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清流砥柱.4

“好，好，到那时若还这样，我又没死的话，再承认不晚。”张之洞笑得更起劲了。

杨锐端详着老师怡然自得的神态，心里想：香涛师与在四川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显得瘦了点，两鬓增添了几根白发。他将随身所带的一个小布包送过去，说：“我知道您从不受人礼物，但这不是礼物。当年您要我们在书斋后面种楠竹，这几年来，楠竹长得很茂盛，春天还有竹笋可挖。知道我要到北京来，书院的

几个同窗说，带点干竹笋给香师尝尝吧，京城没有笋子吃。”

“好，好，我收下。”张之洞很高兴地接过小布包，随后放在书案上，说：“当年我要你们在书院里种点竹子，是想以竹之气节风骨激励大家，想不到今天还可以在京师吃到尊经书院的竹笋。”

说罢又欢畅地笑起来。

督学巴蜀的三年，是张之洞难以忘怀的岁月。

同洽十二年，三十六岁的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一向崇尚实干的新学台，决心在三年任期内为巴蜀学界做几件实事。

那时四川士林风气不正，科场作弊之风十分严重。张之洞通过深入考察后，制定了诸如“禁鬻贩，禁讹诈，防顶替”等整理科场的八大措施，督促各州府严格执行，科场作弊之风顿时根绝。张之洞又针对不少士子参与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局所，与局所办事之人勾结为奸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令不准士子参与局所，凡有违背者，一律惩办，直到革去功名。张之洞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在革去几个秀才的功名之后，此风已几近绝迹。

为更多更好地培养人才，造就四川的新学风，张之洞接受丁忧回籍的前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名官绅的建议，创建了尊经书院。光绪元年春天，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外落成，延请薛焕为山长。薛焕也是一位名宦。咸丰十一年，薛焕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道奉旨购买洋枪洋炮及雇法国工匠传授制造经验，揭开“徐图自强”的序幕。张之洞聘请这位广孚众望的能干大员出任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正是他对书院的重视和期望。开学那天，他和四川总督吴棠亲自前去祝贺。

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的目标是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在四川造成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在川期问，他经常去书院给士子们讲课。为了指导书院的学子和川省士人，他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

在《辅轩语》这本书里，张之洞以学政的身分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教戒之语和经验之谈，希望士人们成为德行谨厚、人品高峻、志向远大、习尚俭朴的道德君子，并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求学原则。在《书目答问》一书里，张之洞则以广博精审的目录学家的身分，为士人开出二千二百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书目，为初学者打开走进学术殿堂的大门。

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过程中，张之洞发现五个资质特别聪颖、读书特别发奋的少年。他大力表彰他们，树立五少年为全省士子的榜样。其中一个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品行更为卓异，志向更为高远，张之洞将他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此人即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进书院的绵竹人杨锐，表字叔峤。

“你几时到的北京?”张之洞端起茶杯，满是慈祥目光的双眼，望着这个深得他喜爱的青年。

“前天下午到的。本想昨天就来看望香师，想起一路风尘，样子太难看了，于是昨天去街市上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将通身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今天才敢登门拜谒。”杨锐端坐叙说，两只机灵的大眼睛闪动着耀人的光彩。

真是一块无瑕美玉！张之洞在心里赞叹着。前天进的京，今天就来看望了，他为弟子的重情重义而高兴。“这两天住在哪儿?”

“南横街客栈。”

“不要住客栈了，明天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张之洞放下茶杯，似乎表明他这句话就是一个决定似的，无须商讨。

“住在这里打扰香师和师母，我心里不安，还是住客栈方便些。”杨锐推辞着。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的客房正空着，你住下就是了。住家里，我们师生说起话来也方便。三四年不见面了，我有许多话

要对你说哩！”

说罢不待杨锐开口，便对门外喊：“大根，你过来下！”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二十多岁的汉子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什么事，四叔！”

“你去把客房收拾下，这位从四川来的远客明晚就睡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住。”

“嗯，知道了。”大根一边回答四叔的话，一边很热情地与杨锐打着招呼。

杨锐见大根叫张之洞为“四叔”，知不是一般的仆人，便问：“香师，我应该怎样称呼他?”

