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爆炸惨案

一　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吴永离开武昌两个月后，一道关于废除大阿哥的上谕颁发下来。张之洞心里欣慰：太后尽管糊涂迷误过一段时期，但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了。

是的，这次亲身遭逢的巨变，的确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创伤和刻骨的刺激，严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丧失殆尽的人心，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从的军机大臣草拟以皇上名义下达的“罪己诏”。又在批准和约的上谕里再次表示“自责不暇，何忍责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为客卿的英国人赫德所上的条陈。这位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极为诚恳的语言劝告太后，西方各国决不是要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国改弦易辙，实行新政，奉行和他们一样的国策。赫德请太后早日回銮，今后只要认真实行改革，中国是可以富强的；中国富强了，与世界各国也就相安无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这位洋朋友的建议，一面筹备回銮北京的准备，一面筹谋实行新政，并明诏国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变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又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对有关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改革除旧布新的建议。一时间，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之剧又重新上演，只是戏中的主角由皇帝变成太后而已！

庚子年的这场惨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国灭种，只有变法一条路。相对于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夏天来说，这次的变法，在表面上已经是没有反对派，大家咸与维新了。在新一轮的变法高潮中，最为积极也最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当首推既有新政实质、又有“中体西用”理论主张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则为对办局厂办新军有兴趣的硕果仅存的湘军元戎两江总督刘坤一，另一个则是办新军大有成绩，又在镇压拳民中崭露头角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都在组织一批智囊文胆，切磋研讨关于变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凯多次向张之洞写信，以晚辈自居，请他牵头，选择几个有影响的督抚会衔上奏，共同提出关于新政全局的建议来。因为有吴永的那番话，张之洞不理睬袁世凯的示好，而主动与刘坤一联合，希望以他们两人会衔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马一生一向以战功自炫的刘坤一，晚年亲眼目睹湘淮军在洋兵面前屡战屡败的现状，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进京师，帝、后弃逃，在刘坤一看来，这无异于亡国，是军人的奇耻大辱。他欣然赞同张之洞的建议，愿意为中国的复兴，与张之洞一起担当这个重任。

经过两三个月的起草修改审订的过程，关于新政的三个奏折产生了。第一个折子名曰《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此折提出变法图强，以人才为先的主张，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并提出育才兴学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置武科举，奖励游学。第二个折子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此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旧的法规法则加以改革，即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考核官员并增加俸禄，改进官员诠选，取消书吏和差役，改善刑狱，筹八旗生计，裁撤屯卫、绿营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应当采纳的切实有用的西法有：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旧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审慎地遵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关于本体的方面，即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仍得坚持，不能改变；西法西艺，均作为功用而被引进，以促使本体的健壮强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温和中庸，内容上的切实可行，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上奏者的地位资望，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执政者的一致认可，成为事实上的新一轮新政的实施大纲。这些变法设想，通过以后的一连串上谕，向全国各地陆续颁发推行。

张之洞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湖北的洋务事业，在两湖各府县广设各式新学堂，大量派遣官费生赴日本留学。他又在湖北扩大新军。湖北新军按全国统一军制，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配合新军建设，又在武昌办起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和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担负起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责任。与此同时，张之洞又拟在武昌创办火柴厂、水泥厂等工厂。

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他焦急，令他忧虑。再一次“银钱短缺”的重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盼望能有点铁成金之术：顷刻之间，他的面前便可出现金山银山。他甚至幻想过，能在哪一处施工现场，突然发现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银库。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湖广总督，从哪里去获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资金呢?

这一天，陈衍来到签押房。他对面有愁容的总督说：“卑职知香帅为资金一事苦恼，愿向大人献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张之洞颇为疑惑地望着这位瘦小的八闽名士，见他一脸正经，不像说笑话的样子，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办法可立刻筹集一批大的银钱?”

陈衍点头：“是的，不出两个月，您可得二十万两银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万两银子。”

张之洞问：“你是去借钱?”

陈衍摇摇头：“不是借。现在借钱利息都很高，何况也借不到这么多。”

张之洞盯着陈衍的眼睛：“你想去学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纲?”

陈衍哈哈笑起来：“香帅真会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个弱书生怎敢打劫别人的金银！”

张之洞也笑了，说：“那你的奇策是什么?”

