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外宾访鄂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受贿勒索这种事，张之洞一向十分痛恨，赵茂昌的这些不法行为，倘若在平时由他来办理，撤职固然不可免，很可能还要籍没家产，投人监狱。但想到赵茂昌此次被劾，是因为他张之洞的缘故，且这些事也没有一一去查实，故对赵茂昌心存悯恻。虽遵旨革了赵茂昌的职务，但又专门为赵置了一桌饯行酒，叮嘱赵回原籍后务必息影乡居，等两三年后再来。赵茂昌感激总督的这番好意，表示今生将死心塌地为张之洞奔走效力。

张之洞是个情绪易受波动的人。徐致祥大参案，弄得他几乎半年不得安神，最为委屈愤慨的时候，他甚至想挂冠而去。张之洞的这种心绪，大大影响了龟山脚下铁厂的兴建速度。只是因为有蔡锡勇、陈念扔这些铁政局的督办、会办们在顶着，包括煤矿、铁矿在内的整个铁厂兴建工程才没有停工。但有不少必须尽快办的事因此而拖延，造成工程近五十万两银子的损失。这笔巨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能由徐致祥负吗?维护朝纲，纠弹渎职，是大理寺卿的本职，徐致祥没有责任。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吗?查访实情，整肃吏风，是在上者的治国正务。光绪和翁同龢也没有责任。是张之洞的责任吗?墨守成规者最不易出差错，勇闯新路者总难免要遭挫折，几成人世定规。一心为国的人反遭攻讦，庸碌无为者仕途顺畅，这叫人如何想得通！他张之洞不是圣人，情绪波动似难深责，他又能承担多少责任呢?

半年后，张之洞才从阴影中慢慢走出来，重又投身于以铁厂为主的洋务事业中去。

不料，没有多久，马鞍山煤矿一场矿局与乡民的斗殴案，又将张之洞推入了是非漩涡。

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属于江夏县地面。江夏县没有县城，县衙门就设在武昌府城里。马鞍山乃秃岭，树木不多，野兽也不多，自古以来便是一座无主的荒山。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曾聘请三位英国矿师在湖北境内踏勘矿务。英国矿师在马鞍山的仙女岭脚下发现了煤矿，并组织人员开采。半年后，李鸿章离开武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广衙门。李瀚章对洋务不感兴趣，英国矿师因此离开马鞍山，刚刚开始的湖北采煤业半途而废。英国矿师临走前，指着井边剩下的几座煤堆，对前来看热闹的乡民说，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家去，它可以当木柴用。

这堆东西，散状的像黑黑的泥砂，块状的又像烧焦的锅巴，它能当木柴用?能煮饭炒菜、烧水取暖吗?乡民们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按照洋人教的办法去做，果然炉子里生出熊熊的火焰来。这黑家伙真好，它既有木柴的功能，又比木柴经烧，且没有烟，也好搬运贮藏。在事实面前，乡民们信了洋人的话，都来搬取，井边的煤堆很快便被挑尽烧光。于是有聪明胆大的，便自己下到煤井里去挖，居然也拉到了煤。煤拉多了，除自己用外，还可以卖给别人，住在仙女岭附近的十几家农户便这样最早地发了一点洋财。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前来淘黑金的人。马鞍山的山前山后，岭脚坡腰，便布满了用锄头铁锹打井挖煤的庄稼汉。原本被视为一无可取的寂寞荒山，顿时变成可以发家致富的热闹宝库。到后来，那些本钱大能力强的人便将煤井越开越大，越开越多。本钱少能力弱的，便来投靠他们。前几年，马鞍山一带便形成周、张、沈三大集团。三家分割地盘，各自发展，俨然成了马鞍山的主人似的。江夏县衙门见马鞍山挖煤有利可图，便在此地设了一个税卡，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钱。三个老板本不情愿，但一想到既向官府纳了税，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今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这块地盘，子子孙孙传下去，于是接受了官府的征收。江夏是个穷县，有了煤税这笔收入后，这几年从县令到衙吏，个个都从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处，故而都希望马鞍山这个现状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料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鞍山的好梦被搅了。

