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拥有的库拉索岛也被做了标记，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自然特点使人不能不考虑它。不过如今它属于----可以期望它会无限期地如此----那些据认为已为政治环境中立化的地点之列。库拉索岛有着一个良好的、可以被改造得难以攻克的港口；另外，它天然地靠近任何开往地峡和经由牙买加岛东侧的船只所要走的航线。这些情形构成了库拉索岛在军事上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荷兰是一个小国，不可能再次参与一次全面的战争。实际上，正在泛起的一种担忧是，正谋求殖民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依然占有大片殖民地而企图吞并它。这也许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和普遍相信是由德意志帝国的支配性影响导致的欧洲棋盘上近来的神秘举动相比，又不能说完全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些举动，我们这些疑惑的美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试图弄个明白，但一无所获。
应该承认同样的中立可能也会体现在剩下的被标出的地点上。它们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其中的第一个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上，属于墨西哥----这个国家在地峡问题上也有着十分切实的利益，因为它和美国一样，有着绵延的、既濒临太平洋也濒临大西洋（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不过，座落于尤卡坦海峡这个从任何墨西哥湾港口至加勒比和地峡的必经之路上的岛屿除了其位置并无其他可提供的了。它的驻泊条件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丁点资源，只有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的费用才能给其配备上防御能力。另外，把该岛看成一个有前途的军事要点只会更加突出这个最肤浅地瞄上一眼也会让人铭记于心的事实：就位置而言，古巴岛在对于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任何可能的对手，正如对于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它也是无与伦比一样。
萨马纳湾位于圣多明各的东北角，是那个其土地为分别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黑人共和国所分据的大岛上几个良好的泊地之一。决定它能被择入我们的研讨而不是和其他一些地点一起被排除在外的是它的位置以及这个事实：我们寻求给予加勒比海的全景而不仅仅是其特定的区域一个通观。举个例子，鉴于接近向风海峡----从北美大西洋海岸至地峡的最短航线经过于此----的古巴圣地亚哥和牙买加罗亚尔港这两大海军港口的存在，可以不由自主地想到，就在海峡边上的莫勒圣尼古拉提供了一个在需要之时可用来钳制其他港口的地点。可是，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扼制某个东西或某些人，而是简单地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一个海上区域的天然的战略特点并顺便注意一下这个美国对其有着特殊兴趣的地区的政治状况。如业已评论过的，一个地方的政治状况对于它的军事价值有着无法避免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考察是广泛性的。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之所以在这儿被赋予了突出地位是因为它们更充分地、比其他任何地点更好地体现出了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因为在这儿不存在什么对航行的危险。当然，在今天的蒸汽时代，这一点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不过，莫纳海峡在军事上还是有其价值，因为它可以作为对向风海峡或在东面的其他海峡的替代，如果其中某一处为敌人所控制的话。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这个海峡实际上已被大量使用，比其他任何海峡都更多地为从欧洲至地峡的航线所穿过，就如向风海峡更多地为从北美大西洋港口至地峡的航行所经过一样。这两个地点都不能说具备着相当的天然力量或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提及过的所有内在弱点的小岛；至于萨马纳湾，尽管它所在的岛屿面积较大，物产较丰富，但它目前不具备，也没有希望具备使资源和力量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这两个地方还都需要相当地发展它们的防御设施以迎合一个海军港口的需要。不过，尽管这两地有着这些缺陷，它们与海峡相邻的位置还是使对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一个全面性的研究要给予它们突出的考虑。它们在潜在的意义上关系着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就象金斯敦和圣地亚哥关系着对向风海峡的控制。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决定性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在，并吸引着那些其领土濒临两大洋、如今为地峡断开但有朝一日将合为一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特殊关注。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加勒比海的入口及穿越加勒比海直至地峡的交通线，对于地峡发挥其作用乃是主要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在战时，控制这两个因素就成为在重要性上不次于控制地峡的军事目标，而前面所考察的众多地点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需被顾及----首要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然后是在总体的意义上。
在这里既无时间也无篇幅来详尽地进行第一阶段的个体考察。不过，选择前面提到的那些地点的原因已经被尽可能简要地作出了说明。现在让我们注视着地图，将这幅用图形展现出来的图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如暂时将地峡地区的要点----它们更多地是目的所在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在----搁至一边，我们此时就看到位于所考察地区的端线上的多个要点是为一流的强国所掌握----马丁尼克和圣卢西亚分归法国和英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则属美国。
另外，那些一流国家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最靠前的力量基地的前方要点，也就是离彭萨科拉四百六十英里的基韦斯特和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英里的牙买加。这两地至地峡的距离分别是一千二百英里和五百英里。
从尤卡坦至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于上述的主要基地和前方要点之间，将其分割开来。不考虑机动力量因素，完全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体现了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最重要的入口----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属于任何一个被普遍地认为具有一流力量的强国。