陈衍收起笑容，正经八百地说：“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抢，它靠的是真实的学问。这门学问，洋人称之为货币金融学，我已经研究这门学问多年了。”

张之洞惊道：“看不出，石遗，我原来以为你只钻研诗话学，想不到你对西学也有研究。”

陈衍说：“我的家乡福建侯官，虽不如广州、香港等地，却也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我曾偶尔得到几本西洋人所著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书籍，便被这门学问所迷住，多年探索，颇有心得。”

张之洞听陈衍这一解释，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禅一类的歪门邪道，遂认起真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为湖北的洋务立下一大功。”

陈衍说：“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湖北现有两台您从广州带来的铸银元机，就用这两台机器，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如此，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解。”

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将陈衍这番话在脑子里思考着：“我弄不明白，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为何将制钱换成铜元，就能立即生财?”

“香帅，容卑职慢慢解释。”陈衍知张之洞虽热心推行新学，其实是连新学的门槛都没进的人，于是耐心地剖析，“香帅，您是知道的，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是说一千文制钱是用八斤纯铜所铸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二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这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近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十文赚八文，一两银子可赚八百文，百万两银子可赚八万万文制钱，将这八万万制钱再换成银子便可得八十万两银子。我估计湖北一省半年市场银子流通量大约有百万两，当然这种计算是个概数，其实要两个多制钱才能铸一个铜元，再打个八五折，恰好近七十万两。一年下来，可得银子一百三四十万两。香帅，拿这笔银子，你办什么洋务不成?”

听陈衍这么一说，果然这一百三四十万两银子的得来并不难。铸银机器确实是现成的，早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通过郑观应从香港购买了两台。广东省是大清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铸造铜元，那不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铸造铜元的人?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湖广总督被这个念头所激动，大为兴奋起来。但是，张之洞毕竟对货币金融学没有研究，这是桩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听听意见。于是，拍了拍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这个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议事厅召开会议。你今夜好好准备下，明天当着众人的面详细说说，让大家一道来参谋参谋。”

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门中西两文案房的一批有头脸的幕僚集会于议事厅，听陈衍讲他的“以一当十”的融资奇策。陈衍以诗人的气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眉飞色舞地将他的奇思妙想当着众人的面演说了一番。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满心期待幕友们对他的鼓掌赞扬。不料他的话音刚落，辜鸿铭便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脸朝着张之洞说：“香帅，陈石遗乃大奸大恶。我想请你先取下他的头来，再容我批判他这个恶毒的奇策。”

陈衍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众幕僚也被辜鸿铭的这一手所镇住。

张之洞板起面孔说：“汤生，你这讲的什么胡话！幕僚议事，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如何敢要他的头?石遗的想法恶毒在哪里，你说给我听听嘛！”

辜鸿铭指鼻尖的手放了下来，两只灰蓝眼睛狠狠地盯了陈衍一眼说：“香帅既不肯取你的头，就暂且让它留在你的脖子上吧！”

众幕僚被辜鸿铭的表演弄得笑了起来。

辜鸿铭却没有笑，他尖起喉嗓，大声说：“陈石遗此计，乃真正的残害民生的坏主意、恶念头。他也不想想，老百姓没有了制钱，有几多不方便，都用当十的铜元，难道到酱园里去买块酱萝卜，到针线铺去买根针，也要用一个铜元吗?久而久之，一个铜元便变成一文制钱用了，物价不就涨了十倍吗?到时候，香帅不取陈石遗的头，老百姓会剥陈石遗的皮的！”

看着陈石遗在辜鸿铭的斥骂下，那副灰头灰脑的模样，众人又免不了笑起来。

刚入幕不久的郑孝胥说：“制钱并没有收尽，还可以用嘛！大钱小钱一道用，买酱萝卜、针线就用小钱嘛！”

郑孝胥与陈衍同为福州人，又是诗友，曾在日本领事馆里做过事，精通日文。年初由陈衍介绍进了幕府，张之洞对他也很器重。．

辜鸿铭说：“苏戡，你不知香帅的脾气。有这么好的生意，香帅岂会不大做特做。要不了三年，湖北市面上就看不到制钱了，哪里还有什么大钱小钱一道用！”

在督署里，惟一敢当面批评张之洞的，便只有这个混血儿，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大家偷眼看了看张之洞，见他脸上并没有生气的神态，知道总督的心思或许已被辜鸿铭所说中。

张之洞朝大家扫了一眼说：“诸位都说说，陈石遗的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又对着梁敦彦说：“崧生，你在美国多年，于美国的货币金融应有所了解，谈谈你的看法。”

