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以考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
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 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朝皇宫中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
“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
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
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
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
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
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
》：“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
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
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
》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
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
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
。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
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
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
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外篇 汉族的发展和演变（转）
更新时间:2006-8-8 21:22:00 本章字数:4749
华夏族是个逐步融合化扩大化的概念。公元前4000年，青藏高原居住着古藏缅族，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北部居住着夏族(首都今宝鸡市)，晋南关中洛阳一带居住着华族(首都今淮阳县)，淮河以南和汉江流域居住着蚩尤的先人。公元前2700年夏族领袖黄帝东进，战胜华族领袖炎帝，并在今新郑县定都，后来二族将汉江和淮河的领袖蚩尤灭掉，占据整个中原，华夏二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族。禹的儿子启破坏禅让制，建立了联邦制的夏王朝，定都登封县，这是华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夏国所直属的领土只包括中原和晋南，夏族老家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已经被藏缅族和吐火罗人占据，遗留在当地的夏族接受异族的殖民统治。
公元前1550年，居住在今商丘北一带的商部落(当时称东夷)灭掉夏中央，成了中原的主人，领土比夏朝多了徐州和山东西部。东夷在血缘上介于华夏族和通古斯族之间，外貌上与华夏族区别不太大，他们的区别主要在文化上，可称为华夏别支。经过500年统治，商部落完全华夏化。
公元前1050年，周部落灭商中央，建立了强大的周朝，周的领土比商朝多了关中和燕国。至于周的说法有两个，一说周部落是华夏族的一支，居住今太康县，后来迁到关中，经常与藏缅族的羌族和吐火罗打仗，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西戎的因子，文化理念与中原华夏开始有所差别，但作为华夏族在关中的移民，血缘上文化他们仍然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二说周部落是公元前2006年逃难来到甘肃的苏美尔人。不过有人说苏美尔人是公元前3100年由河西走廊移民到两河流域的夏族的一支。秦也是东夷一支，战国时期也彻底华夏化。楚国(统治阶级是黄帝系祝融氏后代，国民则属于蚩尤后代)与华夏族则有浓厚的血缘亲属关系，但文明落后(与东夷相似)，不过也于战国时期完全华夏化。
秦灭六国，华夏族与楚人相融合，秦始皇将大量华夏族楚族移民到河套，所以后来的匈奴、西部鲜卑的国民中都很多华夏族血缘者。西汉时期，一个以华夏族为基础的新民族(汉族)产生了。汉代汉族是由华夏族与东夷族、楚族融合而成的，也有部分羌族的血液。