“他是我的远房侄子，你们年龄差不多，兄弟辈分，都以名字相称吧！你叫他大根，他叫你叔峤。”

杨锐忙起身，对大根说：“大根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大根友善地说：“不要谢，这是我分内的事。”

说罢离开了书房。

大根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已经十年了。八岁那年，大根的母亲去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便带着他走南闯北。父亲略识几个字，有些武功，早早晚晚没得事时，便教儿子习拳练武，也把自己所认得的字教给儿子。十二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识辨各种草药，背汤头歌诀，以便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大根聪明勤奋，父亲所教的，他都学会了；加之长年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小小年纪，也有不少阅历。可惜，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大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得回南皮老家，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耕种两三亩薄地。张之洞那年回籍祭祖，见到这个已与他出了五服的孤儿，看出这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能成才。张之洞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安于做一个文学侍从，他要经世济民。做镇抚一方的疆臣，做管理天下的宰相，

才是他的志向。他相信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需要在身边聚集人才，大才小才都要，尤其要有几个贴心人。他们或帮自己出谋划策，排难解忧；或鞍前马后照顾保卫，防患歹徒的侵袭，戒备仇家的暗害。再过几年，大根就是一个很好的贴身侍卫。就这样，张之洞把大根带出了南皮。

张之洞既对大根予以重视，便对大根格外看待，视他为亲侄，规定他早上一个时辰识字读书，以补过去之不足；晚上一个时辰练习武功，使先前的功夫不荒废。去年，王夫人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春兰做女仆。春兰有爹无娘，命也不好，张之洞夫妇见她勤快善良，便做了主，将春兰嫁给大根。大根和春兰感谢张之洞夫妇的恩情，遂死心塌地为张府做事。

喝了几口茶后，张之洞对杨锐说：“说了这多闲话，正话还没说上。叔峤，你这次跋涉几千里来京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正要跟您禀报哩。”杨锐脸上娃娃似的笑容瞬时不见了，代替的是一脸的凝重神色。“学生受父老乡亲的委托，特为东乡惨案一事进京，替冤死的东乡农人鸣冤叫屈。”

“东乡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好?”张之洞颇为惊讶地问。

“还是维持过去的老样子。不但东乡屈死的冤魂不能安妥，凡有良心的川中士绅也都不能心服，故而委托学生几个人再次进京申诉。”杨锐说得激动起来，两只眼中的泪花在闪动。

“都四五年了，还没有处理好，天理良心何在！”张之洞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看到杨锐眼噙泪水，他自己也不禁双眼模糊了。

东乡案子出来的时候，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

四川农民赋税沉重，除地丁银外，还有各种捐输和杂税。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公开向全国保证：子子孙孙永

不加赋。但这句话并没有承诺多久，就以各种名目变相加赋加税来自我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军饷浩大，朝廷为筹饷银，横征暴敛。东乡是一个穷县，这些年来各种赋税加起来要超过战争之前的十倍。而且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和官吏相互勾结，百般勒索，手段恶劣。东乡农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光绪元年集体抗粮不交，聚众请愿，要官府清算历年粮账。

东乡知县孙定扬以“刁民聚众谋反”为词报告川督文格。文格得报后，立即派出提督李有恒率官兵急赴东乡镇压。李有恒穷凶极恶地命令官兵，将东乡抗粮村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造成四百余人冤死的特大惨案。

东乡惨案发生后，巴山蜀水一片震惊。在成都的张之洞闻讯，愤慨地对学政衙门的属员们说：“乡民请愿，只能劝解，即使真的是聚众谋反，也只能拘捕首犯，驱散众人，怎么能杀这多人?这里该有多少冤死鬼！”

他是学政，不便干涉地方政务，得知东乡推举士绅进京告状，他心里是赞同的。东乡一案得到川籍御史吴镇的同情，他联络几个京官联名上疏，参劾川督文格。后来，朝廷将挑起这桩案子的直接当事人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革职，将川督文格调离四川，擢升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令丁宝桢视情节轻重处置此案有关人员。这时，张之洞刚好三年学政期满，离川回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不服朝廷如此办理的民怨，他自己也认为此案处置不当。

丁宝桢到了四川之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与东乡冤案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几乎无人遭到惩罚。东乡县民愤愤不平。