梁敦彦思忖片刻说：“石遗的这个主意，本质上屆于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张之洞打断梁敦彦的话。

“西洋各国已普遍实行纸币，纸币的印刷权利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货币的发行量与实际需要量平衡，市场则稳定，若发行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则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种现象，金融学称之为通货膨胀。”

张之洞点点头说：“如此说来，通货膨胀不是个好东西了。”

“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好事，但对政府来说，则有它有利的一面。”梁敦彦继续说，“政府财政有了亏欠，或是政府准备办一件大事需要一大笔款子，用这种办法可以弥补亏欠，或筹措资金。”

陈念扔接着梁敦彦的话头说：“说穿了，就是政府通过这个办法从老百姓手里紧集一批钱来。说得好听点，就是政府身上的担子，让全体老百姓来分担。”

张之洞听到这话高兴了：“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总督衙门的担子，要湖广两省的老百姓一道来分担。看来陈石遗的主意可行。”

梁敦彦皱了下眉头说：“政府做这种通货膨胀的事，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所办的事，必须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二是老百姓都能体谅政府，支持政府，愿意与政府来共当担子。”

梁鼎芬一直没吱声，他是在揣摸张之洞的心思，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于是开口：“我看崧生说的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具备：香帅办洋务，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大清国，为了湖广的富强，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大好事，湖广百姓也是完完全全体谅支持香帅的。香帅你就定下吧，按石遗的主意办。”

张之洞望着梁鼎芬点了点头。梁鼎芬见香帅赞许他的话，心里很得意。

辜鸿铭讨厌梁鼎芬这种当面谄媚的作风，说：“香帅，恕我说句直话，你办洋务的确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归根结底，办洋务是为了老百姓。但是，要说老百姓眼下都体谅支持你，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老百姓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在没有得到实利之前，要说都支持，怕不可能。”

得到张之洞首肯的梁鼎芬决心要讨好到底：“照辜汤生的说法，香帅办的洋务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利，故而老百姓不体谅，不支持?”

梁鼎芬这种露骨的献媚，令梁敦彦、陈念扔等人也看不过去，但他们也不敢太拂张之洞的心意，都闭口不做声。辜鸿铭气得咬着牙齿说：“梁节庵，你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梁鼎芬也反唇相讥：“辜汤生，你是反对洋务，坑害忠良！”

见议事会变成了攻击会，张之洞大不耐烦起来，他拍了拍太师椅上的扶手，高声道：“都不要吵了。这桩事老夫已弄清了，即便湖广百姓一时不体谅，心有怨言，就让他们说去，到时他们自然会明白老夫的一番苦心的。陈石遗，铸铜元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卑职遵命。”陈衍满心欢喜。“铸铜元是桩大事，卑职想这得成立一个机构，卑职也得有一个名分才行。”

“陈石遗在向老夫要权！”张之洞笑了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把过去广州那个现成名字改一个字移过来，就叫铸铜元局吧。老夫任命陈衍为铸铜元局总办。”

这真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梁鼎芬、郑孝胥带头为陈衍的好运鼓起掌来。

在陈衍的指挥下，铸铜元局很快开办起来，大张旗鼓地化制钱铸铜元，又以总督衙门的名义颁发通行“以一当十”的铜元流通命令。实行不久，老百姓便深感不便，怨声载道。但库房的银钱却与日俱增，一个月下来，便赚了近十万银子。张之洞心里高兴。半年下来，库房又增加六七十万银子。张之洞拿出二千两银子来奖励陈衍，称赞他的奇策果然立竿见影。

有了银子，什么事都好办了，湖北的洋务局厂在张之洞的大力经营下，又出现了一派红红火火的场面。不料，正当湖广新政蓬勃兴起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惨案发生了。这便是中国洋务史上有名的汉阳火药厂爆炸案，一位才干杰出的科技专家因而殉职。此事给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二　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这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张之洞在签押房做他每天的常课：正式办公前阅读中外报刊。这些报刊包括北京的邸报、上海的《字林汉报》以及来自日本的由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等等。《清议报》是朝廷明令禁止入境的报纸，但它每期还是有一两百份从各种渠道流进国内。湖广衙门里的《清议报》，则是张之洞通过他在日本的亲信，专为购买并夹在别的邮件中寄来的。

