把它们编织着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尽管处于一个向外看不到什么的玻璃杯中，哥伦布还是以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看见了、信服了并接受了某种确定的东西。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依据信念而不是眼前所见前行，在日益来临的、今天尚未结束的伟大进步中迈出第一步时，他几乎没有梦想沿着他的航线跋涉于一个未知地区的具体所为将被后世视为其荣誉的主要所在。这只会淡化他的伟大思想的不折不扣的光芒并妨碍将其应用于极为遥远的未来。
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和许多他之前的预言家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当时的思想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是可预知的、但在安逸者那儿只会受到无视而沦若无物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他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象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的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人们的努力也许会让它从梦中走进现实。1502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他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以及包括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海军上将湾的名称仍使人想起哥伦布的来访----的其他地点。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十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出于它针对其发现者所处的方位的缘故----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在这些早期的年代中，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的历史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表露。在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经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五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发利用自然禀赋的才能。控制权仍然由那些其船只、资本、商人支撑了某地区的工业体系的国家系于一身，如果这些因素还获得了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局面的需要的海军力量支持的话。对任何一个外部国家来说，对中美地峡的控制就是指海军控制，指海军的支配地位。对此，陆地的占有最多只是辅助因素。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直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08年至1810年间开始瓦解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废弃而萎缩之时的总的情形。这两个决定性事件的共同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模糊不清很快使地峡及朝向它的通道沦落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而其中那些岛屿的地位至今也尚未恢复。地峡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不过，它的重要性由自然秩序中更为长久的缘由所决定，而不维系于可对于地峡的占有者施加某种影响的那些岛屿身上。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地不为人重视的时期后，随着美国朝向太平洋的扩展而使我国在两大海岸之间建立便捷、安全的交通联系的问题提上日程之时，地峡又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而变得引人注目。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的获得、那里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开掘狂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