去年，张佩纶得知此事后上了一道奏章，弹劾丁宝桢，请复审东乡一案。朝廷接受张佩纶的意见，委派致仕在京的前两江

总督李宗羲前往四川复查。李宗羲查实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复审。朝廷这些举措，张之洞都知道，至于两个钦差大臣人川后的具体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杨锐气愤地告诉老师：“恩承、童华一进成都，就被丁宝桢接去住了总督衙门，天天山珍海味招待，又从各戏园子里招来长得漂亮的妹子，给他们唱川戏消遣。成都住厌了，又去峨眉山住了一个月。两个钦差在四川享尽了清福。他们只派了三个随从在臬司方濬颐陪伴下，装模作样地到东乡逛了几天。据说丁宝桢对两个钦差讲，东乡的案子不能翻，翻了，四川今后就收不到钱粮了。还说他这个总督当不了是小事，朝廷缺了四川的钱粮可不得了。两个钦差听了，认为丁宝桢的顾虑是对的，于是维持原判，不准翻案。”

“岂有此理！”张之洞愤慨起来，“丁宝桢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

丁宝桢原本不是一个糊涂官员，几年前他干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使得他名播九域，广受赞扬。

同治八年秋天，慈禧太后打发身边的太监安得海南下江宁、苏州，为大婚在即的同治帝置办衣料。清朝祖制规定太监不得出京城。慈禧一向不把祖制放在眼里，安得海是她的宠奴，她叫安得海出京，表面上是置办大婚衣料，背地里让他摸一摸各省官员对她的忠诚程度。安得海仗着慈禧的宠信，肆无忌惮。他乘坐特制黄龙船，打着金乌赤兔旗，顺着运河招摇南下。沿途官员又惊又怕，纷纷登船拜谒，送上厚礼，安得海一一照收。

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山东为安得海必经之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飞章报告朝廷，一面派员在泰安等候，设计软禁安得海一行。安得海不知内里，软禁时仍作威作福，并威胁说如

不放他出去，贻误了采办衣料的大事，这责任要山东省全部承担。丁宝桢不理会他，静等朝廷的旨令。

说来也是安得海合该命绝。平时各省督抚的急奏都是直接送慈禧，恰好那天奏章到时，慈禧正在看戏。内奏事处的太监怕触犯了她的兴头，便把奏章送给了同治小皇帝。小皇帝看后大怒，连忙报告嫡母慈安太后。慈安性格较为懦弱，处理国事的才能又远不如慈禧，她通常不过问政事，听任慈禧一人说了算，也因此助长慈禧的骄悍。慈安对慈禧不甚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只有一件事，令身为女人的慈安极端不安，那就是关于慈禧私生活不检点的流言蜚语。

在慈安看来，用错了一个大臣，办错了一桩国事，都还只是小事一件，若是慈禧与男人弄出个什么把柄出来，那可就是大清朝廷的第一大丑事了。这些流言中，涉及到安得海的最多。安得海与慈禧亲密的程度超过常情。他不但与慈禧并肩说话，甚至有时还跟慈禧并头睡觉。宫女和太监们私下议论：安得海极有可能身子净得不彻底，不然的话，西太后怎么会这样喜欢他?这些闲话传到慈安耳里，真让她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又不好与慈禧明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命令太医院对宫中所有的太监重新检查一遍，以便从中看出个究竟来。不料，轮到检查安得海时，慈禧一早就把他打发出宫外，直到天黑才回来。一连三天，天天如此，弄得太医们束手无策，不好再查安得海了。这样一来，慈安更焦急了。

没想到安得海在山东给扣住了，正好借此根除后患！慈安心里这样想好了，但还是有点惧怕慈禧，又悄悄把奕訢叫来商议。关于慈禧与安得海的流言，奕訢早就听说。作为皇室中的重要成员，奕沂和慈安一样，也怕慈禧坏了皇室的体面。何况前几年慈禧又借故撤掉了奕圻的“议政王”头衔，奕沂一直怀恨在

心，现在正好报此一箭之仇。奕沂毫不犹豫地对慈安说：“祖宗之法在这里，谁都不能违背。立即传旨山东：安得海就地正法。”