张之洞喜欢读《清议报》。《清议报》指责国内的时弊，提出变政的建议，如果撇开它责骂皇太后那些内容不说，则是一份很有内容很有见地的好报纸。至于梁启超那如同烈焰般的熊熊激情，和既流畅明快、又起伏跌宕的语言表述能力，更是海内外难有第二人可比。张之洞不仅自己看，还时常推荐给幕僚们看。在湖广总督衙门里，《清议报》属于非禁品。

这时，张之洞正在阅读半个月前出的第七十二期《清议报》。何巡捕进来禀报：“香帅，出大事了！”

“什么事?”张之洞放下手中的报纸。

“火药厂爆炸了，徐会办等人遇难！”

“徐会办遇难！”张之洞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呆坐片刻后，沉重地说：“我们过江去看看。”

陈念扔、陈衍等人闻讯后也赶了过来。他们急忙走到江边，然后登上总督的专用小火轮，橫过长江，来到位于江汉交汇口的龟山下。湖北火药厂是两年前才办的一座新厂，因为它是为着枪炮厂造火药，故就近建在枪炮厂旁边。当张之洞一行赶到出事地点时，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正在指挥工人搬移碎铁烂石，从里面将那些受伤的人抢救出来，一见到张之洞便哭丧着脸说：“香帅，真没想到出这样大的事故，徐会办他死得很惨！”

张之洞铁青着脸：“徐会办的遗体在哪里?”

伍桐山指着对面一间小厂房说：“暂时停放在那里。”

张之洞低沉地说：“带我去看看。”

伍桐山带着张之洞、陈念扔、陈衍等人走进了对面的小厂房。这里一字形摆放着十多具罹难者的尸体，伍桐山指着打头的一具说：“这就是徐会办！”

张之洞走了过去。天哪，这就是两天前还和自己谈笑风生的那个徐建寅吗?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再看看其他的炸死者，也大半血肉模糊，四肢不全。

张之洞紧绷着脸，一声不吭，两只手反扣在背后，在徐建寅的遗体边站立好长一会儿后，才迈开沉重的双腿，走出小厂房。

“爹呀，你在哪里?”刚出厂房门，一声凄厉的喊叫迎面扑来。

原来是徐建寅的长子徐家保闻讯赶了来，跟在他后面的是徐建寅的女婿赵颂南。见到张之洞，徐家保顾不得礼节，嘶哑着声音大喊道：“香帅，我爹给炸死了，您得为我们作主呀！”

看着徐家保哀痛欲绝的神态，张之洞再也忍不住了，两行泪水从眼眶里刷刷落下，抱着徐家保的双肩，哽咽着说：“家保，你要节哀，我会查清这件事的！”

徐家保郎舅直奔小厂房，瞬息间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张之洞抹去脸上的老泪，混乱了半天的心绪逐渐安定下来。一定要彻底查清这场惨案！他在心里下了决心。

他再次来到事故发生地，四处审视了一番，然后命令身旁的伍桐山说：“赶紧抢救受伤的人，安顿好死难者的家属，尽可能地保存现场，晚上到督署来向我禀报事故的前前后后。”

回督署的路上，徐建寅和那一排罹难者的惨相始终晃动在张之洞的眼帘前。

十一年前，出于对徐氏家族及徐建寅本人技艺的尊重，张之洞礼聘徐建寅来湖北会办铁政局。这些年来，除开朝廷差使到天津、上海、福建等地短暂处理一些洋务难题外，徐建寅一直在湖北。他带领铁政局一班人查勘长江两岸煤矿的分布情形，并亲自主持马鞍山煤矿的开采及枪炮厂的生产规划。徐建寅对西学洋务的精通与淡泊敬业的人品，给张之洞以极好的印象，认定他是个很优秀的洋务人才。

前年，张之洞创办省城保安火药厂，徐建寅又出任该厂会办兼总技师。火药厂生产黄色普通火药。半年前，徐建寅带领长子家保、女婿赵颂南一道研制最先进的黑色火药。只经过三四个月，便研制成功，其品质与英、德等国的黑色火药不相上下。谁知大规模生产才一个多月便遭此横祸。徐建寅才只五十七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是为中国洋务事业大展才干的时候，多么可惜！张之洞不仅为国家失去良才而伤心，也为徐建寅本人身怀绝学却未竟大功而惋惜。

晚上，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来到督署向张之洞禀报。因为自己不懂火药制造的技术，他特命女婿陈念扔随侍旁听。伍桐山叙述了事故发生的前前后后。

