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攸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