徐建寅带领的包括两个洋匠在内的一批人马来到马鞍山，映人他眼帘的是一大群忙碌而杂乱的挖煤运煤的乡民，从小在严格的科学技术氛围中长大的徐会办，不由得双眉紧皱。他内心为这个场面而痛苦：这哪是在采煤，这是在掠夺大自然，是犯罪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纷乱的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后的矿务局，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建寅更本能的反应是：要保护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充裕财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长久地为人类造福。

徐建寅代表煤矿局，与周、张、沈三家商量，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采煤行为，以便对马鞍山作全面的探测、评估和机器采挖井点的选定。周、张、沈三家的代表不作丝毫考虑便断然拒绝。徐建寅见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便去找江夏县衙门。县令吕文魁明知道理上说不过煤矿局，但马鞍山煤窑是县衙门的一个金库，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被夺去。吕县令采取了中国官场上一个惯用而有效的措施：拖延不办。他嘴上应付着答应调解，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马鞍山无序采煤照常进行，县衙门的税卡也照常收税。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段时间里，煤矿局只得在仙女岭以外山岭上勘查，但勘查的结果是蕴藏量不大，从煤层的走向分析，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岭地下。徐建寅无法，只得具函禀报张之洞，请总督出面。因为牵涉到江夏县的民事纠纷，按理当由省巡抚衙门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门去处理，于是张之洞叫文案所拟文咨湖北省巡抚衙门。

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身分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一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去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昏花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谭继洵的这段感慨，道出了人生的部分真谛。除开那些过去成就辉煌现在仍然雄心勃勃的个别人外，大多数的老头子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此同感。涂炳昌本就是一个不干事的平庸人，对这番话的认同更为深切更为真挚。他几乎认为巡抚的话就是为他平庸的过去在作脚注，或者说更加证明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聪明的先知先觉。涂炳昌发自内心地说：“大人，您这是真正的参悟大道之言。人生百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古人早就说过，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是无事生事的庸人，还硬要说自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谭继洵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兴致立时高涨：“涂太守，你说得好，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倒还罢了，无事生事，累的苦的还只是自己一人，至多是连累妻儿亲友；若是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乃至一国之主，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就多了。比如说秦始皇吧，他好大喜功，好端端的日子不让大家过，他要修什么长城，从东到西一万多里，死的人不知几十万，后人说长城不是砖砌的，那是老百姓的白骨砌的。涂太守，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想想，那长城真的能挡住什么入侵的敌人吗?千军万马要过来，几块砖头能挡得住吗，无非是要为他秦始皇留下一个政绩罢了。”

“大人说得对，要说挡住关外敌人，长城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秦始皇之后，不是朝朝代代都有夷狄入侵华夏吗?”涂炳昌赶紧顺着抚台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再说王安石吧，本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天分高，仕途顺利，操守也好，文章诗词更是出色，好端端的做个太平宰相，岂不是让天下后世景仰不已！却偏无事生事，想出什么青苗均输等等新法，最后弄得自己罢相谪居，被人视为奸蠹不说，还害得老百姓受尽折腾。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什么新法，什么改制，又何必要去做?”

“是的，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安石若安分守己做官的话，凭他的聪明才干，一定是历史上少有的名宦。”涂知府又顺竿爬着。

“哎，”谭继洵叹了一口气，“还是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在受苦哇！”

“是，是。”涂炳昌连连点头。抚台大人这一番谈古的话，已让为官多年的知府老爷摸到了头绪：原来谈古的目的在于论今，他很可能是说张之洞办铁厂办煤矿局是无事生事，其结果是苦了老百姓。

“不扯远了。涂太守，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为的马鞍山煤窑的事。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张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我是不大赞成的。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劳民伤财，最终无济于事。这话虽不中听，日后必会证明的。老百姓生活苦，寻点活路不容易，何必要和他们作对哩。但这话现在不能对张大人说，他正在兴头上，朝廷中又有人撑腰，这话他哪里听得进?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这知府来出个两全之策，既不拂张大人的意，又不伤着江夏老百姓利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果然给猜中了，涂知府心里暗喜，但是抚台出的显然是个难题：有什么好的两全之策，能两边都不得罪呢?出点子、想主意，对于这个年迈的武昌知府来说可不容易，做了二十多年官老爷的他，从来是很少自己出主意的。他搔了搔大盖帽下稀疏的白发．想了好长一会儿，也拿不出一个自个儿满意的主意来，不能老这样干瞪眼瞧着，总得开口呀！‘

“大人，卑职想最好的办法是让煤矿局到另一个地方去采煤，马鞍山这个地方维持老样子不变，如此两方都不得罪了。”

“这算什么主意！”谭继洵不觉干笑了一声。“你以为两方都不得罪，这不明摆着得罪了张大人吗?”