说完亲自拟了一道谕旨，火速递往济南。

丁宝桢奉到圣旨后欢喜无尽，他生怕再有后命，便传令第二天即在泰安城里斩首，并暴尸三日。

斩杀当今天下第一人身边的宠阉，这是一桩令百无聊赖的人世间何等新奇何等刺激何等快慰的大事！一时间，泰安全城骚动，男女老幼倾巢而出，蜂拥十字街头，一睹这个千载难逢的场面。三天之内，从附近各府县来泰安城的观者不下百万。其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得海的下部究竟有那个家伙没有。千百人用棍子、竹竿在撬动，千万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看，结果众口一辞：安得海的那个家伙确实被阉掉了，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得知安得海在山东被斩的消息后，慈禧真是又恼怒又伤心。她知道这是慈安和奕訢在暗算她，但她发作不得。然而暴尸三日，让世人都看清了安得海，这无疑又是帮她洗刷冤枉的最好办法。安得海究竟是不是真太监，慈禧心里最清楚。于是，慈禧转而又庆幸有这样一桩事情出来。她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不但不指责丁宝桢，反而发布明谕嘉奖他不畏权势鲠直忠贞，有古大臣之风。过了几年，东乡案发，文格离川，慈禧又提拔丁宝桢为川督。丁宝桢赴川之前，慈禧命他进京陛见，又当面表扬他。这丁宝桢冒着丢官的危险干了这桩事情，结果不仅出尽风头，还升了官，真是大大出乎意外。丁宝桢感激慈禧的英明大度，遂铁心为朝廷办事。

东乡发生的冤案，为官几十年的丁宝桢不是不明白其中的曲直，但他不想翻这个案。一来他怕牵累许多当事人，于自己于他们都不利；二是他顾虑东乡翻了案，以后乡民都会效尤，四川的钱粮就不好收了，他这个总督也就不好当了。为自己着想，为朝廷着想，明摆着是冤案，也以不翻为好。这便是此案复审后不能翻过来的关键原因。然而张之洞不能容忍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书斋里泡大的清流党骨干笃守孟子“民为本”的古训，把四百多条人命看得比一省的钱粮重要得多。

“叔峤，你刚才说与你一同进京的还有几个人，他们是谁，进京后住在哪里?”

“这次进京来的，除我外，还有两个。”杨锐答，“他们都是东乡人，家里都有亲人被冤杀。一个名叫何燃，是锦江书院的。一个名叫黄奇祥，也是尊经书院的。何燃有个远房亲戚做内阁中书，他和黄奇祥一同住在这个亲戚家里。”

张之洞点了点头，又问：“你们也一起商量过了吗，进京后怎么办呢?”

“商议过，商议过。”杨锐情绪顿时高涨起来，说，“一是找几个说得起话的川籍大官吏，如工部侍郎郭，心,斋、太常寺少卿李岫云等人，请他们代转东乡县的状子。二是找都察院，恳请吴镇联络几个人再次上疏。另外，我们三个人还打算在前门外、天桥、琉璃厂等热闹地带散发东乡冤案的状子，以求过路君子帮忙。”

“你们这是苏三的法子。”张之洞浅浅地笑道。

杨锐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或许有张状子能落到一个好-15的大员手里，也未可料定。”

“最好不要用这个法子。”张之洞沉吟片刻说，“万一有人说你们扰乱市井秩序，向步军衙门告你一状的话，东乡的事情没有办成，自己倒先落了难。”

“是，是。这个法子不用。”杨锐忙点头。“临走前一天，王壬秋山长特为把我们召去。”

“王闿运这几年的山长当得如何?”张之洞打断学生的话。

他显然对这位王山长有很大的兴趣。

“壬秋先生这个山长真是当得妙极了！”尊经书院的学子突然间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兴致盎然地演说着他的山长，“他的学问文章之好是不待说了，这是天下的共评。他的为人之倜傥，授课之风趣，言谈之机锋，若不是受过他的亲炙，是决然想像不出来的。听他讲学，简直好比赴太牢之宴，听韶乐之音，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尊经五少年”之首满面红光，双目流采，似乎已陶醉在王闿运所营造的美轮美奂的学术境界中。张之洞看到不脱稚气的杨锐的这番表情，不禁发自内心地羡慕起来：这就是少年情怀！多么纯洁，多么真诚啊！当年自己也曾这么崇拜过心中的偶像，而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单一的心境了。再崇高的人物，哪怕就是周公孔孟出现在眼前，也不会这般倾心。这是人生的成熟，这也是人生的悲哀！