远至但不含阿内加达海峡的加勒比海北部各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这种情况向来使价值上升；离地峡是如此之近；而且尤其对美国来说，除非以绕一个大圈子为代价，它们是自己与地峡以及所有位于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在一个非常原则的意义上，加勒比海是一个陆间海；不过一旦相比于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这个修饰词就显得有限了。墨西哥湾和外洋只通过极少的海峡相连，这使得容易从一个靠近的地点对它进行监视。另外。在地中海和墨西哥湾都存在着极具力量的地点；对前者而言是直布罗陀和其他一些地点，对后者来说只有哈瓦那。与这两片海域相反，加勒比海的东缘为一系列小岛所封，而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尽管实际上不比直布罗陀海峡宽，但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加勒比海在这个方向上的入口可以正确地讲伸延至了近四百英里。的确，这些岛屿构成了许多能从其为控制入口从而实施军事行动的地点----虽然一些条件较好，一些较差；不过，它们的数目之多使这种影响不能集中地、有把握地得到发挥，而以直布罗陀或哈瓦那为基地的充分的力量就可能实现这点。
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十分不同。从古巴岛的西端至波多黎各岛的东头伸展着一条一千二百英里----在加勒比海东侧是四百英里----长的陆地阻隔带，其间只为两条海峡所断。每个海峡宽五十英里，一只中等马力的汽轮能在二个或四个小时之内从这一岸驶至另一岸。这种自然环境对通往地峡的道路的影响几乎是爱尔兰岛对于英国的战略影响的最大限度的翻版。爱尔兰岛这个英国的陆地阻隔长二百英里，居于彭特兰湾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正中位置，也就是说，它为大西洋朝向英国的所有道路所围绕。这情形给予了一支有着相当力量的海军在爱尔兰南北两端或其中一端侧击和骚扰英国的特殊能力。现今的政治形势和其他状况无疑使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受其影响的国家有着相对不同的重要性。与大西洋的交通的畅通对英国生死攸关，而与地峡的交通直至今日对美国也不是如此。然而，在“生死攸关”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程度上的重要性。考虑到加勒比海的一千二百英里的阻隔地带中有六百英里在古巴土地上，接下来是五十英里宽的向风海峡。其次是三百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无可辩驳的是，一支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优势海军可以给予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以非常严重的干扰。
与此相联系，也应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和将其与巴哈马及古巴分离开来的海峡的狭窄对于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商业上和海军上的交通联系的影响。如果能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这个长但是不宽的地带被完全移走或为一条贯穿其颈部的海峡分为一个岛屿将会导致什么情景，它对于我们的海上利益的作用就能够被最好不过地认识到。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必须确保对于海峡的两个入口的控制，但我们的运输也不会被迫经由一条狭长的、在其一侧与他国----可能也是敌国----的领土相邻的海峡。在我国与英国或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海峡或许会受到离己方基地不远的敌国巡洋舰的骚扰，不过我们在如今的状况下保护我们的商业将比在有着那条假设的海峡或者佛罗里达半岛不存在的情形下付出多得多的努力。这个半岛的作用是将我们从大西洋至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二百英里，从而使得我们必须为控制佛罗里达海峡而拥有一个基地。然而，我们差不多完全缺乏有用的港口这点又将事情弄得更糟。在大西洋海岸这个最暴露的一侧，不存在这样的港口；在墨西哥湾，没有哪个港口能比离基韦斯特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坦帕湾离前者更近。
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并不能说些什么，目前这样的一条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尚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前者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而后者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还可附上一句：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连同其海峡的影响也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以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整个地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它对于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其中的海峡为敌人所控制，这一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湾推至绝对孤立的境地。
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从对入口的考虑过渡到了对于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从入口至地峡的交通的考虑。下边我们就必须探讨这个话题。
在涉及加勒比海的入口以及该海域的内部控制的问题上，牙买加处于一个突出的中心地位。它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相同，都是五百英里；与南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加伊纳斯角及中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四百五十英里。另外，牙买加岛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它对后者的控制力一点不比圣地亚哥差。任何一个军人读者都几乎不会不注意到，牙买加岛作为一支大型舰队的基地会象一个将只在几个点上可以出入的一条边界线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那样发挥作用。如从牙买加岛向每个方向上派出一支相对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能予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以及时的注意。即使船只是在其他地点上出入加勒比海，以牙买加岛为基地，可抵至加伊纳斯和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的机动力量也可以将交通状况置于自己观察之下，以便运输任务能不受干扰地得以完成。
由于拥有位置上的优势以及一个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发展为一支大型舰队的海上基地的港口，牙买加无疑是加勒比海中间最重要的地点。如果一个人回想起牙买加岛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地落到了英国手中，当时英国首要的征服对象是圣多明各；回想起自那时起的两个半世纪中，牙买加岛的那些如今隐现于其上的优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回想起基于各种可能性，在美国革命战争中牙买加岛都应被西班牙重新占有；回想起同样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也曾存在于英国对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两个地中海中的关键地点的征服和保有上，他就不禁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隔如此之开、但又增进了同一个目标----英国的海上霸权的事件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仅是一种作用于整个历史、自觉一贯地遵从于某个尚未为人所辨出的目标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可是，和古巴相比，牙买加还不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具决定意义的地点。