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和我们曾经历的那些争端相类似的问题在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不难看清。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能指望从那些并不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所熏陶、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国家那儿得到对于我们观点的根本合理性的承认？英国已给予了这种承认，而且发现自己足以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长期、紧密的接触以及利益上的交错，也基于我们在国家特性和体制上的根本相似。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府广泛地体会到了远方地区对于它自己的利益、它的人民及商业的利益及它的政治威望的至关重要性，这使它能够理解和体谅为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一种将在未来引发麻烦的事态出现和延续。一个处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所具有的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不体会到我国对于中美洲地峡以及太平洋的关注；同样，一个关心着地中海地区并不安地注视着他国对于地中海南岸的逐渐占领的国家用不着费多大劲就会理解我们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心情。我们不愿看到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起这一地区我们那些局势相对平静的邻国的主意，或使冲突蔓延于其身上，从而干扰现存的力量分布和领土归属状况。也许尚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未来的利益要求，但是，很难认为英国政治家们会怀疑我们把消除任何可能的麻烦视为自己明确的利益所在。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我们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象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我们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我们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政府还可以因为主要商业中心已得到较好的防卫而不必去顾虑它们，从而得以减轻负担并极其充分地发挥进攻性力量的作用。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对此，今天的一般作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我国海岸----的时候。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偶而才能被用来执行纯粹的进攻任务。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我们一直申明----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美国厌恶侵略，不愿凭借战争来扩张领土或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衡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否充分可用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扩军计划，而是其他国家反对我们自认为合理的政策的意向。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作对，它们会使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我们呢？肯定是海军。因为我国土地上不存在某个敌国可从陆上对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暴露之点。所以，我们应担心的是与我们敌对的海军力量。那么，它的规模会是多大？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大的一支海军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如此之多的大型舰只、如此之多的火炮和如此之多的弹药----一句话，如此之多的海军装备。
我们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我们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我们的国家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对我们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我们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我们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由。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8·回顾与展望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的破坏性的战争迫使欧洲将其注意力从外部的诱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对此，十九世纪之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是一个重重的句号，因为这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对外殖民对象的荒芜之地的清单上勾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义，然后出现了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门罗总统的立场的一贯坚定维护和门罗主义在以后得到的发展则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在同等程度上从另外的欧洲殖民可能中摆脱了出来。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被拉开了帷幕。无疑，人们仍然还积极地在海外寻找活动空间，不过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开发利用业已在政治上有所归属的土地。但是，总体而言，甚至这种活动也只是附属性的。从十九世纪的开端至其结束，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力量并应用其成果以满足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需要。当时，那些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它们在刚被发明出来时是如此令人惊奇，在今天却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是“缓冲国”，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多少也让人联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正相互靠近，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上，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上的优势。这两极不是发自同一源泉但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分支，它们源于极为不同的观念，从始至今循着两条截然不一的道路演进。要使它们相互间产生共同语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转化，而不再是独自发展泾渭分明。
什么是今日的基督教国家在未来的主导性精神观念，这几乎不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问题。不管人们的信仰在趋向或程度上发生什么变化，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的短促时间内，它不可能经历激烈的变革。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影响无疑将继续存在。一种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渐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国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那么后者也会逐渐地认同那些对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强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则。另一方面，如今日许多人所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更高尚的东西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和公正行事，战争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权衡使人们不必诉诸暴力时才是荒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着合法的机会时才去谋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单单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想得到什么或他们有能力得到什么这类事实就会促使其去攫取。欧洲世界知道这种情形，不过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及其对于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响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中解脱出来。东方世界不知道赋予西方以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根源，但它正对这两者明显地表露出钦羡之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得到它们的念头。
在法国革命使作为十八世纪一大特点的对外殖民扩张陷入长期停顿的同时，各国将其热情明显地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是法国革命在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