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6·未来和美国海军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1812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7·如何准备海战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打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我们的外交思维所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自豪之处是它不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榨取不能为严格的正义标准所支持的好处或让步。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对于它们的立场即使后来得到了认同，在一开始并未被争端中的另一方所接受。所幸的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英国。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伟大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的殖民国家之间有着一种其程度比任何一方所承认的还要深厚的亲情，它基于共同的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基本观念之上，一直存在至今。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是这种情谊最新的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有时英国被说成是最不受人喜爱的欧洲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于英国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反映出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这种态度支配着我们对英国的情感，相反，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