昨天下午，临收工的时候，火药厂的主机即目前辗制黑色火药的机器突然卡壳，不能转动了。工头晋老大吩咐工匠们散工，明早请徐会办来处理。今天一早，晋老大来到离火药厂三四里远的徐建寅的临时住所里。这时徐建寅正和女婿赵颂南在餐桌边吃早饭，听到晋老大的报告后，放下未吃完的半碗热稀饭，匆匆跟着晋老大来到厂里。晋老大陪着徐建寅在机器面前四处检查了一番，然后命令开机。开机后只有一两分钟，机器便爆炸了。

出事前的情形似乎非常简单。张之洞紧锁双眉问：“就你看来，爆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伍桐山答：“详情还在调查中。初步分析，可能是昨夜积压在机器中的火药粉，发热后引起的爆炸。”

张之洞又问：“像这样积压一夜，第二天再开机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吗?”

“没有。”伍桐山答，“过去艾耐克总是一再招呼，下班前要把机器里的火药粉清扫干净，上班时也要仔细检查一下，要在完全没有积压的火药粉后再开机。”

艾耐克是火药厂请的德国技师，上个月回国休假去了。

张之洞问：“照这样说，是因为徐会办疏忽了才造成这个事故的?”

伍桐山沉吟片刻后说：“徐会办当时心情焦急，一时忘记清扫积压的火药粉，是可以理解的。”

张之洞盯着火药厂的总办，厉声重复一遍：“照你这样说，这个事故是徐会办因自身的疏忽而造成的了?”

伍桐山低着头，没有吱声，半晌才说：“工头有责任，应当提醒。卑职也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

“卑职是火药厂的总办，火药厂出的一切事都与卑职有关，所以卑职有责任。”

张之洞问：“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

伍桐山不好意思地说：“昨夜睡得晚，事故发生时，卑职尚在床上睡觉。”

张之洞心里不悦，又问：“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

伍桐山答：“除开徐会办外，还死了十五个人，其中五个工匠，十个工人，重伤二十多人，轻伤五十多人。”

陈念扔插了一句：“工头晋老大炸死了吗?”．

“他倒是没死。”

张之洞觉得奇怪：“他就在徐会办身边，为什么没死?”

伍桐山答：“机器开启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厂房。”

念扔望了一眼岳父，张之洞会意，对伍桐山说：“你叫晋老大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

第二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干瘦男子来到总督衙门，一见到张之洞和一旁的陈念扔便跪下，磕头如捣蒜，口里不断地说着：“大人，我有罪，我没有想到徐会办会死的！我有罪，十六条冤魂都会找我算账。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死的！”

陪同前来的伍桐山说：“香帅，他就是晋老大。事故发生后，他就疯了。一天到晚就这几句话，大家都说，他是给吓疯的。”

张之洞注目晋老大：一脸黑气，两眼呆滞，浑身抖抖嗦嗦的，确有几分疯傻之状。

“是你领着徐会办去的，为何又离开了他?”

听了张之洞的审问，晋老大抖得更厉害了。

“小人到厂房外撒尿去了。小人尿泡不好，经常要撒尿。”晋老大说完这两句话后又喃喃念道，“我有罪。我有罪！”

“是谁要你去叫徐会办的?”陈念扔问了一句。

“我自己去叫的。”晋老大跪在地上，呆呆的两眼望了望陈念礽，又望了望张之洞。隔了一会，又不停地磕头，口里一个劲地叫道：“我有罪，我有罪，我要死了！”

张之洞见审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对伍桐山说：“你带着他回去，好好看着他，别让他出意外，过几天我还会再问他的。”

不料，第二天上午，伍桐山便慌慌张张地前来报告：晋老大死了，淹死在厂房边的池塘里。张之洞打发陈念扔去实地看看。

下午，念礽回来，向岳父禀报：“晋老大确实死了，是淹死的，看不出有勒索捆绑的痕迹。厂内外传说纷纷。有说是他疯了，自己走到塘里去淹死的，也有人说是炸死者的灵魂将他拖到池塘里去的。”

张之洞问：“晋老大这人平时口碑如何?”

念礽道：“厂里人都说他是个小人，巴结上司，克扣工人。不过，他平时对徐会办倒是很恭敬的。”

“他有妻室儿女吗?”