“哦，不错，得罪了张大人。这个主意不好。”涂炳昌的眼珠子转了几圈后说：“要么这样，把乡民已挖的煤全由煤矿局买下，然后乡民撤除，马鞍山交给煤矿局来经营。”

“这可能也不行，煤窑老板们会不同意；再说，拿钱的是老板，几百名乡民从此以后丢了饭碗！”

抚台又一次否决后，涂知府的肚子里便再也没有点子了。“大人，卑职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容卑职回去后再细细想想。”

“慢点。”涂炳昌的两个点子都不理想，但给了谭继洵以启发，何不将他们捏合起来，一道来做这桩事呢?“涂太守，我倒有个想法。”

“大人，还是您的办法多，您说出来，卑职照办就是了。”他多么希望抚台再不要兜圈子了，早点发话，他再把这话传给江夏县，让吕县令办不就得了！

“我看是这样，马鞍山煤窑还是交给煤矿局，不过，现在的这个摊子得全由煤矿局管起来，沈、周、张三个老板给煤矿局当小头目，所有在煤窑上做事的乡民通通都留下给煤矿局做事。至于具体事宜，由他们两家去深谈，我这个巡抚不管，你这个知府也不要管，就连江夏县衙门也可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办。”

“好，大人这个办法最高明。”谭继洵的话刚落，涂知府就迫不及待地叫好。“煤矿局办起来，总要人做事，让现在的这批人去做，轻车熟路，再好不过了。即便人多点开支大点也不要紧，反正他们有的是户部的银子。娘的奶子人人有份，朝廷的银子，大家都用得。”

“涂太守既然同意，这事就麻烦你去办。”

“大人放心，卑职会办得熨熨帖帖的。”

涂炳昌回到知府衙门里，将这一套程序不走一丝样的重新操持一遍。他派人召来江夏县令吕文魁。吕县令坐一顶黑呢轿子，穿一身乍看起来与知府没有多大区别的官服，摆起全套排场来到知府衙门，涂知府把谭巡抚的话传达了一遍。吕知县听后，心里不大情愿：若照巡抚的意思，马鞍山煤窑乡民的财路虽未断，但县衙门的财路却断了，只是这话他又不能说，因为这笔税收他是瞒了上面的：知府不知，巡抚更不知。吕县令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得答应照办。

吕县令由于心里不乐意，回到县衙门后就有意把这事压着，直到半个月后才把煤窑三家老板召来衙门，传达从知府口里听来的巡抚命令。谁知，三家老板都不同意这个处理办法，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让总督派来的煤矿局在马鞍山落脚。他们是马鞍山的山大王，要做土法挖窑的大老板，不愿做洋法采煤的小工头。

吕文魁正要借他们的不愿合并而从中牟利，但他又不能怂恿他们公然抗拒巡抚的命令，于是说了句你们看着办吧，便把他们打发出了衙门。

煤窑三家老板从吕县令的口中，揣摸出省府县的态度并非是要他们让出，他们有了底。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撑腰，三家老板决定遵循抚台的旨意，同意与煤矿局合伙，但把价码抬高：三家老板都做煤矿局的协办，所有在煤窑上做过事的乡民一个不能裁，全部进煤矿局，他们的最低收入不得少于二两银子一个月。这个方案煤矿局显然不能接受，那么责任就在煤矿局一边。谈判不成，马鞍山一切照旧。这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徐建寅原以为官府会全力支持煤矿局，不料三家煤窑老板竟然神气十足地前来谈判，说是奉巡抚之令，合伙开发马鞍山，并将他们的方案抢先公布。

徐建寅面对着有恃无恐的三个煤窑老板，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徐建寅得其父徐寿真传，为人处世、治学办事完全和父亲一个样。他相信科学技术才是致人类于幸福的惟一途径，中国不如西洋，关键是在科技上不如，中国的出路，也惟有在发展科技上。因此他和父亲一样，不愿当官，厌恶官场上的人事应酬和相互倾轧，只求在一个安稳单纯的环境中从事科技操作或西洋图书的翻译。徐寿在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局翻译馆里度过其一生的重要岁月，他的成就也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徐建寅从小跟随父亲在江南机器局的翻译馆读书翻译，后来在李鸿章办的金陵机器局做事，虽有候补道的空名，但那是空衔，他实际没有做过一天官。不入官场，徐建寅得以保住心灵的宁静，但因此也不懂社会上的复杂人事关系。