据史料记载，东汉全国有7200万人口，后因战乱人口锐减至原来的1/3，即2400万，三国末期人口为2500万；曹魏、吴、汉休战后都在恢复生产建设，到西晋中期(公元300年)人口增长到3379万；西晋八王之乱人口死亡过半，到317年西晋灭亡时汉族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陕西一带羌、氐、匈奴有80万之众，而当地的汉族人口因战乱、逃亡也只有80万；至于山西则是匈奴羯族和鲜卑族的天下，他们也有80万之多，残留在当地的汉族只有100万人；河北的鲜卑人应该有80万，而当地汉族人口不过150万人；至于河南-山东一带主要是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而迁移至此的鲜卑族人则主要靠汉人每户五十石的租米来过活；敦煌一带多是中原流亡的汉族和当地汉族。后来30万羯人被冉闵基本杀绝；40万氐族随前秦从关中前往各地驻防，氐族由于分布太过于分散，不过50年就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中，苻坚被西燕和后秦消灭，苻丕被后燕灭，苻登为西秦灭。西秦又被匈奴胡夏灭，后秦被东晋灭，胡夏被吐谷浑灭。鲜卑慕容部、乞伏部在混战中被北魏、高云-冯跋、东晋消灭。到东西魏并立北方时，中国北方只剩下两个大的民族————汉族与鲜卑族拓拔部。(拓跋部鲜卑族4世纪初全部人口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由于在秦燕争雄的间隙，民间汉人恢复增长，368-407年的汉族人口全国恢复到3000万，东晋人口有1500万，所以北方民间汉族人有1500万。52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5240万，其中南朝2000万，北朝汉族2350万，混血儿400万，鲜卑杂胡490万。由于尔朱荣之乱而被屠杀的鲜卑羯和534年开始的东西鲜卑魏的互相攻伐，鲜卑族人口已经枯竭。由于周齐拒绝汉化，所以鲜卑族很少溶入汉族人血液，最后以大部分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和小部分溶入汉族而结束了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由于胡人以打仗为职业，所以胡人在200年的北方混战中大都战死，(尔朱羯族被斛斯椿杀光，侯莫陈悦又杀一遍，鲜卑族所剩无几)以至于西魏宇文泰不得不从汉族民间补充兵源，搞府兵，用当地汉族豪强带兵。八柱国中只有宇文泰和元欣是鲜卑族，其它的李弼(李陵后裔)、李虎、李远，赵贵，杨忠，王雄都是汉人。总的来说北朝后期胡将大大减少，汉族大将先后涌现，如西魏大将韦孝宽、杨忠的爸爸武川镇司马杨元寿、辽东汉族高欢、秦琼的爸爸北齐大将秦彝等等。从此，汉族人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军方也占压倒性优势，周齐隋唐的汉族将士及先祖大都崛起与东西魏并立时期。到了隋朝初年，关中、山西一带由于胡人战死，民间汉族增长和外地汉族重新回归，汉族已经占压倒优势。到公元581年，中国人口剩下4430万，其中南朝1800万，北朝汉族2000万，混血儿300万，鲜卑杂胡330万。所以隋唐北方汉族血统大概(2000+150)/2630=82%。
说一下南朝汉族，在秦岭淮河和扬州-镇江-溧阳-宣州-黄山-九江-武汉-常德-怀化-百色一线之间，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比如楚国在战国时期完全华夏化，四川被秦国占领后也逐步华夏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还有南京一带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原南迁的汉族移民逐渐超过了超过了当地吴蛮。(云南汉族最初是明朝穆英率领下的南京移民，后来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大量四川汉人涌入)所以这一区域汉族血统有90%，超过了北方汉族。
至于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则最多有60%的汉族血统，所以吴语、赣语、湘语难懂。上海-苏南自泰伯入苏州以来就是华夏族-吴蛮杂处，后来北方战乱南逃至此的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蛮。浙江以前属于越国，后来被华夏化的楚国灭掉，越人南溃，汉族涌入与山越(不属于百越而属于苗瑶语系的民族，畲族的祖先)杂居。湖南、江西则是汉族与大量武陵蛮(苗瑶族的祖先)、少量云梦闽越族杂居。不过咱们说句题外话，在血缘上和体表特征上南蛮比百越更接近汉族，这也是闽粤汉族与其它汉族显着不同的根据。
闽粤则可能有大量的百越族血统。福建人无疑具有闽越族血统，虽然汉武帝灭闽越后很多闽越土著和贵族被强制迁移到江淮和云梦，但是当时的汉族人仍然少于闽越族土著；直到后来大量固始汉族南迁，汉族才与土著人口相等。所以福建人的汉族血统充其量不超过60%，这注定了福建人有更多的百越特征。而两广可能有更多的南越族血统，这一点从他们跟越南人相似可以看的出来。两广至多有50%的汉族血统。粤语、壮语、闽南话-闽北话难懂，可见一斑。
金建国初期女真族有60万人口，后来入主中原的女真族有40万人，而金国治下的汉族人有4300万。金灭亡后，汉族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很难想象当时对女真恨之入骨的汉族杀之惟恐不及，居然会跟女真通婚！
蒙古帝国全国蒙古族人口不到150万，散布于亚欧大陆，而进入中原地区不会超过50万。而元朝的汉族人口有9730万，完全是压倒优势。元亡后，朱元璋对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云南的蒙古人吓的改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几百年来不敢说自己是蒙古人。