“他的家在黄陂，乡下曾经有个婆娘。后来进厂当了工头，就不要乡下那个婆娘了，喜欢嫖赌，没有儿女。”

张之洞两手来回地捋着胡须，不再说话了。

“岳翁，”陈念礽望着张之洞，慢慢地说，“我这两天来在想，这桩事故有几点可疑之处。”

张之洞边捋须边说：“你有什么看法，只管说出来。”

陈念礽托着腮帮子说：“昨天晚上伍桐山讲，是积压的火药粉受热后引发的爆炸。这个说法难以成立。火药粉受热后只会引起大火，很难引起这种机器炸裂、厂房尽毁的严重后果。”

张之洞停止捋须：“如此严重后果，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陈念礽说：“只会出现在有意爆炸机器的情况下。”

“有意爆炸?”张之洞的手从长须上滑落下来。“难道说有人存心使坏?”

陈念礽说：“这只是分析，不能作肯定。火药只有挤压成一团，再引火爆炸，才能形成杀伤力；分散的火药粉，没有这大的威力。最能解释的假设是这样的：有人事先将一包威力很大的炸药塞在机器转轴里，然后在机器开动时，点燃火线。如此，机器才会炸得四分五裂，酿成厂毁人亡的惨重后果。”

张之洞问：“你怀疑是晋老大放的炸药?”

“晋老大的可疑点最大。”陈念礽说，“是他去叫的徐会办，爆炸前他又赶紧离开了现场，事故发生后他神态失常，现在他又淹死了。这几点联系一起来看，可以有八九成的把握断定炸药是他放的。”

张之洞的手又不自觉地捋起胡须来：“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但他为什么要害死徐建寅和这么多的工匠呢?他和他们有什么冤仇?”

陈念扔说：“这是一个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团。我想晋老大很有可能是受人指派的，也就是说，另一个人与徐会办有仇，他收买了晋老大，让他干了这桩伤天害理的事，事后又将他灭了口。”

“你是说晋老大是被人推下池塘淹死的?”

陈念礽点点头：“这种可能性很大。”

“念礽，”张之洞轻轻地说，“你这些思考很有道理。这些话，你不要再对别人讲了。你到火药厂去住几天，名义上是协助伍桐山处理善后事宜，实际上你去多看多听，以便多获得线索。我们要把这桩案子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对不起徐建寅的在天之灵。”

陈念礽第二天就搬到附近的兵工厂住下来，白天在火药厂和总办一道处理因灾难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

半个月后，武昌城里的徐公馆为徐建寅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徐建寅的嫡妻及其弟——颇负盛名的洋务专家徐华封也分别从无锡老家和从上海格致书院赶来了。

武昌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各洋务局厂的总办、会办，还有火药厂大部分工匠工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徐公馆吊唁，表达他们对徐建寅的痛惜和哀思。

张之洞带着督署内的官吏和幕僚亲自前来祭奠，并告诉徐氏家人，他将要为徐先生上一道请恤折，请朝廷褒扬他的业绩，封荫他的子孙。徐氏家人对总督的厚谊深表感谢。

徐家保和赵颂南请张之洞到小客厅叙话，他们要向张之洞禀报一桩重要的事情。

一起来到小客厅后，徐家保将门窗关好，然后和姐夫并排坐在张之洞的对面。徐家保今年二十七岁，幼承家学，十多年来随同父亲南来北往，见多识广，洋务造诣日渐提高，也算得上当今中国的第一流洋务人才了。

赵颂南也是一个精通洋文洋技的专家，因为此而被徐建寅看中，多年来一直是徐建寅的得力助手。出事那天清早，翁婿二人都在吃饭，徐建寅是放下饭碗就走，赵颂南则是把饭吃完后再去的，走到半路就听到爆炸声。虽然自己的一条命侥幸存活下来，但他却为当时没有拉住岳丈吃完饭再去而痛悔不已。

“香帅，有件事，我和姐夫商量过，认为应当告诉您。”徐家保先开了口。

张之洞以平时极为罕见的慈蔼口气说：“什么事，你们只管说。”

徐家保说：“来到火药厂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姐夫说，厂里从德国进口的主机是二手货，别人用过很多年了。我说，您怎么知道。父亲说，光绪五年，他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奏调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有一天参观柏林罗物机器厂，看到一部大型辗制火药的机器正好组装成功，他去祝贺。现场指挥的工程师很高兴，将他的姓‘徐’字用德文字母刻在机器中的齿轮上，以示纪念。来到火药厂，他看到这部机器上的厂标：柏林罗物机器厂一行德文字，想起二十一年前参观该厂，心里很兴奋，遂对这部机器有了亲切感。他将机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地审看抚摸，发现它已被使用多年，后来又碰巧在齿轮上发现了德文拼音‘徐’，父亲更有如逢故友似的高兴，于是他确认这部大前年由德国进口的机器是二手货。”