“特别令人折服的是，”杨锐仍没有从陶醉中醒过来，继续说，“每月朔日，总督丁宝桢带着一批司道大员、成都将军魁玉带领一批提镇大员，亲来尊经书院听壬秋山长的课。他们和学子们一样，上课前向山长鞠躬，然后一个个端坐听课，不说话，不抽烟。山长坐在讲堂上，天南地北，随意发挥，就像天女散发花似的，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一个多时辰过后，山长讲完了，又一个个向他鞠躬告别。每月朔日这天，尊经书院翎顶辉煌，绿呢大轿堆满校园。大家都说，除开尊经，天下还有这样的书院吗?除开壬秋先生，天下还有这样的山长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真是觉得荣耀极了。”

张之洞默默地听着杨锐有声有色的叙述，心里想：尊经书院由王闽运来掌院，可真正是选对人了！十年前，张之洞和王闽运就有过亲密的交往。

同治九年，张之洞从湖北学政任上卸职回京。那时，王阎运正在京师盘桓，以一阕《圆明园词》饮誉京师诗坛。文人雅士集会，都争相邀请王闿运。王阎运则每请必去，每去必赋。他的捷才赢得众人的叹服。就是在这种宴饮场合中，同样也是诗文满腹的张之洞，与王闽运结成了互相钦佩的好朋友。尊经书院落成后，学政张之洞心中的山长人选，第一个便是在湖南设帐授徒的王闽运。但薛焕是创建尊经书院的发起人，又是在籍侍郎，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来做，又似乎更适宜。于是张之洞致函聘请王闽运做书院的主讲。王闿运自恃才高名大，不愿做屈居山长之下的主讲，遂不入川。丁宝桢早年在长沙做知府时，便礼聘王闿运做西席，后来做鲁抚，又聘请王闽运在济南做了两年幕僚，关系非比一般。丁宝桢一到四川，即下聘书请王闿运做尊经书院的山长。王闽运一接到聘书也便来到四川，并把尊经书院当作自己的事业所在，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想到这一层后，张之洞不仅庆幸尊经书院得人，也为丁宝桢礼贤下士的品格所感动，不知不觉间对他的愤怒也减去了三分。

“叔峤，说段王壬秋的掌故给你听！”张之洞突然间来了雅兴，杨锐兴奋得忙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咸丰十年的春闱，本来我是要去参加的，不料堂兄奉旨充任同考官，于是只好回避，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壬秋那年去考了。他是咸丰五年中的举，连考两科会试都未中，这是第三次了。头场考四书文，他兴之所至，乱发议论。卷子交上后，细思又出格了，此科必罢无疑。他是个最任性子最爱出风头的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横竖是落第，不如出它一个大格，留一段佳话在科场史上也好。第二场考五经义。他丢开五经不议不论，却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大赋，还给它标个题，叫做《萍始生赋》。阅卷官看到这份卷子后大为惊骇，都说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有这样的事！”杨锐瞪大着双眼，随即由衷地赞叹，“这样的事，只有大英雄才做得出，壬秋先生真是大英雄！”

张之洞笑了笑说：“王闿运此举惊世骇俗，的确不是常人所能为的。这篇赋因为是写在试卷上，故很快便流传开来，甚至比《圆明园词》还要传得广。”

“香师，这篇赋你还记得吗?背给学生听听。”杨锐急着问，恨不得立即把这篇奇特的赋全文铭记。

“赋很长，我背不全，只记得开头几句。你回四川后再去问你的山长吧！”

杨锐仍不死心，央求道：“您就把开头那几句背给学生听听吧！”

张之洞碍不过学生的恳求，略为想了想后背道：

有一佳人之当春兮，蕴遥心于曾澜。淡融融不自恃兮，又东风之无端。何浮萍之娟娟兮，写明漪而带寒。隐文藻与冰落兮，若揽秀之可餐。苟余情其信芳兮，岂犹媚之香荪。览生意之菲菲兮，盖漾影而未安。退静理夫化始兮，怅结带以盘桓。

张之洞一边背诵，杨锐一边摇头晃脑地在心里附和。直到张之洞停住好长一刻后，杨锐知道他背不下去了，才叹道：“这浮萍之形态，直让山长给写活了。如此好赋，学生竟未读过，真是惭愧。回川后一定求山长写给我，一天吟它几回。”

“我们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张之洞把撒得漫无边际的网收了回来，说，“刚才你说王壬秋把你们召去，传授什么锦囊妙计了?”