一个地点的军事价值既是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论一个地点的位置多么优良，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充分地弥补力量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固有力量的代名词，但它的狭小、孤立和资源的贫瘠构成了对于它的进攻性力量、甚至对于它的坚不可摧性的限制，这些对军人来说不难理解。牙买加由于其位置，为从古巴至地峡的航线----实际上为所有从大西洋、墨西哥湾至地峡的航线所围绕；但作为一个军事存在，它与古巴这个再清晰不过地座落于它面前的大岛相比就完全地相形见绌了。即使如前所说，牙买加的位置截断了古巴至地峡的路线，但它与北美大陆----这一直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的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的、天然的供应来源----之间的交通也为其大邻居所切。在战时，即使美国保持友好与中立，位置和面积赋予古巴的优势根本不是供应来源可被有效掐断的牙买加的长处可比拟的。再考虑到牙买加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欧洲的交通，它的劣势地位丝毫未被改善。牙买加离这些地点以及圣卢西亚----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牙买加的资源可以说集中于此----的距离使它处于一个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状况还因下列事实而愈显突出：无论百慕大还是圣卢西亚，都依赖于外部提供经由它们运至牙买加的任何东西。而古巴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及产业规模则使它自然地积聚起了一个大的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资源。这些连同古巴与美国的邻近和它的其他位置优势几乎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岛屿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在军事意义上与古巴媲美的地点。只要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古巴就不可能被孤立。
任何这类的探讨的目标都应是通过逐步缩减所考察的众多因素从而使余下的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变得更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树才会越来越细，战略图景的特点才能日益显现。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在前面已经进行。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两个决定性的中心：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二是四条主要的将这两地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航线。它们分别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峡和北美海岸（经由向风海峡）；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地峡和欧洲（经由阿内加达海峡）。三是所讨论的地区的主要的军事要点以及它们独自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基于有关的讨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交通线”是战略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些所处位置决定性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或很大范围之内的交通线的地点是最重要的。在上述的四大交通线中，三个经过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在实质上为它们控制，它们也就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尤卡坦海峡至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佛罗里达海峡至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从地峡经向风海峡至北美大西洋海岸的航线。从地峡至欧洲的第四条航线与牙买加岛比与古巴岛更为贴近，不过这两个岛还是比该地区岛屿中的任何其他岛对它更具控制力，因为其他岛屿相比于牙买加或古巴更容易为这条航线所避开。
所以，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此外，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都具作用的战略中心是在向风海峡，因为在这里古巴和牙买加两岛屿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对大小得到了最终的检验。如前所说，在一场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要点，也不主要是要点，而是机动力量。对于任何情形的充分说明都存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就位置而言，古巴岛是比牙买加更具优势的要点，原因前面已经给出。在掌握着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双方机动力量的相对大小将为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所检验，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与美国海岸、与哈利法克斯、与百慕大进行联系的最短、最佳路线必经之处，为此它对牙买加来说必须保持开放。如果牙买加的力量未强大到足以强行使该海峡保持开放，它就只好通过规避、通过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维持基本的供应，因为它无力在海峡方向上充分显示力量，无力在任何方向上从靠近它的古巴的影响之中摆脱出来。在这种状况下，放弃最佳道路意味着受孤立；这种情形一旦是长时间的，那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了。
于是，最终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相比于牙买加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要使牙买加和古巴平起平坐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需要有一支能够使向风海峡一直开放----不仅是暂时地或在任何一段可计的时间内，而且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机动力量。在目前的政治归属状况下，如果发生一场仅包括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英国在机动力量方面不会存在问题；可是，在一场几个海上强国参加的全面战争中，这方面就不太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一度英国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继续控制向风海峡，保有牙买加。但千真万确的是，后来敌人方面的大失误和不走运揉合在一起拯救了牙买加。
可以想象，曾经出现的可能也许会再次来临。
5·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亲缘关系”和“同盟”两个词表达的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而言，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种自然的联系，后者则纯粹是后天的，即使它可能产生于随前者而来的情感、共同利益和对于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相应地，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我们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象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