在徐建寅看来，这是件很简单的事：山是国家的山，煤矿是国家的煤矿，马鞍山小煤窑的乱挖乱掘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的行为。二十多年已非法获利不少，不处罚已经是很宽容了，现在煤矿局代表国家来此作机械化挖掘，完全是行使国家应有的权利，乡民的小煤窑，理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撤离。哪有什么合伙的道理?何况还要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岂不是荒唐至极，无理取闹！

徐建寅一口拒绝，谈判破裂。徐建寅一面向总督衙门禀报情况，一面决定对仙女岭下的煤层分布情况作采样调查。

这天午后，煤矿局的两个英国矿师亨利、斯维克在与陈念扔一道从美国回国的梁普时的带领下，背着机器、标杆、记录板来到一个无人工作的小煤井旁，他们想利用这个废弃的煤井来作采样调查。三个人开始竖标杆、安机器，一边作现场记录。

金发碧眼高鼻子的洋人，叽哩哇啦的洋话以及闪闪发亮的洋玩意儿，立时招来了许多正在挑煤的乡民的围观。这些远离都市一辈子不出山沟的乡民面对着这一风景，比看耍猴戏还要来劲、有趣。这时沈家煤窑的账房郑烟鬼过来，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机会。

“你们看，就是这几个家伙要来霸占仙女岭，把我们赶走，他们若是得逞，兄弟们的饭碗就要敲砸了！”

“他妈的，他们若是敲砸了老子的饭碗，老子就敲碎他们的狗头！”

说话的汉子姓鲁，他上有多年卧病在床的八十老母，下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女。鲁家无一分田，全凭卖苦力度日，这几年靠着煤窑一家人才能半饥半饱；若没有煤窑，他就陷入绝境。煤窑对他来说简直是性命攸关。

“洋人有什么资格在我们中国的山岭上动土。哼，瞎了他们的狗眼！他们想把老子赶走，老子先要赶走他们！”说话的是个姓胡的年轻人，他也是全仗煤窑来养家糊口的人。

“你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吗?”郑烟鬼胡乱编造，“这两个洋人我在汉口见过，他们都是洋教堂里的，专干些挖小孩心肝眼珠、奸淫女人的事，这会子又到我们这里来装神弄鬼骗人。”

这些乡民虽没有见过洋人，但是洋教堂欺侮中国人，诱骗中国人进教堂，女人进去被奸淫，小孩进去后则被挖掉心肝做药丸，挖出眼睛化水银，这些话他们倒是听说过几十年了。洋教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座魔鬼窟，洋教士就是吃人害人的魔鬼。现在居然就有这样的两个魔鬼在眼前，而他们又的确在做着伤害自己的事，乡民的胸膛里开始燃起仇恨的怒火。

“打死这两个洋鬼子！”姓鲁的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还有那个汉奸，也不能放过！”姓胡的连忙响应。

说话间，姓鲁的、姓胡的两个人同时冲出人群，向洋匠们奔去，郑烟鬼忙对身边的人说：“你们都上去帮忙呀，洋鬼子身上没带洋枪，不要怕！”

于是众人都一窝蜂似的跟了上去，正在工作的矿师们吓懵了，从乡民愤怒的面孔和大声的吼叫声中，他们知道来者不善。

梁普时对两个洋同事说：“他们是来打我们的。他们人多，

我们打不过，只有快快跑回去！”

三个人背起探测器，拿着标杆跑步下山。在姓鲁的和姓胡的率领下，十几个乡民跟着后面直追，一边高叫：“打死这几个狗日的！”

三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只见他们越来越近，接着便有小石头从身边呼呼飞过。突然，一块石头砸中了背机器的亨利的大腿，他随即倒在地上。姓鲁的冲上前来，便是一脚，踢在他的背上。亨利痛得在地上打滚，肩上的机器掉在地上，几个乡民用石头将探测器砸得粉碎。姓鲁的正要再用拳头打亨利的头时，亨利已从地上爬了起来，两人立时扭成一团。梁普时见状，便对斯维克说：“你赶快跑回去叫徐会办派人来，我来救亨利！”