说南北朝时有民族的融合倒还说的过去，因为虽然在民族仇杀中羯、匈奴、氐、羌整个民族在中国被杀绝了，但是鲜卑族的的确确融进了汉族。但是在宋元时代，胡汉矛盾比抗日时期的中日矛盾要尖锐十倍，纯粹是民族间的一场血腥大屠杀，根本没有民族融合的条件。虽然胡人在战争初期取得主动，但是由于胡人意志的退化，胡汉人口对比的悬殊，胡人政权最终灭亡，并且在灭亡后遭到了汉民族报复性的血腥大屠杀，留在中国本土的胡人基本上被杀。(明初清初，由于中原瘟疫和战乱造成人口锐减，山西洪洞县城西大槐树移民迁往中原，这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北方汉族大迁移)。满族是金政权进入中原后留在东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到了本世纪，基本上融合于汉族，这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融合。200万满族人融合于3亿人口的汉民族，基本上改变不了汉民族的属性。所以汉民族是相对纯正的民族。
汉代，华夏族与南蛮融合成汉族，汉族形成。从此绵延至今！隋朝时，鲜卑族融入了汉族，形成新汉族。新汉族与汉代汉族文化上、血缘上一脉相承，没有太大差别，但差别还是有的，你可以看一下汉赋与唐诗的差别。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种的民族，只有相对纯种的民族。相对纯种的民族有汉族、藏族、大和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傣族、希腊族和德意志族。而典型的杂种有印度斯坦族、英格兰族、法兰西族、鞑靼族、土耳其族、保加利亚族等。
注：(1)数据来源：http://www.cpirc.org.cn/popnum.htm
种族与民族是不一样的！以血缘划分，世界上有四个种族：黑、白、黄、棕；在同一种族内部，按照血缘远近和文化的不同又分为多个民族。白种人内部差异很大，分印欧、乌拉尔、高加索、阿尔泰、闪米特含米特共5个亚人种。其中，斯拉夫、日尔曼、拉丁、希腊、阿尔巴尼亚、凯尔特、塞种属于印欧人种，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高卢属于凯尔特人，伊朗-塔吉克-阿富汗-印度斯坦属于塞种人。芬兰-匈牙利-保加尔人属于乌拉尔人种，黄白混血的突厥人属于阿尔泰人种(含有大量的黄种人北亚族群的血液)，犹太-阿拉伯属于闪米特含米特人种。德国和北欧都是日尔曼人，英格兰民族是来自德国的盎格鲁-撒克森部落的日尔曼人和直接从北欧或辗转法国北部来到英国的诺曼部落的日尔曼人的混血，美国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则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
按血缘关系和文化关系划分，黄种人内部分北亚族群、通古斯族群、汉族、藏缅(南蛮)族群、苗-瑶-畲族群、百越族群、南亚族群、南岛族群8个分支。南岛族群属于黄种人和棕种人的混合，所以皮肤稍黑。爱基思摩族、勘察加族、布里亚特蒙古族、新疆青海蒙古族、图佤族属于北亚族群；蒙古族、鲜卑族（锡伯族）、契丹族（达斡尔族）、满族、朝鲜族、大和族属于广义通古斯族群；藏族、缅甸族、羌-彝-哈尼族、土家族、基诺族、纳西族、白族、蜀人、巴人、楚蛮、吴蛮属于藏缅(南蛮)族群；苗-瑶-畲族；华南古越族(壮-侗-布依-黎-京族)、傣族-老挝族属于百越族群；柬埔寨高棉族、中国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印度南部蒙达族属于南亚族群；马达加斯加族、马来西亚-菲律宾的马来族、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族、台湾的高山族、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新西兰的毛利人属于南岛族群。平埔族应该是大陆渡海过来的古代百越族与当地土著南岛族群的混血。京族是以百越后裔骆越-僚为主体，同时也加入了南岛族群印度尼西亚族的占人，和南亚族群的高棉人，及少量汉人而重新组合而成的新民族群体。大和民族的人种更接近南岛，但语言更接近通古斯。最早居住在日本的是阿伊努人的祖先虾夷人，属于南岛民族，对大和民族影响极小；绳文时代，受黄帝南渐的影响，暗黄色皮肤的百越被迫南迁，一部分迁移到了日本，这些人构成了今和族的血缘的40%；接着浅黄色皮肤的通古斯民族经鞑靼海峡进入日本北部，由于人数太少，对大和民族血缘影响甚微，但是对日语有一定影响；弥生文化时代，前三世纪，韩族迁入日本西部，并于250年将日本统一，将大量通古斯语言融于日语，这批韩族占有今和族血缘的20%；同时中国的南蛮(吴蛮)大量迁移日本西部，将吴音带入日本，吴蛮占今和族血缘的20%；另外中国的汉族在秦朝、唐朝、明朝都曾经零星迁入日本，比如徐福东渡、鉴真东渡、朱舜水东渡等，将汉音、唐音带入日本，不过对日本血缘基本没有影响。
外篇 中国的货币
更新时间:2006-8-8 21:22:00 本章字数:1023
古代中国的货币体系以铜币为基础。更早的货币形式目前尚未被发现。最初的铜币形状多种多样，有刀币、布币、蚁鼻钱等很多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全国的铜币以秦国的铜钱为标准。由于浇注铜币使用砂模，铸造好的铜币带有毛边，所以在其中央留有方孔，以便用木棍串联起来打磨修锉。这种特殊的形状使它被赋予很多象征性的神秘主义解释，有人认为铜币的圆形代表「天」，中央的方孔代表「地」。铜币上面通常带有铸造时的皇帝年号。