张之洞气愤起来。他记得清清楚楚，这部机器是由伍桐山请他任驻美公使的堂叔伍廷芳向德国联系购买的。伍桐山向张之洞禀报，这部机器是德国的最新产品，出价三十二万两银元。因为看在他堂叔的面子上优惠了五万元，只要二十七万，而且派人来中国免费安装，加上运费六万银元，购买这部机器共花费三十三万银元。张之洞从来没有想过这竟然是二手货。如此说来，他受了欺骗。究竟是伍桐山欺骗了他呢?还是德国欺骗了伍廷芳叔侄?

“父亲从侧面打听到这部机器花了三十多万银元后，对我们说，这种用了十多年的二手货在德国只值三成价，用不了十万银元，运费也顶多在三万左右。德国人严谨，讲信誉，不会欺骗客户，问题出在中国人身上。父亲说，这些年经手洋务的人，贪污中饱、得回扣的多得很。当年驻德国公使李风苞就是一个代表。他就是因为不与李凤苞同流合污而提前回国的。”

张之洞知道李凤苞在为北洋购买铁甲舰艇时贪污巨款，最后遭人告发，被抄家革职了。当年驻德使馆中的不少人都牵涉进去了，惟独身为二等参赞的徐建寅清清白白。

赵颂南说：“岳丈还对我说过，火药厂的经费开支很混乱。从国外购办的东西，包括原料和配件，都比通常情况要贵。就是从国内买的东西，包括建厂房的砖瓦材料开销都很大。而这两年来生产的黄火药数量很少，在国外这样的厂子早就倒闭了，火药厂是因为皇粮多才维持下来。这里的问题，要么办厂的人是大少爷，崽用爷钱，不心疼。要么就是蛀虫，把皇粮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了。”

张之洞听了这几句话后，心里很不是味道。火药厂是他一手筹办的，但建设的过程和建成后的生产尤其是财务上的管理，他基本上没有过问。

他相信徐建寅的所见不错，如此说来，自己至少是渎职了。

见总督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两郎舅以为是这些话让他不高兴了，于是不说话了。

“说下去呀，徐先生这些见地非常好，可惜，他生前没有告诉我。”

徐家保望了一眼赵颂南，得到姐夫鼓励的眼神，他继续说下去：“父亲不让我们对别人说这些，但他自己早几天却在酒席桌上忍不住对伍总办等人说，买这部机器的钱花得太多了，这里面保不准有名堂；又说厂里浪费太大，会办不下去的。当时，我就坐在一旁，听了也没在意。现在出了这场大惨案，我和姐夫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事情蹊跷。昨天跟叔叔说起这事。叔叔说，你们要跟张大人禀报，这对查清这桩事故有帮助。所以我们俩趁着今天香帅亲来吊唁的机会，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

赵颂南说：“说句实话，我们都怀疑这个事故是人为的，但没有确凿的根据，只是怀疑而已。”

张之洞说：“你们提供的这些情况都非常重要，我会认真对待的。这些话再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说罢，起身告辞。

这些日子里，张之洞心绪非常不好。火药厂的爆炸事件，很快在武汉三镇传播开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正道的、小道的、眼见的、耳闻的、想像的、猜测的、渲染的，把个事故说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甚至夸张到整个工厂夷为平地，百多号员工无一幸存的地步。中外各种报刊也相继报道，白纸黑字里说的也多半不是事实。张之洞每看到这种文字，又气愤又苦恼。

善后的事务是麻烦而头痛的。抚恤的银子发丁一批又一批，家属仍不满意，天天都有去厂里吵闹的人。现场的清理也很费事。二十多天过去了，事故发生地仍是乱糟糟的一摊破烂。工是自然上不成了，不少人已自动离开工厂，怕再出事故，更多的人则在等待今后的安排。火药厂已陷于瘫痪。更严重的是这桩事故，给湖北洋务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以湖北巡抚于荫霖为首的一批本就对洋务持反对或冷淡态度的各级衙门的官吏，如今借这个事故大做文章，大泼冷水，巴不得将湖北的这十多年洋务成绩一笔抹掉。二是对湖北省内近十万名在洋务局厂做事的技师和工人心理上的挫伤。炼铁炼钢，挖矿采煤，制造弹药，调试枪炮，无一不与“危险”二字挂上号；且工作场地简陋，设备不全，规章制度混乱，伤残死亡的抚恤条例阙如。不少洋匠说，西方的条件比你们好过百倍，还常出工伤事故，你们这里的管理一塌糊涂，隐患到处存在，出事故是正常的，不出事故才奇怪。洋匠们这一煽动，工人的心更浮动了。陈念扔告诉岳丈，兵工厂和铁厂有人在私下串联，工人们准备联合起来向厂方和总督衙门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抚恤条例，不能把工人不当人看待。这些事弄得张之洞心情更为烦躁。