斯维克扔下记录板，踪起长腿，飞快地跑下山。梁普时刚回头跑几步，便被姓胡的追上了。姓胡的夺过他手中的标杆，“咔嚓”一声就把它断成两截，然后挥舞起手中两截断标杆劈头盖脸地向梁普时打来。梁普时未及帮亨利的忙，自己早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是血。幸而斯维克跑得快，这时已跑到煤矿局驻地，见门边两个持洋枪的卫兵，便用极生硬的中国话高喊：“鸣枪，鸣枪！”

两个卫兵顺着斯维克跑来的方向看时，只见半山腰上一片混乱，便知道出事了。两个卫兵立时拔出洋枪来，对空放了几枪。

枪声惊动徐建寅，忙带着煤矿局的所有员工向闹事的地方跑去。枪声也吓坏闹事的乡民，郑烟鬼大叫一声：“洋枪队来了，兄弟们回去吧！”

乡民们扔下亨利和梁普时，四处逃散了。

徐建寅率领众人跑上来，见躺在地上的亨利和梁普时血肉模糊，伤势沉重，痛心已极。两人被抬回煤矿局后，立即上了担

架，由徐建寅亲自护送回汉口治疗。第二天傍晚两人被送进英国人在汉口办的一所小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亨利和梁普时虽伤筋断骨，但无生命危险。

徐建寅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过江来到总督衙门，向张之洞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听完禀报后，气得发抖，手掌在茶几上狠狠地击了一下，骂道：“这些个目无王法的刁民，全部给我抓起来，严惩不贷！”

徐建寅说：“煤窑老板口口声声说合伙办矿，是巡抚的命令。若真的是巡抚下了这样的命令，这命令本身就是错的，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张之洞气道：“把谭敬甫喊过来，我倒要问问他，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没有！”

徐建寅听到这句话，吓了一跳：不管谭继洵这事办得多么不好，他到底是一省之主，怎么可以叫他过来当面责问呢?倘若总督和巡抚争吵起来，自己不就成了是非的挑起者吗?徐建寅知道常有督抚不和的事，他生怕因此而造成武昌城内的督抚不和。徐建寅的顾虑不是多余的，督抚不和的事，不但时常有，近几寸年来简直成了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归咎于朝廷。当初，这种制度的设立，便含有相互牵制的一层内容在内。总督正二品，巡抚从二品，品衔虽有差别，但巡抚并不是总督的僚属，相见时行的是平礼。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但军、政常会纠缠在一起，且共处一城，面对着同一省，于是纠葛就产生了。有清一代同城的督抚，如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陕甘总督与甘肃巡抚，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及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之间便常有麻烦事出现，不和谐的居多。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军事压倒一切，督、抚都管同一桩事，于是用兵省份的督、抚之间闹意见的就更多。

当下徐建寅想到这里，忙说：“大人请息怒，暂时不要谭抚台过来，我先去他那里，向他禀报这件事，顺便问伺煤窑老板所说是否属实。”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你去向他禀报也是应该的，不过，此事我得有个态度，铁厂煤矿局毕竟是我在办理。”说完，他抽出一张信笺来，提笔写道：

敬甫中丞台鉴：马鞍山乡民殴打煤矿局矿师，几至出人命大案。据煤矿局会办徐建寅言，煤窑老板坚持要与煤矿局合伙经办。马鞍山乃国家山岭，非某姓之私产，煤窑老板在马鞍山无任何办矿权利，岂能合伙经办?合办云云，非痴人说梦，即无理取闹。盼速查清此事，严令煤窑限日撤除，并惩办肇事者。

张之洞将这封信递给徐建寅说：“本想给谭抚台一个面子，让他来办理。不料此公糊涂，酿成大事。现在再不给他余地了，就叫他这样办。”

徐建寅虽觉张之洞以一总督对巡抚写措辞如此严厉的信，略有点过分，但一想到谭继洵的无能，又觉得不过分了。他接过信，向张之洞投过敬佩的目光，心想：办大事还得真要张制台这样的气魄才行！

二　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师，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是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师，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师。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了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合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招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点，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许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二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侯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决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只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大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做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子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梃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欷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