金币在古代中国很罕见。春秋和战国时期，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曾经使用过金饼和金片。但是在其它的地区和朝代里，黄金主要用于装饰和保值用途。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的汉武帝曾经发行过白色的鹿皮货币，用于赏赐贵族和军事将领。除了铜币以外，棉布、丝绸、大米等生活物资也曾经作为货币的计算单位（而不是实际的货币）用来支付官僚和军队的薪饷。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虽然国库和官方银库里的白银按照统一的成色与重量铸造成元宝以便存放，但是流通的白银却不是铸币，而是以零碎的块状流通，在市场上使用时要经过计算成色、秤量重量这些繁琐的手续。大块的银锭要用夹剪切割，零碎的小块银锭需要在银匠那里重新铸造成更大的银锭。中国不使用白银铸币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性，官方无法为发行的银币提供担保，同时由于战乱频繁，民众经常将白银窖藏起来，导致市场流通额不足以支持银本位货币系统。
由于携带大量的铜币极其不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时期，出现了交子的纸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但是比起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来，它更象一种汇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沿用了纸币，并将其视为解决经济困难的妙法之一。他们不顾实际的货币流通额和经济水平，发行了大量没有保证的纸币，造成了最早的通货膨胀。元朝被由汉族人建立的明朝取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位保守的农本主义者。他认为纸币是异族的东西，应该加以摈弃。但是明朝自己也发行了名为「大明宝钞」的纸币。这种纸币在民间很少使用。
明朝中后期，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和铜钱一样普遍的金属货币。清朝时期，白银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单位（「两」）。清朝末年，墨西哥的银元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光绪皇帝在位时期，中国铸造了自己的银币，并设立了户部银行，发行正规的纸币。1935年，中国实行法币制度，正式废除银本位。根据1936年《中美白银协议》，法币一圆等于0.265美元。
外篇 中华文明伟大的生存法则
更新时间:2006-8-8 21:22:00 本章字数:16000
中华文明伟大的生存法则（转载）
中华文明的伟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比拟的！（本句是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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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 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就是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 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 “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 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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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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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 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 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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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太阳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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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 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
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太阳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太阳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太阳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