关于火药厂里的事，陈念扔还告诉岳丈，通过十多天与厂里上上下下的接触，的确深感厂子的问题很多，尤其是总办伍桐山，许多人对他看不惯。他在广东原籍有家有室，来到汉阳不久便娶了一房姨太太，又在汉口和武昌两城各有一房外室。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另外，这两年伍桐山还从广东弄来一批他的朋友，包揽着厂子各重要部门，工人都说湖北的工厂让广东班给把持了。

陈念扔怀疑晋老大是作案人，而他背后的指使人便是伍桐山。因为徐建寅发现了购买机器上的舞弊情事，而舞弊者就是伍桐山，所以伍桐山要连人和机器一道炸毁，以便毁据灭口。陈念扔主张把伍桐山抓起来，严加审讯，事故的真相便可弄得个水落石出。

受张之洞委托，过问这个事故的陈衍不同意陈念扔的主张，他有他的理由。火药厂的事故固然疑点很多，人为的可能性很大，但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却很困难。一则最主要的两个人：晋老大和徐建寅都不在了，得不到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徐家保赵颂南的话是在徐建寅死后才说的，既无对证，便难保其中所说的都是真的。通常情况下，家属都有一种心态：即亲人的死非自己的原因，而是出于谋害。不能排除徐家人也有这种心态。三则伍桐山的种种挥霍奢糜，其银子的来源虽甚堪怀疑，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把他抓起来审讯。假若抓错了，事情如何收场?不如把事故定在“意外”这个范围内来办理，厚恤徐建寅和其他罹难者，尽可能把事故的影响减少为好。至于伍桐山，则不能再用，可以“管理不善”的过失来处罚他，让他离开火药厂，另委能干者来办，或者干脆就任命徐家保或赵颂南来接替总办一职，也是可以考虑的。

张之洞觉得女婿的主张和陈衍的分析都有道理。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作为湖北洋务事业的创始人，在处置这桩事故时他还不能不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人事，二是影响。

火药厂的事，认认真真地追查起来，最后的目标无疑是伍桐山。伍桐山这个人，张之洞过去对他并不了解，完全是看在伍廷芳的面子上才委派为火药厂的总办的。伍廷芳籍隶广东却生在新加坡，从小学习英文，后又在英国留学多年，以后在香港做律师做法官，再后来又人李鸿章幕襄办洋务。在张之洞的眼中，伍廷芳是一个很好的洋务人才。四年前，朝廷委派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路过武昌时，张之洞亲自宴请他。席上，张之洞谈起办火药厂的设想，伍廷芳完全赞成，并答应在国外尽力帮忙。又提议让他的堂侄伍桐山来武昌协助办厂。伍廷芳介绍了堂侄的经历。原来伍桐山在香港英国人开办的火药厂里做过八年的事，这两年在新会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也有二三十个工人。既是伍廷芳的侄儿，又有这样的经历，张之洞一口答应了。过两年，办厂的经费筹集差不多的时候，便将伍桐山聘来武昌，委派他办火药厂。伍桐山的精明能干很快赢得张之洞的信任，三个月后就任命他为总办，将整个火药厂交给了他，张之洞从此再没有过问了。现在如果抓起伍桐山，审查他的舞弊行为，则直接牵涉到伍廷芳。这几年伍廷芳作为驻美公使，给湖北的洋务事业帮助很大，一旦与伍廷芳交恶，对事业不利。

湖北所办的洋务局厂耗银太多，收效不明显，为此张之洞已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讦。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做“张屠财”，意即专门以钱财为屠宰对象，讽刺他滥用钱财。如果按念扔所说的作为一桩因贪污而致杀人灭口的刑事案来处理，则更为攻讦者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口实，对今后湖北乃至全国的洋务大局将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他这位洋务制台在内。十几年辛辛苦苦树立起的“名督能臣”的形象，将因此而被抹上一块大黑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