“不是锦囊妙计。”杨锐说，“山长说，东乡案子定了这多年

了，复审也没翻过来，找别人都没用，只有一个人可以回天。”

张之洞似乎已意识到，王阎运说的这个有回天之力的人，很可能就是指的自己。

“我们问壬秋山长，这个人是谁。他说，此人就是你们的前任学台张大人呀！”

果然不错！张之洞对老友的信任颇感欣慰。

杨锐盯着张之洞，见前任学台大人在微微点头，心中甚是喜悦，忙接着说下去：“壬秋山长说，张学台虽不是四川人，但他在四川做过三年学政，对四川是有感情的。东乡案件出来，他正在四川，前前后后都清楚。尤其难得的是，张学台忠直耿介，敢于仗义执言，而且他的奏章写得好，有力量，最能切中要害。你们看他关于伊犁一事的那些奏章，哪一道不是掷地作金石声，朝廷不按他的办行吗?你们去北京找他，就说我王壬秋拜托他啦，东乡四百多冤魂要靠他来超度哩1，'

老友如此信任的这番情感，使得张之洞热血沸腾起来，大声说：“壬秋知我，就凭他这几句话，我张某人也非为东乡冤魂上疏不可！”

“谢谢，谢谢香师！”杨锐很感动。稍停一会，他又补充一句，“壬秋山长说，东乡一案不关丁制台的事，请张学台在涉及到丁制台时笔下留情。”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王壬秋，又要讨东乡人的好，又要讨丁宝桢的好，也够圆滑的了。”

说罢起身。又说：“叔峤，你今天设法找到你那两个同伴，明天一起到我家来，把这几年东乡案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我禀报，不能有半点虚假，我来为你们上疏请圣命。”

杨锐忙起身，打躬作揖，然后急急忙忙地离开张府。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为了谈话方便，张之洞把何燃、黄奇祥也接到自己家里住，夜晚和杨锐一道挤在小客房里。张之洞和他们一连谈了三天话。三个川中学子对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学台大人，详详细细地述说东乡一案的冤情，述说朝廷对此案的不当处理后东乡农人的愤恨和省垣士绅的不平。又说，若此次再得不到公平处理，四川的人心将难以安定，其后果当不可预测。何燃、黄奇祥都有亲人在此案中罹难，切肤之痛使得他们更加情绪激昂，说到伤心时甚至嚎啕大哭，涕泗滂沱。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王夫人间或也坐在一旁听听，民间的疾苦常常令她黯然泪下。

前些天，何燃、黄奇祥搬出了张府，仍住到原借居的地方，他们和杨锐一起在京师四处活动，将东乡的冤案遍告官场，以便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张之洞则在书房里苦苦地思索着，如何来写这道奏章。

这是道棘手的奏章，棘手之处很多。

首先，它要推翻已经定了五年之久的旧案。案子翻了，便意味着原判错了，这便要牵涉到很多人：既有朝廷方面的，也有四川方面的。朝廷方面，处理此案的吏部、都察院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他们会认错吗?四川方面，当时的总督文格虽免了职，没过两年又调到甘肃做藩司。据说此人人缘最好，关系最多。弄到他的头上去，今后好收场吗?

其次，棘手之处还在于要否定去年恩承、童华的复审。无疑，这既要得罪两位朝中大员，又要得罪丁宝桢。恩承、童华都是资格老、羽翼广的前辈。尤其是恩承，正经八百的黄带子，据说辛酉年的变局中，此老还是有功之臣，连慈禧都从不对他发脾气。这样的人开罪了，日后随便扔只小鞋给你穿，你受得了吗?还有那个丁宝桢，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人物，张之洞对他怀有三分敬重，也有三分畏惧。他连安得海都敢拘捕斩杀，若与他结成对头，他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

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吗?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月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目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

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士民的希望。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的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